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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曾国藩也有相似的表述：“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但从他留下的文辞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更加倾向于“人力之所能为”。与“天之成事”相比，很显然曾国藩更加在意“人之谋事”，更注意自立与自强。
曾国藩说：“人当自强。”自幼，曾国藩就受到祖父的教诲：“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之下，曾国藩从小就发愤图强，6岁入私塾读书，8岁随父学五经，14岁应童子试，22岁考取秀才，28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后充文渊阁直学士，次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之后10年之中连升十级，官至二品。他能获得这么快的擢升，关键在于他的自强不息之念与刻苦修身之道。
在谈到自己的作为时，曾国藩以“挺身承担困难，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句子自勉。他认为，人应该担负责任，而不能躲避责任，应该像君子一样。君子不避灾难，能主动承担各种责任，并能够鼓舞世人，就在于其有自强的精神。
曾国藩所说的自强并非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他立志求学，要求极严，抱负很高。他曾对四位弟弟说：“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因此，他发愤读书。同时，他还立志向圣贤看齐。他在诗中写道：“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在这种远大志向的激励之下，曾国藩终生勤俭谨慎，学修不断。由此可见，他对“自强”二字的实行坚深又恒久。
曾国藩之所以坚持“自强”，并有建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宏毅的个性以及强烈的责任感。
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天下太平，因而，都按部就班地混日子。
金田起义爆发，大清国土上纷乱四起。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当时，曾国藩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征，平乱定国。
他打破旧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与叛军孤身奋战。叛军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其他人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即使孤立无援，进退两难，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影响。
他能够忍受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人他都举荐并委以重任。最终，曾国藩带领自己组建的湘军收复失地、平定叛乱，让社会得以安定，国家由此中兴。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自强”是源自于强烈的责任感，对于天下事，他从不做看客。因为他虚心实做，所以能够真正履行君子的责任；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
坚强的毅力与强大的自信是曾国藩追求自强的最突出的表现。即使处于人生的艰苦阶段，他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他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正因为他的坚持，正因为他心怀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毅力与自信不仅是曾国藩人格魅力中的闪光点，更是实践自强的必需要求。
很多人认为，自强就在于力量之强大，这是片面的理解。真正的强大不仅仅是力量大，自强的目的不是为了逞强或逞能。虽然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但多数都因逞能而大败，如古代的李斯、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都横绝一时，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够自保的。
因此，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逞能斗狠上求强。自强者，不仅在于增智强力，更在于强健自己的人格与志向。
曾国藩之所以光辉千古，就在于其在品德、事业及学问上的成就，能创造这些成就，与他品性的强毅和谦谨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禀性倔强，不自甘于颓废消沉，因此他勤奋学习。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都是坚持自强修身之道的结果。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人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战胜自己的过程，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没有这种自强的精神，人就有可能受到外界的诱惑而迷失自己的方向，就有可能经不住严峻的考验而丢掉自己的前途，现实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因此，一个人要成大事，就必须时刻坚持自强不息，不断完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