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荣誉”的组成元素中，最明显、最外向的是“神经病患者的雄心壮志”，这是一种探求外在成就的驱动力。这种探求“现实的优越表现”的驱动力颇具普遍性，它还遍及于探求任何事情的优异表现，但通常它常被有力地应用于那些在特定时间并且易于表现其优越的事情上。

不管人类成长的环境如何，只要没有智能上的缺陷，孩子们自会学着如何待人处事，自然会有自己特有的某种技能。然而，有些能力是无法迫使孩子们从学习中获得的。人们不需要、事实上也不能够强硬地让每一粒种子都生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时机成熟的话，种子的内在生长潜力自然会暴露出来。同理，人类每一个个体，如果被赋予了这样的机会，他也会将自己的潜能充分展现在大众面前，而后接着发展其本身丰富的技能：使情感更丰富，使思想更明晰，使愿望更强烈，使兴趣爱好更广泛。在开发个人资源的同时，还要巩固增强意志力，发挥自己本身已具有的才能或天赋，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与他人沟通等等。所有这些都能使他及时找到自己的价值观以及生活的目的所在。简而言之，他将坚定地朝着“实现自我”的目标迈进。这正是我写此书的目的所在。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主要的内在力量是“真实的自我”。虽然人人都有自我，但是这个真正的自我却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固有的“真实的自我”，这才是人类成长的根源。

只有人类本身才能开发出自己所具有的潜能，依靠外界的力量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就像种子只有在适当的环境、适合的温度下才会发芽、生长一样，人类的成长也需要有一个适当的环境。亲切、温和的气氛不仅能使人们有安全感，还会让人们充分体会到不带枷锁的心灵所赋予人类的自由思想和感受，人们可以借此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人类的成长离不开友善和关爱，这不仅仅是指满足于人们各种简单的需要，并且还要引导人们，鼓励他们成为成熟、有思想、有成就的人。当然，对成长有利的障碍和冲突也是必不可少的。困难可以让人们了解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还应该要考虑到别人的想法和意愿。如果人们真能在关爱和摩擦中相互体谅、相互包容，那么人们就会伴随着真实的自我而成长。

在各种不利于成长的因素影响下，小孩子无法按照个人需要来发展，而这些不利因素在生活中简直不胜枚举。简单地讲，一个最突出的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因素就是：家长们常常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孩子，而不去分析、理解孩子的思想和需要，甚至还将孩子的单纯当成是不同寻常的表现；家长们对待孩子的态度皆以自己的喜怒情绪为前提。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家长们对孩子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有些家长会过度溺爱孩子，有些家长会威胁恐吓孩子，有些家长对待孩子粗暴无礼，有些家长又对孩子过分严格苛刻，有些家长会姑息纵容孩子，有些家长又会偏袒众多孩子中的某一个，有些家长对孩子漠不关心，有些家长又对孩子过分矫饰虚伪等等。

诸如此类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因素还有很多。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往往是几个并存，这给孩子的成长道路设置了许多障碍。诸多不利因素集合在一起所造成的麻烦，将会影响孩子的成长。

最终，这些不利因素将导致孩子们缺乏“归依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不仅如此，这些不利因素反而还会让孩子们产生莫名的恐惧和得不到安全保障的心理反应。我将此称为“基本焦虑”。当身处自认为是敌对的环境中时，孤立、无助的感觉会自然涌上心头，这种基本焦虑所产生的压力会令孩子们无法以自己真实的情感自然地与人沟通，并且会强迫他们去寻求对付心理上假想的“敌人”的方法。他们一定会（无意识地）设法以某种可行的方式来对付“敌人”，而那种处理方式非但不会唤醒或者更加增强心理上的焦虑，反而会缓和、释放积存在内心的基本焦虑。由这种无意识的策略需求所导致的特殊态度，须由小孩子的性情及当时环境的状况而定。简言之，小孩子会依附于周围最有权势的人，他会以争论来反抗，他会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甚至会意气用事地远离他人。从原理上看，这些行为意味着他会选择接近、反抗或逃避他人。

在正常的人际关系中，虽不排除接近、反抗或者逃避他人这三种倾向，但是要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仍然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能力，诸如情感的需求与奉献、争论或者屈服顺从于他人、维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等等。但是，对于一个因基本焦虑而自觉处境危险的小孩子而言，上述现象却是相当极端、相当严重的表现。举例来讲，对于一个内心处于恐慌焦虑的小孩子，人们对他的种种行为所表现出的好感就会让他从此依恋于这种行为，而对其顺从则会变成姑息纵容。同样，在特殊情况下，他也会毫不顾及自己内在的真实情感及不恰当的态度，性格上变得反叛和冷漠无情。潜伏在人们内心的基本焦虑，其强烈程度是与其态度上的强硬与盲目成正比的。

在上述这些情况下，小孩子不可能只表现出任何一种现象，而可能会具备了上述所有的现象，所以才可能会发展成与别人根本敌对的态度。接近、反抗或逃避他人这三种行为就构成了一种冲突——这是他与别人的基本冲突。当然，他还会及时地调整自己，寻找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冲突，这个方法则是从顺从、攻击或者是漠然中选取一种，当然他所选取的是自己认为较擅长的一种方法。

解决“神经性冲突”的第一个企图绝不是表面的、肤浅的。相反，它对于将来神经官能性疾病的发展过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不只与人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有关，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整个人格发展的部分变化。依照小孩子的主要倾向，他将会产生某些正当的需要、对事物的敏感性及抑制自己的能力，还会引发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譬如，一个性格柔顺的小孩子在群体中不仅会让自己服从并依赖于其他人，而且他还会尽量替他人考虑，做好事、做善事。相比较而言，一个具有攻击性的孩子则会把价值观放在他的气力、忍耐力及战斗力上。

然而，第一种解决方法的整体效果并不像以后所要讨论的“神经性疾病的解决方法”那样既稳固又全面。例如，有个顺从倾向相当明显的女孩子，她会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盲目崇拜，还会表现出她的满足与快乐，却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不敢表现出她随时想要帮助别人的企图。在8岁时，她曾偷偷地将一些心爱的玩具抛在大街上给那些贫穷的孩子玩；11岁时，她还幼稚地在祈祷中求取神秘的引渡，幻想着被自己所迷恋的老师处罚。但是在十八、九岁时，她却陷入了一个由其他孩子策划的报复老师的计划。大部分时间里，她在学校默默无闻，偶尔却会带头做些违反常规的举动。当她对教堂的牧师有点失望时，也会由虔诚的教徒转变为对宗教信仰冷嘲热讽的人。

造成“人格整体作用”涣散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个人在人格发展上并未成熟，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早期解决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单一化。因此，实际上人们还需要巩固人格的整体作用。

迄今，我们所描述过的人性发展绝非是单一形式的。每一种不适应的环境，其特点都各不相同，因此，人性发展的过程及结果也各不相同。这种发展往往会损毁一个人的“内在力”以及“一贯性”，同时也会因此而产生某种易于补救此缺陷的急切需要。虽然这些需要彼此相混杂，但是我们仍可将其区分。

不管他是否早已努力解决与别人所发生的冲突，他的个人特怔依旧是分割不全的，而且需要一种较为稳固并且十分精确的“人格统合”。基于许多理由，他已没有机会再发展真正的自信心，他的“内在力”不得不被他的谨慎戒备，被他的分立以及那种产生“偏向发展”的早期解决方法所耗费无遗了，从而使大部分的人格无法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因此，他最急需的是自信心，哪怕是自信心的替代物都可以。

在独处时，他并不会感到自己的柔弱，但是却会特别地感到比别人少了些欢乐，他会意识到自己生活得并不实际，而且毫无意义。如果他有“归依感”，那么他那种劣于他人的感觉就不至于会形成太过严重的障碍了。但是因为他生长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从根本上就感觉孤独并且与他人是敌对的，所以只能寻找一种迫切的需要来“提高自己以便于超越他人”。

以上所有因素的基本原因就是他开始脱离自我。不只是他的真我无法顺利发展，而且，因为需要发展人为的、有策略的方法用以对付别人，致使他不得不抹杀了自己真实的情感、愿望和思想。当“安全”变为主要目的时，他内心的情感与思想就会丧失重要性——事实上已经不得不被压制并且变得模糊不清了。（此时，他已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只要能获得安全感就好了。）他的情感与愿望已不是决定的因素；可以说他不再是个驾驭者，而是个被驾驭者。大体而言，这种自我分割不只使他变得懦弱，而且也因为增加了他的不安而使其精神变得更为错乱；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置身何处，或者自己到底是谁。

这种开始“脱离自我”的现象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增添了其他损失的伤害程度；一个人若无法脱离其“自我生活中枢”，我们想象一下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其结果会令我们更明确地了解上面所述的意义。在这种病症中，病人会有某些冲突，但是不至于令他为此而辗转反侧；他的自信心（正如词义本身，需要有一种可以置信的自我）将会受到伤害，但是不至于完全毁灭；他与别人相处的关系将会产生障碍，但是内心仍未与他们脱离。因为，“脱离自我”的人大多需要一种能给予他支持的东西（如果说这种东西是真我的取代物，那是荒谬的，因为此物根本就不存在），亦即需要一种“个体统一的感觉”——自我感，这可以使他觉得自己活得更有意义，而不在乎身体生理上的衰弱，这给了他一种权力与意义的感觉。

假设其“内在条件”并未改变（仍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他就不需要上述的种种需要，只有一种方法似乎可用来使他满足那些需要，且可以即刻满足所有的需要，那就是“幻想”。渐渐地，而且是潜意识地，“幻想”开始在他的意识里产生自己的“理想形象”。在这一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无限的力量与崇高的能力；摇身一变而成了英雄、天才、至情至真的爱人、至高至上的圣者或神明。

自我理想化总也离不了自吹自擂，它给人带来了超乎他人的优越感，从很大意义上还体现出了自己被人需要的重要性。然而，这绝非是盲目的自大。每个人的自我理想形象都是由自己特殊的经验、过去的幻想、个人的需要以及他所具有的天赋建立起来的。如果现状不是和想象中的人格特质相统一的话，那他也不会有本身与幻想和谐统一的感觉。他一开始就将解决“基本冲突”的方法理想化了：将顺从变为仁慈善良；将神圣的爱灌注于内心；将攻击变为一种领导力、英雄主义及无所不能的力量；将冷漠变为智慧、自足与独立等等以他自己特有的解决方式，使本身的明显缺点或缺陷变得隐晦，或者对其进行修正。

他会将自己的矛盾倾向转化成下述三种方法之一。首先，这种倾向或许会在暗地里为人所称赞，或许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才会稍现端倪，例如，就一个认为爱情不该懦弱的激进分子而言，其理想形象不只是一个穿着金光闪烁的盔甲武士，而且还应该是一个温柔的大情人。

其次，矛盾的倾向除了被人赞颂外，也会在人的意念中被孤立起来，而不至于再构成阻碍性的冲突。病人在幻想中认为，自己就是人类的恩人，是个相当沉静的智者，是个冲锋陷阵的勇士。这些都是自觉的；不但是“非矛盾”的，而且是“非冲突”的方法。史迪文森在其著作《吉柯医生与海德先生》 中即已提过。

最后，因为矛盾的倾向也许会被提升，而变为实际的能力或才华，所以它是复杂人格中和谐的一部分。我已在别的地方（我们的内在冲突）中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将他的顺从倾向转变成如基督般的美德，将其攻击的倾向转变成珍贵的政治领导力，将其脱俗孤立的性格转变成哲学家的智慧。因此这三种基本的冲突立刻被美化，并且相互间变得和谐统一。

结果会促使他自己去模仿那些理想的、完美的形象，而不再是暗地里向往的幻想；不知不觉地，他已变成这个形象：“理想的形象”变成了“理想化的自我”（以下简称为理想自我）。这种理想自我对他而言，远比“真我”来得真实；主要不是因为它令人心动，而是因为它能满足他的各项迫切需要。这种重心的转变全是一种内在的过程；他并未表现出任何可见的或是外在的显著变化。这全是内在的改变，是一种他自己本身所感觉到的改变，它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特别奥妙的进化过程。它不会发生在爱尔兰的小猎犬身上，只会发生在真我曾经模糊过的人身上。虽然在这种发展状态下，正常的过程总是朝向真我而奋斗，但是他日前为了“理想自我”而开始舍弃它。“理想自我”则开始告诉他能够做的、或应该做的实际而可能的情况。它成为一种用以判断本身的“知觉”以及用来测定自己的测量棒。

人们对“自我理想化”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主张将其称为“广泛的心理性疾病的解决方法”——不只用于解决个人冲突，而且可以满足在某一特定时候所发生的内在需要。此外，它不但可以摆脱痛苦与不堪忍受的情感（失落、焦虑、自卑及精神分裂），而且还可以使他获得本身或生活上的惊人成就。这并不足为奇。在他发现了这种解决方法后，为了可贵的生命，他也会去坚守的，同时，用适当的精神医学名词来说，它会造成一种“强迫性” 。在心理性疾病症状中，“自我理想化”经常会出现，这是由于在容易造成心理性疾病的环境中所养成的“强迫性需要”经常出现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点来探讨早期人格发展的合理（必然）结果与未来发展的起始。它对未来的发展必定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步骤，没有哪一步比“舍弃真我”更合逻辑。其“革命性的效果”主要是由于“实现自我”的精力被转移到实践“理想自我”之上所致。这种转移正是整个个人生活在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改变。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对人格具有“塑造力”的转移方式。其作用在于避免“自我理想化”始终停留于“内在的过程”，而使其能溶于个人的生活圈中。果能如此，则个人会希望——或被驱策——去表达自我，亦即希望表达理想化的自我，并用实际行动来加以证实。它突破了人们的渴望、目标、生活行为以及与别人的关系。基于此一理由，“自我理想化”必定会产生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动力，我拟用一个较适合其性质与范畴的名称——探求荣誉来为它命名“自我理想化”依旧为其核心，其余的组成元素虽然因人而有其强度与知觉上的差异，但多少总是存在的；那就是为求完美的需求，神经病患者的雄心壮志以及报复胜利的需求。

在追求实现“理想自我”的驱动力中，“需要完美”是最根本的；它的目的在于将整个人格塑造成理想的自我。就像萧伯纳作品中的匹格玛琳 ，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只企图修饰自己，而且还要将自己改造成理想形象中的圣人，他藉着一种复杂的“应该与禁忌系统”，而力图达成此目的。因为这一过程既重要又复杂，所以留在本书第三章再加以讨论。

“探求荣誉”的组成元素中，最明显、最外向的是“神经病患者的雄心壮志”，这是一种探求外在成就的驱动力。这种探求“现实的优越表现”的驱动力颇具普遍性，它还遍及于探求任何事情的优异表现，但通常它常被有力地应用于那些在特定时间并且易于表现其优越的事情上。因此，这种抱负的内容在人类的一生中是多变的。譬如，在学校里，有人会认为在班上拿不到最高分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情不自禁地与最钟爱的女孩多次约会；然后，也许会为了嗛更多的钱或想要在政界扬名而感到困扰等等。这些变化极易产生“自欺”的现象。一个人在某一时期会决心做个体育健将或战地英雄，在另一时期可能又决心做个最伟大的圣人，然后他或许会相信自己已经“失去”了雄心壮志，又或者，他会觉得在运动场上或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并非是其“真正”想要的。他不知道自己依旧驾乘着“雄心壮志之舟”，只是改变了航程而已。当然，个人必须详细地分析在某一特定时期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改变了航程。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变化，是因为由此可看出一项事实——受雄心壮志掌控的人们，往往对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漠不关心，而只注意到“优异”本身。如果无法认识这种“不相关性”，许多变化将会变得令人无法理解。

在这项讨论中，特别的“雄心壮志”所觊觎的特殊活动范围是较少引人注意的，这主要在于：自己是不是众人的领导者，是不是最出色的健谈者，是不是拥有音乐家或探险家的美誉，是不是在社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不是名作家或者自己是不是最擅长打扮的人等等。然而拥有雄心壮志的目的为何，则根据个人所渴望的成就种类而不同。简而言之，它或是在于增加更多权力（管理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势力或操纵力），或是在于增加更多威望（名誉、赞赏、声望、崇拜或专宠）。

比较来说，这些雄心壮志的驱动力，是一切夸张性驱动力中最为实际的。至少由下述意义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与此有关的人们会将他们的实力投注在“优越感”的终极目的上。而这些驱动力似乎也来得较为实际，因为很幸运地，拥有这种驱动力的人们，都确实能获得他们所渴求的魅力、名誉与势力。然而另一方面，当得到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后，他们就会开始感受到这种徒劳探求所带来的整个冲击力。他们整个人都会有些变化：无法确保心灵上的平静；内心的安全感和对生活的情趣已不同于从前。为了补救他对“荣誉幻想”的探求，内在的压力仍如往昔一般笼罩着他。这些并非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意外”结果，而是必然的趋向；或许可以较为正确地说，对“成功”的一切探求全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

由于我们生长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上述评论听来似乎有点格格不入。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应凌驾于他人之上，而且还要精益求精，不断地改善自己，所以我们会觉得这种倾向是“天性”。然而，事实上，在竞争的传统习俗下，人们所引起的探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动力”，并未减少人们的心理性疾病病症，甚至于在竞争的环境下，就大多数人而言，其他的价值观——特别是成熟的价值观——仍比与他人竞争的卓越感还更重要。

“探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元素，远比其他元素更具破坏性，那就是为得到“报复的胜利”而产生的驱动力。它也许和探求“实际的成就与功名”的驱动力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其目的必在于使人蒙羞或向人示威而怔服或战胜他人；或借着达到卓越的地位以获取权力；或将快乐建筑在那些受辱者的痛苦上。另一方面，为了追求优越的驱动力，也许会归于幻想，而且这种“报复的胜利”的需求也会自然地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从而使人产生挫败、智取或打败他人等这些不可抑制的无意识冲动。我将这种驱动力称为“报复性驱动力”——因为这种驱动力是人们为了要洗雪孩提时期的耻辱所采取的报复冲动——这种冲动在后期“心理性疾病的发展”中更为明显地增强。这种后期的增强，可能是为使“报复的胜利”的需求变为探求荣誉的因素而发生的；这种驱动力的强度，以及人们对它的“知觉”，其间差异甚大。大多数人只在短期内知道或认识这种需求；它有时会公然出现，但接着却会变为隐含于生活中的主要动机。近代史上的希特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曾经有过耻辱的经验，因此他幻想着将生命专注于打败人群这一点上。在这个例子里，那种不断增加需求的恶性循环是容易被人们所了解的，其中一种恶性循环是由于他只注意到“胜利”与“失败”而发展出来的。出于对失败的恐惧，遂使他决心在下次战斗中非取得胜利不可，而每次胜利都会增加他的自大与狂傲，这种狂傲感又使他更加无法忍受那些不赏识他的人或国家。

还有许多与此略同的病历或故事，现在我们单从现代作品中举出一例。有一本书，名叫《注视火车经过的人》。故事中有个正直的伙计，被家庭生活与办公室杂务所困扰。很明显，他除了尽职尽责之外，不思他念。有一天，当他发现老板利用欺诈的手段导致公司破产的真相后，他的价值尺度便猛然间崩溃了。那些拥有一切的高高在上者与像他那样循规蹈矩的身份卑贱者之间的人为差别，由此而彻底粉碎了。他知道自己同样也可以变得“伟大”与“自由”，他也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女主人，甚至于是老板那迷人的太太。此时，他的自负已变得如此夸张，以至于当他亲近老板的太太而受到拒绝时，遂起心扼杀了她。后来当警察要逮捕他时，虽然偶尔他会感到一阵害怕，但其主要动机却在于胜利地击败警察，甚至对于他企图自杀这样的行为而言，这仍是一种主要的激发力。

这种“胜利的报复”之驱动力常常是隐藏在暗处的，实际上，由于它本身所拥有的破坏性，它在荣誉的探求中是最为隐秘的，或许只在相当“疯狂的雄心”中才会变得明显一些。在分析中，我们就能发觉到这种驱动力是欲借着凌驾于他人以求打败或侮辱他人的一种需求。对于“优越”较无害的需求，是能够除去更具破坏性的“强迫性”？这样可允许人们按其需求而行，从而认为自己的所做所为是正当的。

了解个人“探求荣誉”倾向的特点，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是必须予以仔细分析的一种特别集合体。但是，我们既无法了解这些倾向的性质，也无法了解它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力；除非将其视为“连贯实体”中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对其特点有进一步的探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是第一位将它视为“可理解的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并且指出它在神经官能症疾病中的重要意义。

对于荣誉的探求是一种“可理解的”与“连贯的实体”，这种说法，已有各种不同的实证。首先，举凡上述多种个人倾向，通常会同时发生于一个人身上。当然，其中某一种元素也许会较占优势，致使我们说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或是一个梦想者，而这些说法并不够精确。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其中某一元素的突出就表示另一元素的匮乏，这种具有抱负的人也必有他自我的崇高形象，而梦想者也会希望得到实际的霸权，尽管后者也许只有当自己的自负被别人的成就所冒犯时才显得明朗化 。

此外，所有涉及这种问题的个人倾向，彼此间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因此，那种较占优势的倾向在每个人一生中常会有所改变，他会将迷人的白日梦转变成为一个完美的创始者或主人，然后，再变成永恒的伟大爱人。

最后，那些倾向具有两种共同的特性，由整个现象的发生与作用，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特性；此即“强迫性”与“幻想性”。此二者虽已在上面提及，但更完全而简明地加以阐述仍是有必要的。

这种“强迫性”起源于“自我理想化”（整个荣誉的探求过程即为这种发展的结果），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的解决方法”。我们所以将其命名为“强迫性”的驱动力，意味着它违反了自然的愿望与奋斗，后者是“真我”的表现；而前者则为神经官能症结构的内在需要。一个人必然会不顾真实的愿望、情感或兴趣而容忍它们，避免让自己陷于焦虑中，或是被冲突所伤害，或被罪恶感所击溃，抑或感到被人拒绝等等。换言之，“自然的”与“强迫的”二者间之区别在于“我想要……”与“为了免于危险，我必须……”之间的差异。虽然一个人可以有意识地觉察出他所“想要”达到的那些雄心壮志与“完美的标准”，但事实上他却是“被驱使”着去得到它们。“荣誉的需求”使他陷人其掌握中；因为他本身并不知道“想要”与“被驱使”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们便需要在二者间建立一个区别它们的标准。其中最明确的一点是——他全然不顾自己及自己的兴趣而被驱使着去求取荣誉。我记得有一个例子，一个10多的女孩，她宁可用功到眼睛几乎失明了，也不愿失掉在班上独占鳌头的地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否有更多人的人生——真实地或假借地——是为了其他的理由而不是为了寻求荣誉而虚度光阴的。约翰·加百利·勃克曼去世时，开始怀疑自己达成天职的正确性及可能性，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悲剧元素”参与了这幕情节。如果我们能为自己以及大多数正常人所内定的人类价值而牺牲自己，虽然可能是悲惨的，但却是极有意义的。若我们连自己都不知其所以然地沉溺于对荣誉的幻想中，且耗损了宝贵的生命，那将是一种悲惨的浪费——生命所蕴涵的价值愈高，这种浪费便愈大。

探求荣誉的驱动力之强迫性，有另一个如其他强迫性的驱动力一样的标准——“不辨善恶”。既然一个人在探求中认为实际的兴趣并不重要，那他无论如何也要使自己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使自己成为一个最有吸引力的人，最具独创性的人（不管情况是否需要）；总之，以他所具有的特性使其能够独占鳌头。他将真理置若罔闻，而在每次争论中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他的这种见地恰与苏格拉底相左：“……无疑地，我们目前的辩论并非在于你我论点的取胜，而应该在于为真理而论战”。神经官能症患者那种盲目探求“霸权”的“强迫性”，使他蔑视真理——不管是否有关于自己、他人或事实真相。

此外，正如其他的强迫性驱动力一样，“荣誉的探求”具有“贪欲”的特性，只要有种不自觉的力量在驱策他时，这种贪欲就会发生。他或许会因工作成果卓越取得胜利，或受到赞誉与激励而显得趾高气扬，但这种心境并不长久，它会瞬间即逝。他的第一次作为几乎很少会成功，或者，至少要为将来的失望与恐惧有所防备。无论如何，对更多威望、更多金钱、更多女人、更多胜利的强烈追求，几乎是永远无法满足、无法终止的。

最后，从驱动力遭受到挫折后所表现的反应中可发现驱动力的强迫性。主观的重要性愈大，则达成目标需求的推进力也愈大，因此“对挫折的反应”也愈强烈，这是我们用来测知驱动力强度的方法。虽然这并非显而易见，但荣誉的探求实在是最有力的驱动力。它可如魔鬼附身，像是一头吞噬了自己所创造成的个体的怪物，因此遭受挫折的反应必定相当剧烈，这种反应可在对灭亡与屈辱的恐惧中表现出来。这种恐惧对大多数人而言均意味着失败的感觉。认为失败的那种惊慌、忧郁、失望的反应，以及对己、对人发怒的情绪化反应都是屡见不鲜的，而且与这些反应的原因相比，其实际重要性根本微乎其微。惧怕从高处坠下的心理，常常表示由幻想中的高处下坠的恐惧，有时当他开始对自己所建立的优越自信心产生怀疑时，这种恐惧就会油然而生。在梦中，他会立于山尖，濒临下坠的危险，而且正艰难地攀向山缘。他会说：“我已无法超越目前的现况了，在生活中的首要任务是抓住现在的每时每刻。”他有意识地言及其社会地位，但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这种“我无法超越目前的现况”正适合于他对自我的错觉。在他的意念中已无法再超越如神般无所不能的力量和无限宇宙！

所有探求荣誉的元素中，其第二种固有的特质是“想象”，它在这些元素中扮演了重大而特殊的角色。在“自我理想化”的过程中，它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因素相当重要，因此整个荣誉的探求必定会弥漫着幻想的元素。不管一个人如何以现实的成就自傲，如何真实地往成功、胜利、完美迈进，“想象”必会随时伴随着他，且使他误将幻想当成是真实。人，简直无法真实地面对自己，但却会不自觉地完全相信其他的事物。一个在沙漠中被疲劳与口渴所煎熬的游客，当发现了海市蜃楼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朝它迈进，而这座海市蜃楼（现实生活中即为荣誉）将可用来解除他的忧愁，而它正是“想象”本身的产物。

事实上，“想象”在正常人中也会发生精神上与智力上的作用，当我们感受到别人的哀伤或喜悦时，我们就会想象有一天它也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当我们期望、希望、畏惧、信任或有所企图时，“想象”便告诉我们可能发生的结果。“想象”也许是“有益的”，也许是“无益的”。就如同它在梦中的作用一样，能使我们更接近“自我的真相”，或者带我们远离真我。“想象”可使我们的实际经历变得更丰富或更贫瘠，这些差异可概略地用来区别“神经官能症的”或“正常的”想象。

当我们思考神经官能症患者所策划的大计谋，或他们的“自愿”以及“要求”的幻想时，就会相信他们比其他人更具丰富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便容易误人歧途，这种观念并非由我个人的经验所证实而得。这种想象力在神经官能症患者间彼此都有所不同，一如在正常人之间也彼此不同一样，但我无法证实神经官能症患者是否天生就比别人更具想象力。

不过这种观念虽是基于正确的观察而得，但所得的结论却是错误的。“想象”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其间的差异并非是性质元素的差异，而是机能性元素的差异。如同正常人一样，神经官能症患者中经常发生“想象”，此外，这种想象还具备正常人所没有的作用，它被用来满足了“神经官能症的需要”。这在荣誉的探求事例上更为清楚，就如我们所知，这种探求是由“权力的需求”的震撼力所推动的。在精神医学文献上，将事实作“想象性的扭曲”被称为是“如意想法”，虽然目前这是一个已经建立的术语，但仍不正确。它过于狭窄：一个正确的术语不单要包含“思想”，而且还要包含“所期望的”（如意的）观察、信仰，特别是感觉。此外，它是由我们的“需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我们的“愿望”所决定的一种思想或感觉。这些需要的震动力，带给“想象”在神经官能症中所具有的固性与权力，同时也使它变得更为丰富——但却不是建设性的。

“想象”在探求荣誉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正确且直接地表现于白日梦中。十几岁的小孩子会幻想着自己有坦率且崇高的品行；一个大学生虽然显得羞怯与退却，但他却有着自己会成为体育健将、天才或唐璜的幻想。即使年纪再大也依然如此，例如包法利夫人，她几乎一味沉溺于浪漫的经验、不可思议的完美以及神秘、神圣的梦里。有时这些梦幻会从令人羞惭或难忘的，甚至是离谱的交谈中表现出来。有些人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们会利用被迫遭受的残酷与堕落，来对付屈辱或崇高的痛苦。通常，白日梦并非精巧的故事，但却是日常事务的幻想伴随物。当一个女人在照料小孩、弹钢琴、或梳头时，会觉得自己正如电影中温柔的母亲、狂热的钢琴家、迷人的明星一般。在某些病例里，有些人的这种白日梦倾向相当明显，以至于如同沃特·米迪长久地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样。其次，有些人在荣誉的探求中，缺少了白日梦，或做得并不完全，因此他们会主观地、真诚地说自己毫无幻想的生活。不用说，他们是错误的。假如他们只为即将降临的灾祸而担忧，也是先由回忆起这种意外事故的想象而产生的。

白日梦虽然重要并且显著，但并非“想象”中最有害的结果，因为一个人多半知道自己在做白日梦。也就是说，他藉着幻想去体验那些不曾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事。至少，他并不难于了解白日梦的存在与不真实。比较来说，有害的“想象”结果，是他将事实予以精巧而广泛的扭曲，从而执著地认为：过去的成就必须继续扩展。为了实现理想与自我，他必须由“假造的事实”而不断地努力；他必须将自己的需求转变为美德以及更正当的期望。他必须将探求诚实与体贴的意向付诸于事实行动中。于是论文中的高见使他成为了伟大的学者，他的潜能转变成了实际的成就。认识了“正确的”道德价值后，他成为了善良的人——甚至是一个能明辨是非的天才。当然他的“想象”必须额外地努力工作，以摒弃所有阻碍性的反证。

“想象”也可改变神经官能症患者平素的信仰。他需要相信别人是善或者是恶，然后，人们就立即出现在善人或恶徒的行列中。想象也可以改变人的情感，他需要认为自己不被伤害，于是——看呀！他的“想象”就具有足够的力量去消除疼痛与苦难，他需要有丰富的情感——包括信心、同情、爱情、痛苦，于是，他的同情心、痛苦感以及其余的情感就会深刻地体现出来。

了解了“想象”在探求荣誉中所导致的内在或外在事实的扭曲后，我们就会碰上一个难题：神经官能症患者“想象”的飞跃究竟终止于何处呢？他毕竟尚未失去所有的真实感觉；他与精神病患者的界线在哪里呢？如果想象的表现果真存有任何界线，那也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只能说精神病患者易于武断地将自己的心路历程视为唯一的事实，而神经官能症患者——无论什么理由——却依旧十分关心外在世界以及他处于其中的位置，因此他还具有相当完整的定向力 。不过，尽管他表面上尚能正常地生活，而没有明显的障碍，但他“想象”中翱翔的高度却是永无止境的。事实上，探求荣誉中最显著的特性，在于“想象”步入了“空想”与“无限机遇”的王国中。

寻求“荣誉”的一切驱动力，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探求外在的高于人类天生所具有的知识、智慧、美德或权势的东西，他们的目标在于“绝对”、“无限”和“无穷”。除了绝对的勇敢、绝对的胜利、绝对的神圣外，被“探求荣誉”的驱动力所困扰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再不会为了他物而动心。因此他与虔诚的教徒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对后者而言，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而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想法却是：我才是万能的。除了他对此观念的意志力极具神秘之外，他的论据也应该是绝对可靠的，他的先知先见应该是完美无瑕的，他应该是博通万事万物的。于是，贯穿本书的“魔鬼协定”开始出现。弗劳斯特就是一个典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他虽然因“广知”而满足，但却自认为必须得通晓一切。

迷陷于探求“无限”，是由探求荣誉的驱动力背后所隐藏的需要力来决定的。这些对于探求“绝对”与“终极”的需要相当急切，因此它们超越了那些平常阻止我们的想象脱离现实的禁制。为了能过完美的生活，人类除了需要拥有对一切机遇的幻想与对无限空间的展望外，还需彻底了解如何对人类的局限性、必要性及存在性变现的具体事实。若一个人的思想与情感根本上集中于对机遇的幻想和对无限空间的展望上，那他就会失去对已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感觉及对眼下所处环境的知觉：失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能力。他再也无法忍受本身的一切需求以及任何“人类的缺陷”。他不知成就事业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是什么，甚至于在头脑中存有将每一种不可能都变为事实的妄想，他的想法变得过分抽象，让人难以理解。他所了解的见识会变成“残酷性的知识”，因为它导致人类“自我”的浪费——与人类兴建金字塔时的自我浪费行为极为相似。他对待别人的感觉会消逝，进而转变成为一种对人性“抽象难解的多愁善感”。另一方面，若个人无法超越现实存在的一切物质范围，仅仅用狭隘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他将会变得心胸狭窄而且充满着自卑的情绪。在人性的正常发展中，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很重要，不是其中一个修正了就可以万事大吉的，我们必须得同时处理这两方面的问题。对有限空间、对一切律法以及对必需品贫乏的认识，形成了一种禁制。使人们免于被拉入到对无限空间的幻想，免于一味的“在机遇中挣扎”。

对“想象”的禁制，在探求荣誉上具有不良的作用。这并非意味着无法去了解需要并加以固守。在未来的神经官能症发展中，将会有一特殊发展的趋向，使大多数人觉得，如果限制自己生活的话会更安全一些；他们将“迷失于幻想中”的可能性视为必需逃避的危险。他们不去考虑任何一件在他们看来属于幻想的事情，而且厌恶抽象的思考，并且会过度焦虑地坚持那些触目可见的、伸手可知的、实际存在的或者直接有用的事物。虽然趋向于这些事物的态度彼此不同，但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根本上都不情愿去认识“自己所期望的以及自信可能获得”的那种能力上的限度。他实现理想的需要是相当强烈的，因此，他必须将一切“禁制”抛弃，并且视之为无关紧要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那种无理的想象愈牵制着他，他愈可能对任何真实存在的、明确的、实际的或最终的事物感到惊骇。因此他倾向于痛恨时间，因为它是有限之物；他痛恨金钱，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他憎恶死亡，因为它代表着生命的结束。他也会痛恨明确的愿望或意见，因此他轻易不做许诺或决定。我们用个示例来说明以上的观点，有个病人，她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在月光下跳舞的人，并且浑身散发着迷人而令人捉摸不定的光芒，就像在鬼火中雀跃一样。因此当她看到镜子时，不自觉地会感到一阵阵地恐惧。这并非因为她看到了可怕的丑相，而是因为镜子把她带回到现实——她有一定的轮廓，她是实际存在的，她保持着原有的特定形状。这样，她就会感觉自己像只双翅被钉于木板上的鸟儿一样——当她产生这种感觉时，脑海中便不自觉地产生了想要挣破束缚、冲出镜子的冲动。

虽然病患的发展并非一定是如此趋于极端，但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纵使表面上他被视为正常人），当他自己发生错觉时，也不愿意用实证来加以禁制。他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原因是若对此加以制止的话，他就会宣告崩溃。每个人对于外在的法律与规章所反应的态度，彼此均有不同，但他总是倾向于否定自我所制订的法律，拒绝了解导致精神问题的原因和效应的必然性，或者，拒绝探测某些相辅相成的因素彼此间的必然性。

他有无穷无尽的方法用来不理会那些他不愿知道的事实。他有时会忘记某些事情，因为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是意外，是由环境所造成的，或是因为别人激怒了他而造成的；他对此爱莫能助，因为这都是“自然发生的”。他不会像那些世俗的商人一样，用尽一切方法来获取利益，他相信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法来显示出别人的无知。我从没见过那种公然反抗现实而未能使之感动的人，正如同哈维所说的：“我与现实奋战20年，终于克服了它”。或者，再引用一句病人的老话：“若非现实如此，我永远是正确的。”

在对荣誉的探求与正常人的奋斗之间，其差异仍旧是清晰而显著的。表面上他们看来是如此的相像，以致其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此看来，好像神经官能症患者只是较有抱负，比正常人更关心权势、威望与成功；似乎其道德标准较常人更高、更坚固；仿佛他们比较自夸，或以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罢了。但事实上，有哪个人敢截然的划出界线说：“这条线就是正常人的终点，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起点”呢？

在正常人的奋斗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各种驱动力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这些相似处在特殊的人类潜能中有其共同的根源。人类因为有高能的智力而有了超越自我的能力，和动物比较而言，人类能用大脑来想象与计划。在很多方面，人类能渐渐地扩展自己的能力，正如历史所示，人类已具有如此的表现；对个人的生活而言，这种说法是确切的。对于人类所过的生活，人所能发展的品德与能力，人所能创造的东西，并无固定的界限。考虑了这些事实后，人类并无法确定他的界限，因此易于将目标定得过高或过低，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事。这种现存的不确定性正是“探求荣誉”之所以能发展的必要基础。

在正常人的奋斗与探求荣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具有的驱动力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同因素，其基本差别主要在于推动他们的力量彼此不同。正常人的奋斗起源于人类天生的习性和用以发展其天赋的潜能。对天生的成长冲动的信仰，已成为我们在理论上与治疗上所依赖的信条了 。

在介绍“我们的内在冲突”时，我曾说过过：我个人相信人类具有发展潜能的能力与欲望。……同时请参考库特·歌德斯坦所著《人性》一书。但是他并没有区分“实现自我”与“实现理想化的自我”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人类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尽管更新的经验会再三出现，但这种信仰仍是历久不衰的；唯一的改变在于利用更详明的系统来说明这种信条。现在我坚决地认为（诚如本书首页所述）：“真我的活力”鞭策着个人迈向“理想化的自我”。

另一方面，对荣誉的探求来自于“为实现理想自我的需要”，这点差异是根本上的，因为所有其他的差异都由此衍生而来。由于“自我理想化”本身就是神经官能症的解决方法，而且具有强迫性，所以一切由它而生的驱动力也是一种强迫性的需求；因为只要神经官能症患者必须依附于他的错觉时，他就无法了解“有限性”（能力的限度），对荣誉的探求将会陷于“无限”的探求中；由于主要的目标是获取荣誉，所以他对学习过程、做事过程或“按部就班”的探求过程便不会感兴趣——并且还会有轻蔑这些过程的倾向。他不想爬山，但却想矗立于山峰之上；因此尽管他也会谈及此事，但是他却不懂进化或成长的真正意义。因为，最后只有牺牲“真实的自我”方有可能创造理想化的自我，所以实现理想化的自我，需要进一步地扭曲事实，同时也需要“想象”的作用（想象是实现理想自我的最忠实的仆人）。因此，在人性发展的过程中，他多少会失去对事实的兴趣与关怀，也会失去分辨真伪的知觉——就其他方面而言，这是一种损失，这正说明了他之所以难以区别存在于他自己或别人间的真实情感、信仰、奋斗以及类似这类情感的“赝品”（潜意识的伪装）。同时强调的重点也从“实质”转移到“外表”。

于是，在探求荣誉的过程中，正常人的奋斗与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具有的驱动力二者间的差异，在于一个是“自发性”，一个是“强迫性”；一为承认有限，一为否认有限；一为专注于荣誉的最终结果的幻想，一为进化的感觉；一为外表，一为实质；一为幻想，一为真实。由上述的比较可知，正常人和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思想之差异是，前者不可能专心一意地去实现真我，后者不可能完全被驱策而去实现理想的自我。神经官能症患者亦具有“实现真我”的倾向，如果神经官能症患者不曾具有这种奋斗倾向，那么在治疗上对于病人的人性发展方面，我们将变得束手无策。然而，虽然正常人与神经官能症患者在这方面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但真实的奋斗与强迫性的驱动力（表面上固有其相似处）之间却具有质（特性）上的差异，而非量上的差异 。

我认为因探求荣誉而引起的神经官能症过程，其最恰当的象怔，就是“魔鬼协定”这个故事中观念化的内容。魔鬼或其他邪恶的化身藉着能给予人们无限权势，而引诱那些被精神或物质烦恼所困的人，但这种人只有当他出卖自己的灵魂，或下了地狱时，方能获得这些权势。这种诱惑力可发生于精神内涵富有或贫乏的任何人身上，因为它代表了两种权力愿望：对“无限”的渴望和想要摆脱烦恼的方法。根据宗教的传统，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佛陀与基督就曾经历过这种诱惑，但他们“自我”的根基相当稳固，能够认出哪种是诱惑，并且可以拒绝这种诱惑。此外，与魔鬼的协定上所约定的条件，便恰当地表示出在神经官能症发展过程中所应该偿付的代价；就这些象怔性的词语而言，通向无限荣誉的捷径势必也会通往“自卑”与“自我折磨”的心灵地狱。一个人如果真循此捷径出发，最后他必会失去自己的灵魂——他的真我。 Ci4hR0E7WRRQyIHaq4NSqGrNAW+cB8E9lUGiw1YV8UFQUE4UPyvtRuVj27Okwb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