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
四天以来,彭楚克从早到晚和党委会派来的一些工人在一起,教他们学机枪技术。工人一共有十六个。他们的职业、年龄,甚至民族都不相同。有两个搬运工人,一个是波尔塔瓦的乌克兰人贺维雷契柯,一个是入了俄罗斯籍的希腊人米哈里季;一个姓司捷潘诺夫的排字工人;八个钢铁工人;一个姓捷林柯夫的巴拉莫诺夫矿的采矿工人;一个姓盖沃尔克扬茨的亚美尼亚人,是个十分瘦弱的面包匠;一个入了俄罗斯籍的德国人姚干尼·列宾得尔,是一个老钳工;两个机车修理厂的工人;而带着第十七封介绍信来的却是一个女的,她穿着一件步兵棉制服,穿着一双很不合脚的大靴子。
彭楚克从她手里接过封着口的信,没有明白她的来意,就问道:
“您回去的时候,可以到司令部去一下吗?”
她笑了笑,很不好意思地理着头巾下披散出来的很大的一绺头发,怯生生地说:
“我是到您这儿来……”她压制着一时的窘急心情,顿了一顿,说:“当机枪手的。”
彭楚克的脸涨得通红。
“他们这是怎么回事,疯了吗?怎么,我这儿是妇女大队?……请您原谅,您干这种事很不合适:这是一种重活儿,需要有男子汉的气力……这怎么行呢?……您不行,我不能收留您!”
他皱着眉头,拆开信封,把介绍信匆匆看了一遍,只见介绍信上简单地写着,介绍党员安娜·波古德柯同志前来听他的指挥,他又把附在介绍信里的阿布拉姆逊的亲笔信看了几遍。
亲爱的彭楚克同志:
我们把安娜·波古德柯这个好同志派给您。我们答应她的热情、坚决的要求,把她派给您,希望您把她训练成一个能征惯战的机枪手。我很了解这个姑娘。我热诚地把她推荐给您,请您注意一个问题:她是一个很可贵的工作人员,但是性子急躁,有一股狂热劲儿(因为她还年轻呀),您要防止她做冒失的事,要爱护她。
毫无疑问,那八名钢铁工人是您的队伍的骨干,是核心;其中应特别看重包高伏依同志,这是一位十分干练、对革命十分忠诚的同志。您的机枪队,从成员上来说,是国际性的,这很好:一定会有较强的战斗力。
请加快训练吧。有消息说,好像卡列金正准备向我们进攻呢。顺致同志的敬礼!
斯·阿布拉姆逊
彭楚克对着站在面前的姑娘看了看。这是在莫斯科街上一幢楼房的地下室里,就是在这里进行训练的。微弱的光线给她的脸涂上一层阴影,使脸的轮廓显得很模糊。
“好吧,有什么办法呢?”他很不热情地说。“如果您自己愿意……阿布拉姆逊又这样要求……您就留下来吧。”
大家密密层层地围着张大了嘴的“马克辛”机枪,一齐伸着头,后面的人靠在前面的人的背上,用如饥似渴的好奇目光注视着彭楚克怎样用他的一双巧手得心应手地把机枪拆散开来。彭楚克又用准确、有意放慢的动作把机枪装起来,一面讲解着各种零件的构造和作用,教授使用方法,告诉大家怎样瞄准,讲解在弹道上的射程误差和子弹的最远射程。讲授作战时怎样安置机枪,才能避免敌人炮火的轰击;他躺在涂了保护色条纹的护板下面,讲解怎样选择好地势,怎样安置子弹箱。
大家学起来都很顺当,就是面包匠盖沃尔克扬茨不行。他怎么都学不会:拆卸的规则彭楚克不管教他多少次,他怎么都记不住,老是弄不清,手忙脚乱,很不好意思地嘟哝着:
“怎么不行啊?唉,我……搞错啦……这玩意儿应该往这儿安。还是不行!……”他失望地叫道。“为什么呀?”
“还要问‘为什么’呢!”黑脸膛的、额头和两腮上有许多火药炸出的青点子的包高伏依学着他的腔调说。“因为你是个糊涂虫,所以才不行。你好好瞧着!”他很有把握地把一个零件安到本来的地方,做个样子给他看。“我从小就喜欢军事工作,”他在一片哄笑声中,用手指头指了指自己脸上的青色伤瘢,“我做大炮,大炮炸啦,所以我才倒了霉。不过,我现在就可以露一手啦。”
他的确比大家更顺利、更快地学会了装卸和使用机枪。不行的只有盖沃尔克扬茨一个人。常常可以听见他那带哭腔的、懊丧的声音:
“又不对!为什么呀?我真不明白!”
“笨驴,笨——驴!这么笨的,一个省只能找到一个!”脾气很坏的希腊人米哈里季生气地说。
“真是一个少有的糊涂蛋!”一向沉静的列宾得尔也附和说。
“这可不像你做面包!”贺维雷契柯鼻子哼哼着说。大家都毫无恶意地笑了。
只有司捷潘诺夫红着脸,生气地说:
“应该教教自己的同志,不应该龇牙咧嘴的!”
又高又大、胳膊粗壮、上了年纪的机车厂工人克鲁托果洛夫支持他的意见,瞪大了眼睛,摇晃着铁锤一般的拳头,粗声粗气地说:
“你们只顾笑,动都不动,对事情毫无益处!彭楚克同志,你叫这些活怪物安静点儿,或者叫他们滚蛋!革命正受着威胁,可是他们只顾笑话人!”
安娜·波古德柯学得十分带劲儿。她老是缠着彭楚克问这问那,扯着他那难看的夹大衣袖子,时时刻刻不离开机枪。
“如果散热筒里的水冻住,那怎么办?如果遇到大风,误差是不是也大些?那又该怎么办,彭楚克同志?”她问了一个问题,又是一个问题,并且带着期待的神情用两只黑黑的大眼睛看着彭楚克,那眼睛里闪着晃动不定的、暖人的亮光。
她在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总感到很拘谨;他好像要为这种拘谨对她进行报复,所以对她要求特别严格,样子显得格外冷淡,但是,每天早晨七点整,她瑟瑟缩缩地把两手插在草绿色棉袄的袖筒里,刷刷地拖着两只肥大的步兵靴子,准时走进地下室的时候,他就感到有点激动,有一种很不平常的心情。她的个头儿稍微比他矮一点儿,她的体格也像所有健壮的、一向从事体力劳动的姑娘们那样丰满,背也许稍微有点驼,而且,如果不是那一双有神的大眼睛使她显得光彩照人的话,也许她算不上多么漂亮。
四天的工夫,他都没有看清楚她的面貌。地下室里光线昏暗,而且不好意思、也没有闲工夫仔细去看她的脸。第五天傍晚时候,他们一同走了出来。她在前面走;她走上台阶的最后一级,朝他转过脸来,问一个问题,于是彭楚克借着夕阳的光辉看了看她的脸,心里不禁哎呀了一声。她用习惯的姿势理着头发,微微仰起头,斜着眼睛朝他看着,等候着回答。但是彭楚克没有听清她问的问题;他带着一种甜得醉心的感觉慢慢往上走着。她的两个被夕阳照成了粉红色的鼻孔,因为使劲儿(她没有解下头巾,所以整理头发很不得劲儿)微微抖动着。嘴的线条显得很刚强,同时却又像小孩子一样柔和。微微翘起的小嘴唇上有一层细细的黑茸毛,使不很光滑的白皮肤显得更白。
彭楚克好像被打了一下似的,低下头去,用感慨和开玩笑的口吻说:
“安娜·波古德柯……第二号机枪手,你很漂亮,不知道谁有福气消受啊!”
“胡说!”她很自信地说,并且笑了笑。“彭楚克同志,你胡说!……我是问:咱们什么时候去打靶?”
她这一笑,显得更单纯、更亲切、更容易接近了。彭楚克挨着她站住;他呆呆地望着大街的尽头,太阳还呆在那里,向整个寰宇投射着红红的霞光。他小声回答说:
“打靶吗?明天去。现在你上哪儿去?你住在哪儿?”
她说她住在城郊一条胡同里。他们一同走去。走到十字街口,包高伏依追上了他们。
“喂,彭楚克!明天咱们怎么集合?”
彭楚克一面走,一面告诉他,在清静林外面集合,让克鲁托果洛夫和贺维雷契柯用马车把机枪拉了去,上午八点钟集合。包高伏依同他们一起走了两条街,就分手了。彭楚克和安娜·波古德柯一声不响地走了几分钟。她斜着瞟了他一眼,问道:
“您是哥萨克吗?”
“是的。”
“以前是军官吧?”
“哼,我算什么军官!”
“您是哪儿人?”
“诺沃契尔卡斯克人。”
“到罗斯托夫很久了吗?”
“才来几天。”
“以前在哪儿?”
“在彼得格勒。”
“哪一年入党的?”
“一九一三年。”
“您的家在哪儿?”
“在诺沃契尔卡斯克。”他急急忙忙回答过,就带着请求的神气伸出一只手来。“等一等,让我来问问你吧:你是罗斯托夫人吗?”
“不是的,我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人,但是这两年住在这儿。”
“现在我再问问……你是乌克兰人吗?”
她踌躇了一下,随后很果断地回答说:
“不是。”
“是犹太人吗?”
“是的。怎么啦?难道从我的口音可以听出来吗?”
“不是的。”
“那你从哪儿看出我是犹太人?”
他一面缩小步子,尽量和她走齐,一面回答说:
“从耳朵,从耳朵的样子和眼睛可以看出来。不过你身上保留的民族特征是很少的……”他想了想,又补充说:“你来到我们这儿,这很好。”
“为什么?”她问道。
“你可知道:大家对犹太人有一种看法,我知道有许多工人就是这样想的,我自己就是工人嘛,”他顺便提了提,“认为犹太人只会支使别人,自己见了危险却不肯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你现在就是用最好的办法驳斥这种错误的看法。你念过书吗?”
“念过,我是去年中学毕业的。您受过什么教育?我这样问,因为从您的言谈上可以看出,您不是工人出身。”
“我是读过很多书。”
他们慢慢走着。她故意绕着路走,简单地讲了讲自己的身世以后,又向他问起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彼得格勒工人的情形和十月革命等问题。
沿河街上传来闷声闷气的步枪声,接着就是断断续续的机枪声打破了寂静。安娜不肯放过机会,问道:
“这是什么型号的?”
“路易斯。”
“子弹带打到哪一部分啦?”
彭楚克没有回答,观赏着停泊在岸边的一艘扫雷艇上射出的一道橙黄色的、像挂了一层绿霜似的探照灯光,那灯光像一条长长的胳膊,一直伸向落日映红了的傍晚时候的天空。
他们在行人稀少的城市里走了三个多钟头,最后在安娜住的房子的大门口分手。
彭楚克回来的路上,心里暖烘烘的,模模糊糊有一种十分满意的感觉。“真是一个好同志,一个聪明姑娘!我和她谈得很投机,所以心里感到很温暖。这些日子我太不近人情了,人和人友好交往还是必要的,要不然干巴巴、冷冰冰的,就像士兵吃的面包干一样,那样可不好……”他这样想着,欺骗着自己,而且自己也知道自己在欺骗自己。
阿布拉姆逊刚刚开完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回来,向他问起训练机枪手的情况,又顺便问到安娜·波古德柯:
“她怎么样?如果她不合适的话,我们可以派她去做别的工作,调换调换。”
“不用,你说的什么话!”彭楚克吓了一跳。“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姑娘。”
他觉得有一种几乎压抑不住的愿望,很想谈一谈她,他拿出很大的劲儿压了压,才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