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对一个人的人格及其生活产生的效果，将会随着人们的反应或经历的方式而有所不同，虽然其程度大小各不相同，但是某些效应是不可避免而且是规律发生的。“应该”总会让人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一个人愈试图在行为中去实现他的“应该”，那么这种紧张程度愈大。

迄今为止，我们已大略讨论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如何实现外在的理想自我：事事一定要成功，拥有绝对的权利，寻求胜利者的荣誉。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要求亦与他自身之外的世界有关：他试着去维护自己的特殊权利，并且因为他的独特，无论何时或无论以何种方式，他都有权力去要求一切。那种有权超越需要与法则的感觉，使他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就像他真的超越了一切一样。而且每逢自己显然无法达成那理想的自我时，这些要求转而使他制造一些外在因素来对这种“失败”负责。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实现自我的问题，这在第一章中曾简略地提过，不过当时的焦点指向了人类本身。匹格马琳试图将另一个人变成能满足他美好观念的创造物，与此不同的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以实际行动把自己塑造成自我创造的上帝。他坚持相信自己的完美形象，并且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忘掉现实中那些可耻的行为；坚持自己的完美才是你该做的事；成为理想化的自我才是首要之事。你应该能够忍受一切，理解一切，喜欢每一个人，多做有益之事。”——这些想法只是他内心指使的一部分而已。因为这些指使是不可动摇的，所以我特称之为“应该之绝对权力”。

内心的指使包含了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已存在的、能感觉到的、完全了解的、应该能够做的事，以及不该做的一些禁忌。为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此内心的指使，我先列举出一些事实作为开始。（更详细的例子将于“应该之特性”一章内讨论。）

他应该是个最诚实、最慷慨、最体贴、最有正义感、最威严、最勇敢、最无私的人。他应该是个多情的好情人、体贴的好丈夫、博学的好老师。他理应忍受一切的公平与不公平，他理应喜欢每一个人，他理应尊敬父母、关爱妻子并且热爱国家。他不应归属于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没有一件事会与他有任何重要的关系。他永远不会感受到自己被伤害，他应该永远保持安详与平静。他的生活应该是永远快乐的，并且应该超越这种快乐和享受。他应该是无约束的；他永远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他理应认识、了解并且预知每一件事物；他应该能立即解决自己或别人的每一个问题；只要一发觉困难就应该能立即克服它；他应该永不疲劳、永不生病；他应该随时能找到工作；他应该在一小时内做好必须二、三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

这个简短的说明，大概表明了“内心指使”的范围，并留给我们一种印象：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它却仍是难于实现并且相当严格的自我要求。如果我告诉病人他对自己的期望过高，他就会毫无疑虑地觉察到这点，事实上他可能早已知道自己的要求过高了。不过，不管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他通常会认为对自己期望过多总比过少还好。但是，对自己过高的要求并不能显示出内心指使的特性。在细致的检查后，这些要求可明显地解除。由于病人认为必须要将自己转变成为理想化的自我，并且深信自己必能这样做，所以造成了以上这些要求的重叠。

首先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就是他常会不顾“实现”的可能性，而这些现实情况遍布于所有实现自我的驱动力上。在这些要求中，有很多是人类所无法达成的。尽管个人本身并无法觉察出来，但是它们纯粹是虚构的，属于幻想的要求。然而，当他的期望暴露在“有判断力的思考”下时，他就不得不去深人认识这些要求。这种智力上的领会即使能够改变什么，也是不多的。就如一位医生，他也许十分清楚自己除了每天九个钟头的工作与广泛的社交生活外，再也无法从事精深的科学研究了；但是，即便他每日减少了一、两种活动，却仍继续按着以前的方式过活，也没有多少空闲时间可以从事科学研究。对他来说，时间与精力上的限制应该是不存在的，他的这种要求远比理智还强。或者，我们来举个更微妙的例子：在一次心理分析会谈中，有位病人感到十分沮丧。她曾经跟一位朋友谈论过婚姻问题，这位朋友的问题非常错综复杂，以至于我的病人无法帮助她解决。我的病人与她先生是在偶然的社交场合下认识的。她本人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分析，而且对于婚姻中两个人彼此间的关系也已认识得更为清楚，对于将会遭遇的心理纷乱现象都已有相当的了解。尽管她认为自己应该能够告诉那位朋友是否应该继续维持婚姻，可她却没有做到。

我告诉这个病人，她对自己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实现的期望，并且告诉她当一个人开始清楚地了解在某种情况下与此有关的因素之前，必须先要搞清楚许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结果，她大都了解我所告诉她的这些困难，但她依旧认为自己应该具有一种可明了所有困难的第六感觉。

其他对自我的一些要求，本质上也许并非是幻想的，但却显示出一种完全忽视境况的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人们的自我要求。因此，很多病人自觉十分聪明，并且期望立即结束对他们的心理分析。心理分析的过程对病人的智力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这些病人的推理力，可能会经常阻碍了分析的进行。对此有价值的是病人的情感力量，他们行为的率直与他们的自我负责。

这种渴求轻易成功的期望，不只发生于整个分析的过程中，而且同样与病人获得的见识有关。例如，认识了神经官能症要求，对他们而言似乎就好像要他们革除要求一样，因此需要耐心的分析。只要产生要求的那些情感需要依旧存在，那么要求将永远长存着——但这种需要却被病人所忽略了。他们相信自己的智力应是至高无上的动力，于是接踵而来的失望与沮丧势必成为不可豁免的了。同样，一位具有长期教书经验的教师，也许会坚持认为，对他来说，写篇有关教学法的论文应该是极其容易的。但是，当文字无法从他的笔尖流露出来时，也会对自己感到极度的厌恶。他已经忽视或抛弃了下列与此有关的问题：她要说些什么事情呢？是否已将经验凝聚为具体、实用且系统化的正确陈述呢？即使答案是肯定的，一篇论文仍意味着一种系统化地陈述或表达其思想的简单工作。

内心的指使正像极权国家的政治专制一样，表现出极度无视个体本身的精神情况，并且毫不顾及感觉与他目前所做的一切事情。譬如常见的应该之一就是一个人应该不会感到被伤害；任何人都会发觉达到这种绝对（不被伤害）要求是极其困难的。究竟有多少人已经或正在认识到自己毫无焦虑，并且十分平和，以至于从没感到自己被伤害过？充其量这只能是我们奋斗的一种理想；一个人若真要这样设计的话，那他必定会积极而耐心地去研究我们潜意识里为求防护的要求，研究我们虚伪的自负——或简言之，研究在人格中使我们易受攻击（变弱）的每一个因素。但是，对于一个认为自己不应受到伤害的人来说，他心目中并没有如此具体的一套计划。他只是给自己定下一条“绝对”的法则：否定或忽视他所具有的弱点。

我们再来讨论另一需求：我应该永远智力超群、富有同情心并且乐于助人，我应该能软化犯罪者的心。事实上，这也并非全是幻想。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一书中刻画的牧师，就得到了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但是，现实中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对于我的一位病人来说，这位牧师的形象对他而言便是一种重要的象怔，她认为自己应该像牧师那样。但此时她却没有那位牧师对待犯人的态度及能力，她有时表现得仁慈，因为她觉得自己应该得到别人的仁慈、慷慨和包容，但实际上她心中并没有仁慈的感觉。事实上，她觉得任何人的所作所为并非全是善行；她经常恐惧某些人会欺骗她，每当找不到东西，她就以为是被偷了。在未被完全了解的情况下，神经官能症已经使她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专注于自我的利益——这些原本是被一层带有强迫性的谦逊与善良所遮掩着。此刻，她愿意了解自己的这些困难进而去研究它们吗？当然不会。这也是一个盲目制定规则的问题，这种规则只能导致自欺或偏颇的自我批判。

为了说明“应该”的、惊人盲目性，我们必须再提出一些不太重要的结果。然而，只要从探求荣誉中的根源，或其实现理想自我的作用来看，必会发现一个可被充分理解的事实：对本身而言，“应该”的前提是万事皆有可能实现，不存在任何不可能的事。果真如此，现有的情况当然不需去检点。

这个倾向在“针对过去的要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孩提时期，不只对于说明影响神经官能症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可由此而发掘出现在对过去经历的逆境所持的态度。这些与他受到的好或坏的对待并无关系，主要是由他目前的需要所决定的。譬如，如果他认为有必要让过去的经历体现出甜蜜和荣耀，他就会将金色的光环套在他的整个孩提时代，而不去理会现实中的童年经历。如果他给自己强加上一个处于艰难环境中的情感，他就会认为因为需要父母的帮助而必须得去爱他们。要是他平常对自己的生活不负责，那么他可能将所有的困难都归咎于父母。这种伴随后者而来的报复心理，也许会转变而公然地表现出来，或是被压抑下去。

最后他很可能会走向相反的极端，表面上为自己担当一些荒谬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已知道早期影响给他带来了威迫性的与阻止性的冲突；他所自觉的态度是相当客观而且似乎是合理的。譬如，他可能会指出其父母的某些行为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病人有时也会奇怪自己为何不会感到任何愤恨，其实缺少愤恨的一个理由正是那个令我们感兴趣的具有回顾性的应该。虽然他知道自己被冒犯了，而且这种冒犯足以压垮任何人，但他应该不受此冒犯的任何影响，他应该毫发无伤。他应该早已具有内在的力量与坚忍的精神，不让这些因素击败他。因此，这就证明了一开始他就在做无益的事——只要他愿意，就真的能够不受任何伤害；他会说：“的确，那是装满了伪善与残酷的污水池”。但接着他的洞察力却变得模糊了：“虽然我无助地面临这种环境，但我应该早就能克服他们，我应该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一般。”

如果他真能对生活负起真正的责任，而不负如此虚假的责任，那他就试着做种种不同的思考。他会承认早期的影响真能以不利的方式改变他，而且他会发现无论这些困难起源为何，都会阻碍他目前及未来的生活。因为这样，所以他最好要振作力量以克服所有困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将整个问题置于完全幻想且无益的层次上，而一味地要求自己应该不被这些因素影响。同一病人，在后期能扭转他的处境，近而确信自己并未完全被早期的环境所怔服，这就是进步的征兆。

“带有回顾性的应该”不只表现于对孩提时期的态度方面（这种“应该”带来了虚伪的责任，以致徒劳无用）。譬如：有个人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应该通过坦诚的批评来帮助朋友；某人认为他应该将孩子抚育成人，而不让他们变得神经质。我们确实都会遗憾，因为在这些方面我们是失败者，但我们可以检讨失败的原因，从而学会改善的方法。我们必定会知道，从失败时所产生的心理障碍或困难来看，当时我们确已尽力而为了。然而，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而言，已经尽力而为并不能令他感到自慰，因为他认为在某些奇迹出现的情况下，他应该会做得更好才对。

同样的，了解目前的任何缺点，对于那些被专横的“应该”所困扰的人是无法忍受的，无论困难是什么，它必须迅速被除去。除去困难的方法个个不同：越是生活在想象中的人们，越是容易摆脱这种困难。曾经，有一个病人发现自己已经有了一种不切实际的需要，她想拥有超乎王权的权力，而且知道这种驱动力是如何在她的生活中发生的，到了第二天她却确信：现在这种想法已全属往事了。她不应该被权力所奴役；因此她不再渴求。类似这样的事经常在生活中反复发生，由此，我们知道这种力求控制、力求权力的驱动力，只表示在她想象中所具有的一种魔力罢了。

有些人试图凭借绝对的意志力来除去已知的困难，在这方面，人们的确能够收到异常的效果。我想起了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虽然认为自己不应该惧怕任何事物，但其中有一位却很害怕夜贼，于是她强迫自己睡在一间空屋里，直到她不再害怕为止。另一位，如果水不够清澈就不敢游泳，因为她觉得有可能会被蛇或鱼咬到，而她却强迫自己游过一个鲨鱼聚集的海湾。两位女孩都利用这种方法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对于那些将心理分析当成无稽之谈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方法看上去好像很有作用。这两个女孩子不正是用这种必要的作法使自己克服了恐惧的心理吗？但是，事实上对夜贼或蛇的恐惧，是一种最明显的表现，而且较为普遍，这种恐惧常常深藏在人们心中。其实这种隐伏着普遍焦虑的情绪并未因她所采取的“挑战”法（克服恐惧之法）而略有改变，固然表面上可能不再恐惧，但因解决方法未触及病根，从而使焦虑愈发被深埋了。

在分析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当人们一发觉自己的弱点时，控制意志力的机器是如何以某些方式开启的。他们下定决心并且试图维持预算、去与人们相处、变得更自信或更仁慈。这些都是好的转变，只要他们同样会去关心并了解这些困扰的含意与来源。但是很不幸，这样的关心和了解却少得可怜。仅第一步，了解所有特殊困扰的范围，可能就已经令他大为不快，这真与他那种欲解决困扰的激昂驱动力相反。同时，因为他们觉得借意识的控制应该足以怔服这些困扰，所以细心解决障碍的过程，等于是承认了自己的柔弱与失败。当然，这种人为的努力早晚必会消除，因此，这种困难是极少会被控制的。我们所能确信的是，困难（或障碍）已秘密地被驱策，而且继续以一种更隐匿的形式出现。分析者自然不应鼓励患者做这种努力，而应该去分析他们。

大部分神经官能症的障碍，甚至于对最艰辛的努力控制也会发生抗阻作用。意识的努力对于抗忧郁、抗工作上根深蒂固的压抑、或抗强烈的白日梦简直是一筹莫展。大家都会以为那些在分析中已得到某些心理方面认识的病人，对这种结果都相当清楚。然而思想的清晰并无法影响“我应该能够克服它”的看法，以至于他会因更加忧郁而诉苦等等。原因很简单，除了他原有的痛苦感觉外，显而易见，他缺乏了万能的感觉。有时分析者可在开始时了解这个步骤，而防患于未然。因此一个已显露出有白日梦症状的病人，当她详细地揭穿了白日梦是如何影响了她的大部分活动时，自然会开始了解这种症状的害处——至少了解它是如何令人耗竭精力的。下次如果白日梦仍旧存在，她会因此而感到有点犯罪和歉意。了解了她对自己的需求后，我个人相信要人为地中止那些需求既不可能又不明智，因为我们可以确信那些需求在她的生活中也具有重要的功用——这一点我们会渐渐了解的。现在，她感到病情好了不少，于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中止这些白日梦，但因为过去未能照做，所以认为我必定会讨厌她。过去的她已把对自己的期望全部倾注在我身上。

许多在分析中所发生的失望、暴躁或恐惧的反应，主要是由于病人感到无法立即除去困扰的问题，而非由于病人已经发觉到困扰自己的问题所致（正如分析趋向于如此假定一样）。

因此，内心的指使虽然对维持理想的形象而言，比其他方式更为根本，但像其他方式一样，目标不在于真实的改变，而在于寻求快速绝对的完美。他们力求使缺点消失，或力求使其出现，仿佛特殊的完美唾于可得。就如上例，如果内心的需求被外移时，这就显得特别清楚。于是一个人的现实状况甚至于他所诉苦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只有能让别人看到的方能使他产生强烈的忧虑：在社交场合中的手抖、脸红、笨拙等。

因此，“应该”缺乏对真正理想的道德真诚，譬如，被应该所掌握的人们，无法为迈向更诚实而奋斗，但却被驱使着去渴求“绝对”的诚实——这是非常遥远的苛求，大约只能由想象中获得吧。

充其量，他们只能完成一种行为主义的典型，就如作家赛珍珠在《女人阁》一书中对吴夫人的性格描述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女人，她似乎永远在实行、摸索、思考正当的事情。这种人的外表，不消说是最虚伪的了。当他们突如其来地显示出街头恐惧症或机能性心脏病时，他们自己便会感到无比的昏乱。他们会自问，既然已完美地支配了自己的生活，已经在工作中鹤立鸡群，已经有了完美的生活伴侣，已经成了父母亲的骄傲，这样的病症怎么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呢？最后，他们必定会因为这种遭遇而无法正常生活，而且，如果没有任何方法可用来对付这种遭遇，那么他们的平衡能力便大为混乱了。分析者在逐渐熟悉病人与病人极度的精神紧张后，会大感惊异，只要他们一帆风顺，并未遭到大障碍，那么他们仍可维持正常的举止。

对于“应该”的性质我们感觉出的愈多，那么我们愈能清楚地了解，“应该”与真实的理想或道德标准间的差异并非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差异。它是弗洛伊德最重大错误中的一项，大体而论，他将内心的指使（他已经发现到这类的现象而且将之描述为超我）当作是道德的组成元素。但实际上，首先内心的指使与道德问题的关系就不太密切，为求道德充实的“指使”，他们在“应该”中确实是担任了显著的角色，因为道德问题在我们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将这些特别的“应该”与其他的分开，很显然，其余的通常是由潜意识的自大而决定的，如“我应能避免掉星期天下午的交通拥挤”或“我应该不经辛苦的训练或工作就能学会绘画”。我们一定还记得有很多需求明显地都缺乏道德的托辞，其中有“我应该能逃避任何惩罚”，“我应该永远胜过他人”，以及“我应该永远有能力向别人报仇”。只有将焦点集中于事情的全貌上，我们方能得到对道德完美要求的正确看法。就像其余那些应该，他们被自大的心理所弥漫着，因此力求加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荣誉并且使他变得神圣。就此意义而言，他们算是正常的道德奋斗，一种神经官能症性的赝品，倘若个人能再发现出这种赝品所具有的“潜意识的欺骗，”性（这种特性，是消除污点必备的），则必会认为他们是“邪恶的”而不是“道德的”心理现象。为了要使病人具有“再定位”的能力，从而能从虚构的世界中转人真实理想的人性发展中，这些区别更需要弄清楚才行。

又有一项“应该”的性质可用来与真正的标准区别。它包含于先前的注解中，但它本身太有力了，因此可加以单独且明确地叙述，那就是他们的强制性。理想也具有一种支配我们生活的“拘束力”，譬如，如果我们相信那是我们应该完成的责任，那么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也会尽力而为，因为完成它们是我们的终极欲望或是我们所认为的正当的事。愿望、判断与决定都是我们自身的事，因为由此我们才能克尽己任，所以这样的努力便带给我们自由与力量。另一方面，在遵循“应该”的例子中，大约有像志愿捐献或为专制而欢呼那样的自由。在这两个例子中，要是我们无法符合期望的标准，则惩罚必会如影随形。在内心指使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对于失败的一种强烈反应——一种贯穿焦虑、失望、自责与自毁等冲动的总反应。对于局外人，这些反应的表现与激怒的原因都毫不相干，但却与其对个人的意义相关，并且是成正比关系的。

让我再引用内在指使的强制性的另一说明。有个女人，她那坚决不变的“应该”中有一项是“她必须预知一切的偶发事故”，她十分骄傲于自己具有这种先知先见的才能，以及能够凭她的预知与谨慎小心而保护家人免于危险。有一次，她曾经做了一个精巧的计划，以劝诱儿子接受分析，然而她却无法使儿子的朋友——一个反对分析的人来接受分析。此刻，她感到自己非常失败。当她意识到儿子的朋友已超乎自己的预料之外时，遂发生了休克反应，而且感到自己好像已脱离与地面的接触。事实上，儿子的朋友是否如她所想象的那么有影响力，或者她是否真能帮助他，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休克与崩溃的反应，完全由于她突然觉察到自己早该想到这些的缘故上。同样的，有个优秀的女司机，由于稍微撞上了前面的汽车而被警察叫出车外，尽管这种意外何其微小，并且只要她觉得自己没有错就不会惧怕警察，可她也突然产生了这并非事实的感觉。

焦虑反应通常都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反抗焦虑的习惯性防卫瞬间即会发生作用。例如，一个朋友，自认为是个圣人，并且在他认为已帮了朋友很多忙，却又发现自己曾经严厉地对待过这位朋友时，他会去酗酒买醉，毫无自制能力。又如，有个女人认为自己应该是永远令人赏心悦目的人，但因为有一次没邀请朋友参加舞会而遭到朋友轻微的指责，她便感到一阵焦虑，片刻间几乎昏厥过去，不过，她马上觉察出自己更需要获得情感——这是她用来抑制焦虑的方法。对于男人，在其应该未完成的束缚下，会产生一种要与女人同床共枕的强烈冲动，性能力对他而言是种手段，用来感到自己被渴求及重建已丧失了的自尊。

关于这种报偿，“应该”具有一种强制力是不足为奇的。个人生活只要能与内心的指使协调，则可过得相当顺利，但要是他处于两个矛盾的应该间，或许就会产生毛病。譬如，有个人觉得自己应该是个理想的医生，应该将其所有时间用在病人身上，但他也应该是个理想的丈夫，应该抽空满足太太的需求并且带给她快乐。当他知道二者无法兼得时，轻微的焦虑油然而生，但却没有加剧的趋向，因为他立即试着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难题：决定定居于乡下。这意味着他要放弃更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和希望，当然他也知道这将不利于事业和前途的发展。

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境最后通过分析而圆满地解决了，但它表示出由冲突性的内在指使所产生的失望。有个女人几乎快要神经错乱了，因为她无法协调好做理想的母亲与做理想的妻子这两个想法，后者对她而言是指要忍受酗酒的丈夫所做的一切。

自然地，这种矛盾的“应该”要不然无法得到解决，要不然使人难以在其中做出合理的抉择，因为两种彼此相对的需求都具有同等的强制性。一位病人失眠了好几夜，因为他无法决定要与太太共度周末，还是留在办公室里继续工作。他应该满足太太的期望，还是老板的期望呢？他完全忽视了自己的真正希望，只在这两个选择中徘徊。于是，基于他应该做的事而言，对于这个问题便无法做出决定。

有些人虽然不了解“内在的专制”及其性质的一切冲击力，但对于这种专制的态度以及体验它的方式却彼此大不相同，这些差异处于默认与反抗的相对极端间，当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发生于个人身上时，通常二者中会有其一较占优势。譬如我们可预测后者（反抗型）的特怔，后者对于内心指使所持的态度以及经历它的方式，基本上是由生活对个人所具有的吸引力而定：掌握（或怔服），爱情或自由的吸引力。因为这些差异我们以后自会讨论到，所以此地仅简短地予以说明，就有关应该与禁忌而言，他们是如何产生的。

夸张型的人，“掌握生活”对他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这种人易于使自己与“内心的指使”合为一体，而且不管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他都会以自己的“标准”为骄傲，从不怀疑其真实性，并且力图去实现它们。他也许会藉实际行为去满足它们，他应该拥有众人所羡慕的一切，他应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更多，他不应犯错误；对于任何想做之事或该做之事，他都不应失败。在他心目中，他的一切都符合自己先前所认定的那个至高无上的标准。他的傲慢也许大得使他毫不顾虑失败的可能性，即使在他真的失败时也不接受这种可能性。他武断地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的做法是应当的行为。这个想法是如此的稳固，因此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简直就是个圣人，从未犯过错。

他愈陷于想象中，就愈不需要实际的努力。在心目中，他是如此的相信，不管如何被恐惧所围困，不管实际上是多么的不诚实，他仍是极度勇敢、极其坦诚的。在“我应该是”与“我现在是”两种情况间，其界限对他而言是模糊不清的。不过，我们之中可能也有人对这种界线不太清楚。德国有位笃信基督的诗人摩根斯坦，他在一首诗中已简明地表示出这种说法。有个男人被货车碾断了一条腿，在住院治疗期间，他偶尔看报纸得知发生车祸的那条街，是禁止货车通行的，他会因此而得出一个结论——这整个过程只是一场梦，因为他非常机灵地推论说，不应该发生之事便绝不会发生。一个人的想象愈战胜其论据，则上述界线愈会消失，于是他现在变得像是个典型的好丈夫、慈爱的父亲、本分的国民或任何他认为自己应该是的人物。

自谦型的人，爱情对他而言似乎是一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他同样地认为自己的“应该”形成了一个不被质疑的规则，但当他试着——充满焦虑地尝试着——去满足它们时，却觉得自己是如此可怜，根本就无法去完成它们。于是，在他有意识的体验中，最显著的元素是自我批判，这主要因为自己实际上并非是至高无上的人而引起的一种罪恶感。当达于极端时，对内心指使的两种态度使个人难以去分析自我。趋向于“自以为是”的极端，会使他无法发觉到自己的缺点；而倾向于另一极端——过度情愿的罪恶感——会引起某种危险，让他过度洞察那些具有压服性作用而不具诱发作用的缺点。

接下来，我们谈谈退却型的人。“自由”的概念对于这种人比任何其他事更具吸引力，这种人是三个类型中最易于反抗内心指使的人。因为自由——或他对自由的概念——对他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他对任何“强制”便有着过度的敏感。他也许会带点被动的方式去反抗。他认为该做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完美的工作，随便的浏览阅读，还是与太太之间的性关系，在他心目中都变成了一种逼迫，从而引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愤恨，结果使他变得冷漠。即使该做的事完全做好了，也是在内心抗拒所产生的紧张下完成的。

他更会以更积极的方式去反抗自己的“应该”，会力图完全摒弃它们；而且有时会走向极端，坚持只在快乐的时候才做自己高兴做的事。这种反抗或许会采取猛烈的方式，但通常都变成失望的反抗较多。因此，他要不然相当的恭敬、优雅、虔诚，要不然就变得十分邪恶，经常撒谎，并且侮辱别人。

有时一个平常很顺从应该的人，也会经历一段反抗期，这种反抗通常是针对外在的限制而产生的行为。J·P·马昆德已利用某种精巧的方式，说明了这些暂时性的反抗。他已向我们显示，这些反抗极易被镇压，正因为限制性的外在标准在内心的指使内具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个人才会变得迟钝与冷漠。

最后，其他的人或许会在自责的“善良”与反对任何标准的狂乱抗拒之间交替游荡。善于观察的朋友会发觉，这种人心中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困扰。这种人有时候对于性或金融上的事件，显得无礼而不负责，但有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出高度的道德感。因此，当这位朋友正为了他们还具有某些庄重感而绝望时（感到自己的观察不确切），却又会重新相信自己确是好人，但过会儿马上又会陷入严重的迷惑中。就其他人而言，在“我应该”与“不，我不要”之间或许会存有一个特定往返移动的关系。人们常有这样的想法：“我应该还债；不，为什么我应该？”或者“我应该维持正常饮食：不，我不要。”通常这些人会产生一种自发的意念，而他们将“应该”所表现出的矛盾态度认为是一种“自由”。

无论什么态度占据优势，在发展过程中总有很多会被具体化（外移），会被认为是发生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态度上，这方面的变异与被外移的特殊事项及它被实行的方式有关。大体而言，一个人根本上或许会将他的标准强加于他人之上，而提出有关完成它们（标准）的残酷需求。他越觉得自己是万物的判断标准，就愈会坚持——不只坚持一般的完美，而且坚持要求别人满足他的那种特殊标准。当别人无法满足他时，就会激怒他或引起他的轻视。更不合理的是，因自己无法达到自认为应该的状况，他会非常激动，而且随时随地都会发泄在别人身上。譬如，当他不是一个完美的情人或遭受欺骗时，他会对那些使他感到失败的人采取敌对的态度，且将那种对抗的状况予以变本加厉。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他或许会觉得对自己的期望是来自于他人，不管他人是否真的如此期望，或只是自己感觉别人是如此要求他的，他们的期望会转变成必须要完成的需求。在分析中，他觉得分析者期待他完成一些不可能之事，他将下列有关的感觉归咎于分析者：他应该永远积极进取，他应该是有成就的，应该永远有梦想、有追求，应该永远谈论那些他认为分析者想要与他讨论的事，应该永远感激别人的帮助从而进一步表达出这些感激来。

要是他能确信别人正期望着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那么他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反应。也许他会试着去猜测或预料人们的期望，而且极想去实践那些期望。在那种情况下，他通常也预见一下失败的后果，猜想人们一定会责备他或贬低他。或者，如果他对“强制性”太过敏，那么他会觉得人们是在欺骗他，干预他的事，催促他或强迫他。然后，他在心里会极力地反对，甚至于公然地反抗人们。因为人们都期待着收到圣诞礼物，他则会反对送圣诞礼物，因为他不想让人们的期待得逞。无论去上班抑或去赴约，他都会比预定时间稍稍迟一点。他会故意忘记周年纪念，忘记写信、或者任何别人要求他帮忙做的事情。尽管他喜欢并且想要见见亲戚们，可正因为母亲要他一定准时去拜访他们，他就会故意不去。对于别人的请求，他有着过度的逆反心理，他并不畏惧别人的指责，并且愤恨这样的指责。他生动而偏颇的自我批判，也固执地被具体化了，然后他会觉得别人对他的判断是不公平的，或者觉得人们总是在猜疑他心中隐藏的动机。要是他的反抗更加富有攻击性的话，他就会炫耀这种反抗行为，并且坚信自己毫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由于“被请求”而产生的逆反心理，是认识内心需求的良好路标。使我们感受为不相称的那种反应，或许就是对自我分析特别有所助益的。在部分人的自我分析中，下面的例子也许对于揭示那些从自我观察中所导致的错误结论是有用的。这个例子和一位我偶然见过面的行政长官有关，他总是忙忙碌碌的。在电话中，有个朋友询问他是否能去码头会见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作家，这可是他一直以来很崇拜的作家，并且在过去访问欧洲的社交场合中也曾见过面。因为他的时间已被会议及其他的工作所占满，所以事实上他是不可能答应去码头见面的，特别是他还得在码头等上好几个钟头。实际上有两种可行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都是明智的，他既可以回答说要仔细看看时间表是否能去，也可以表示歉意地拒绝，并且问问是否有需要他效劳之处。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立即冲动且唐突地说他太忙了，不愿意到码头去迎接任何人。

过后不久，他便为这句话感到后悔了，遂马上尽力去寻找作家的去处，以便需要时能帮助他。他不只对这件事感到悔恨，而且也感到困惑。难道他以为那位作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高贵吗？他确切地认为那个作家应该是位贵客。难道他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友善并且乐于助人吗？如果他真是友善的，那么他会因为自己被要求去证实友善与助人之举而困扰、而愤怒吗？

他对自己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能怀疑自己慷慨的真实性，对他而言，实在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因为在理想的形象中，他是人类的恩人。然而，当时他并不够慷慨，但是接着又否认了这个说法，因为他记起自己当时也曾渴望提出给予帮忙。正当他脑海里这么想时，很快地却又转向另一想法。当他决定要提出帮忙时应该是出于主动的，而在此之前别人已经请求他这么做了。于是，他认识到自己当时觉得这种请求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倘若早已知道作家要来这个城市，他一定会考虑并且一定会去码头接他。现在他还想起了许多类似的事件——其中他曾对别人要求他帮忙感到愤怒，而且他认为许多事情都是负担与逼迫，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请求或建议罢了。他也想过自己对于争论与指责的暴躁，由此，他得到了一个结论：他是一个欺凌弱小的人，而且有支配他人的欲望。此处提及这点，是因为这种反应很容易被误认为具有支配他人的倾向。从他自身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对逼迫与批评的过敏性。他无法忍受逼迫，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会感到自己被束缚了。而他无法忍受指责，因为他对自己的批评指责已经够多了，不想再接受任何人的批评。就此而论，我们可以沿着他对自己的友善质疑时而放弃的途径继续前行。总而言之，他是乐于助人的，因为他应该是能帮助别人的，而不是因为他对人性所拥有的那种相当抽象的爱。他对于每个人的态度比他自知的还更具分裂性，因此，任何请求都使他陷人了内心的冲突；他应该答应请求而且是相当大方的答应，他也应该不允许任何人去强迫他。脾气暴躁是当时因无法解决问题而感到左右为难（情感矛盾）的一种表现。

“应该”对一个人的人格及其生活产生的效果，将会随着人们的反应或经历的方式而有所不同，虽然其程度大小各不相同，但是某些效应是不可避免而且是规律发生的。“应该”总会让人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一个人愈试图在行为中去实现他的“应该”，那么这种紧张程度愈大。譬如，他会觉着自己仿佛始终在用脚尖站立着，而且长期疲惫地这样站立着，为此他遭受了极度的痛苦。他或许会感到莫名的困惑、紧张，不知被什么所困扰。或者，要是他的“应该”与他所受教育的期望态度一致，他也许会感到这种紧张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如果“紧张”程度太强烈的话，也会促使一个人从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中悄然隐退。

此外，基于某些客观原因，“应该”总是以某种方式造成人性关系上的各种干扰和障碍。在这方面，最常见的是对于指责的过度敏感。由于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他避免经历任何其他方面的指责——不管实际具有的还是可预期的，不论是友善的还是不友善的——正如是一种对自己的谴责。当了解了他因为达不到自加的标准，而感到何等地憎恨自己时，我们就会更清楚这种敏感的强度了。在其他方面，人性关系的障碍种类由较占优势的外部客观因素而定，这种障碍可使他对别人过于吹毛求疵，或过于残酷，或过于忧虑、过于大胆反抗，或过于顺从等等。

最重要的，“应该”进而会削弱情感、愿望、思想或信仰的自发性——如体会自己情感的能力、表达情感的能力……因而，这种人的行为充其量只能用“本能的强迫性”（引自某一病人）来表达，他应该能“毫无拘束”地表达出所感觉的、所希望的、思考的或相信的东西。我们已习惯于认为自己无法控制情感而只能控制行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我们能够强迫其工作，却无法强迫任何人去喜爱他的工作。同样，我们通常能使自己马上装出那种毫不犹疑的动作，但却无法使自己由心而发这种真实的自信感，这可是千真万确的。若我们还需要证明，精神分析可提供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如果由“应该”得出有关情感的定则，那么“想象”必会挥其魔杖而使“我应该感觉到的”与“我现在感觉到的”此二者间的界线消失。于是我们会自觉地相信或感觉到，正如我们应该相信或感觉到的一样。

在分析中，当确定为被虚情假意所欺骗时，病人便会不自觉地颤抖，也会因此经历一段痛苦但却颇具建设性的“昏乱期”。譬如，有个女病人，她认为是因为自己“应该”喜欢所有人才去主动喜欢人的，她或许会自问：我真的喜欢我的丈夫、我的学生、我的父母亲吗？或者，我真的喜欢任何人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一切阻碍抒发真实情感的恐惧、猜疑与愤恨（这些还被“应该”所掩盖着）只有当它显现在眼前时方能加以解决，我说这个时期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代表了病人“求真”的开始。

自发的愿望所能被内心指使压制的程度是相当惊人的，下面引用一个病人在发现了她的“应该专制”的行为后所写的信：

我知道我简直无法渴望任何事物，甚至于连死亡对我来说都是种奢求，更不要说好好生活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困扰着我的原因，正是因为我无法去做任何想做的事，即便是摆脱掉纯粹的意志力、耐心或伤心事，仍然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无法料理我自己的事情，无法接受或控制暴躁易怒的脾气，无法让我变得更仁慈。

现在我第一次发觉到自己实实在在无法对任何事物产生感觉。（的确这样，因为我有非常明显的神经过敏！）对于痛苦我知道得何其彻底——六年来我的每个毛孔一次又一次地被内在的愤怒、自怜、自卑与失望所诸塞住！现在我又知道——一切都是消极的、反动的、强迫的，一切都是来自外部的欺骗；很显然，现在我的内心空洞洞的。

对于那些将理想形象定位于善良、友爱与神圣的人，“虚构情感”的表现最为明显。他们应该是体贴的、受欢迎的、富有同情心的、慷慨的、钟情的，因此在其心目中应具有这些特质。从谈吐或动作姿态看，仿佛他们真的就是大善人或者情种一样，而且因为自己能确信是这样的，所以甚至于他们也能暂时让别人相信。当然这些虚构的情感既没有深度也并不具有支持力，在适当的环境下，他们也许是相当一致的，因此自然不会被人怀疑。《女人阁》一书中的吴夫人，只有当家中发生困难时，或在她遇见一位感情生活相当正直且诚实的男人后，才开始怀疑自己情感的真实性。

“定做的情感”其肤浅程度更常见于其他方式里，它们并不固定，也许很快便会消失。当自尊与虚荣心受到伤害时，“爱情”迅速地让路而变为“漠不关心”、或“愤恨”与“轻视”。在这些情况下，人们通常不会扪心自问：“我的情感和观念何以这么容易就改变了？”他们只简单地认为，或许某个人对人们在人性方面的失败感到失望，或许认为他们未曾“真正地”去相信他。这些并不意味着人们也许没有雅量去容纳强烈且生动的情感，但是在有意识的层次上的表现，通常是一种缺乏真实性的有力托辞。他们长久给人以虚幻且难以捉摸的印象，或者——用较通俗的话来说——他们给人一种“骗子”的印象。突发之愤怒通常是唯一真正无所掩饰的情感。

在另一种极端行为中，无情与残忍的感觉也会被过分地夸张。在有些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其温柔、同情与自信感觉上的禁忌，就如其他人在敌意与报复方面的禁忌一样大。这些人认为即使缺少任何亲密的人情他们也应该能够过活，因此他们相信自己不需要这些人际关系。他们不应享受任何事物，因此他们无所顾虑，并不关心任何与之无关的事。于是他们的情感生活虽寡然，但却并未被扭曲。

由“内心指使”所酿成的感情画面，并不全像这两种极端一样的合理化。其产生的定则可以是相互矛盾的：你应该很具同情心，因此而无法逃避任何牺牲；但你也应该很残忍，这样才能达成任何复仇行动。结果，有时确信他是冷漠无情的，有时却是极端仁慈的。有一些人，如果较多的情感与愿望被阻止了，其普通的情感也因此会被泯灭。譬如，他们希望在某些事物上加上一些禁忌，这些禁忌可掩盖所有活跃的愿望，而且对他们的独立行事也会产生普遍的抑制。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抑制，他们才发展出普遍的要求，还有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有权使生命中的每件东西都呈献在公众面前。然后，因这种要求遭受挫折所生的愤恨，会被“我们应该忍受生活”的这种指使所终止。

与其他损害相比，这些普遍的“应该”对我们的情感所造成的害处，更不易被人发觉到，实际上这种伤害是为了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完美典型所付出的最高代价。情感是我们生命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要是他们处于独裁专制下，那么在我们的基本生存中将会产生极深的不定性，它一定会不利的影响我们和我们自己内在与外在事物的关系。

我们几乎无法估计内心指使的震撼力强度有多大。实现理想化的自我的驱动力在个人心中越占优势，那么“应该”就越成为转变他、驱使他、鞭策他付诸行动的唯一动力。当一个远离真我的病人发现了“应该”的一些阻碍效应时，仍旧完全无法考虑放弃掉这些应该，因为如果没有它们——他如此觉得——他就不会或不能做任何事。有时他会以如下的说法来表明这种关系：他以为一个人除了借用武力外，是无法使他人做正确事情的，这是他内心感受的具体化表示（外在表达）。于是，对于病人而言，如果“应该”的主观价值已根深蒂固，那么只有当他体验出在自身内存有另一本能的力量时，方能免除这种主观的价值。

在我们了解了“应该”的巨大强迫力后，必定会提出一个问题，此问题的答案将于第五章中加以讨论：当一个人发觉他无法满足内心的指使时，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先简短地对答案做个暗示：他会因此而开始憎恨并轻视他自己。事实上，我们并无法完全了解“应该”这个压力所具有的震撼力，除非我们知道它与自恨彼此相混合的程度。这种震撼力是惩罚性的自恨之恶兆，这种自恨潜伏在“应该”的背后，而且使“应该”变为一种真正的恐怖政权。 wrVj6XDtznm3MON4eBj0xYFq33D51J8/DSH97PHdEMP1W3na+t90BXlpjfqrOw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