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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天天长大，想要表达的东西愈来愈多，原来的那点儿手语，日益不敷应用，每遇到比比划划半天而别人无法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时，我总忍不住大发脾气。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无尽的黑暗中，双手还被紧紧挟持着，无论怎样发疯似的挣脱都是徒劳。我只好用哭闹来发泄心底的无奈，疲惫到极点才停歇。如果母亲在一旁，我一定会爬到她怀里，伤心啜泣，哭到最后自己都不记得最初哭泣的原因。
这种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导致我发脾气的戏码越演越勤，从一天一次到后来演变为每小时都会发一次脾气。
父母心急如焚，却又手足无措。我家附近根本没有能接收盲人、聋哑人的学校，也不敢奢望有人愿意到偏远的塔斯坎比亚来教一个盲聋儿童。很多亲戚朋友甚至都怀疑我是否具备学习的能力。
只有母亲始终抱着一线希望。
母亲读过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书中记载了劳拉·布里奇曼
的故事。布里奇曼也是盲聋儿，但却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来，母亲得知发明盲聋哑人教育方法的豪博士早已不在人世的消息，这让她颇受打击。豪博士开创的盲聋哑人教育方法，会不会随着他的去世失传？即使未失传，像我这样一个生活在阿拉巴马州穷乡僻壤的孩子又如何接受到这种教育？
我六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成功治愈了许多顽疾。父母决定带我去他那里试试。
那真是一次愉快的旅程，至今记忆犹新。
一路坐着火车，在火车上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一位太太送了我一盒贝壳，父亲细心地在每个贝壳上打了小孔，让我用细绳把它们穿成串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贝壳都是我珍爱的宝贝。列车员也很亲切。他在车厢内来回检票，我便拉着他的衣角跟着跑。他还把剪票夹借给我玩。有了这个心仪的玩具，我常常几个小时蜷缩在座位一角，兴致勃勃地往硬纸板上打孔。
同行的姑妈怕我无聊，用毛巾给我叠了一个大娃娃，但这就地取材制成的作品，连我都不满意。说是个娃娃，可它根本没有五官，鼻子、嘴巴、眼睛、耳朵一样也没有。可在它众多的“缺陷”中，我最在意的是它没有眼睛这件事。我固执地要求每一个人都来帮我想办法，可始终没人有本领为它安上眼睛。最后，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我爬到座位底下，摸索到姑妈的披风，那上面缝着一些大珠子。我随手拽下两颗拿给她，示意她缝在娃娃的脸上。她狐疑地拉着我的手摸摸她的眼睛，好像在确认自己是否正确领会了我的意思。我使劲儿点头肯定了她的猜测。很快，姑妈为娃娃缝好了双眼。我伸手摸了摸，珠子正好缝在眼睛的位置上，这下我高兴地和它玩了起来。不过没过多久，娃娃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被丢弃在了一旁。
整个旅程下来，我没发一次脾气。可能我遇见了太多善良的好人、太多新鲜的趣事，内心充实，根本没有时间焦虑。
到了巴尔的摩，齐赫姆医生热情接待了我们。但不幸的是，他也对我失明的双眼束手无策。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还建议我父亲去华盛顿咨询一下那里的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博士，说他或许可以给我们介绍一所适合我就读的学校或一位能教我的老师。
父亲听取了医生的建议，带我前往华盛顿。父亲一路上心情低落，对我的未来一筹莫展。对他内心的痛苦，我毫无察觉，一心沉醉在穿梭于各个城市的喜悦之中。
到了华盛顿，我们终于见到了贝尔博士。一和贝尔博士接触，我就感受到了他的亲切与慈爱，同时也理解了他为什么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与尊重，即使那时我还只是个懵懂无知的孩童。他把我抱在膝上，看我对他的手表感兴趣，就特意让表报时给我听。他懂得我的手语，我立刻喜欢上了他。我从没想到，这次见面竟然为我开启了一扇门，引领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无助走向充实自立，从懵懂无知走向知识的海洋。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帕金斯学校的校长阿纳戈诺斯先生写封信，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父亲马上写了信寄过去，几周后收到了阿纳戈诺斯先生亲切的回信。信中他表示已经为我找到了合适的老师，让我们放心。收到信的时候是1886年夏天，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3月，莎莉文老师才来到我身边。
就这样，我像摩西走出埃及，站在西奈山
前，一股神奇的力量开启了我的心灵，赐予了我一双明眸。我听到西奈山传来一个声音：“知识给人以光明，给人以爱，给人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