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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语认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反语认知是极其复杂的认知过程。探讨这一过程，有助于揭示语言的认知机制，为建立语言的通用假说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研究反语认知过程有助于揭示非字面句和比喻性语言的认知加工机制；反语是言语交际中常见的语言现象，通过揭示反语认知的语用环境、语用动机与语用效果，可帮助个体深入了解反语的使用规律，促进个体更有效地进行交际。
就儿童而言，反语认知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盖笑松，方富熹，黎兵，2003；Weaver，Zillmann，& Bryant，1988；Lazar，1989；Happé，1993）：
第一，反语是一种难度较大的认知对象，理解反语需要比较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因此，反语认知的发展研究能为儿童认知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第二，儿童对反语的认知是儿童语用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它可为儿童语用能力评价提供重要依据。
第三，儿童反语认知研究对儿童语言教育、教育用语的选择、言语障碍儿童的训练以及儿童读物效果的评价等工作都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儿童反语认知研究也可为成人反语识别理论提供检验和支持。
（一）反语认知研究的新进展
过去，研究者主要将反语作为修辞现象来探讨。他们认为，反语使用者运用这种语言形式表达与其字面意义相反的修辞意义，交际时字面意义为修辞意义所替代。这种传统理论忽视了反语传递的语义和效果的多元性，现在越来越受到来自其他理论的挑战，但它为以后的反语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重要参考（王金秀，2003）。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反语引起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兴趣。目前开展的反语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刘正光，崔刚，2003）：
第一，反语的本质，以区别于修辞学研究。
第二，反语的限制条件与诱发机制，旨在弄清反语的语用环境。
第三，反语的语用价值，旨在揭示反语的语用动机。
第四，反语的理解与加工，旨在了解反语的认知机制。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探讨反语的角度不同。语言学家关注反语字面意义与意欲表达意义之间的关系，如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与Giora的间接否定理论及有关研究；心理语言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关注反语的特征与理解机制，如Kreuz和Glucksberg的提醒理论、Clark和Gerring的假装理论、Kumom-Nakamura的暗示假装理论及有关研究（刘正光，2002）。
在上述四个方面中，反语认知与加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主要包括：
首先，深入探讨了反语的认知加工机制，形成了直通假说、模块假说和分级突显假说三种反语认知假说。这些假说分别得到了一些实验研究的支持（Dews & Winner，1995；Kumon-Nakanura，Glucksberg，& Brown，1995；Giora & Fein，1998；Giora，Fein，& Schwartz，1998；Dews & Winner，1999；Schwoebal，Dews，Winner，et al.，2000；Peleg，Giora，& Fein，2001；Ivanko & Pexman，2003）。
其次，探讨了影响反语认知的因素。如考察了有关先前话语或事件的提醒线索、语境、语调等因素对反语认知的影响（Keenan & Quigley，1999；Gibbs，1986；Capelli，Nakagawa & Madden，1990；Pexman & Zvaigzne，2004）。
再次，初步探讨了反语认知的神经心理机制。如考察了脑损伤者（包括左、右脑损伤和外伤性脑损伤）以及神经发展异常者（包括精神分裂症和孤独症患者）的反语认知状况，初步揭示了异常人反语认知困难的原因（Mitchley，Barder，Gray，et al.，1998；Winner，Brownell，Happé，et al.，1998；McDonald，1999；Giora，Zaidel，Soroker，et al.，2000；McDonald；2000）。
（二）反语认知研究的新领域
当前，许多学者主要致力于对反语在面对面的即兴话语及书面语中的研究，忽视了反语在其他领域的研究。邵娜（2007）以前人的反语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反语在网络话语中的应用，是对现在反语认知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
邵娜认为，网络会话如QQ聊天，缺少许多在自然会话中所需要的辅助手段，如语气、重读、体态语等。根据关联理论可以预测，在网络会话中，反语的使用者将会提供一些特别的提示来表达反语的含义，而且反语的接受者除了利用其话语发生的具体语境外，也利用反语使用者提供的提示来识别其真正的含义并给予回复。鉴于此，她根据前人的理论，主要从反语的使用者及接受者两个角度来探讨反语在网络会话中的使用特点。
该研究旨在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在网络会话中，由于缺少许多自然会话中使用的提示，反语的使用者将会使用什么反语提示来表达反语的含义？
（2）在网络会话中，反语的接受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识别反语？他们又是如何回复的？
（3）反语使用者使用反语的动机与反语接受者所理解的动机是否一致？
该研究以23～26岁的150名大学生为被试（其中男性80人，女性70人），采用问卷法，先从宏观上对反语在网络会话中的使用情况进行研究，然后通过给出具体的场景，对反语的生成、识别进行具体调查。最后再对三个问卷调查的结果以及网络聊天记录中收集到的例子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1）在汉语的网络会话中，反语的使用者会使用许多反语提示来表达反语的含义。这些反语提示主要包括：①拟声词：如哈哈、呵呵；②QQ表情；③过多的标点；④加下划线。
在这四项提示中，拟声词如哈哈、呵呵等，使用的频率最多，几乎一半的使用者都倾向于使用拟声词。QQ表情的使用频率仅次于拟声词，而且，较之男性，女性更青睐于使用QQ表情。
（2）在汉语的网络会话中，多于一半的反语接受者可以识别出反语的表达。如果反语的表达中含有反语提示，那么反语的接受者可以更容易地识别出反语。因此，反语提示对反语的表达及识别有重要的作用。
对于反语的回复可以有不同的方式：QQ表情；拟声词；表示感谢；不回复；回复话语的字面含义；回复话语的真实含义；最后一种是将后两者结合。但在这一系列方式里，三分之一的人选择回复字面含义。其中的原因在于，回复字面含义可以达到幽默的效果，从而营造友好的聊天氛围。
（3）反语的使用者使用反语时多是为了表达抱怨、讽刺、嘲讽等情感，但他们的动机却被接受者理解为是为了达到一种幽默的效果。这种不一致源于反语本身的特点。
（三）反语认知研究的不足
尽管反语认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国外研究多，国内研究少，国内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的就更少
前已述及，近年来，国外学者从修辞学、语用学、认知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等不同角度，对英语反语认知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内学者也开展了一些汉语反语认知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从修辞学和语用学角度进行，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的非常少，仅有为数不多的几项（缪小春，1995；盖笑松，2003；罗贤，2007；沈秋，2008；蔡伟林，2009）。
虽然反语现象在中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人类认知又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普遍性，但是，鉴于汉语反语和英语反语在含义、分类和语用功能上有所不同，而且语言认知又易受语言形式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开展汉语反语认知的心理学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2.成人反语认知研究多，儿童反语认知研究少
在反语认知研究领域，对反语认知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的探讨主要以成人为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Ackerman率先开展了儿童反语认知的研究（Ackerman，1983）。在这之后，儿童反语认知研究逐渐增多，但仍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儿童反语认知的年龄发展特点。
尽管目前研究一致表明，5岁及更年幼的儿童难以理解反语，6岁儿童开始表现出初步的不稳定的反语认知能力（盖笑松等，2003；Ackerman，1983；deGroot，Kaplan，Rosenblatt，et al.，1995；Dews，et al.，1996；Nakassis & Snedeker，2002）。但是，现有研究在关于6岁以上儿童反语认知能力的发展趋势上却存在较大分歧（Demorest，Siberstein，Gardner，et al.，1983；Winner，Windmueller，Rosenblatt，et al.，1987；Capelli，et al.，1990）。
（2）儿童反语认知中的错误类型。
对儿童反语认知中的错误类型进行分析，有助于探索儿童反语认知的困难根源。但是已有研究（Demorest，et al.，1983；Winner，et al.，1987；Capelli，et al.，1990）均没有考虑不同理解水平儿童的错误类型的差别，也没有进一步描述儿童错误类型的变化规律（盖笑松等，2003），这导致目前在儿童反语认知困难根源研究方面出现浅尝辄止、众说纷纭的状况。
（3）儿童对反语社会功能的认知。
成人研究表明，反语具有润色（muting）和幽默（humor）功能（Dews S.，Kaplan J.，& Winner E.，1995）。儿童是否能识别反语的这些社会功能？如果能识别，其年龄发展趋势如何？如果不能识别，原因又何在？这些都是目前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4）儿童反语认知的心理机制。
目前，研究者大多借助成人反语认知模型解释儿童反语认知的心理机制，尚未形成基于发展观点的儿童反语认知理论。由于儿童的多种认知能力尚处于发展之中，他们的反语认知可能存在与成人不同的机制，因此有必要从发展的角度深入探讨二阶心理理论（second-order theory of mind，即个体对当事人A关于当事人B的心理状态的认知的推论）在儿童反语认知中的作用（盖笑松等，2003）。
儿童要成功地理解反语，就必须利用语境信息抑制话语的字面义，在头脑中保持与话语字面义相反的反语义。从这个角度看，儿童反语认知是否与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EF）有关？如果是的话，它对儿童反语认知的制约作用又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均是目前研究尚未涉足的新领域。
（5）儿童反语认知的影响因素。
探讨儿童反语认知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更全面地解释儿童反语认知困难的根源。但是，目前对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调、语境等方面，并且结论也很不统一，尚有待深入研究。
反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对儿童来说比较陌生，那么，儿童难以理解反语是否与缺乏语言经验有关？语言训练会对儿童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尚需深入探讨。
3.反语批评研究多，反语恭维研究少，发展性研究更是如此
目前，有关反语认知的研究主要以反语批评为对象，很少考虑反语恭维。即使在有限的对两类反语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各持己见。有人认为反语批评比反语恭维更容易理解（Clark & Gerring，1984；Kreuz & Glucksberg，1989；deGroot，et al.，1995）；也有人认为两类反语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Nakassis & Snedeker，2002）；还有人认为两类反语认知是否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与测量指标有很大关系。如Jeffrey等人（2000）发现，5～6岁的儿童对两类反语的理解在话语含义探测和话语意图探测两个测量指标上存在不对称性，即在话语含义探测上，儿童对反语批评的理解好于反语恭维；在话语意图探测上，儿童对两类反语的理解不存在显著差异。目前，研究者采用的测量指标主要有：①态度探测，即在呈现一个反语故事后，询问被试讲话者对受话者是满意还是不满意；②话语含义探测，即询问被试讲话者是在表扬还是在批评受话者；③语言现象探测，即询问被试讲话者为什么对受话者这样讲话。因此，我们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应同时采用多个测量指标对两类反语的理解进行更全面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