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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负受到伤害时，有如此多的计谋可用来重建它。然而，自负虽极易遭受攻击却又如此珍贵，因此即使是在未来，它也需要受到保护。
虽然神经官能症患者费尽苦心，努力以求完美，并且对其能够追求到完美这一点深信不疑，但他们仍未得到自己冒险所求之物：自信与自尊。即使在想象中自己如神一般，但他还是缺乏牧羊人所具有的天真、纯朴和自信。即将获得的名誉和地位的提升都使他感到骄傲，却无法给他带来内心的安全感。他依旧真实地感到自己不受重视、不被需要，而且极其容易被伤害，仍然需要为证实自己的价值而做出更大的努力。一旦他支配了权势，具有了影响力，而且被人们赞美与敬重时，那他便可能会感到坚强，感到生命更有意义。但是，当他在陌生的场合中失去扶持时，在他遭遇失败时，或当他独处时，这种兴奋的感觉都极易消失。
让我们观察一下“自信”在神经官能症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很明显，为了自信心的发展，小孩子需要外界的帮助。他需要温暖，渴望受到欢迎，得到照顾和保护；他还需要一个受到信任、对其行为给予鼓励或者有建设性惩罚的环境。如果具备了这些因素，他便会发展出对人的“基本信赖”，利用玛丽·拉塞精选的术语而言，这包含了对他人及自我的信赖。但是相反，如果有伤害性的影响并发时，必然会不利于小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已在第一章中讨论过这些因素及其一般的影响，在此我想多加说明的是，到底是什么理由使他特别难于获得适当的“自我评价”。盲目的崇拜也许会使他觉得极有意义，他也许会因此而感到被需要、被喜欢及被赏识，但这并非由于他自己，而只是由于他满足了父母亲对崇拜、特权或权力的需要所致。一种力求至善的严格规定，或许会使他因无法达到这些要求而产生自卑感。譬如，在学校的恶劣行为或不好的成绩会遭受到严厉的惩罚，而良好的行为举止或优等的成绩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趋于自主与独立的行动可能被嘲弄，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普遍缺乏真正的温暖与兴趣，使他产生了一种可耻与不被爱的感觉——或始终让他觉得除非改造自己，否则什么都是一文不值的。
此外，因早期众多不恰当的因素而形成的神经官能症发展会削弱他的生存重心。他会因此变成疏远或脱离自我，而且感到自己被分割了似的，他的理想化自我是一种企图，是对“为了提升心目中的自我，以超越自己及别人”的残酷现实所造成的损害的补救。于是就如“魔鬼协定”这个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他确实获得了所有想象中的荣誉，有时也可能是现实中的荣誉，但他所得到的并非自信，而是一份其价值颇受怀疑并且十分耀眼的礼物：有心理障碍的自负。这两样，感觉上看来都极其相像，以致大部分人对他们的差异产生了不可理解的混淆。例如在韦伯斯特旧版本上的定义是：自负是基于现实或想象中的优点而产生的。区别就在于真实的与想象的优点之间，但他们却都被称为“自我尊重”，仿佛这种差异是无关紧要的。
“混淆”也是因大部分病人将“自信”认为虽无来源、但却最为大家所渴求的一种神秘特质而产生的。他们期望分析者利用某些方法，将其缓缓灌输到自己的心中，这纯粹只是逻辑上的推理。这使我们想起了一部卡通片，其中有只兔子和一只老鼠都注射了一支勇气针，之后他们比平常长大了五倍，而且被赋予了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从此不惧怕任何人和事。或许病人所期望分析者给他的也是一支这样的“勇气针”。然而，病人所不知道的（或者因焦虑而变成真的不了解）是个人所具有的优点与自信之间严格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人们的金融状况与其财产、积蓄及谋生能力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因素都满足了，那么这个人才会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或者，我们换个解释，渔夫的信心来自于下列这些实质的因素：拥有功能齐全的捕捞船，拥有先进的渔网，对天气的变幻了如指掌，有良好的水性并且身强体壮。
每个人的优点都不尽相同，主要因我们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如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人们，会有下列这些特怔：他们自主性强并且能依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依赖自身所具有的资源而不是依靠外界的帮助，自我负责，对自身的资产、负债及其局限性有较真实的评价，有实力并且情感率直，有建立与培养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等等。具备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人们可以主观地表现出自信的感觉；若上述因素并没有完全具备，那么自信必会因之而动摇。
同样，正常的骄傲也以具有实质意义的品质为基础，它也许确实是对特殊成就的一种最高敬仰，就如，以良好的道德行为为傲或者以做好一件工作为傲。也许，正常的骄傲是对于自身价值的那种更广泛的感觉，是一种更高贵、更文雅的感受。
就神经官能症的自负对于“伤害”的极端敏感性而论，我们认为这是“正常骄傲”的极端发展。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是质的差异而非量的差异。神经官能症的自负较为空幻，且完全以不同的因素为根据，这些因素是属于支持个人自我荣誉化的叙述。这些因素可能是外来的资源——威望的价值——或者也可能包含了个人所独自具有的品行与能力。
在“神经官能症的自负”种类中，“威望价值”的自负似乎是最接近正常的。譬如在我们的传统下，一般人引以为傲的条件如下所示：或拥有迷人的女朋友，或来自于有声望的家庭，或是本地人，或是南方人，或隶属于享有威望的政治或专业团体，或谒见过显要人物，或拥有高级轿车，或待人接物灵活机动等等。
这种自负是神经官能症中最不典型的。对于具有大量心理困扰的多数人而言，这些事情所代表的意义只是和正常人认为的一样，并无不同之处。对于其他人而言，若真具有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这种在体现威望价值上的精神自负却使有些人大受禁锢，或者这种自负对某些人而言是甚为重要的，以致他们的生活老在自负中打转，而将大部分的精力耗费在受自负的奴役上。对于这些人，参加具有威望的团体及加入著名的事业机构是绝对必要的事。当然，藉着真正的兴趣与合理的愿望使之不断前进的托辞，他们的兴奋活动完全被“合理化”了。任何能自然增加这种威望的事物都能博得他们衷心的喜悦；如果他用以增加个人威望的团体遭到任何失败，或团体本身的威望发生削减，都会激起自负受伤的反应。我们即将对此加以讨论。例如，如果某人家族中有一人不成器或有智力缺陷，那么他会觉得对自负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然，表面上是看不出这个打击来的，因为大部分都隐藏在与亲戚的表面关系背后。又如，如果没有护花使者伴随着出行，有很多女人宁可不去餐馆与戏院。
正像某些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所有这些行为看来与所谓的原始人的行为极其相似，原始人通常以自己是团体中的一分子而骄傲。于是，他们并不会因为个人的事情自负，反而以团体的荣誉作为自己的骄傲或者说是自负。虽然这些过程看来似乎是相同的，但本质上，他们之间仍有主要的差异点存在，即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基本上与团体无关，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团体中的一分子，他没有团体的“归属感”，而只借着团体来增加自己的威望。
虽然一个人或许会为想象与探求威望而耗尽身躯，虽然在心目中他会随着威望的起伏而跌宕，但是通常状况下，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个应该被分析的心理障碍问题，因为它发生的极其普遍，同时也因为它看来就酷似一种文化模式，或者由于分析者本身也无法免于此病所致。这是一种疾病，有时甚至于可以毁灭一个人，因为它使人变成一个投机者，因而败坏了个人的完整性。这绝非是正常的，相反，它代表了一种严重的障碍。事实上，它只会发生在那些与自我极其疏远而深受自负广泛笼罩的人们身上。
此外，神经官能症的自负散布于个人在想象中所独自具有的“特性”上，以及所有那些属于他特殊理想形象的人。在这方面心理自负的特性变得更为显著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以他生为人而自傲。当知道他对自己的错误看法后，我们就不会因其自负遮掩了其困难与缺点而感到惊奇了。他甚至于多半不以自己所具有的优点为骄傲，也许他只模模糊糊地觉察到自己还具有某些优点；他也可能会真的否定它们。即使他真的承认自己有某些优点，但这些对他而言一点儿也不重要。譬如，如果分析者吸引他注意工作上的优越能力，或者指出他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坚毅性格，或者告诉他即使困难重重，他也必能写出一本好书来，等等，病人也许会真实地或装模作样地耸耸肩，好像漠不关心似地将赞美轻率地置之度外。他特别不赞赏一切劳而无获的做法。譬如，虽然曾经真诚地努力试图继续分析自我，他也宁愿放弃努力去深究烦恼根源的想法。
文学家易卜生笔下的皮尔·京特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实例。他并不特别强调自己有很多的资产、有高超的智慧、有冒险的精神以及坚强的生活力，但是，他却以自己所没有的——“真实的自我”为骄傲。事实上，在他的意念中，并非是现实中的自己，而是已经理想化了的自我，它具有无限的“自由”与无限的权力。总之，他已将无界限的“自我中心”奉为最高尚的生活哲理。
在我们的病人中有很多像皮尔·京特这类的人，他们渴望能将自己造就成圣人、或者具有大智慧的指挥官，而且保持绝对的镇静等等，这些都是幻想，但只要与这些估价失之毫厘，他们就会觉得仿佛失去了“个性”一般。不管“想象”应用在哪一方面，它本身必会具有无上的价值，因为它能使得一个搬运工（想象者）看不起街上的娼妓和嫖客。病人当然不会谈及“真实所在”，而只会含糊地说出“实况”。譬如有个病人，他的要求便相当崇高，因此，他期望别人都能够帮他，最初他对“要求”所持的立场相当明确而坚定，认为这是荒谬甚至是堕落的。但隔天他又恢复了自负：认为“要求”才真是“伟大的精神杰作”。不合理的要求的真正意义已经淹没了，而想象中的自负取胜了。
更常见的，自负并非特别附属于想象，而是附属于所有的精神过程：智力、理性、和意志力。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自己所具有的无限力量，毕竟只是幻想的力量而已，并不足为奇，他将被这种力量所迷惑并且引以为傲。理想化的形象是他想象的产物，但绝非是在夜里做梦时才产生的。智力与想象（大都在潜意识里）的工作是不断地将自负合理化、客观化，并为其寻找借口、调节矛盾。患者一般借此来维持个人的虚构世界——简言之，即为真实的幻想或想象寻找一件合适的外衣。一个人与他自己愈疏远，则其意念愈变得极度现实，（任何人离开了自我的思想，灵魂都会不复存在；如果远离我的思想，我将不再是我。）就像夏洛特夫人一样，只有通过镜子，她才能直接看见现实中的自己，否则，她连自己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准确地说：在镜子中她只看见对于自己以及对于世人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智力方面或主宰思想的自负并不只局限于那些从事智力探求的人，而常会发生在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的原因。
神经官能症患者“自认为有权力要求”的能力与特权，也会表现出这种自负。譬如，他会将虚幻的“刀枪不人”引以为傲，从生理上讲，这意味着他应该未曾遭遇过任何疾病或任何身体的损伤；就心理方面而言，意味着他曾感到被伤害过。还有些人可能会将自己的幸运引以为傲，或者将受到上帝的宠爱引以为傲。其实，人们可以引以为傲的事情还有很多，如身处疫区却未受到传染、赌场上身经百战而无往不胜或每每出行总能碰到好天气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令人骄傲的事。
在神经官能症中，想有效地维护个人权益的要求的确是自负的主要问题。那些认为自己有权不劳而获的人，如果能操纵别人主动借钱给他，主动替他做事，或者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等，那么他们会将此作为自己的骄傲。那些认为能支配别人生活的人，如果遇到对方不遵从他们的忠告，或不事先经过他们的许可而擅做主张，那么他们的自负便会受到沉重打击。还有一些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困境，那么他就会认为自己应该有权迅速从中解脱出来。然后他们会以自己表现出的同情与宽恕而自傲，如果其他人仍旧吹毛求疵，则他们马上会有被冒犯的感觉。
神经官能症患者为了满足“内心指使”所产生的自负，表面上看来似乎极其坚强，但事实上却像其他自如一样的柔弱，因为它必定与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交织在一起。一位母亲常以“完美的妈妈”为骄傲，但是通常这只能在想象中获得满足；一个人常以自己独特的诚实作风为骄傲，他或许不会明显地说谎，但却常会被潜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欺诈心理所笼罩着。那些以无私行为为骄傲的人，也许不会公然地提出需求，但却会利用他们的无助与痛苦欺骗他人，且将他们那种有关正常的“逞强”禁忌误以为是“谦虚”的美德。此外，他们自己的“应该”具有一种主观性，因为这种应该仅仅是神经官能症的一个目的，而不具有任何客观价值。因此，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以不要求或不接受任何帮助为骄傲，却不顾这样做是否较为明智——这是社会工作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或者，有些人会以在讨价还价中占得便宜为傲，但有些人却正好相反，以不占便宜为傲——这要取决于他们的心意如何，要么必须使自己获利，要么就认为自己不应该占任何便宜。
最后，那些被自负所笼罩的“强迫性标准”，揭示出了它所具有的高傲性与严重性。了解“善”与“恶”会使他们自认为变得很崇高，像神仙一样：正如蛇告诉亚当和夏娃，当他们吃下苹果后，就会像上帝一样能办善恶一般。那种相当崇高的标准使神经官能症患者不顾自己的实况与行为，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是德育教育的奇迹。他也许已经在分析中意识到了自己对威望的破坏性渴求，对事实的不重视以及自己的报复心理；但这些丝毫也没使他变得更谦恭，或稍微减低那种自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者的感觉。这些真实的缺点对他来说是并不算数的，他并非以本身具有道德而自傲，而是以了解了“他应该如何”而感到自傲。他或许会暂时性地了解自责的无用，甚至有时会惊异于自责的谬误性，但尽管他身处在对自我的需求中却仍无法宽容自己。到头来虽然他已受苦，但这又有何关系呢？他的痛苦难道不是其他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另一证明？因此维持这项自负似乎是值得的。
当我们由个别神经官能症的这些普遍性进展到它的特性时，乍见之下，一切现象仿佛混淆不消，简直没有一件不被自负所包围，一个人觉得那是自己明显的优点，在另一人看来却成了可耻的缺点。一个人行为粗鲁却以此为傲：但另一人却以粗暴无礼为耻，反而以宽厚仁慈为傲。一人以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为傲；而另一人却以吹牛为耻。有些人以信任别人为荣，但也有人同样地以猜疑他人为傲——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些潜意识的过程常会令我们想起易卜生《皮尔·京特》一书中的巨人们，对他们而言“黑看来就像是白的，丑的看起来就像美的，大的看起来就像小的，而肮脏的看起来就像洁净的。”最有趣的是，易卜生用与我们相同的方法，来说明这种价值的颠倒。易卜生说，只要你生活在像比尔·京特那样自我满足的梦幻世界里，你就无法真实地对待自己。梦幻与真实之间并无桥梁，通常他们的差异过大而不容有任何妥协，而且只要你无法真实对待自己，只是一味地生活在想象的伟大“自我中心”里，那就会挥霍你的价值，而你的价值尺度也就会像那些巨人的价值尺度一样颠倒了，这原本就是本章所讨论过的一切问题的要旨。当我们一旦离开对荣誉的探求，就不再去关心我们自己的真相。神经官能症的自负，不论出于何种形式，都是一种错误的自负。
当分析者了解了那些被自负所包围的倾向后，就会明白只有这些倾向才会用以实现理想自我。这之后，他（她）就要留意地去观察那些病人在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固定而且是隐藏着的要素。在行为特点的主观价值与其所隐藏的神经官能症的自负之间，似乎存有一定的关系。只要知道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一项，分析者就可以正确地推论出另一因素可能是什么，通常其中必有一项会特别引人注意。因此病人在分析进行之初，常会以讥诮的言词或使他人遭受挫折的权力表露出他的自负，虽然分析者当时并无法了解该因素对病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但他可依理推论出它在特殊神经官能症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什么。
分析者渐渐了解每一病人所具有的特殊自负，这对于治疗而言是必需的。只要病人潜意识地或自觉地以驱动力、态度、或反应引以为傲，那么病人自然无法将此视为应该给予解决的问题。譬如，当病人已知道自己具有以智取胜于人的需求时，分析者就会觉得这是无须任何证明的，因为分析者考虑了病人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这正是该被解决也是最后该被克服的一种问题倾向。他知道这种倾向的强迫性，以及它在人性关系中所引起的障碍，并且造成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目的的精力浪费。此外，这种毫不自知的病人会感到正是这种智取他人的能力使其成为一个优越者；于是在私下里，他以此为荣。所以，他对分析这种需要的“倾向”便不感兴趣，而只关心干扰他达成“智取”的那些因素。只要这种评价上的差异依然存在，那么分析者与病人将会分别在不同目的的轨道上前行，并且还会发生龃龉，他们各怀心意地进行着不同的分析。
神经官能症患者自负的依赖基础如此不稳定，就像纸糊的窗户一样一捅就破。以我个人的主观经验而言，神经官能症的自负使人变得易受攻击，尤其是当他被自负所缠住之时，这种自负由里及外都可被伤害，自负受损所产生的两种典型反应是羞耻与屈辱。要是我们做了、想了或感受了某些违背我们自负的事情时，我们便会不自觉地感到羞耻。如果别人伤害到了我们的骄傲，或者达不到我们的自负对之所作的要求，我们就会觉得是遭受了屈辱。对于任何似乎不相称或不合地域、不合时宜的羞耻与屈辱的反应，我们都须先回答下面这两个问题：哪种特殊的情况会引起这种反应？哪种特殊的根本自负受到了伤害？这二者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却无法立即获得解答。譬如，分析者也许会知道那些对问题持合理、敏感态度的人，手淫往往会引发他们过度的羞耻，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不加反对。看来，引起羞耻的因素似乎是相当清楚的，但果真如此吗？手淫对不同人而言，意味着是不同的事，分析者无法立即知道在许多与手淫有关的因素中，究竟哪一个和引起人们的羞耻有关。因为手淫与爱情脱离，所以对于某些病人而言，它意味着一种退化的性行为？是否因其所得到的满足比性交还大，从而扰乱了其与爱相连的想象？它是一个伴随幻想而发生的问题吗？它意味着病人有那方面的需求吗？它对于正常的人而言是过于自我放纵吗？它是指失去自我控制吗？只有当分析者能够清楚了解这些因素与病人的相关性时，他才能继续追问第二个问题，究竟哪种自负受了手淫的伤害？
还有另一例子，可用来说明如何准确查明羞耻及屈辱的起因的必要性。尽管在许多未婚女性潜意识的思想中，是多么的不愿因循守旧，她们也会以拥有爱人而深感羞怯。碰到这种病案，最重要的是先要确定她的自负是否已被她的爱人所伤害了，果真如此，那么羞怯是不是因为她的爱人不够迷人或不够专情而引起的呢？或是因为他待她太恶劣呢？或是因为她太过于依赖他呢？或者是与其爱人的身份、人格无关的一种女人所特有的羞怯呢？要是如此，那结婚对她而言纯粹是一种声望的问题吗？或者，有了爱人但还单身的情况，是可耻与不吸引人的证明吗？或者她应该像贞洁的处女一样超越于性欲之上？
通常，同一事件可引出羞耻或屈辱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反应，但其中必有一个反应所占比例较大。如，一个被女孩拒绝过的男人，他也许会认为自己受了屈辱，从而会自问“她究竟自以为是何等人物？”或者他会因为自己的诱惑力与男子汉气概无法绝对地吸引她而自感羞愧。于是，分析讨论中的谈话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因为他既会感到被那些“不了解”他而令他讨厌的笨人（分析者）所屈辱，又会为他自己的笨拙而感羞耻。他已感觉到被某些人所利用，被剥削者所屈辱，或自耻于他未能维护自己的兴趣。有时会因他的孩子并不聪明或不讨人喜欢，使他感到屈辱而欲除去这些缺陷；或者，他会因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无法教导孩子而感羞惭。
这些观察指出对我们的思考“再定向”的必要性，我们通常会过分强调“实际情况”，以为它可以决定我们的反应。譬如，当一个人被欺骗而表现出羞耻的反应时，我们通常会将其视为“自然的”反应，但同样状况下，另一个人却会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相反地，他反而会认为自己被那些了解他底细而对他采取敌对态度的人所屈辱。因此我们的反应不只由情况所决定，而且还由我们自己神经官能症的需要而定。
更为特殊的，产生羞耻或屈辱反应的原理与价值的转换原理恰恰相同。对于富攻击性的夸张型之人而言，他们可能明显地缺乏羞耻反应，即使分析的探照灯作了最细微的探测，刚开始时也无法查出任何迹象，这些人过分生活于“想象”中，以至于在他们心目中，自己是毫无瑕疵的，而且他们以战斗的公理作为保护层来掩护自己，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本来就是”对的。因此对他们来说，自负的伤害只能由外而来；在他们看来，对其动机所产生的任何质疑，或者他们所解除的任何障碍，都是种侮辱，他们只能猜疑到底是哪些人如此不怀好意地对待他们。
在自谦型的人当中，屈辱反应主要被羞耻的感觉所遮蔽，表面上这些反应消失了，而被他们为满足自己的“应该”所呈现的忧虑占领了。但是，基于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讨论的理由，这种人的屈辱反应，主要是针对因无法达到最终完美而发生的，因此他们很容易感到羞耻。于是由哪一种反应较占优势，分析者可推出一种暂时的结论：有关基本的神经官能症结构中较为重要的倾向。
至此，自负与自负受损的反应间，其关联是简单而直接的。同时，因为这些关联都相当典型，所以分析者或自我分析的人，似乎都很容易由自负而推论出自负受损的反应，或由后者而推论出前者。认识了神经官能症的自负及其特殊标志后，人们会注意到何种自负容易产生羞耻或屈辱。反之亦然，这些反应的发生可刺激他去发现根本的自负并检查其特性。使问题变得复杂的是，这些反应可能会被许多因素混淆了，一个人的自负也许极易遭受攻击，但他并不会自觉地表达出有任何受害的感觉。我们所提过的“自以为是”的情形，就可以阻碍这种羞耻的感觉。此外，无懈可击的自负也许会禁止他允许自我感到被伤害。一个受尊崇的人也许会对人性的缺点感到发怒，但他却不会被老板或出租车司机伤害；他应该伟大得足以宽恕自己的缺点，而且可以坚强并轻易地完成某事。因此“侮辱”遂以双重方式伤害了他：感到被他人所屈辱以及为自己产生这种屈辱反应而感到羞耻。通常，这种人都处于永久的矛盾状态中：他很容易受攻击，并且已到了荒谬的程度，但他的自负丝毫不容许他这么容易就受到攻击。这种内在的情况大大地造成了他全面性的暴躁。
问题有时也会被弄得模糊不清，因为自负受损的直接反应除了羞耻感与屈辱感之外，还可以自主地转变为其他的情感。如果丈夫或情人对其他女人发生了兴趣，或者忘了我们的愿望，或者他的心思全被工作与嗜好占领了，这些都会伤害到我们的骄傲，但我们潜意识里所感觉到的一切，都是对单相思的悲伤。轻微的感受或许只是些许失望，但是，在我们的知觉里，羞耻的感觉可能会表现为莫名的焦虑、困窘，或更特别地，它会变为一种罪恶感。最后一项转变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很快地了解到某些罪恶感。譬如，如果有一个人充满着普遍的无意识托辞，当他被某些无害的及不重要的谎话所搞乱时，自己就会感到有一种犯罪感，那么由此，我们便可明确地推论出他较关心外表的真诚而不关心实际的真诚，他的自负因其无法维持那种最高且绝对的真诚想象而受到伤害。或者，要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不体恤他人而产生罪恶感，那我们必须要先查问他的罪恶感会不会是并非因自觉玷污了美德而引起的，而是因为他那虔诚的懊悔，他并未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去怜悯人而发生的。
此外，这些反应不论是直接的或已经转变的，也许潜意识里都没有感觉到，我们也许只能知道对于这些情况的反应。在这种“再次的反应”中，很明显有愤怒和恐惧存在的痕迹，我们都知道对自负的任何伤害都会激起报复的敌意；它可由不喜欢变为憎恨，由暴躁变为生气，进一步变成盲目凶狠的愤怒。就观察者而言，愤怒与自负间的关系有时候是非常容易确立的。譬如一个人会对待他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比愤怒，或对那欺骗了他的司机感到愤怒，然而，他所愤恨的事充其量只是一些烦恼的小事。这个人必定只知道自己应该对他人的恶行产生义愤，但就观察者（如分析者）而言，却可以了解他的自负被这些事件所伤害，以及他感到受屈辱而报以愤怒。病人也许会承认这种解释最可能说明他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过度，也可能会坚持他的反应一点也不过分，而认为他的愤怒是对于别人的邪恶与愚蠢的正常反应。
当然，并非所有无理的“敌意”都因自负受损而生，但它却比一般人所想的还更重要，分析者应该永远记住这个可能性，特别是要注意病人对他（分析者）的反应、对于解释的反应以及在整个分析进行中所表现的反应。如果敌意中带有损毁、轻视及屈辱的意向时，则与自负受挫的关系更加容易辨别。这就是报复的直接法则。病人如果不了解这种法则，会感到受了屈辱，进而同样也要屈辱别人，这么一来，如果还需要谈论病人的“敌意”，那就完全是多费唇舌了。分析者必须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所在，直接渗人病人心中所认为是敌意的问题，并且要合理地解释给他听。有时当分析刚开始，分析者尚未触及痒处之前，病人会产生屈辱分析者的冲动或想法，这是自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可能在潜意识里觉得被分析本身就是被屈辱，而分析者的主要工作在于如何使这种关系明朗化。
无疑地，分析中所发生的事无法预料，因为除了分析之外也会发生其他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果。如果我们经常想到攻击行为可能是因自负受损而发生的，那我们就可使自己免于许多痛苦与伤心的困扰。因此当我们已对朋友或亲戚大力帮忙后，如果他们仍旧是一副行为可憎的样子，我们就不该为其忘恩负义而感到烦恼，反而应该这样考虑：也许是因为接受了帮助，从而使他的自负相当严重地被伤害了。与此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谈及此事或尽力循着能保其面子的方法去帮助他。同样的，对于那些藐视别人的态度，我们也用不着去怨恨他的自大，我们必须认为他可能是因为自负在作祟而变得如此易受伤害，如此苦不堪言地生活着。
当我们认为已经冒犯了自己的自负时，敌意、憎恨或轻视同样也会指向我们，这种情形比较不明显。强烈的自责并非是对自我愤怒的唯一形式，报复性的自恨的确具有极其深远的含意，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因伤害自负所引起的反应，那么将失去线索。所以，我们须把这一点留到下章再予以讨论。
恐惧、焦虑与惊慌都是对于预期的屈辱或已发生的屈辱产生的反应。预期的恐惧或许与考试、公演、社交聚会或约会有关；这些例子通常被称为“怯场”，在任何公开或私下表演前所发生的不合理恐惧，用这个术语做暗喻再合适不过了。在下述场合中，怯场的情况会经常发生，如：初次见面时，我们总希望给予别人——新认识的亲戚朋友或一些达官显贵、或是餐馆中的侍者领班等等一个好印象；或在我们开始一项新活动的场合，譬如开始新的工作、准备绘画或做公众演讲等等。因这些恐惧而感到痛苦的人，常会将他们归之于对失败、耻辱、嘲弄的恐惧；这正是他们所感到害怕的事。不过，这种想法极易令人产生错觉，因为这表明了对实际失败的合理恐惧。在这点上，它忽略了一项事实——构成个人失败的事项都是主观的。它可能包含了所有与未能获得荣誉与完美有关的事项，而对这种可能性的预期，明显是轻度怯场的主要原因。人们经常害怕自己无法做得像“应该”所要求的那样完善，因此会恐惧担心自负受到伤害。另外还有更严重的怯场形式，以后我们自会了解。其中，潜意识的力量参与了作用，从而阻碍了人们的表演动作。这种怯场是因为他自己的自毁倾向而产生的，于是他会毫无理由地忸怩不安、忘记动作的方向、或者中途戛然而止，由此他会自觉耻辱，自觉失去光荣与胜利。
另一种预期的恐惧与个人的表演能力并不相干，但与担心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会损害他的特殊自负这个顾虑有关，譬如请求提升或帮忙、提出申请、或与女人亲近等，因为这些事情都可能遭受拒绝，要是性行为对他而言意味着丢脸的事（或被屈辱），那么在性行为之前可能会发生这种预期的恐惧。
恐惧反应也可能因“侮辱”而引起，很多人会表现出颤抖、战栗、出汗、或其他因别人对他缺乏敬意或待他无礼而产生的恐惧表情。这些反应是愤怒与恐惧混合而成的，这种恐惧有几分是因怕自己受到伤害而发生的。同样的反应可能因羞愧感而生，一个人如果忸怩、胆怯或令人不快，则他可能会突然被无常、甚至于惊慌的感觉所击溃了。例如，有位女士独自驾车上山，到了没有公路的地方停了下来，她欲从山路一端的小径径直走到山顶。虽然山路相当陡峭，但是并不那么泥泞湿滑，是很适合步行的，然而她的穿着却非常的不合时宜：一身新衣，还穿了高跟鞋，并且没有手杖。尽管如此，她仍继续前行，在跌了好几跤后，终于放弃了。休息时，她远远望见下面有条大狗正对着行人狂吠，她不期然地产生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令她大感惊讶，因为她平常并不怕狗，何况还有很多人围绕在狗的主人身旁！她根本用不着畏惧。由此，她开始思索这件事，想起年轻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件意外事故，使她感到极端羞怯。这时，她才知道此刻正像那日的情况一样，因“无法”到达山顶心里感到羞辱。她自语道：“不过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不易解决的”；她又接着想道：“但我应该能够解决它才对。”这么一来，她知道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只是“愚蠢的自负”在作祟所导致的问题，这种自负受了伤害而且使她——面对可能的攻击就感到束手无策。就像以后我们将会了解到的，她因此而无助地被放逐到自我攻击中，并且将危险归于外部原因。这种自我分析虽不完全，但却十分有效，她的恐惧终于消失了。
对于愤怒的反应，我们远比对于恐惧更能直接地了解。但在上述的分析中，他们是互为连锁的，缺乏其中的一种我们就无法了解另一种反应。二者的发生都是因为自负受损造成了恐怖的危险，其理由一部分由于自负取代了自信，以前已讨论过，然而这并非答案的全部。就像我们以后将会知道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生活在自负与自卑的交替情况中，因此，自负受损便会使他很快地坠入自卑的深渊中。欲了解焦虑的各种魔力，就必须牢记这个重要的关系。
虽然愤怒与恐惧的反应在我们心目中或许与自负无关，但它们依然被认为是指向自负方向的最好路标。如果这些“再次反应”不以如此的方式出现的话，那整个问题就会显得更为混淆，因为不管理由为何，这些再次的反应在转变中或许会被压制而消失不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导致或促成某些症状的产生，如心理变态、忧郁、酗酒及身心失调。或者，欲压制生气与恐惧情绪的这种需要，可能会变成了导致情绪反复的因素。不只生气与恐惧，甚至于所有的情感都会因此而有转变，朝不完全或不强烈的倾向发展。
神经官能症自负的负面影响，在于它对个人既颇为重要，同时却又极易使人遭受攻击。这种情况造成了紧张，因为这种紧张出现的频率与强度根本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此人们便需要得到治疗，当自负受损时，自己设法去重建它，或当它还处在危险时便设法避免伤害。
保全面子的需要是急切的，这里有很多有效的方法。事实上，因为有太多种不同的方法，粗鄙的或精巧的，所以我必须将陈述限于最常见且最重要的一些方法。看起来最有效且最普遍的方法，与其感到羞辱而欲报复的冲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出于自负受损所引起的痛苦与危险，因而表现出的一种“敌意反应”。但报复或许也是一种力求自我辩白的工具，它包含了一种信念——借着以牙还牙的方法向得罪他的人报复，这样一来，他的自负便可获得重建。这种信念基于如下的感觉而生：得罪我们的人凭借其权力伤害我们的自负，并且借其凌驾于上的气势打败我们。如果我们借着报复而加倍地伤害他，那么状况就会反转了，我们将获得胜利并且一举打败他，神经官能症的复仇目标并非是“报复”，而是在于借着更厉害的还击而获取胜利。不获胜利则无法重建被自负所包围的想象中的伟大，从而指出神经官能症报复中不正当的固执性，并说明这种报复的强迫性正是重建自负的能力。
关于“报复”，我们将在以后予以详细讨论，现在我只概略地提出一些主要的因素。由于报复力对于重建自负非常有益，所以这种报复力自身可为自负所笼罩，在某些类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心目中，它就是力量，而且通常是他们所认识的唯一力量。反之，不管是否因为内在的或外在的因素抑制了他报复的动机，无力还击通常意味着柔弱。因此当这种人感到被屈辱，或当这种状况以及存在于他内心的某些事物阻止他报复时，他会苦于受到双重的伤害：本来的“侮辱”以及因他无法还击所受的伤害。
如前所述，报复的需要是荣誉探求中一项不变的成分，要是一旦它成为生活中的显著激发力，那么它将开始造成难于解决的恶性循环，神经官能症患者在各种可能的方法中，欲凌驾他人的决心是相当强大的。因此更加强了探求荣誉的需要，也加强了神经官能症的自负，自负被加强后，依次地又增强了报复心，因而又导致为求胜利的更大需要，如此循环不已。
重建自负的次要方法，是对曾经伤害过其自负的人或事物失去兴趣与关怀。譬如，很多人放弃了对运动、政治、智慧的探求兴趣，因为他们那种欲擅长某一工作或完成某一事业的急切需要，尚无法满足这种状况，使他们无法忍受，于是便放弃了。他们并不晓得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变得兴味索然，而且可能会转向于一种实际上低于其自身潜力的活动。一个好老师，如果被分配到他无法立即精通的工作岗位或自感被降级的工作岗位后，他对教学的兴趣会因此而大大减退。这种态度上的变化也与学习过程有关。有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开始狂热地从事戏剧或绘画工作后，其老师或朋友认为他在这方面会很有前途因而十分鼓励他。但当他想起就才华而论，自己毕竟不是巴利摩尔
，也不是雷诺阿
，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并非是班上唯一的天才时，于是他不再热衷于最初的努力，不再为其努力的成果而骄傲。这些顾虑伤害了他的自负，而且他可能会突然地“了解”，绘画或戏剧并非其才华所在，何况他未曾“真正”地对这种探求感到有兴趣。于是他丢掉了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先是逃课，然后很快地就完全放弃了，转而从事其他的事，但只是在重复着这种循环而已。他可能常因经济的理由，或因自己的惰性，而停留于某种活动中，但却是漠不关心地从事这种活动，因此他无法了解，如果专心从事这种活动的话，将会使他鸿图大展。
在与人相处的关系中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过程，当然，我们可能有很好的理由不再去喜欢一个人：可能因为起初我们高估了他，或者彼此的发展方向有歧义等。但无论如何，探究我们由喜欢而变为漠不关心的原因是值得的，别一味地推诿没空或者肯定错在当初，而不肯做进一步的分析。也许在过去的交往中真的发生了某些事情伤害了我们的自负；也许因为在与别人比较之下，我们觉得他并不像以往那样敬重我们，或者，我们知道过去曾经胜过他，因此替他感到羞耻。这些情况在婚姻与爱情的关系上可能扮演了相当尖刻的角色，于是我们经常固执地说“我不再喜欢她/他了”。
所有的这些“退缩”带来了精力上的徒然浪费，通常也惹来很多的痛苦。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是因为我们不再以真我为傲而对之丧失兴趣——这个题目将留到后面讨论。
还有更多的方法可用来重建自负，这些方法虽然浅显且明了，但并不为人们所深人理解。我们或许说了某些话，过后才发觉那是愚蠢的。譬如，说了不切题的话，或者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或者语气过度嚣张、过分谦虚等。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会忘却它，否认曾经说过这些话，或者狡辩成自己所说的话是另有他意的。与这种情况类似的事情是一种对实际情况的曲解，以为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以为省略某些因素而强调于我们有益的一面来解释，可以使自负最后免受伤害而且能洗清自己的一切。令人困窘的事或许还会长久地停留于我们心目中，但却会被借口或托辞所拂拭掉。某些人虽然承认自己做了下流的事，但那是因为他已经三天三夜没睡或者是受到了别人的引诱的缘故。他已伤害了某些人的情感，他轻率并且不体恤他人，但他的用意本质上是善良的。他曾经让需要帮忙的人失望，但这是因为他抽不出时间的缘故。所有这些借口或许有部分或许全部是真实的，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并不是因为失败而请求原谅，而只是意图掩饰错误或失败。同样的，很多人觉得事事只要说声抱歉就可以万事大吉。
这些借口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在逃避自我的责任。对于我们并不引以为傲的事，不管是忘却它，还是润色它，或者谴责它，我们都不想坦承自己的缺点，并藉以来保全自己的面子。减低“自我负责”的心理也可隐藏于“虚伪的客观性”背后，譬如，有个病人对自己做了细致周到的观察，且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提出了一个相当正确的报告。表面上看，他似乎是知觉敏锐且如实对待自己的优缺点，但其本质上也许是一个被抑制的、恐怖的且有着狂妄需求的聪明观察者。因为他并不对所观察到的这个人负责，更因为他的“自负之光”集结于他那智慧而客观的观察力之上，所以他的自负所受到的伤害被压制了。
其他人并不喜欢客观且诚实地对待自己，不管这种态度是否惹起了广泛的规避行为，当这种病人觉察到某些神经官能症的倾向时，就会在“他”与其“神经官能症”或他的“潜意识”之间做一个明显的区别记号。他的神经官能症是与“他”毫不相关的某些神秘事项。这似乎是骇人听闻的，事实上，对他而言，这已不只是保全面子的方法，而且是保全生命或神圣的方法。他自负的弱点已占据了如此极端的部分，因此他必会因此承认横在自己面前的障碍而自觉四分五裂。
此地所要提到保全面子的最后一项伎俩就是幽默的使用。无疑，当病人能坦率地认识他的困难，而用少许的幽默来承受困难时，这就是一种内在的抒发。但有些病人在分析之初，就总对自己开玩笑，态度不够真诚，甚至于还夸大他们的困难，致使别人看来仿佛是在搞笑似的，同时他们还会对任何批评都表现出一副荒诞的敏感。在这些例子里，幽默是在替其他无法忍受的羞耻寻找下台的台阶。
当自负受到伤害时，有如此多的计谋可用来重建它。然而，自负虽极易遭受攻击却又如此珍贵，因此即使是在未来，它也需要受到保护。心理性疾病患者为了防止未来遭受自负的伤害，建立起了精巧的“回避系统”，这也是一种自发进行的过程；他并不是因为发觉到某种活动可能会伤害到其自负，才要去防止它的，而常常是不了解他的情况就去避免它。这种过程与活动本身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有关，而且它会阻碍实际的奋斗与努力。如果它被扩展了开来，便能削弱个人的生活能力。于是他不会去从事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任何真正探求，因为他害怕无法获得显赫的成功；他很喜欢写作或绘画，但不敢动手；他不敢亲近女人，因为害怕被拒绝；甚至因为与旅馆经理或守门员不熟，而不敢出外旅行。或者，他只敢到自己极其熟悉的地方去，因为他并不喜欢陌生人；他因害怕不自然而对社交生活畏缩不前：或者，因为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好而无法做出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他固守在平凡的工作上，严格地限制自己的开支；此外，在更多的方式下，他的生活状态比其现有的财富水准还低下；最后，这使他不得不远离别人，因为他无法面对落后于同辈人这个事实，所以他只得规避别人对他的工作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或所做的任何批评与比较。为了忍受生活，他必须更坚定地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但所有这些作为对他的自负而言，并非是补救之道，而只是一种掩饰；他也许从此开始培养自己的神经官能症，因为具有大写字母N的“神经官能症”（Neurosis）已变为可以让自己缺乏成就的宝贵借口。
这些都是极端的发展，不用说，虽然自身是促成此病症发展的主要原因，但并非是其中的唯一因素。更常见地，有些“回避行为”常被限制在某些方面。譬如，某人或许对于一些很少被抑遏的探求以及对荣誉的探求十分积极、十分有办法：他或许在其生活领域内非常勤奋，并且在工作上取得了成功，但他却会规避社交生活。相反地，他也可能觉得在社交活动中，自己应像唐璜那类角色一样，这样会生活得更安全，但他却不敢冒险去测验自己的潜力究竟有多大。他也许会觉得当召集人较为安全，但却要回避任何人事关系，因为他觉得牵涉到人事关系就容易受到攻击，恐怕情绪上会受到别人打扰的人，通常以害怕自负受伤害的特征最为朋显。基于很多理由，一个人可能特别畏惧于不能极其成功地与异性相处，如果是个男人，那他潜意识里就会期望着，当亲近女人或与她们发生性关系时，他的自负将受到伤害。于是女人对他（他的自负）产生了颇具威力的打击，有种恐惧可以大到减弱甚至于粉碎女人对他的魅力，而使他回避与异性接触。虽然这种禁忌并不能完全说明他将转变为同性恋的缘故，但却是促使他偏爱同性的真正因素之一。在许多反常的方式中，自负往往是爱情的劲敌。
这种“回避”现象可能牵涉到很多不同的特殊事件。譬如，某一个人，他或许会回避在公共场合演说，或许会回避参加公众运动，或许会逃避打电话等等。如果有别人在打电话、做决议或与房东谈交易时，他会显出一副毫不理会的样子。在这些特殊的举动中，他很可能知道自己在回避某事。然而，在更多的场合里，这些问题通常被“我不能”或“我不喜欢”的态度搞得更为混乱。
当我们检查了这些回避行为之后，发觉有两个原理可以用来决定它的特性。简言之，其一为通过限制个人生活的活动来寻求安全。抛弃、撤退或放弃远比冒着让自己的自负受到伤害的行为更为安全。在许多情况下，或许看不到自负会像“心甘情愿”一样具有明显而且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性。为了自负的利益，而应将个人的生活限制到已受阻碍的程度。另一原理为，不去尝试远比因为尝试而导致失败更为安全。后者的极致会使“回避”变成“结局的顿足”，因为它剥夺了人们渐渐克服困难的机会，就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前提而言，这种做法并不实际，因为他不但必须付出过度限制自己生活的代价，而且最终还需付出使他的自负受到更深伤害的代价。当然他并不做长远之计，他只担心因当前的尝试与错误所造成的危险性。如果他不去尝试，那么自负就不会遭受损害，同时他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托辞。不过在他的心目中，至少会产生一种自慰的想法：要是早已尝试过了，他可能会早已考及格了，已经找到一个更好的职业了，或者已经赢得一位漂亮的女人了等等。通常他还会进一步幻想：“要是我专心写作或谱曲的话，我一定会比巴尔扎克，比肖邦还伟大。”
在很多情况下，“回避”扩展到我们渴求事物的情感中。简言之，回避也许会围绕住我们的愿望。譬如有一个人，他觉得无法得到所希望的东西是一种不体面的失败，因此单单愿望这一项就产生了很大的冒险性，愿望遭受阻碍对他而言却意味着活力被加上了一重束缚。有时候人们也必须规避任何会伤害他自负的思想，在这方面，最重大的回避是对死亡的规避思想，因为“必须变老”而且像其他人一样地死去这个观念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自负的发展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人格发展中势必形成的结果，其整个过程的加强与巩固，皆因探求荣誉而引发。最初，个人可能怀着相当有害的幻想，而将自己刻画成一个很富魅力的角色，继而又在他心目中创造出“实际上”所能够或应该成为的理想形象，最后则到达最坚决的步骤：他的真我凋谢了，有用的精力被转移到理想自我的实现上。这种要求是他为保障自己在世上所拥有的立足之地——合乎他理想自我的意义以及支持他的地方——的一种企图。利用其“应该”，他驱使着自己去实现这种完美的自我，而且，最后必须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以便利用此体系来决定他所应该喜欢的与应该承受的范围，以及他所应该赞美的与值得引以为傲的事。但这个价值体系也必须决定什么该被拒绝、被痛恶、被轻视、被憎恨以及什么该被引以为耻。二者缺一便无法起作用。于是自负与自恨变得更加不可分离了，事实上它们是同一过程中的两种不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