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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的存在非常普遍，它非常逼真地反映了日常人际关系和各种活动，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博弈最大利益的打算，所以即使进行多次竞争，对立的双方依然会陷入困境中，达到“纳什均衡”。
在商业活动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囚徒困境”的案例，比如广告竞争：一家公司和另一家公司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两家公司的广告相互影响，也就是说一家公司的广告如果容易被客户广泛接受，那么这家公司将会夺取另一家公司的部分利益。可是如果两家公司同时发出质量相似的产品广告，其成本增加得很快，而收入却增加很少。如果其中一家公司不提高广告的质量，生意势必被另一家公司夺去。其实这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合作，相互之间达成协议，减少广告的费用；其二，背叛，加大广告开支的力度，想方设法提高广告的质量，让对方败下阵来。
第一种方法无疑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可是两个竞争的公司很难信任对方，所以根本无法合作，背叛成了他们选择的策略。于是，两家公司往往同时陷入广告战中，而广告费用的增加会损害这两家公司的收益，他们都陷入了“囚徒困境”里。
1992年的英镑事件其实也是一次“囚徒困境”的博弈。在那次事件中，意大利、英国、德国等国的共同利益就是创建统一的欧洲共同体；可是各国在考虑统一货币的利益时，都在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且德国在这些国家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既是德国货币稳定的保证，又是欧洲汇率机制的基础，它的双重身份促成了“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
被称为金融天才的索罗斯能够利用量子基金发起攻击的主要原因是：从各方面看，德国联邦银行总裁都表示不会放弃本国的利益。而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家在自己国家利益有损失时，一定会倾向于自保。于是双方产生了分歧，在这种背景下，有关各方更是拒绝承认自己错误的立场，于是这又进一步加重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索罗斯正是利用这套机制获取暴利的。
生活中的两人博弈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往往有很多人参与博弈，比如商场中的价格战，在这种多人一起博弈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小失误或者小问题都会使其中的某个博弈者采取背叛措施，而其他参与者也会效仿，最终导致所有的人都选择了背叛。更糟糕的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没有人会选择主动合作了，所以说在“囚徒困境”中的人越多，其合作越不稳定。
有一群待宰的猴子恰当地演绎了“囚徒困境”的经典版本。
一个人把一群猴子关在一个大笼子里，每隔一天就打开笼子抓出一只猴子杀死。
所以，每次猴子们看到屠杀它们的人来的时候都非常紧张，它们在那里一动不动，生怕一动就引起对方的注意，而被选中杀掉。当这个人把目光落在其中的一只猴子身上时，显然，其他猴子希望他立刻把被选中的猴子抓走，因为在这个人抓住猴子的时候，没被选中的猴子则表现得非常兴奋。当那只被选中的猴子拼命反抗时，其他的猴子则在一边幸灾乐祸，就这样，这群猴子最终都被宰了。
假如这群猴子肯群起而攻之，虽然不能全部逃跑，但肯定有一部分会有生还的希望。可是，即使是想反抗的猴子，也因为不知道其他的猴子是不是会和自己一起反抗，所以最终选择了无动于衷，因为如果其他猴子没反抗，那么它就会因反抗而引起屠杀者的注意，这对自己显然是不利的。
在人类的生活中，类似的情况常常出现。
一位刚去美国的印度人去一家印度餐厅吃饭，恰巧那天店里遇到了劫匪。劫匪拿着一把刀子指向老板，而老板把柜子里仅有的三百多美元现金都给了劫匪。劫匪逃跑之后，印度客人看到老板没有报警，便问其原因。老板回答：“报警没什么用，警察到这里至少需要半个钟头，那时这些劫匪早就跑远了。”印度客人不相信老板的话，因为他在自己国家时听说美国警察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在案发3～5分钟内就能赶到现场，为了验证这位老板的话，他按响了警铃。
后来果然和老板所说的一样，他们等了半个小时，才来了两个警察，而且警察若无其事地做完笔录后就离开了。
印度客人气得大骂美国警察不负责任，让人没想到的是印度老板却为美国警察辩解：“这也不能全怪警察不负责任，要怪只能怪我们国家的人在开始时没开个好头。说句良心话，这些警察其实是很负责任的，其他地方发生抢劫案，警察都会在很短的时间赶到现场，只有印度餐厅例外。”
“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种族歧视吗？”
“那倒不是，其实这里刚开了几家印度餐厅的时候，遭到抢劫时美国警察也会很快赶到现场，当时就把劫匪逮捕，可是因为受害者担心劫匪报复，竟然不愿站出来指证劫匪，于是警察只能把抓住的劫匪当场释放。后来美国警察对来自印度餐厅的报警不再关注了，时间长了，就发生了现在这样的情状，而且劫匪们根据长时间作案的经验，也明白了这些餐厅管理者的心态，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这些劫匪很少在其他商店抢劫，因为风险太大，这些商店不但敢报警，而且还会主动和劫匪搏斗，即使劫匪在得手之后，也很难安全逃走，尤其是犹太人的商店，劫匪们几乎从来不去抢劫他们的商店。因为犹太人不仅会在遭劫后立刻报警，而且还会督促警察办案，假如他们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主动出资悬赏缉拿劫匪。遇到这样的商家，劫匪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少抢甚至不抢犹太人。而整条街上只有两家犹太商店，印度餐厅则有八九家，虽然印度餐厅的人数比较多，可是遭抢的次数却是犹太人的几倍。”
正因为那些印度人不愿出面指证劫匪，所以才不断地招致劫匪的骚扰，这些印度人其实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也正因为他们理性得只顾个人的利益，反而使个人利益不断地受损。他们的沉默对自己来说是最理智、最经济的选择。可是对整体而言却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他们其实也是沉默的受害者，并形成了恶性循环。
还有一种社会现象也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沉默的“囚徒困境”。
比如有人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有小偷在偷其他人的东西，即使看到了，这个人也不愿意当众揪出小偷，至多是侧面提醒一下或者在小偷下车后告诉被偷的人。
没被偷的人大概抱着这样的心态：反正我也没被偷，假如我出面指证小偷，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可能受到小偷的攻击；现在我不指出来，虽然这于我无益，可是起码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我为什么要指证呢？
见过小偷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偷东西的时候往往发出这样一种信号：谁多事就殴打谁。小偷的心理活动大致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与此事无关的人指出自己的错误，而不殴打这个人，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抓捕行动，所以窃贼必然殴打把他指出来的人。而对周围的人来说，他们情愿屈服于小偷的威胁，也不指出他；对小偷而言，众人如果不反抗，他也不愿暴露目标，相安无事。
这种“沉默的困境”其实和那群待宰的猴群没有什么区别，整个人群的沉默不仅会让社会风气恶化，而且对个人而言也是有害处的。因为这一次倒霉的虽然不是你，可是以后你倒霉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就像那些待杀的猴子一样，天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轮到自己，所以人们应该勇于跳出这种困境，以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其他人，加大道德的宣传力度，这样才能解决“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