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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亚细亚报》记者万士同采访蔡锷。
万：“鄙报为国民喉舌，请教蔡将军的政见。”
蔡：“我喉头有病，有你这个喉舌就行了。”
万：“孙中山在海外宣称讨袁，将军是辛亥之勋，想必引为同调。”
蔡：“中山之徒不是也有给袁总统筹办帝制的吗？”
万：“对，对。不过梁启超先生反对帝制的大作，你总该深表同情吧？”
蔡：“梁先生是我的老师，袁总统是当今国家元首，我该服从谁呢？”
万：“是啊，该服从谁呢？”
蔡锷巧妙地将问题推回给了对方，回避了对方的问题。（文俊《巧答妙对365》）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历经无数失败，与清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11年10月10日，由革命党人策动的武昌首义爆发并成功，各省纷纷响应，不到两个月，就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清廷迅速分崩离析。12月，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并推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但是在北方，清廷及残余势力还存在，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还不是全国的统一政权。当时，统一的最大障碍不是清朝王公势力，更不是小皇帝溥仪，而是汉人权臣袁世凯。这个袁世凯，靠满洲权臣荣禄推荐，由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起家，积累了自己的军事力量的“原始资本”。又在康梁发动“戊戌政变”时，出卖维新派而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从此，势力逐渐坐大，由山东巡抚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1907年因权力斗争而被摄政王载沣罢免还乡。但是，由于他一手训练起来的新军势力和多年经营的北洋军队只听他的指挥，加之有西方列强的支持，所以他在野犹如在朝。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无奈，又请他出山，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清廷的本意是请他出来挽满清王朝“大厦之将倾”，他却另有野心。他权柄到手后，一面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要孙中山让位，一面利用强权威逼清帝退位。孙中山先生是“天下为公”的君子，没有半点私心，为了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国家强盛，力排党内众议，同意让位。但为了约束限制袁世凯，特制定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派宋教仁、汪精卫、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可是，袁世凯为了不受革命党人掣肘，竟唆使部属发动北京骚乱，并以此为借口，不往南京就职，而最终在北京就职。窃国成功之后，袁世凯为了清除障碍，于1913年3月派人刺杀了国民党教父宋教仁，并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后来又解散国会，篡改约法，完全实行了独裁专制统治。为了防止有实力的封疆大吏起兵反抗，袁世凯采取了很多措施，如1913年将云南总督蔡锷调往北京，暗加监视，就是一例。
说到这个蔡锷，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长沙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兵，失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回国训练新军，武昌起义后，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总督，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最后唐继尧做了贵州都督。十七省代表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实际上蔡锷就有两份功劳（因为他实际上是以云、贵两省的实力入股的），对中华民国大大地有功。正因为蔡锷是实力派人物，所以袁世凯才特别提防他。蔡锷被他调往北京，实际上就是被软禁了。于是蔡锷韬光养晦，与京城名妓小凤仙演出了一场风流情缘（记得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部电影，叫《小凤仙》，就是演这事的）。最终，于1915年11月潜出北京，回到云南。
袁世凯实行了独裁专政还觉得不过瘾，1915年12月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倒行逆施，宣布次年改为洪宪元年，准备做皇帝。于是举国哗然。曾经是“百日维新”首领的梁启超，再次站出来，发表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宏文。上引的《亚细亚报》记者万士同对蔡锷的采访，要蔡锷发表对袁世凯即将称帝之事的态度，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蔡锷自然是反对的。他是一个军人，正在心中策划一个倒袁的大计。但是，在实施军事行动前是要严格保密的，否则便会失败，甚至自己的性命也不保了。所以，当记者要他就袁世凯准备称帝表示态度和发表政见时，他就采取了“推三阻四，左右闪忽”的策略，先是抓住记者说《亚细亚报》是国民的喉舌，顺水推舟地说自己“喉头有病，有你这个喉舌就行了”。当记者以“孙中山在海外宣称讨袁，将军是辛亥之勋，想必引为同调”的话来诱使他说真话时，他又以“中山之徒不是也有给袁总统筹办帝制的吗”的反例予以回答，仍然把记者的问题给挡掉了，没有表示自己的政见。最后，记者没有办法，说：“不过梁启超先生反对帝制的大作，你总该深表同情吧？”抬出他的老师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坚决态度，再次逼他表示自己的真实态度。他又巧妙地闪忽而过，以“梁先生是我的老师，袁总统是当今国家元首，我该服从谁呢？”以自己两难的处境来予以搪塞。由于他搪塞的理由非常充分，老师和国家元首都是中国人非常尊重的，因为中国人对于老师有一个传统观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对于国家元首按照传统观点则是“君父”。既如此，记者要他在老师和国家元首之间作出选择就显得强人所难了，再逼他表态就不合乎情理。所以记者最后也只得承认说：“是啊，该服从谁呢？”
蔡锷虽然是个军人，但他应答记者提问的表达策略却是相当出众的。如果他直话直说，或没有巧妙地回避掉记者的提问，让袁世凯从他的回答中发现一点反袁的意思来，那么，他也就不能实现他的大计了，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正因为蔡锷回答得巧妙，始终没有让人察觉出他的真实态度来，最终他才能成功密谋策划反袁大计。就在他答完记者问题后不久，1915年12月他在云南组织了护国军，率先起兵讨袁，与袁军激战于四川泸州纳溪，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之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回应。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忧惧而死。当倒袁成功，护国战争胜利之后，人们再回头想想蔡锷的答记者问，就更能体会到蔡锷应对的巧妙及其重大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