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古代儒家君子做人讲求“慎独”。“慎独”出自《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过去的读书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所以对“慎独”可谓无人不知。但是，光知道慎独理论，没有实践则是枉然。而曾国藩的高明就在于对这一古老真理做了一辈子的实践，这不仅使他自己大受其益，还使他的家庭大受其益，更使社会大受其益。
曾国藩在逝世前的一年零一个月，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在这四条之中，慎独是根本，是“体”；其他三条是枝叶，是“用”。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慎独”的重视。
那么，“慎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南宋理学家朱熹解释：“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慎独并非追求空间上的独居、独处，而是追求心理、人格上的卓尔不群。正所谓“驰逐于外，修治于内”。一个杰出的人，即使功勋在外，也不能没有内心的修为。相反，一个真正有为的人，更加注重内心的修为。
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就在人格上对自己有一种很高的期望。这种期望不同于外在的功利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为此，他的价值取向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自省、自责、自胜、自强的圣贤之路。
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曾国藩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吾有志学为圣贤。”何谓圣贤？曾国藩认为，圣贤不仅要能名传海内，更要能降服自心。
纵观历史，环顾现实，发现有许多人有能力征服别人，甚至征服天下，却没办法征服自己。有一句古语：“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服自心。”在人生路上，有美人关、金钱关、名誉关、权势关……大多数人都过不了这些关，他们可以降服别人，却不能降服自己，因此，始终成不了圣贤。
在曾国藩看来，圣贤就是有本事“降伏自心”的人。曾国藩以他们为榜样，可见其志趣的超凡脱俗。“降服自心”也就是征服自己，也就是《四书》、《五经》中的“正心”、“诚意”，而用功的方法就是“慎独”。
在曾国藩四条日课中，第一条“慎独则心安”是这样写的：“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从曾国藩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一个人要自修，就要养心，而要养心要寡欲，更要内省。在曾国藩看来，慎独是做到内省、寡欲，并达到养心、修身的办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慎独是可以“切实行之”的事情。
关于慎独，曾国藩不仅有理论阐述，更能自觉地实践慎独功夫，严格地对待自己，并反省自己的行为。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1842年），曾国藩与一位叫小珊的朋友闹了一场别扭。事后，他下定决心重新做人。初九日，曾国藩即撕下“面子”，主动找小珊认错。十三日，他又与另一位朋友请小珊吃饭，释怨于杯酒之间。
关于这件事情，曾国藩在日记中有相关的叙述，同时，他还写下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自责：“晡时，赴小珊处。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漫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自我反省之严，行为之慎。在曾国藩的著述中，反复出现诸如“戒”、“慎”等语，其对于自己的要求之严苛，可见一斑。在去世前的第四天，曾国藩已经62岁，但那种惭愧自责的心情与他30岁初修慎独时的心情几乎一模一样，他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正因为他没有一天不是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的人格为人所敬，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
曾国藩齐家、练军、治国，所在功绩赫然，天下瞩目。他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他慎独，心地干净，从而感动了他人。全军上下都自觉地服从他的约束，地方官民都自觉地谨守他的教化。他的后继者李鸿章接待他人时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播弄之。唯事曾国藩，有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这种不怒而威的感化效果，充分证明了曾国藩慎独之功的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