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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洛霍夫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问世后约半个世纪以来，对这部作品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先是争论作家和作品的属性：肖洛霍夫是哪个阶级的作家，《静静的顿河》是什么性质的作品？等到作家和作品被肯定了，又争论起小说中心人物格里高力的典型性。等到这一中心人物的典型性被认定以后，又争论起这一人物的悲剧实质。而所有争论的悲剧实质，实际上是悲剧成因。
可以看出，中心议题的改变，是《静静的顿河》被认识和承认的过程。正确的意见一步步取得胜利。然而，直到今天，仍将着眼点放在悲剧本身及其成因方面，而没有看到作者通过悲剧手段塑造美好形象的主旨，仍说明某些评论者没有足够的胆识接触这部作品的实质。
这部作品的实质，这部作品的核心是什么呢？作者肖洛霍夫说得很清楚，就是要表现人的魅力。人的魅力就是人性美和性格美，特别是中心人物格里高力的人性美和性格美。作家说到做到，他在作品中确实非常成功、非常有力地表现了中心人物的人性和性格美。
为什么一些评论者偏偏不看重这一点，为什么不从这一点着眼去分析《静静的顿河》的思想和艺术呢？
理论界和政界一样，长时期有左倾思想的影响。因为格里高力有过历史污点，小说中的红军和红色政权容不得他，现实中的一些理论家们也容不得他。不能理解，一个“反动军官”会有什么“魅力”；不能理解，这样一个悲剧人物会是一个美好形象。
我国作家邓九刚写了一篇小说，就叫《人的魅力》。在小说中借用高尔基夫人的口说：“如果我是阿克西妮亚，我也会爱上格里高力。”邓九刚不是一位理论家，但他以作家的敏感和胆识深深感受到格里高力的人性美和性格美，触及这部作品的精髓。
作为《静静的顿河》新译本的译者，我在翻译过程中也深深爱上了格里高力这个人物。
怎么能不喜爱这样的人物呢？格里高力具有强烈、深厚的人性和美好的男子汉性格，而且这一切表现在他身上是那样鲜明，那样自然，那样生动。
作者首先揭示格里高力的人性美，写他在爱情上的热烈、执著和勇于追求的精神。受到压抑后，他携情人离家出走，表现了他的反抗精神和勇于追求自由的精神。爱情是人性的重要一面。格里高力和阿克西妮亚的真挚爱情，作为书中贯彻始终的故事线索，成为表现他的人性美的重要一环。
揭示格里高力的性格的另一条主线，是他在战争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格里高力和很多哥萨克小伙子一样，应征参加了俄德战争。他在战场上第一次杀人，心情异常沉重。因为“秃子”屠杀俘虏，他要和“秃子”拼命。俄军士兵轮奸波兰使女，他冲上前去解救，结果被捆起来，扔在马槽里。军官要凌辱他，他毫不胆怯地反抗。他厌恶战争，渐渐对战争有了认识，皇亲大人向他授勋，他用很不礼貌的方式加以拒绝。通过格里高力在俄德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善良、正直、有血性、勇于追求真理的小伙子形象。
肖洛霍夫是现实主义艺术家，也写了格里高力性格的另一面，写了他身上的“哥萨克历史积淀”。他受伤后回了一趟家乡，家乡人对他这样一个军官表示了很大的尊敬，激发了他的哥萨克精神。因此他“作为一个好样的哥萨克又上了前方；一面咒骂战争的荒谬，一面忠实地保持着哥萨克的声名”。在书中借用格里高力的回忆，写了他那种勇猛慓悍的哥萨克气质。然而这些情节只是虚写，三言两语交代过去。同样是回忆，一回忆到战场上救护对头冤家司捷潘的事，作者竟放开笔实写起来，而且用了鲜明的对比手法，着意渲染，写得十分动人。因为这个情节和另外几个情节不同，不是表现他的勇猛慓悍，而是表现他的善良和光明磊落的胸怀。一写到他的优秀品质，作者就情不自禁，控制不住自己的笔。前面三个情节只占了不到一页的篇幅，这一个情节却占去两页多，反映了作者的用心和偏爱。
格里高力从战场上回来，第一个参加了红军。然而他又看到红军领导人滥杀俘虏，他要和红军领导人拼命，并愤而离开红军，回到家乡。这仍然是由于他那善良、正直的本性，然而也反映出他认识上的局限，见树不见林，对红军的本质没有认识。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善良、正直、纯朴、有血性的小伙子，带着一颗迷惘的心又回到了家乡。
格里高力参加顿河暴动，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他对红军与白军的本质区别没有认识，公然表示既不满白军，也不满红军，发了一些牢骚，以致地方红色政权把他当成敌人。这是他认识上的错误。另外，与他的中农阶级本质也有关系。他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不是缺吃少穿，不要求改变现状、反对动乱，只求安宁。他没有投身革命的强烈要求。与贫农相对而言，这是他作为中农的弱点。客观因素是乱捕滥杀的左倾路线没有争取他，而是把他当做敌人，步步紧逼，要抓他，要杀他。所以，暴动开始，他参加暴动，进行反抗。这是官逼民反。乱捕滥杀逼出来的暴动，不是暴动者的错误。君令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封建奴化思想。不应该提倡这种思想。所以，格里高力参加暴动，除个别的客观、主观因素外，带有求生、自卫的因素，反抗的因素。就性格而言，这也有好的成分。
格里高力参加暴动以后，依然完整地保持着他的优秀品格。他依然是善良的：红军杀了他的哥哥，他曾发誓为哥哥报仇，捉住红军一个不留，然而他终不忍心。他在战斗中杀了几名水兵，内疚、痛苦得发了疯。他听说关押了红军家属，立即只身冲入监牢去解救。他依然是清白的：在抢劫成风并受到鼓励的暴动中，他自己不抢劫，也不准手下士兵抢劫，因此被撤了职。他依然是个胸怀坦荡、讲义气的男子汉：米沙是他自幼的好友。虽然米沙杀了他的哥哥，但他一听说米沙被暴动军俘虏，便连夜赶来解救，一路上拼命赶马，把马都赶死了。他依然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在白军将军和洋人面前，处处显露出一副铮铮铁骨。他虽然当了暴动军师长，依然保持着朴素的劳动者本色，丝毫没有做官向上爬的心思。有一次，暴动军司令库金诺夫要他去执行一项任务，给他戴高帽子，他欣然受命；等库金诺夫说出完成这项任务后，将为他请功，给他升官，他却恼了，怎么都不干了。有一段描写尤其生动感人：参谋长考佩洛夫说他是“一个极其偶然闯入军官界的军官”，“没有文明人必须具备的那些特点”，并举了许多事例。他以为格里高力这位师长听了这些话会发怒的，就朝格里高力瞥了一眼，却看到格里高力不出声地大笑着呢。格里高力笑完了以后，说：“我才不想学你们那些待人接物的态度和礼节。这些玩意儿我跟老牛打交道一点儿也用不着。如果上帝保佑，我能活下去的话，我就要天天跟老牛在一块儿，我用不着奉承老牛，用不着说：‘劳驾，白头顶，请您拉犁吧！对不起，花皮！请允许我给您整一整皮绳，好吗？牛大人，牛先生，我诚惶诚恐地请您顺着犁沟走！’对待老牛就要干脆利落：唷！哦！……”
格里高力参加暴动以后，他的思想发展也是向上的。因为他参加暴动不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也不是怀着阶级仇恨，只因为他有着刚强、正直、善良、求实的品格，他的思想认识逐渐端正，逐渐深化，对白军、红军的本质渐渐有了认识。有一次他和参谋长考佩洛夫争论。他说，英国人帮助白军和中国人帮助红军不相同。考佩洛夫问他，二者有什么不同。他说不上来，但他觉得就是不同。这说明他不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是从本质看问题了。说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渐渐认识到自己错了，也认识到，不靠拢任何一方，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暴动军已经渐渐投入白军的怀抱。他想洗手不干，投靠红军，只怕得不到红军的饶恕。家庭悲剧一次又一次发生，个人在悲剧道路上越陷越深，然而，他一旦有了清楚的认识，思想再没有走下坡路，而是从此一直向上。悲剧越发展，他的思想越明确，越深刻，越坚定。等到白军跨海外逃，他也有可能外逃的时候，他作了坚定的抉择：留下来投奔红军。这是他思想的胜利，是刚强的抉择。参加红军后，他决心将功赎罪，英勇作战，得到布琼尼的表彰。然而极左路线容不得他这个有过历史污点的人，将他清洗回家，他也不怨尤，一心回家做一个和平居民。地方红色政权却又不容他，他逃出去躲避，落入匪帮，而不甘心做土匪，脱离匪帮，携阿克西妮亚外逃。阿克西妮亚被打死。当初哥哥被杀，他发誓要报仇。如今他视同生命的情人被打死，他却只是悲痛，只觉得天空和太阳都成了黑的，再没有萌发疯狂的报复心。他毅然回归故里，将所剩枪支弹药扔入顿河，朝自己的家门口走去。这时候依然有危险，然而他不再逃避，而是迎着危险走去。这表明他思想的坚定、性格的刚强。
有些评论家认为格里高力“忽而站在这一边，忽而站在那一边”，“反反复复，摇摆不定”。其实，他的思想发展的低谷只是在他离开波得捷尔柯夫的红军部队到参加暴动这一阶段。这是一个哥萨克中农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可能有的思想动荡。而参加暴动之后，思想就渐渐向上发展，再没有下落，再没有反复，一旦有了真正的觉悟，千难万险，“虽九死而不悔”。
处污泥而不染，益见其高洁、纯真。历经磨难、曲折而不摧，益见其刚强、坚毅。格里高力长期在暴动军中，而且当了师长，有可能成为死心塌地的白党分子，有可能混入上层。然而正因为他具有刚强、正直、善良、纯朴的性格，他和白党格格不入。他丝毫不想向上爬，不巴结上级，不买上司的账，不依靠洋人，既不想当官，又不想发财。一次次悲剧性遭遇，一次次打击，格里高力依然是格里高力，他的精神既未崩溃，又未堕落，一直保持着纯朴、善良、真诚、勇于追求真理的本色。他的思想没有走下坡路，而是向上、向前发展。悲剧越来越悲，他可走的道路越来越狭窄，然而他的思想越来越端正，越来越深刻，他的性格越来越强化，越来越鲜明。他的思想、性格都在顽强地成长，健康地成长。
掩卷之后，浮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多么刚强，多么坚毅，多么善良、纯朴，多么正直的男子汉呀！
小说本是故事。故事本是为了开心解闷的。后来渐渐赋予故事以教育意义，有了主旨，也就是有了主题思想。在一个时期内，人们习惯了着重表现主题思想的作品。而实际上，有些作品，特别是一些不朽的名著，不是着重表现主题思想，而是通过人物在故事中的行动和态度，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不是通过主题思想来教育人，而是通过人物形象来感染人。主题思想是理性的，未必都能起久远的作用；人物形象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长久的审美价值。名著之所以不朽，首先不在于主题思想，而在于所创造的具有永恒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
就以我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来说，感人的是那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和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论哪个时代的读者，都会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受到感染和熏陶。正因为这些故事和人物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这部书成为不朽的名著。聪明睿智的诸葛亮、大义凛然的关云长、英勇绝伦的赵子龙等许多人物，永远是读者喜爱的形象。一代代读者受到这些人物的感染和熏陶。很难一一细说《三国演义》的明确的主题思想。作为历史小说，其思想倾向尊刘反曹，也是不符合民族统一的历史潮流的。作者选取的立场和角度尽管不符合历史潮流，却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刘备一伙人不占天时，不得地利，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更显出人和之可贵。只有在困境中，才更能表现人物之智慧、刚强、仁义和勇敢。给读者以审美享受和感动读者的，正是这样一些人物的性格和形象，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物行为的社会效果。从封建传统来看，诸葛亮、关云长等人维护刘汉王朝的行为是正确的，而从今天的角度看历史，他们的行为就不见得正确了。然而他们的形象依然能给今天的读者以美的感受，依然能感动今天的读者。
文学名著是不朽的，感人的艺术形象是永远感人的，其审美价值是永恒的，不论历史潮流如何，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变化。
所以，只是紧跟潮流而人物形象苍白的概念化作品，往往如昙花一现；而创造出真实感人形象的作品，却有持久的生命力。
另外，作家选取题材表现人物性格，所选取的题材是有利于表现性格的，不一定是处处符合社会政治、法律、道德准则的。如苏联当代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坛上获得极高的声誉。在我国，1961年译成中文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后，前后十次收入各种文集和丛刊，受到我国读者和文学界的热烈赞誉。这部作品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说的是少妇查密莉雅背弃在前方的丈夫，跟情人私奔。一个有夫之妇背弃自己的军人丈夫，是不符合道德、法律准则的。然而故事叙述人、查密莉雅的小叔子谢依特看到嫂子与情人的真挚爱情，希望他们幸福，因而忍受了失去好嫂子的损失和痛苦，同情他们私奔，从而表现了深厚感人的人性。这样的作品不是好的政治、法律教科书，却是表现人性的好作品。读者接受人物形象的感染，而不是重复人物的行为。电影《城南旧事》表现一个小孩子深切同情小偷。同情的对象是理应受到谴责的，然而错误的同情益发显示出同情心之纯真与深厚，因而益发感人。这是有胆识的作家可贵的艺术经验。
正因为《静静的顿河》不是按照政治教科书模式写出的作品，不是着意表现主题思想，而是着意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所选的题材是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的，而不是按照政治教科书的要求去取材，在教条主义统治的历史时期，必然引起无尽无休的争论。然而也正因为是这样写出的一部作品，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许多伟大作家按照人物性格的发展规律来写人物在所经历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按照事先想好的故事结局或主题思想来设计人物的行动。普希金在谈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时说：“我没有想到塔吉雅娜会嫁人。”托尔斯泰谈到《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时说：“我没有想到安娜会自杀。”鲁迅也说过：“我没想到阿Q那么快就被枪毙。”这些文学大师说的都是自己严格遵循人物性格发展规律进行创作的情形。肖洛霍夫说得更妙：“格里高力返回故土……这是我的一大发现！”就是说，这不是事先想好的小说结局，也不是偶然想得的神来之笔，而是格里高力性格发展的必然，作者只是发现这一点罢了。
如果探讨《静静的顿河》的艺术经验的话，最可贵的艺术经验就是：作家运用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而不是运用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手法，严格按照性格发展的规律，而不是按照什么主题思想，去写性格的发展。这是传统的艺术手法，也是许多伟大作家运用得十分成功的、有力的艺术手法。然而，在奉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历史时期，就成了一只“白乌鸦”。许多人不习惯，不理解，致使《静静的顿河》长期遭受各种各样的误解。
肖洛霍夫写格里高力，正是按照他的性格发展的逻辑，写他在种种经历中的所作所为。遇到暴动，具有这种性格、这种认识的格里高力在这种环境下就参加暴动，而参加暴动后格里高力仍按自己性格发展的逻辑行事，没有沉沦，没有同流合污，精神没有崩溃，在白军军官中成为一只格格不入的“白乌鸦”。软弱的人在逆境中有可能改变或失去好的性格特征；刚强的格里高力却在逆境中完整地保持其性格特征，而且按自己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思想、性格都在积极和健康地成长。如果说他没有跨海外逃而投红军是他思想上的飞跃，那么，他在大赦之前返回故土便是他思想发展的高峰，性格的成熟了。正如作者肖洛霍夫说的：“格里高力返回故土，他仍然有着一颗活生生的心灵。这表现了他的刚强！”这不是故事发展的高潮，却是思想性格发展的高潮；不是故事的圆满结局，却是思想、性格发展的圆满结局。作者就选在这里结束全书。
悲剧被称为“艺术皇冠”。悲剧最能激发人的感情，引人深思。此外，悲剧还最能显示人的性格。肖洛霍夫用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写格里高力这样一个好男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走了悲剧性道路，使人惋惜，使人深思；写他在悲剧性的逆境中保持着自己的良心和良知，在逆境中将他的美好品质鲜明有力地显示出来，格外感人，使人感到格外壮美。
肖洛霍夫有意着重描写格里高力在悲剧性逆境中的表现，而对他在顺境中的表现，反而不实写。如格里高力没有跨海外逃而毅然参加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后，精神焕发，英勇作战，一心要“把过去的罪过赎回来”。他的传令兵普罗霍尔说：“他的样子大变了，自从参加了红军，他就快活起来，把一张脸都吃圆了。”又说他作战十分英勇，“打过仗以后，布琼尼在队伍前面亲自和他握手，并且向连队、向他表示感谢”。他参加红军之后的表现，本来可以用浓墨重彩描写一番，然而作者却只是借普罗霍尔之口，几笔交代过去。只是虚写，没有实写。这不是出自偶然。作者有自己的考虑。也许，如果实写格里高力参加红军后意气风发、英勇作战的情景，会冲淡悲剧气氛。作者不愿将悲剧写成人物转变的正剧，而是有意让人物品格在一幕幕悲剧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在悲剧中揭示人物性格深层的美。也只有始终保持悲剧气氛，才能激发人的感情和心灵，才能发人深思。从这一点也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用悲剧手段塑造美好形象的意图。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文艺为革命服务理解得极其狭隘，认为文艺作品应当是用文艺形式表现的政治教科书。正面人物只能走革命的道路，做革命的事情。只有革命者才是正面人物，美好形象。所以，出现了《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作品，人们就不能理解了。
有些研究者不看重作者本人的表白，不研究格里高力的性格美，却着重研究格里高力的悲剧及其成因，不把格里高力的悲剧性经历看做表现他的性格的手段，而是一味地从他的悲剧中寻找他的性格缺陷。这是颠倒本末。
事实是，肖洛霍夫用悲剧手段塑造了一个美好的男子汉形象。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具有长久审美价值的不朽的形象。高尔基说，肖洛霍夫“在小说中往往不能将自己的立场同主人公格里高力的立场区分开来”。是的，格里高力性格中有作者自己的性格，也有作者的理想。正因为作者和格里高力一样，也有刚强、正直、勇敢、善良和求实的性格，才敢于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言人之不敢言，写人之不敢写。也正因为这样，这部作品经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不朽的名著。
今天，思想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应该用新的眼光，拨开庸俗社会学的迷雾，去深入认识这部作品的实质了。我不是理论家，只是一名译者，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深有所感。愿将自己的感想和看法说出来，作为引玉之砖。
力冈 一九八八年三月于安徽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