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朵朵白中带黄的行云，就像一只只挺胸翘头的木船，从诺沃契尔卡斯克的上空静静地飘过。在白云上面的高空里，就在闪闪发光的教堂圆顶正上方，一动不动地高挂着一片灰色的、像卷毛羊羔皮一般的乌云，乌云有一条波浪式的长尾巴低低地垂着，在克里维扬镇的上空放射着红光。

不太明亮的太阳渐渐升了上来，但是将军府的一面面窗子经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目的亮光。一座座房子的铁顶闪闪发光，叶尔玛克的铜像上，还保留着昨天的雨的潮湿，铜像的一只手向北伸着，举着西伯利亚王冠。

一排哥萨克步兵，正顺着下斜的克列欣街往上走。他们那步枪上的刺刀被阳光照得亮闪闪的。偶尔有稀疏的行人和轧轧响的马车走过，哥萨克们的清晰而轻微的脚步声也没有搅动早晨的清静。

这一天早晨，伊里亚·彭楚克乘火车从莫斯科来到诺沃契尔卡斯克。他最后一个走出车厢。他时不时地拉拉旧夹大衣的衣襟，觉得穿上便衣很不得劲儿，很不习惯。

站台上，一名宪兵和两位年轻姑娘走来走去，两位姑娘不知为什么在笑着。彭楚克腋下夹着一个廉价的、破旧的手提箱，朝城里走去。一直走到城边的街头上，几乎都没有遇到人。半个钟头之后，彭楚克便斜穿过城市，在一座快要倒塌的小房子前面停下来。这座很久没有修缮的小房子显得十分寒伧。处处可以看到年久失修的痕迹。就因为年久失修，屋顶塌陷下去，墙也歪斜了，护窗板摇摇晃晃地耷拉着，窗户也像瘫了一样歪斜着。彭楚克推开院子门，朝房子和狭小的院子激动地打量了一眼，便匆匆地朝台阶走去。

狭小的过道里，一个装满各种破烂儿的大柜子占了一半的地方。因为太黑，彭楚克的膝盖碰到柜子角上，也没有觉得疼，就一把推开屋门。低矮的小堂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他走进另一间屋子，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就在门口站住了。他一闻到这房子里所特有的那种异常熟悉的气味，心就怦怦跳了起来。他一眼就看清了所有的陈设：挂在正屋堂前的粗重的圣像框子，一张床，一张小桌，桌子上头挂的一面斑斑驳驳的旧镜子，几张相片，几把破旧的维也纳式椅子，一架缝纫机，炕边还放着一个很久没有用、颜色发了乌的火壶。彭楚克的心忽然猛烈地跳动起来，就像在窒息时那样，用嘴吸着气，转过身去，扔下手提箱，朝厨房里打量了一遍，上过绿漆的大肚子炉子还是显得那样亲切，一只老花猫正从浅蓝色的印花布窗帘后面探出头来张望；猫的眼睛里流露着懂事的、差不多和人一样的好奇神情，可以看出来，来这里的人是很少的。桌子上乱七八糟地放着没有洗的碗碟，旁边的凳子上放着一团毛线，一只未织成的套袜的四个角上还穿着亮闪闪的织针。

八年来，这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好像彭楚克昨天才离开这里似的。他跑到台阶上。从院子尽头上的棚子的门里走出来一个老得和劳累得弯腰驼背的老奶奶。“妈妈！……当真是吗？……是她吗？……”彭楚克哆嗦着嘴唇，迎着她跑过去。他扯下头上的帽子，攥在手里。

“您要找谁？您找谁？”老奶奶拿手遮在失去光泽的眉毛上，一动不动，惊愕地问道。

“妈妈！……”彭楚克低沉地喊道。“你怎么，认不出我啦？……”

他跌跌撞撞地朝她走着，看见母亲听到他的叫声，就好像被撞了一下，身子摇晃了两下，看样子，她是想跑过来，但是没有劲跑，于是她一冲一冲地朝前走来，好像是顶着风走。彭楚克一把抱住就要摔倒的母亲，亲她那皱皱巴巴的瘦脸，亲她那因为惊骇和狂喜而模糊了的眼睛，他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一个劲儿眨巴起来。

“我的伊里亚！……伊留沙！……乖孩子！我都认不出啦……天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呀？……”老人家小声嘟哝着，试着直起身子，用两条发软的腿站住。

他们走进房里。经过几分钟的深深激动之后，彭楚克这才又感觉到穿着别人的大衣十分难受——大衣太瘦，把两边胳肢窝勒得紧紧的，一行一动都感到别扭。他轻松地把大衣脱掉，坐到桌子跟前。

“真没想到还能看到你活着回来！……有多少年没见面啦！我的好孩子呀！我怎么能认出你呀，你长得这么高，都老啦！”

“哦，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妈妈？”彭楚克笑着问道。

她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话儿，忙活起来：生火做饭，往火壶里添炭，一面在泪汪汪的脸上抹着眼泪和炭灰，一遍又一遍地跑到儿子跟前，摸摸他的手，身子哆哆嗦嗦地靠到他的肩上。她烧热了水，亲自给他洗了头，从柜子底下找出旧得发了黄的干净衬衣，又伺候儿子吃饭，后来一直坐到半夜，眼睛就没有离开儿子，问长又问短，唉声叹气地直点头。

彭楚克躺下睡觉的时候，附近的钟楼上已经敲了两点。他很快就睡熟了，而且他在入睡的时候，已经忘记了现实：他觉得他还是职业学校的顽皮小学生，跑累了，就躺下来，美美地睡了起来，他担心妈妈会从厨房里跑来，推开门，很严厉地问他：“伊留沙，功课做好了吗？”他就这样带着紧张而愉快的笑容睡着了。

在天亮以前，妈妈来看过他好几回，给他掖掖被子，垫垫枕头，亲亲他那耷拉着一绺淡褐色头发的大额头，又轻轻地走开。

过了一天，彭楚克又走了。这天早晨，有一位身穿步兵大衣、头戴新军帽的同志来找他，小声对他说了些什么，彭楚克就忙活起来，匆匆地收拾手提箱，把母亲给他洗过的衬衣放进去，又难受得皱着眉头，把那件大衣穿起来。他匆匆忙忙地和母亲道别，答应过一个月再回来。

“你上哪儿去呀，伊留沙？”

“上罗斯托夫，妈妈，上罗斯托夫。很快就要回来……你……妈妈，你别难过！”他安慰老人家说。

她匆匆忙忙地摘下自己贴身挂的一个小十字架，一面亲着儿子，为他画着十字，一面把十字架挂到他的脖子上。她把十字架的线带往儿子的领子里掖，手指头直哆嗦，彭楚克感觉出她的手冰冷。

“挂上吧，伊留沙。这是圣徒尼古拉·米尔里吉斯基十字架。大慈大悲的圣徒啊，保佑、拯救我的孩子吧，你要给我的孩子除灾除难……我只有这一个孩子呀……”她把红红的眼睛紧紧贴到十字架上，小声嘟哝着。

她一次又一次地紧紧搂抱儿子，十分激动，嘴唇角哆嗦着，痛苦地耷拉了下来。一滴又一滴的热泪，就像春雨一样，滴在彭楚克的毛茸茸的手上。彭楚克把母亲的胳膊从自己的脖子上掰开，便皱着眉头跑到了台阶上。

罗斯托夫车站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地上扔的烟卷头和葵花籽壳能没到踝子骨。当地驻军的士兵在车站广场上出卖公家的制服、烟丝以及偷来的一些东西。这里的人有各种民族的，这在大多数南方滨海城市是常见的。人群慢慢移动着，喧闹着。

“阿司——司——司莫洛夫的烟卷儿，阿司莫洛夫的烟卷儿零卖啦！”卖纸烟的孩子吆喝着。

“贱卖啦，先生……”一个形迹可疑的东方人，很神秘地对着彭楚克的耳朵小声说，并且朝着自己的大衣那鼓鼓的大襟挤了挤眼睛。

“炒葵花籽儿！葵花籽儿！”许多娘们儿和年轻姑娘在车站进口处吱吱哇哇乱叫。

六个黑海水兵在人群里穿过，一面走，一面哈哈笑着，高声说着话儿。他们都穿着水兵制服，戴着水兵帽，纽扣闪着金光，肥大的裤脚扫着尘土。人们都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路。

彭楚克走着，慢慢地在人群里钻着。

“金的？！见他妈的鬼！你这是做火壶的那种金子……怎么，难道我看不出来吗？”一个瘦弱的电报兵冷笑说。

那个卖东西的人摇晃着一条来路不明的、沉甸甸的金链子，十分气忿地大声对他说。

“你看出什么？……是金子！是赤金，不瞒你说，这是从一个调解法官那里弄来的……哼，不识货，去你的吧！你根本没眼力……这样的东西你都不要？”

“轮船不开啦……简直是胡闹！”旁边有人说。

“为什么不开？”

“这是报上登的……”

“快，弄到这儿来！”

“我们赞成五号 。不然就是不行……”

“玉米粥！香喷喷的玉米粥！请尝吧！”

“兵车司令答应啦，他说明天就开车。”

彭楚克找到了党委会的楼房，顺着楼梯上了二楼。一个手持上了刺刀的日本式步枪的工人赤卫队员拦住他，问道：

“同志，您找谁？”

“我要找阿布拉姆逊同志。他在这里吗？”

“左面第三间屋子。”

一个大鼻子、头发黑中夹白、个头儿不高的人，将左手的手指头插在西服上衣的衣襟里，有板有眼地挥动着右手，正在严肃地对一个上了些年纪的铁路工作人员说话。

“这样不行！这可不是组织！用这样的方式去宣传，你们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从那个铁路工作人员脸上那窘急而抱愧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很想说几句话，解释解释，但是黑头发的人没有让他开口；他显然非常激动，不愿意听对方的话，也不愿看他的眼睛，只顾喊叫：

“您要立即撤销米特琴柯的工作！对你们这里的情形，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维尔霍茨基要受革命法庭的制裁！把他逮捕了吗？是吗？……我坚决主张把他枪毙！”他声色俱厉地把话说完了，这才朝着彭楚克转过气红了的脸；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就生硬地问道：“您有什么事？”

“您是阿布拉姆逊吗？”

“是的。”

彭楚克把证件和彼得格勒一位负责同志写的介绍信递给他，便在一旁的窗台上坐了下来。

阿布拉姆逊仔细地看完了信，皱着眉头笑了笑（他因为自己刚才大声喊叫，觉得很不好意思），很客气地说：

“请稍微等一下，咱们马上来谈谈。”

他把满脸是汗的铁路工作人员打发走以后，自己也走了出去，过了一小会儿，他领进来一位大个子、脸刮得光光的军人，那人的下巴上有一道刀砍的青伤疤，很有正规军军官的风度。

“这是我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你们认识认识吧。这位同志……对不起，我忘记您贵姓啦。”

“我姓彭楚克。”

“……彭楚克同志……您好像当过机枪手吧？”

“是的。”

“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位军人笑了。

他那整个的一条伤疤，从耳朵边直到下巴，都因为这一笑变成了粉红色。

“您能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工人赤卫队中挑选一些人，给我们组织一支机枪队？”阿布拉姆逊问道。

“我尽力去做。问题就在于时间。”

“那么，您需要多少时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那个军人朝彭楚克探着身子，带着期待的神气很憨厚地笑着，问道。

“只要几天就行。”

“那好极啦。”

阿布拉姆逊擦了擦额头，带着十分激动的语气说：

“城防部队士气太差，实际上已失去战斗力。彭楚克同志，我们这里也和所有的地方一样，就指望工人啦。水兵是好的，可是步兵……所以，您想必明白，我们就希望自己有一支机枪队。”他扯了扯弯成卷儿的青色大胡子，很关心地问道：“您的吃住还没有安排吧？好，我们就来安排。您今天吃饭了没有？哦，当然没有啦！”

“同志，你究竟挨过多少饿，才一眼看出肚子饿不饿来？你吃过多少苦，担过多少惊，才过早地出现了白发？”彭楚克望着阿布拉姆逊那右边有一块耀眼白斑的头发，心里又热和又感动地想道。他跟着领路的人往阿布拉姆逊的住处去的时候，还一直在想着他：“这小伙子真不错，这才像个布尔什维克！他有火气就发，可是同时又保持着一片好心和人情味。他毫不客气地提出对怠工的维尔霍茨基判处死刑，可是同时又很会爱护同志，关心同志。”

他带着阿布拉姆逊给他的和蔼可亲的印象，来到塔干罗格街头上阿布拉姆逊的住处，在堆满了书的小屋子里休息了一会儿，吃过饭，把阿布拉姆逊写的字条给女房东看了，就在床上躺了下来，睡着了，不记得是怎样睡着的。 Hb/f4+xUanSTHm78exj0GEzj8s2a3POBg415jWg5vxxOAbWStuUs2EQRloSiSw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