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幽默大师林语堂早年曾在上海青年会作过一次演讲，记得内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语言向来是人的专长，鸟兽所知道的只有饥啼痛吼等表示本能需要的号呼而已。如马鸣牛嘶虎啸，都不出于这本能需要的范围。所以老虎吃人，只会狂吼，却不会说：“我吃你，是因为你危害民国。”这是人与兽之不同。何芸樵主席反对现代小学课本“鹅姐姐说、狗弟弟说”这种文字，鄙人十分同情。《伊索寓言》一书，专门替鸟兽造谣，谤毁兽类与人类一样的奸诈。假定鸟兽能读这种故事，他们也不会懂得。比如狐狸看见树上葡萄吃不着，只有走开，决不会无聊地骂酸葡萄。惟有人类才有这样的聪明。因为鸟兽没有语言，所以也没有名，遂也没有正名哲学。因此，假定狐狸要强迫农民种鸦片，也必不会“正”勒种鸦片捐之“名”为“懒捐”。如果会，这狐狸便不老实了。（林语堂《谈言论自由》）

我们都知道，林教授是德国的语言学博士，他说得一点也不错，语言确是人类的专长。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长，正是因为有语言。因为有语言，人类可以交流思想，可以协同工作，可以传承文化，可以接受前人的生产生活经验，接受前人思维的成果，从而一代超过一代，可以使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地加速，后代往往可以有一年超过前代几十年的奇迹出现。我们今天能上天，能入地，能耐那么大，不正是因为有了语言的结果吗？同样是灵长类动物的猴子、大猩猩之类，它们不也长得“人模人样”吗？为什么它们却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只能爬爬树、翻翻跟斗，给人逗逗乐而已呢？它们吃亏就吃在没有语言能力，所以不能做科研，不能讲哲学，也不会搞文学之类，弄得几十万年还是那副德行。

不过，尽管语言是人的专长，几乎所有正常的人都有语言能力，都能说话，但说话可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它还有说得好说得不好的区别，也就是说有个效果问题，不是吗？

昔有富翁生三女：长女、次女俱适秀才，幼女只嫁常人。一日，富翁生辰，三婿齐来上寿。翁见长婿、次婿言谈斯文，小婿村俗相齿。一日，设席，翁曰：“今日卑老，无肴相陪，筵中不许胡言乱道。”酒行数巡，岳父举箸请大婿请食。大婿欠身答云：“君子谋道不谋食。”翁大喜。酒至半酣，举盏请次婿饮酒。次婿起居答曰：“惟酒无量，不及乱。”翁亦喜甚。岳母见夫只劝长婿、次婿二人酒食，遂乃举杯酌酒，请小婿饮酒。小婿昂然欠身起谓岳母曰：“我和你酒逢知己千杯少。”翁怒骂曰：“这畜生如此假乖，说甚么斯文？”小婿掷盏起曰：“我与你话不投机半句多。”（明·无名氏《笑海千金》）

这则故事虽是一则笑话，却颇有发人深省的地方。富翁有三女，长、次二女都嫁了有学问的秀才，小女儿却只嫁了个普通的村夫。长婿、次婿言谈自然斯文有礼，老丈人也就欢心了；而小婿是个村夫，言谈自然要粗鲁俚俗了，老丈人不喜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老丈人过生日，三个女婿都前往庆贺，岳父母招待他们吃酒也是自然之理。酒席开始时，老丈人首先致祝酒辞：“今天我又痴添一岁，也没什么好菜招待你们，略备几杯薄酒，希望大家不要胡说八道。”这是老丈人在给大家打预防针，叫三个女婿不要贪杯，免得喝多后说了不吉利的话，惹自己生气。酒过数巡，老丈人自己来劲儿了，就举筷请大女婿吃菜喝酒，大女婿很懂礼貌，马上起身答谢，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引用的是《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孔子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有德行的君子追求的是学术道理，而不热衷于讲求衣食之类。这表达了自己远大的志向，老丈人听了自然高兴，这女婿有出息！再喝了一会儿，老丈人又劝第二个女婿酒食，二女婿也起身答谢，说了一句雅致的话：“惟酒无量，不及乱。”引的是《论语·乡党》中孔子的话，意思是说：只有酒不限量，但不能多喝而到了神志昏乱的地步。他引这话，是向老丈人表明：您老人家虽然殷勤劝我喝酒，但我会牢记孔圣人的话，会自己节制酒量的。说得得体，又透着学问，老丈人也很高兴。岳母见老头子只劝大女婿和二女婿而不理小女婿，觉得过意不去，就自己给小女婿斟酒，请他喝酒。小女婿就站起来跟丈母娘干杯，说了句：“我和你酒逢知己千杯少。”他想掉文，在老丈人面前也露一手，引了一句谚语，结果却词不达意，非常不得体。因为这话用错了对象，跟女性说不合适，跟老丈母娘说就更不得体了，所以被老丈人臭骂一顿：“你这个畜牲，无知却要装斯文，竟然调戏起你家丈母娘了！”小女婿自然就不高兴了，他老早就不满老丈人那德行了，加上他又是个粗人，没什么修养，就甩了酒杯跟老丈人说：“我与你话不投机半句多。”虽然也是引用谚语，但这样对老丈人说，自然也是不得体的。这个故事当然是个笑话，但讲明了一个道理：即使是喝酒，说话也是有学问的，也能显现出一个人的层次与水平来。如果没有学问，不会表达的艺术，说出的话就会有失身份和水平，肯定会成为笑话并被人耻笑。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说话实在是很难的事，说得好尤其难。因为根据不同的交际情境，说话便有不同的目标要求。言语交际中，有时候我们会为客观形势所迫需要对别人的话进行回答应对；有时候心有郁积需要把自己的情感情绪呈露出来；有时候则需要向别人推销自己的思想理念，要说服他人；有时候又要主动或被动地要求陈述自己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事情的见解意向；有时候，在言语交际冲突中或言语竞争中需要互相排调、战胜对手等。这一切，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修养，没有足够的语言智慧，不掌握相当的语言表达艺术，要想在言语交际中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目前还不具备这些先天或后天的条件，那么，我们也是有办法补救的。补救的办法就是从我们中国无数妙语生花的先哲时贤的语言实践中去师法，认真揣摸，并掌握一些基本的表达艺术或策略，这样自然也就能大大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艺术水平。

一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这则故事中的司马景王，乃三国魏国权臣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为景王，后来其侄子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时，追尊其为景帝。当然，这是后话。却说司马师当国时，曾想东征东吴，就任命上党（今山西境内）人李喜为自己的东征军总司令的参谋长（即从事中郎）。李喜接命后立马就来向司马师报到。司马师见他这么爽快地来了，不禁十分得意，于是就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早先我爹（即司马懿）很客气地请您出来做官，您不肯就任；现在我命召您来为官，为什么您就来得这么快呢？”李喜知道这意思，这是在对自己耍流氓，炫耀武力呢！他就回了司马师一句说：“你爹请我做官是以礼相待，所以我可以以礼相辞让；明公您请我出山是以国法为理由，我是害怕国法才来的。”司马师当然知道李喜话中的意思，但他也抓不住李喜的毛病，只能佩服他确是高人，请他出山为三军总参谋长是没有错的，尽管这人有点清高孤傲，喜欢拿个名士的臭架子，但毕竟还是个人才，而国家正在用人之际。

了解历史者都知道，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政权，扫清谋朝篡位道路上的障碍，自曹丕死后就不断打击迫害曹党及异己势力。因为李喜为曹魏时代的高士，在士林中颇有名望，因此司马懿当政时就想拉拢他成为自己的羽翼。而李喜早就看出了司马氏与曹氏集团斗争的残酷性，于是采取回避态度，婉拒了司马懿的请求。到了司马师继任大将军，独断朝政的时候，已完全抛却了司马懿那点半遮半掩的作风，对政治异己势力的打击迫害已是赤裸裸的了。所以，当司马师东征要李喜为从事中郎（高级幕僚）时，李喜就只得言听计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份了。这里，司马师问李喜的话，表面是说“为什么我的父亲司马懿礼请你出来为官而推却，而我命令你为官你却来了”，实质意思则是说“你为什么敬酒不吃要吃罚酒”。李喜心知其意，但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反正跟这种武夫也没什么理可讲，如今虽是曹家做皇帝，实际上还不是司马氏在当家独断朝政？但李喜也不是那种没骨头的人，于是就弦外有音地回答了他一句：“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回答得不卑不亢。这话的表层意思似乎是在歌颂司马懿礼贤下士，司马师法治清明。实际上则是在委婉地讽刺司马师的专制黑暗甚于其父，已容不得人有选择的余地了。这等应对艺术，是何等的高明！司马师听得懂其中的弦外之音，但又实在没法抓他的小辫子。所以，李喜他摆名士的谱，其实也是有资格的，就凭他这应对的表达艺术，就没人可比，不是吗？

大家都了解中国的历史，也知道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不好侍候，跟他们说话一不小心就要大祸临头，应对这些皇帝老儿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没有那能耐，一般人最好还是不要读什么破书，中什么劳什子科举，做什么担惊受怕的官儿，不如在家种地耕田、吃烘山芋什么的，虽然生活苦一点，但倒可以过得气定神闲，一家老小平安无忧。俱往矣，封建时代终于已经过去了，皇帝也随着袁世凯八十三天春梦和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十二天秋梦的相继残破而从此销声匿迹了。现而今，我们已然进入了现代社会，没有皇帝了，说话自由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想当或不小心当上了政治家或外交家，那就不自由了，因为你要侍候那帮难缠的国际记者。要知道，记者可是无冕之王，全世界都认这个账。皇帝没有了，这无冕之王却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厉害。如果说错了一句话或一句话说得不妥，那就会造成国家间的矛盾，引起国际纠纷或政治风波。这种事例大家天天都可以见到，例如美国总统、意大利总理在记者会上因应对记者时言语不慎而闹得两国失和，以致最后要以总统或总理之尊或国家的名义向对方道歉才能了事，就是明证。

不过，值得自豪的是，中华民族向来是善于说话的民族，美辞和美食都是中国的绝活。所以中国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善于说话、长于辞令的政治家、外交家是层出不穷的。别的不说，就拿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来说，那是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和外交家，全世界哪个不佩服他的口才辞令之美。这里，不妨举个例吧：

一次，周恩来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方针后，一位西方记者问道：“请问总理先生，中国可有妓女？”周总理正色答道：“有。”回答引起了全场骚动。周总理接着说：“在我国台湾省。”话音一落，全场爆发出阵阵掌声。（骆小所编《公关语言学教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对新中国一直是持敌对态度的。西方的新闻媒体更是不放过任何一次想让中国出乖露丑的机会，总想搞些政治风波出来才甘心。这不就来了一位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吗？周总理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方针，他却问了一个与此主题无关的问题：“请问总理先生，中国可有妓女？”这问题怎么应对？实在太难、太敏感！按照一般外交家的思路，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说：“这问题与本次记者招待会主题无关。”或说：“无可奉告。”二是保持沉默，不予理睬。这也是一种外交上常用办法。但是，前者证明外交官无能，有损国家形象。后者则给人以傲慢的恶感。如果确有自信，敢于回答，那么一般的外交官肯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这种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东西呢？”要是中国的外交官这样回答了，嘿嘿，你就上了他的大当了！他要引诱你说的就是这句话。如果你说没有，那么他马上就问你：“台湾算不算中国领土？”这时你就没法回答了，不仅造成了政治麻烦，你在记者会上也下不了台，你这外交官准备怎么收场？毕竟回答这问题的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他早就洞悉了西方记者问这问题的圈套所在，所以他出人意料、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有。”这一回答本来就出人意料，所以才引起大家的骚动。可是，周总理却不急于马上解释原因，而是等到大家安静下来，才道出原因说：“在我国台湾省。”结果，话音一落，全场爆发出阵阵掌声。

那么，为什么如此？这是因为周总理这句应对之语，其表达艺术的高明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见的。先说“有”，给人一种坦诚磊落的印象，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实事求是的诚信国家形象；然后再解释说妓女只在台湾省存在，又解除了大家的疑虑，清楚地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没有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而在中国的台湾省因为还在国民党统治下，实行的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还是存在的。这样，一方面明确地向世界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的事实，同时也明白清楚地表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严正立场。由于周总理采用了“引而后发”的表达策略，没有一气而下把话说尽，而是把关键性的话留而不发，等大家因疑虑重重而骚动后，才把话中的关键部分说出来，给人一种出乎意料、恍然大悟的感觉，因而就显得机趣幽默，一下子活跃了记者招待会的气氛。

可见，言语交际中的应对确实是需要讲究表达的艺术的。如果你想成为或已是一个重要人物或是社会公众人物，或是有些头面的人，就必须讲究应对表达的艺术，否则必然失败，最起码也不会再有成功的机会了。

二

太祖尝面许张思光（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下。张乘一马甚瘦，太祖见之，问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张曰：“日给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张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司徒长史。（明·何良俊《语林·排调第二十七》）

我们都知道，做皇帝的或是当政治家的，多半都是信口开河，说话不算数的。如果你把他的许诺当真，或是怀抱很大希望，等他自动兑现诺言，恐怕很难。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就很常见。上引南朝齐太祖萧道成，就是这样一个好空口许诺而又不肯兑现诺言的皇帝。不过，他不幸遇到了一个厉害的大臣，最后逼得他不得不兑现了诺言。这个厉害的大臣，不是别人，就是当时的才子张融。

张融，字思光，一名少子，出身世族，吴郡人，乃南朝刘宋时会稽太守张畅之子。初仕刘宋朝为封溪令，后举秀才，对策中第，官为尚书殿中郎，不就，改为仪曹郎。不久奔叔父丧而得罪免官，后复摄祠部、仓部二曹。入南齐，官拜黄门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等职。其人形貌短丑，行止怪诞。初出仕为封溪令时，路经嶂，为獠贼所执，将杀食之，他竟然神色不动，作《洛生》咏，獠贼怪而异之，终未加害。又有一次，浮海至交州，遇大风，不仅毫无惧色，而且自咏：“干鱼自可还其本乡，肉脯复何为者哉”，又作《海赋》。除了胆识过人，他还才情过人，于清谈、佛学、书法等方面都有过人的造诣，尤其擅长草书，并为此而得意。有一次齐太祖萧道成跟他说：“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他竟回答道：“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又常叹息：“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萧道成曾笑言：“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参见吴礼权《言辩的智慧》修订本）

张融既然是这样的有才情，齐太祖萧道成自然要高看他一眼。所以，有一次萧道成跟张融说得高兴，一时兴起，便随口许诺要升他为司徒长史（宰相的属官，但职权约略于副首相）。这么大的官儿，谁不想做？于是，张融就眼巴巴地在家等着皇上颁布任命书，急着去走马上任。可是，等了好久，就是没见动静。这下张融急了，知道皇上的话可能不算数了。如果真的不算数，那他不是空欢喜了一场？也许换作别人，在家郁闷几天也就过去了，皇帝要赖皮，谁能拿他怎么样？可是，张融不是一般的人，他可不肯吃闷亏，不满自然也不肯闷在心里。于是，就决意要找萧道成讨个说法。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大臣，要跟皇帝讨说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皇帝翻脸，说法没讨到，小命还得搭上，甚至连全家或九族都可能赔上。张融不愧是个大才子，精明过人，不是那么迂腐，所以没有直接去跟皇上老萧论理，而是想了一个办法，故意找了一匹瘦骨伶仃的马骑着，找着机会就在老萧面前晃悠晃悠。开始老萧不以为意，后来有一天，老萧看见张融还是骑着那匹瘦马，就很好奇地问他：“张爱卿，你的马怎么这么瘦？一天给它吃多少粟食啊？”张融回答说：“我一天给一石（约合今天的一百二十市斤）。”老萧感到奇怪，便追问道：“吃的粮食不少啊，怎么还这么瘦呢？”张融回答说：“我答应给粟一石，实际上没喂那么多。”说到这里，老萧突然醒悟了，知道张融是什么意思了。于是，第二天就颁布了任命的诏书，张融由此就当上了司徒长史。

张融对萧道成“许而不与”的行为很生气，但是，他作为臣子既不便也不能对皇上表达不满的情绪。可是，如果自己的情绪不表达出来，他心中的积郁就不能消解，想得到的高官也到不了手。这可是吃亏一辈子的事，他怎肯罢休呢？要知道，张融也不是那么没出息的人，他毕竟属于齐太祖所说的那种“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奇才。所以，他最终找到了最恰当的表达情感情绪的策略，以“设彀”的方法，先引诱老萧问他的马何以那么瘦，然后再夸说自己给粟之多，令老萧越加奇怪，穷追不已，最后上了圈套。与此同时，张融则顺势说出了“许而不与”四个字，婉转地批评了老萧开空头支票而不兑现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之情。但是，这种批评与情绪的展露是婉转含蓄、自然而不着痕迹的，既让齐太祖明白其不满之意，又给了他面子，齐太祖就是蛮横不讲理，要抓把柄也没有。对于这等“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大臣，老萧自然不敢再耍赖皮了，只得乖乖地兑现了诺言。如果换成别的大臣，没这等高妙的表达策略，以开国之君萧道成的本性，自然是不会兑现诺言的。由此可见，就是要官，也得会说话，表达要有艺术性才行。张融的表达艺术，你不佩服吗？

古代君臣相处，情感、情绪的表达自然需要讲究艺术。同样，在现代社会，就是最平常（其实也是最难处）的夫妻关系，同样也存在着一个情感表达的艺术性问题。不是吗？下面请看中国现代爱情史上颇具“盛名”的陆小曼如何发嗲，如何表达其对徐志摩的希望与殷殷之情：

徐志摩曾向别人讲过清末外务部左丞辜鸿铭有关一夫多妻的譬喻：“丈夫如同茶壶，老婆如同茶杯。一把茶壶，可配四个杯子，哪有一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陆小曼怕徐志摩再和别人爱恋，就对他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的茶壶譬喻来作借口而多置茶杯。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张在新、张再义编《中国名人辩才趣闻》）

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哲”，不仅以诗名闻遐迩，也以风流浪漫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情场中的名流。1915年，徐志摩在父母之命下与张幼仪结婚。张幼仪深得徐家的珍爱，可是徐志摩却与她感情不太融洽。1921年徐志摩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与林长民之女林徽因相识，一见倾心并疯狂地向她求爱。但是，林徽因因徐志摩是有妇之夫不肯答应，二人难以谈婚论嫁。为此，徐志摩与结发妻子张幼仪展开了一场离婚马拉松，历经曲折，最终于1922年与张幼仪解除婚姻关系。可是，等到1922年徐志摩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林徽因却已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订了婚。1924年，徐志摩又结识了有夫之妇陆小曼，很快浪漫风流的“诗哲”又深陷情网之中不得自拔，二人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在当时那种时代风气下，一个身兼大学教授和社会名流身份的人与一个有夫之妇发生爱情关系，这要承受多大的社会压力。况且陆小曼之夫王赓不是一般普通男人，而是一位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高级军官，这爱情要成功有多难就可想而知了。同时，徐志摩的父母对于儿子与陆小曼的爱情更是反对。徐父为了阻止这桩婚姻，向徐志摩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除非能请到梁任公（启超）作证婚人。这个条件其实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对婚姻家庭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律人律己都是非常严格的。梁启超早年应康有为之请，去美国华侨聚居的檀香山岛办理保皇会事宜，曾遇到一个倾心相爱的华商千金何蕙珍。何蕙珍英文极好，当时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一家英文报不断登文攻击梁启超，不懂英文的梁启超无能为力。何小姐在梁启超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署名用英文写了大量批驳清廷攻击的文章，为梁辩护，文字清丽，论说精辟。后来梁明白真相后，惊奇感动不已，再加上何小姐落落大方的大家闺秀风范，对他了解之深、情意之殷，使梁启超情不自禁地与之产生了真切的感情，于是双双坠入情网。梁启超为此写了24首情诗，其中有一首说：“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然而，对于这样的“第一知己”何蕙珍小姐，梁启超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情，忍痛断绝了这场恋情。但何小姐还是痴情相恋，十几年后，辛亥革命胜利，梁启超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时，何小姐专程从檀香山来北京相见，意欲与梁结为秦晋之好，可梁启超只是在总长的客厅招待了她。后来梁启超的元配夫人李惠仙病逝，何小姐再来北京，梁启超仍然婉拒。

可见，梁启超在家庭与婚姻方面是何等保守。正因为如此，徐志摩的父亲要拿梁任公来将儿子一军，意借梁任公的名望和师道之尊来阻止徐志摩的这桩令社会轰动、令徐家声名扫地的尴尬婚姻。没想到，徐志摩毕竟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又是社会名流，梁启超实在是却之不过，最后还是被他拉来作了证婚人，终于成就了这桩曾在社会上闹成“桃色大新闻”的徐陆联姻。台湾学者沈谦教授的《徐志摩的宗教——爱、自由、美》一文曾记述徐陆婚礼及梁启超证婚之事：

民国十五年十月三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海公园漪澜堂举行婚礼。五四时代的名流几乎全部到齐，成为二十世纪文坛上最引人瞩目的婚礼。证婚人是梁启超先生，徐志摩对他的老师极为崇敬爱戴，曾经说：“先生之文章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低首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之人，无不攘胜激发，有不能自已者矣。”

梁启超对徐志摩却是既爱又怜，对徐志摩的宗教信仰——爱、自由、美，不以为然却又无可奈何，勉强被拉来作证婚人，微笑着说：

“我的学生徐志摩，什么都好，就是不该找我当证婚人，希望不要再有下回了！”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有个习惯，在婚礼或葬礼上，无论当事人或事主有多不好，这种场合大家都会说好话而不说难听话。而梁启超却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当着到场的所有“五四”时代的名流，说出上述证婚词，可见他对徐陆联姻是多么反对与反感！

正因为徐陆联姻遭到了当时来自社会各方面那么多、那么大的阻力和压力，所以对当事人陆小曼来说，她格外珍惜这桩来之不易的婚姻，自然也是意料中的事了。陆小曼能够冲破当时社会的种种偏见与重重压力，与徐志摩结成夫妻，其中经历的挫折之多是可以想见的。陆小曼对徐志摩为人的了解自然也是很深的，他为了追求林徽因而与元配张幼仪进行马拉松式的离婚挣扎，是当时的新闻，人人尽知；在与徐相爱相恋过程中，她所感知到的徐的激情浪漫，自然异常深切。正因为对徐志摩个性的深刻了解，为了维护这段得来不易的婚姻，陆小曼才心有余悸、意味深长地对徐志摩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的茶壶譬喻来作借口而多置茶杯。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给徐志摩先打了一个预防针：你千万不要拿你们男人都很乐道的辜鸿铭的“茶壶茶杯”的“妙喻”为借口，再找什么别的女人。你只能属于我，我们的爱情不容别的女人来分享。但是，陆小曼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表达，而是运用“比喻”表达策略，将徐志摩比作她的牙刷，既形象地表明了他们之间亲密无比的关系，又明确地宣示了他们爱情的排他性。在醋意十足的语意中包含了对徐志摩无限的深情与殷切叮咛，着实让人为之深切感动，充分展示了一个女性在深爱的丈夫面前又嗲又醋的妩媚。女人的可爱处，有时正是在这种细微处得以体现，夫妻的闺中情趣与夫妻关系的融洽也常常在这种既嗲又醋的特殊言语表达中得以实现。

人是感情动物，喜怒哀乐怨都是人之常情。但是，人又是社会动物，社会关系的复杂，往往又不容人们直接地表露他们的情感情绪，而必须要选择恰当的、得体的表达方式，将其情感情绪有效地表达出来，从而能够有效地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健康快乐顺利的人生。正因为如此，处于日益纷繁复杂的当今社会，我们在展露自己的情感情绪时，就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讲究些表达的艺术，以免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不必要的挫折，误了自己美好的前程。由上述二例，我们可以约略知道，情感情绪的表达确实是需要讲究一点艺术性的。

三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允新妇自若云：“无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

这则故事中的许允，是三国魏明帝（就是曹操的孙子曹轈）时代的吏部郎。吏部在中国封建时代的中央行政机构中是个特别要害的部门，特别是隋唐时代，吏部为内阁六部之首。吏部的行政长官叫吏部尚书，那权力可大了，专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三国魏的吏部制度虽然不可与隋唐时代等而视之，但其职守与地位无疑是相同的。许允做了魏明帝的吏部郎，其当时在魏朝地位的显赫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如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像许允这样的角色还是排不上号的，很多历史典籍中都难寻许允的行事传略。他的名字能见诸历史，完全是沾了他的老婆阮氏的光。关于许允的老婆阮氏，在历史上可是个有名的角儿，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就有很多记载。就是这样好的老婆，许允当初还不愿娶呢！《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记有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我们都知道，封建时代男女婚姻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男女双方当事人在婚前是互相见不到面的，男的长得帅不帅或说酷不酷，女的生得美不美或说是不是个靓妹，谁也不知道，全靠自己的运气了。哪知，许允这帅哥运气真不好，他一心想娶个“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美女，却偏偏不能天遂人愿，结果娶了个奇丑无比的阮氏。这阮氏可不简单，她爹是魏代有名的阮共阮卫尉，她哥哥是名流阮德如，阮氏可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阮氏过门之前，许允想象得挺美：阮氏是望族大户人家的闺秀，俗话说“林中有好花，富家有美女”，阮氏这样的望门贵族家的闺女，能差得到哪里去呢？所以他信心满满地期待着与他的娇艳美妻的大喜日子的到来。可是，当他满怀期望地“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时，可把他吓坏了！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么丑的女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之后，按程序应该是“送入洞房”。可是大礼行毕，许允竟然因失望而失态，不进洞房，不理新娘子。许允父母及家人都为之很忧虑，不知如何是好。恰在这尴尬时分，许允有客来访。新娘子阮氏听说有客来找许允，就让丫环去看是谁来了，丫环答说：“是桓郎。”阮氏知道，这桓郎就是桓家的公子桓范了。因为桓家在当时是一更了不得的士族大家，势力名望之大是人尽皆知的。阮氏说：“不用担心，既然桓范来了，他一定会劝官人进洞房的。”果不其然，桓范就跟许允说：“阮家既然嫁丑女给您，其中必有道理，您应该用心体会。”许允想想也对，阮氏是什么样的人家啊！但是，见了新娘子阮氏，许允实在倒了胃口，还是忍不住想出去。阮氏想，他这一出去，就不会再进来了，怎么样也不能让他再出去了。于是，便捉住了他的衣裾，把他绊住了。许允见此，就对她说：“女人有四德，你有几德？”许允所说的“四德”，就是《周礼·天官·九嫔》篇所说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是《周礼》规定女人必须具备的四种德行。这“四德”的具体内容，汉人郑玄曾注解说：“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橐。”也就是说，妇德是考察女子是不是具有坚贞的节操，不跟别的男人有染（如果贞节污点不是由女人自己所引起，而是由强加其愿造成，那不能算是女人的过错），还有丈夫死了，不再嫁人，要守节，即“烈马不吃回头草，烈女不嫁二夫男”；妇言是考察女人是不是擅长辞令，也就是有没有能说会道的嘴上功夫；妇容考察的是女人是否温柔动人；妇功是考察女人会不会纺纱织布之类的手艺水平。这“四德”也太难了，许允可能也不真是要他心目中的新妇有这“四德”，只是他不满太太长得太难看，故意拿“四德”来为难阮氏，好让她知难而退，自己回娘家，他好再去找美貌新妇。没想到，阮氏不上他的当，如法炮制，回许允说：“我除了长得难看点，妇容上亏缺一点，其他三德都具备。我问你，士有百行，你具备几行？”意思是说，有品位的男人（“士”）应该具备各种德行，你有什么德行？这是讥笑许允呢！可是许允自我感觉还特别好，回答说：“我各种德行都具备。”阮氏很生气，心想，这人脸皮这样厚，不教训一下他，不把话说狠一点、重一点还真不行。于是就说：“‘百行以德为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你只好色不好德，怎么说百行都具备呢？”一句话把许允噎得没话了。细思量，太太的话确实很在理，这才感到惭愧不已。从此，对太太非常敬重，夫妻感情深厚，不久就有了儿女，家庭生活和谐稳定。

幸亏许允最终悔悟到自己重色不重德的错误，娶下阮氏为妻，并对太太雅相敬重，不然他在官场上不但没得混，连脑袋也是保不住的（尽管最终他还是被晋景王所杀，那是后话）。这不，许允当了魏明帝的吏部郎，大权在握，人事安排上因为多任用了自己的老乡，结果被人逮住了把柄，说他结党营私。这还了得！魏明帝一听弹劾，立马派皇家卫戍部队司令（虎贲）亲自将许允逮到朝廷。许允被逮时，他本人和家人都很紧张，那是皇帝派人来捕人，不是天大的事，能有如此动静吗？可是许允的太太阮氏却一点也不紧张，丈夫临行前，她出闺向丈夫面授机宜，告诫一点：“明主可以跟他讲道理，千万不要跟他求情。”许允牢记了太太吩咐的应对皇帝的基本原则。到了朝廷，皇帝就质询他有没有多用同乡人。许允回答说：“孔子说过：‘荐举你所了解的人为官。’我的同乡人，是我所了解的。请陛下审察考核一下我所任用的人，看他们是不是称职？如果不称职，我愿受处罚，甘心伏罪。”魏明帝就对许允所任用的官员一一检校审察，发现他们都很称职，官得其人，于是就释放了许允。许允的朝服本来就不新，又被虎贲捆绑，衣服就更破旧了。皇帝看到，就下诏赐给新服。这样，许允不仅安全地度过了政治危机，还得了皇帝的赏赐，着新袍服还家，那是多么风光啊！谁能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当初，许允被捕时，许家上下哭成一团。只有许允这个过门不多久的新娘子阮氏神色自若，向丈夫面授机宜后，对家人说：“大家不要担忧，过一会儿就会回来。”并熬了一锅小米稀饭，等着丈夫归来。过了不多久，许允果然回来了。

许允说服了魏明帝，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和官位，还让明帝认可了他所推销的一套官员任用的基本理念，即官员的任命与起用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看他是否称职，能不能做好工作、做出成绩，而不是看被任命的官员与吏部行政长官是什么关系。这个道理当然是对的，现代东西方的政治家都懂这个人事任命的道理。可是，许允当时所处的是封建时代，而且是在明帝钦定了他结党营私之罪并逮捕起来问罪的情况之下，许允如果直接跟明帝讲出上述这番道理，明帝一定认为他是狡辩，不仅免不了罪，还要罪加一等。值得叹赏的是，许允很聪明，他首先牢记了太太的告诫：“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他没有一见明帝就像封建时代的许多大臣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伏地谢罪说“臣罪该万死！请皇上饶命”之类的求情话，而是跟明帝讲道理。因为他知道，明帝这个皇帝不算糊涂，还能算个明君。但是，明君也不能直接跟他讲道理，这是个特殊的交际对象，不是一般人，你在跟谁说话呢？他是皇上，你得讲道理讲得特别有技巧才行。不然，逆了他的心意和面子，管你什么道理不道理，管你讲得多么有道理，照样杀你没商量。许允真是聪明，他讲理不讲自己的理，而是讲圣人的理。他先引圣人的话：“举尔所知。”许允先抬出圣人话，然后由此引申开来，说自己的同乡是自己最了解的。意思是说，我正是按照圣人的话执行的啊！这话说得好，说得也很厉害。皇上没得说了，他能说什么？圣人说要“举尔所知”，我许允任用同乡也就名正言顺了。但是，许允并没有就此打住，他不仅要驳掉强加到自己身上的罪行，还要推销自己人事任命的基本理念：任命官员不应该看任命者与被任命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早在他们之前的古代就有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而要看被任命的官员有没有能力，称不称职。为此，许允在抬出圣人之言之后，又进一步主动要求皇上对他所任命的同乡官员进行考察复核，看是否称职。结果，明帝在考察检校中没发现任何问题。这样，就让明帝不仅不能处罚许允，而且自然而然地就信服了许允所提出的人事任命的基本理念。

我们都知道，向皇帝推销自己的思想理念当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没有诸如许允这样好的表达艺术，那是想都不要想的。那么，除了皇帝不好说服，向他们推销自己的思想理念比较困难外，向其他人推销自己的思想理念，是否就要容易得多呢？这话恐怕也不能这样贸贸然地说！实际上，有时候即使是向你的家人或亲属推销你的某种政治理念，或说服他们接受你的某种观点，恐怕也是很难的。比方说，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老丈人就是比较难以说服的。假使有不识相的女婿要向老丈人推销自己的某种观点或某种政治理念，恐怕十个就有十个被骂得狗血喷头，找不着北的。当然，如果你擅长表达艺术，那就另当别论了。不是吗？下面我们看看陈毅元帅是如何说服并向老丈人推销其政治思想理念的：

陈 毅 好，老人家，我也来问你。你是喜欢国民党，还是喜欢共产党？

张大爷 你问这个干什么？

陈 毅 我看你老人家是喜欢国民党。

张大爷 （发火）什么？我喜欢国民党？

陈小妹 哥哥！

陈 毅 （打断陈小妹）不用你插嘴！（对张大爷）这么说，你不喜欢国民党？

张大爷 我喜欢国民党干什么？

陈 毅 那又为什么不喜欢？

张大爷 （没好气地）国民党腐败！

陈 毅 怎么腐败？比如人事上！

张大爷 这我们都见过的嘛，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陈 毅 说得好！所以国民党要倒台！老人家喜不喜欢共产党也这样？

张大爷 那我当初就不会同意张茜到新四军去了！

陈 毅 好！那你喜欢不喜欢你的女婿也这样？

张大爷 这……（沙叶新《陈毅市长》）

这是话剧作品中的人物陈毅与其岳丈张大爷的一段对话。众所周知，解放初期，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为了不搞特殊化，他劝他的岳丈张大爷回老家生活。张大爷想不通，怎么女婿做了大官就这样对老丈人，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惯例，大凡儿子或女婿一旦做了大官，全家和所有亲戚朋友自然都能沾光，不说大家都弄他个一官半职干干，最起码在生活上享受享受，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从中国封建时代一直到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时代，无不如此。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腐败的政权要垮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奋斗几十年推翻“三座大山”，推翻国民党政权，目的就是为了清除政治腐败及各种经济、社会腐败。陈毅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自然应该以身作则，不能为自己及亲属谋取一丝一毫之私利。如果也像中国封建时代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官员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搞裙带关系，那与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再说，上海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稳定人心更是当务之急。如果陈毅作为市长不以身作则，带头管好自己的亲属，何以服众，何以在广大市民心中树立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从而稳定上海，发展生产和经济，巩固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呢？所以，他必须让自己的老丈人张大爷离开上海，因为那时是经济特别艰难的时候，生活日用实行的是配给制，陈毅是市长也不能搞特殊化。但是，怎样说服张大爷，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并让老丈人愉快地回家呢？这话实在不好表达。如果陈毅直通通地说：搞特殊化、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是腐败行为，国民党搞这一套，结果垮了台，我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能搞这一套，你是我的岳丈应支持我，还是回老家生活去吧。这话当然一点也不错，任人唯贤、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不搞特殊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一种政治理念，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循与信守的。但你这样直通通地推销和宣示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张大爷是位普通的百姓，且是一位老人，他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他有的是中国传统的那些旧观念，认为女婿发达了，跟他享享福是天经地义的，子女本来就有孝敬父母的义务，女婿是半子，自然也没得说。这事搁哪一位老人都会这样想，所以要直接跟他宣示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事实上是很难说服张大爷并让他听进去的。我们都知道，陈毅是十分擅长辞令的，精于表达的艺术。他知道，按常规的表达无法说服岳父张大爷，他就选择运用了“设彀”的表达策略，通过设置语言圈套，诱使张大爷把他想表达的意思按他预先设计好的思路一步步地说出来，最后以逻辑的力量，让张大爷自己说服了自己，由自己亲口说出的话将了自己一军，搞得无话可说。陈毅想推销的政治理念，最后竟由他要说服的老丈人自己帮他说出来了。这位市长还真是儒雅，不仅是能征惯战的大元帅，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能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出众人才，真是让人感佩得五体投地！

由上述许允说服魏明帝与陈毅说服老丈人张大爷的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要想在言语交际中推销自己的思想理念或某种观点，并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不是一件易于做到的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企及的交际目标。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语言智慧，不特别重视表达的艺术，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上述两例的分析，我们是否能从中受到些启发，领悟到思想理念、观点推销的表达艺术呢？

四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

这则故事，记述的是长孙皇后智谏唐太宗的一段史实。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学过一点点历史的，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他的文韬武略，他的开明贤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要说中国封建时代的明君，他肯定要算一个。他所创造的“贞观之治”，不仅使中国的百姓真正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理想（史载贞观时期，斗米仅值三四钱），而且使当时的中国国力确确实实臻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步。不过，熟悉历史的人也会知道，唐太宗这一丰功伟绩的取得实际上与他有很多贤臣辅佐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些贤臣中，尤以魏征最为有名。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今属河北）人，后移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少孤贫，曾为道士。隋末天下大乱，参加李密的瓦岗军。李密失败后，降唐。后又被窦建德所俘获，任窦建德（窦立国号夏）的起居舍人（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官）。窦建德失败后，为唐太子洗马（侍从太子的官员）。唐太宗即位之初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专掌侍从规谏的官员），前后进谏二百余事。贞观三年（629）为秘书监（约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参预朝政。后一度任侍中（唐代的左丞相），封郑国公。一生向唐太宗直谏甚多，以犯颜直谏而闻名。曾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多次劝太宗以隋亡为鉴，引《荀子》语，说君似舟，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力言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 其中，所上太宗《十思疏》，太宗以之为座右铭。太宗是个明君，常常能够深察魏征的忠心，所以能听得进他的直谏，也十分倚重他。魏征死后，太宗十分悲伤，认为失去“人鉴”。

虽然唐太宗是明君，但有时也会受不了魏征的直谏。这样，君臣二人有时就免不了要闹得不开心，甚至太宗会大为光火。一次魏征又犯颜直谏，搞得太宗很尴尬，气得要命，罢朝回到后宫还余怒未消，忍不住大骂：“一定要把这个乡巴佬杀了！”长孙皇后一听太宗说出这番狠话，知道肯定有大臣惹他生气了，就问他：“是谁敢惹皇上生气？把皇上气成这样？”太宗说：“还有谁？不就是那个魏征！他每次都要在朝廷之上令我难堪！”长孙皇后没说什么，忙退下换了一套礼服立于后庭。太宗觉得奇怪，便问她何故要换这身行头。长孙皇后说：“我听说皇上英明，大臣就忠直。现在魏征忠直，这是因为皇上您英明的缘故。我怎么能不向您表达祝贺呢？”太宗一听，觉得有理，转怒为喜。

可以说，唐太宗能有那么好的雅量，听得进魏征的忠言直谏，不能抹杀长孙皇后这个贤内助的功劳。如果换一个不贤惠的皇后，早就顺着太宗的脾气火上浇油了，那么哪里还有魏征，十个八个魏征都被杀掉了。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也就不是我们后代称道的唐太宗了，大唐王朝会搞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我们都应该承认，凡是人都有自尊，有虚荣心，喜欢听顺耳话、好话和恭维话，不喜欢听逆耳的批评，这是人之常情。皇帝也是人，而且因为他是天下至尊，听惯了恭维话，所以一般更难听进逆耳之言。魏征忠心耿直，但他不注意表达策略，所以常常惹得唐太宗生气。这次太宗气生大了，要杀他了。幸亏长孙皇后贤明，又注意表达策略的运用，她没有直言说：“皇上，魏征直言，虽然让您面子上过不去，但他是一片忠心，您不能杀这样的忠臣。”而是选择了折绕的表达策略，说魏征直话直说的行为是因为皇上的英明所致，有英明的皇上才可能有犯颜直谏的大臣。长孙皇后这是通过夸赞太宗的方法把自己的意思婉转地表达出来，让太宗情绪上比较愉快，所以能听进意见，最后容忍魏征的直谏行为。如果长孙皇后没有采用有效的表达策略，就不能保住魏征的性命，最起码是不能让太宗继续听进魏征的忠言直谏的。大家都对太宗说恭维话，都去拍马逢迎，那么，岂有唐太宗的英明，岂有“贞观之治”的奇迹？

长孙皇后善于陈述自己的意见与见解，意思的表达非常具有艺术性，最终发挥了“安国全性”的巨大作用，实在令人感佩！我们现在没有皇帝可以规谏了，要陈述自己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意见或见解，途径多得很，不必像长孙皇后费那么大的心力。但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时不时地向自己的上司、朋友、下属乃至晚辈等表达自己对某些问题或具体事情的意见或见解（或主动或被动），因此，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讲究表达的艺术，使自己的“进言”能够为人所接受，从而发挥预想的效果。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现实的例子：

有一回，我到华视录教学节目，遇见华视教学部主任周奉和，见他笑口常开，在电视台如此复杂的环境里，颇得人缘，向他请教有什么妙方，他笑了笑说：

“做什么事，采低姿势总是比较安全顺当，飞机低空飞行，连雷达都探测不到！”

这是台湾学者沈谦教授所讲的一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这个世界，随着人际互动的日益频繁，人事关系也是越来越复杂了，这个大家都有体会的。因此，如何为人处世，确是人生的一大学问。大家都知道，传媒娱乐界因为是名利最集中的地方，人际关系的复杂也就不言而喻了。要想在这种地方处好人际关系，站稳脚跟，确实不容易。可是，在台湾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华视，教学部主任周奉和却长期执掌远程教学节目事务，且能游刃有余。这就引起了台湾中兴大学中文系主任、空中大学人文学系主任沈谦教授的不解。因为沈谦博士做教授之余，还是华视《锦绣中华》、《中华文化之美》节目的主持人，他知道华视内不容易“混事儿”。于是沈教授就请教周奉和这位华视“老法师”如何在电视台这种复杂的人际环境中与人相处的处世经验。周奉和就给了他一个意见，说：“做什么事，采低姿态总是比较安全顺当，飞机低空飞行，连雷达都探测不到！”周奉和所说的话，概括的是一种处世原则，不失为一种处世的人生智慧。对于这一处世原则的表述，周奉和没有采用理性、直接的语言加以表述，而是选择运用了一个比喻，将“做什么事，采低姿势总是比较安全顺当”与“飞机低空飞行，连雷达都探测不到”联系在一起，从而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低姿态为人处世，切忌恃才傲物的作风的好处。由于表达得很有艺术性，不仅所说的道理具有说服力，易于为人接受，而且新颖幽默，使人一听难忘，从而成为过耳不忘的至理名言，真是令人叹服！

由上述二例，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向人进言，陈述自己的意见或见解，其实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要想使进言有效果，要想使自己的意见或见解为人所重视、采纳，注重表达的艺术是十分重要的。

五

侯白好俳谑，一日杨素与牛弘退朝，白语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为牛羊下来耶？”（明·何良俊《语林·排调第二十七》）

这则故事，是讲侯白排调杨素和牛弘二人的故事。侯白，字君素，临漳（在今河北南部、漳河沿岸，邻接河南）人。生性好学，才思敏捷，为人滑稽诙谐，尤其善于辩论。应科举而中秀才后，官任儒林郎（一种学官）。大概因为官不大，所以他常是“通脱不持威仪”（不喜欢摆什么架子）。因为“好为俳谐杂说”（说笑话），所以人人见了他都愿跟他玩，相互调侃。因为他学问很好，所以隋文帝就安排他在秘书省修国史。他工作表现很好，也有成绩，隋文帝命“给五品食”（即享受五品官的待遇）。可是，他这人天生命苦，享受五品官员待遇才一个多月就死了，真是没福气。

至于杨素，那可是个大人物！他字处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出身于士族大家，长于文章，还写得一笔非常好的草书和隶书。北周武帝（宇文邕）时，官任司城大夫等职。他很善于钻营，会看人，与当时的隋国公也就是国丈的杨坚深相结纳。静帝（宇文阐）幼年即位，杨坚任丞相，大权独揽。静帝大定元年（581），杨坚取静帝而自代，史称隋文帝，改元开皇，国号隋。隋朝建立后，他屡向杨坚献灭陈之计。开皇八年（588）杨坚命他率水军从三峡东下，次年灭陈，因功封为越国公。后又领兵镇压荆州和江南各地的反隋势力，为杨坚大隋政权结束南北朝分立局面、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官至尚书左仆射（宰相之位），执掌朝政。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参与宫廷阴谋，废太子杨勇，拥立杨广（即炀帝）。文帝仁寿四年（604）杨广杀父称帝，杨素因拥立有功被封为楚国公，官至司徒（宰相）之位。

那么牛弘呢？这牛弘，也不简单。他字里仁，安定鹑觚（今陕西省长武县一带）人。隋文帝时历任秘书监、吏部尚书等职。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经历，但官职却不小，尤其他所居的吏部尚书，那可是掌管全国的官员升迁、考绩、任免等生杀大权的职位，谁不巴结他？只怕巴结不上呢。

虽然杨素和牛弘都是当朝大人物，可是侯白本无往上爬的欲望，所以他并不怎么尊重他们，而是找着机会就要调侃戏弄他们一下。一次，宰相大人杨素和吏部尚书牛弘退朝走出，侯白见到，便对杨素和牛弘说：“日之夕矣。”（即太阳下山了）杨素马上接着说：“好哇，你在说我们是‘牛羊下来’吧？”

那么，侯白说“日之夕矣”，杨素何以说侯白是讽刺他和牛弘“牛羊下来”呢？杨素有没有意会错？告诉你，没有错！杨素还是学问很好的，他书法那么好，还能没有学问？侯白所说的“日之夕矣”，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诗经·王风》中的《君子于役》篇内的一句，这句的后一句即是“牛羊下来”。《诗经》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个个都背得滚瓜烂熟的，其中《君子于役》又是一个名篇，杨素和牛弘还能不知道？所以，侯白一说“日之夕矣”四个字，他们就知道，这是侯白在骂他们是牛羊。侯白运用的是“藏词”和“双关”两种表达策略，先说“日之夕矣，牛羊下来”两句的前一句，藏掉要说的后半句，利用读书人个个皆知《诗经》的语境，自然而然地让他们联想到诗的后一句“牛羊下来”。同时，又利用杨素的“杨”与“羊”同音，巧妙地将杨素、牛弘联系在一起，以他们二人之姓关合“牛羊”二字，从而与杨、牛退朝下来的情景联系起来，说他们是“牛羊下来”，不着痕迹地戏骂了杨素和牛弘两个权臣。但因为骂得无恶意，又排调得诙谐机趣，令被调侃的杨素、牛弘也觉得有趣，自然就不能怪罪于他，而只得佩服他排调水平的高妙了。可见，骂人、调侃人也是要有表达艺术的！

中国的文人向来是善于调侃人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有时候武人们在此方面水平也不低，不是吗？请看下面一例：

大约在四三年初，忽传白崇禧到了桂林，而且说他将定居桂林，重拉山头，重新向蒋闹“独立”了。为了探询究竟，我去访问了李将军，名义上是“入村拜土地”，作为我到桂林后的正式拜访。

他给我的印象是态度和蔼，谈吐不俗。照例寒暄以后，我单刀直入问起白今后的动向。

他含笑说：“你大概听到些谣传了。其实，健生哪有此胆量。而且，今天已飞回重庆去了。”

我忙问：“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他和蒋闹别扭是真的。原因是蒋去（参加）开罗会议，健生原想一定会带他这个参谋总长去，不想却带了何敬之（应钦），因此，他一直不痛快，这次，借故飞回了桂林。蒋回到重庆后，昨天给他来了一个电报，许了些愿，他于是就欣然回去了。”

我说：“这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的骨头。”

他忽然忍不住笑地问我：“你知道过去北京有一种‘上炕老妈子’吗？”

我莫名所以地笑道：“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听到过了。”

“健生这个人，其实连一个侍妾都不如，撒了一阵娇柔，被主子拉拉袖子，就乖乖地‘上炕’了！”

以后的十几年，我和任潮先生不断有所接触，却从未再听到他对人有过这样辛辣的评议。可见，那次他对白崇禧的所作所为，实在引起由衷的鄙视。（徐铸成《李任潮的妙喻》）

这段文字见载于作者所著《旧闻杂忆》中，所记乃是李济深调侃白崇禧的故事。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广西苍梧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粤军第一师代理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1927年参加“四·一五”广州大屠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进行反共内战。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联合反蒋的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由李济深任主席兼军委主席，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福建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卖国的政策。1948年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国民党桂系将领，广西临桂人，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1923年起任广西讨逆军参谋长，广西绥靖公署及桂军第二军参谋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任淞沪警备司令，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第十三军军长。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与李宗仁等退回广西。1931年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桂林行营主任、国防部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华中军政长官。1949年去台湾。

白崇禧虽是李济深的广西同乡，又在国民党内有“小诸葛”之称，但李济深觉得他人品不行，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他。所以，当《大公报》著名记者徐铸成采访他，打探白崇禧消息时，李济深对白崇禧的轻蔑之情于情不自禁中脱口而出，把他比作是“上炕老妈子”，以致令徐铸成觉得“以后的十几年，我和任潮先生不断有所接触，却从未再听到他对人有过这样辛辣的评议。可见，那次他对白崇禧的所作所为，实在引起由衷的鄙视”。那么，李济深的“上炕老妈子”之喻何以有那么大的讽刺力呢？这是因为这“上炕老妈子”本身品位太低了，她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土娼”。记得清人小石道人《嘻谈录》中有一则“嘲土娼”文字说：

一南客嘲北方土娼曰：“门前一阵车马过，灰扬，哪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棉袄棉裙棉裤子，膀胀，哪里有春风初试薄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哪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黄昏后，歪腔，哪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莲船盈尺装高低，肮脏，哪里有春娇一掬描弓样？涂来白粉似东瓜，妆腔，哪里有蛾眉淡扫翠凝妆？举杯定吃烧刀子，难当，哪里有兰陵美酒郁金香？头上鬏髻高尺三，蛮娘，哪里有斜簪云髻巧梳妆？行云行雨在何方，土炕，哪里有鸳鸯夜宿销金帐？五钱一两等头昂，便忘，哪里有嫁得刘郎胜阮郎？”

可见，“上炕老妈子”确是品位太低的女人。李济深出人意料地把白崇禧与这种“上炕老妈子”联系在一起，以比喻策略来概括白崇禧的为人与人品，不仅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地嘲弄了白崇禧，而且机趣幽默。如果白崇禧亲耳听见，简直要气疯的。可见，李济深调侃人的表达水平确实不凡，确是一位武能杀人、文也能杀人的好手，由不得你不打心眼儿里佩服！

由上二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是骂人或调侃人，也是有一个水平问题的。而要有水平，排调得机趣风雅，就得有表达的艺术。否则，便如同泼妇骂街，还有什么可取？

讲了上面那么多，读者诸位，你们是否已经感到语言表达确实是有学问呢？那么你们是否觉得确有必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说话艺术水平呢？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不妨从本书提供的线索与先哲时贤的语言实践范例中用心体会一下，相信定能获益匪浅的。 kmi73z/RHPciRP4GmrWRAjosLgHpM4gvwGkVJ3CPCPITc+/1lC8VDHzufJLx0q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