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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大富大贵，曾国藩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曾有言：“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在他看来，造成军事失败的原因，不是傲就是惰；而造成大官大贵人家的失败，也是“傲”或“惰”。因而，曾国藩认为，做人修身应该力戒傲、惰。
俗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傲慢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与其他人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危险境地。而谦虚让人得到尊重，戒骄戒躁则可以使头脑清醒，这对于为人处世都是大有裨益的。
事实上，年轻时的曾国藩并不谦虚。道光年间，曾国藩就已经在北京做官了。当时的他血气方刚，加之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因此，傲气满怀。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很喜欢与人争斗，尤其是“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初年，曾国藩奉旨在长沙办团练，动辄指谪别人，因此，弄到后来与湖南官场不合。虽然其中有些争斗曾国藩挽回了颜面，但由于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使得团练工作在开展之初十分艰难。
咸丰七年（1857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曾国藩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利的原因。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官场中的做人之道：“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自此，曾国藩变得谦虚起来。他不止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权势，也常常辞让。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然而，作为三四十万人马的最高统帅，曾国藩并没有丝毫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
到了晚年，曾国藩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看做是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
如果说“戒傲”在于保全身家性命，那么“戒惰”则在于保全家族的兴盛。在曾国藩看来，傲、惰是家败的两大原因。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从古到今，骄傲专横者都会好景不长，且常常会导致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而懒惰则会出现衰败颓丧之气象。因此，必须高度警惕。
成大事者最忌犯有奢惰之心，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处离乱之世，都不能有奢惰之心。同治三年（1863年），收复了江宁城后，曾国藩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矜自得、纵情逸乐，便将之全部遣散回原籍务农去了。曾国藩觉得，这些兵员已经产生了惰性，少了忧患危机意识，如果继续让他们参战，很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
曾国藩认为，人生百种弊病，都是由于懒惰而生。懒惰则松懈，松懈就不会严格要求自己，从而不会努力做事。一个环节松懈就会导致整体的松懈。曾国藩把“勤”作为兴家立业的根本，他说：“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二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
因此，做人应该有忧患意识，万不可懒惰，抛弃勤勉之心。
事实上，曾国藩的成就与其勤奋是分不开的。年轻时，曾国藩的天赋不高。有一天晚上，他在家背诵一篇文章，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依旧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一直潜伏在屋檐之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
可是那个贼人等啊等，曾国藩始终没能把文章完整地背诵下来，到了很晚，曾国藩还没有睡觉的意思。贼人最后忍不住，便跳了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
说罢，他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流畅地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曾国藩见此情景，不由地叹道：“这么聪明的人却只能当贼，而我天资不好，如果不努力，那只能做乞丐了。”于是，曾国藩学习起来就更加勤奋了。
有道是“一分辛苦一分人才”。一个人即便有好的天赋，若是不勤奋学习，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伟大的成功与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勤奋可以创造奇迹。
一直以来，曾国藩都持勤戒惰，他说：“‘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不独自己遵守“勤”字工夫，他还教育家人持勤戒惰，以勤兴家。
在教育弟弟的家书中，曾国藩说：“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教育儿子曾纪鸿，他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总而言之，骄奢与懒惰就如同溃堤之蚁穴，蚁穴看起来并不入眼，却能毁掉千里之堤。为了消除骄奢与懒惰，曾国藩提出了“以勤医惰”、“以谦治骄”的对策，他说：“家中万事，余俱放心，惟子侄须教一勤一谦二字。谦者骄之反也。勤者惰之反也。”从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的修身与戒傲、戒惰是分不开的，而且，他也确实做到了“勤”和“谦”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