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虽然修辞心理学的系统研究专著和完整的学科体系建构至今未有，但对修辞心理问题的探讨，则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很早就已开始。
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西方修辞学之父亚里士多德就在其《修辞学》中提出了听众心理分析法，并着重用这一方法研究了各类听众的心理因素和道德观。从此以后，注重对听读者心理的分析遂成了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传统和特点。到了18世纪以后，西方修辞学研究心理问题则不再把注意力集中于听众身上了，而是开始研究所有人的大脑，认为所有人的大脑从根本上说都是相同的。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与普通心理学相同，“从不同物全都相同这一意义而论，这种方法反映了民主平等的思想，它有利于交流理论的发展。因此，反映在这一世纪修辞学教科书和著作中的心理学研究，其对象是大脑而不是公众论坛”
。到了19世纪末，由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心理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修辞学著作对修辞心理现象的分析亦受之影响，开始注重对修辞格形成的基础作出一些解释，即开始对修辞现象生成的心理机制进行探讨。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修辞学著作中都是有所体现的。
在中国，早在东汉时代的王充就对夸张心理作过论述，认为语言中之所以有言过其实的夸张之词出现，是因为“夫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指出世人“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的原因是“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尽管说得很简单，但实质上已将夸张修辞是基于满足听读者好奇心的心理根源揭示出来了，这是相当可贵的。后来，清人汪中也曾说过“辞不过其意则不鬯，是以有形容焉”的话，其意是说，夸张（汪氏名之为“形容”）是由于说写者不夸大其词则不足以表现其说写时的某种激动心情。这层意思实际上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夸张是某种“激情状态的心理表现”的观点相近。这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
可惜的是，在中国古代诸如王充、汪中这样能对修辞心理作出阐释的学者实在太少。到了20世纪初期以后，由于受西方及日本现代修辞学的影响，中国的不少现代修辞学家遂开始重视对修辞心理现象的研究。如唐钺的《修辞格》（商务印书馆，1923年）、何爵三的《中国修辞学上的几个根本问题》（《努力学报》创刊号，1929年9月）、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宫廷璋的《修辞学举例·风格篇》（北平中国学院，1933年）、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世界书局，1936年）等论著，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修辞心理研究的重要性，并对一些辞格产生的心理基础作了可贵的探讨。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对夸张、比拟、婉转等辞格的心理基础的论述就相当深刻，远比王充、汪中等人的论述要科学。20世纪中期以后，台湾学者徐芹庭的《修辞学发微》（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黄庆萱的《修辞学》（台湾三民书局，1975年）、沈谦的《文心雕龙与现代修辞学》（台湾益智书局，1990年）和《修辞学》（台湾空中大学，1991年），大陆学者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吴礼权的《言辩的智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1993年）、骆小所的《语言美学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童山东和吴礼权的《阐释修辞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修辞心理特别是一些辞格产生的心理基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除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还先后出现了一批专门探讨某一种或某几种辞格形成的心理基础的论文，如郑文贞和余纲的《修辞格的客观基础》（《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秦旭卿的《论通感——兼论修辞格的心理基础》（《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王光武的《浅谈比喻的心理基础》（《修辞学习》，1984年第1期）、杜彦的《修辞方式的心理学问题初探》（《佛山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于其化的《“换算”的心理基础》（《修辞学习》，1984年第4期）、吴继光的《论修辞格的心理基础》（《徐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张乃立的《借代辞格心理基础初探》（《上海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骆小所的《略论使用修辞格时心理的非自觉性》（《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马瑞超的《对偶的心理基础》（《承德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黄达利的《小议比喻的心理机制》（《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张乃立的《比喻辞格的心理活跃点试寻——“同体比喻”小议》（《修辞学习》，1987年第4期）、吴礼权的《试论汉语委婉辞格的历史文化背景》（《修辞学习》，1987年第6期）、骆小所的《使用修辞格时的情感冲动》（《修辞学习》，1988年第1期）、吴礼权的《试论汉语修辞的美学心理基础》（《修辞学习》，1989年第1期）、骆小所的《略论使用修辞格时的变态心理》（《昆明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赵艳芳的《隐喻的认知基础》（《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吴礼权的《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吴礼权的《论委婉修辞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缘由》（《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都是其类。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而且专深的程度也很欠缺，如著作中涉及修辞心理问题的论述，往往是“随文释义”式的，即在分析辞例时顺带指出某一辞例反映了某种修辞心理，对修辞心理进行有意识的专门探讨的目的不明显。至于专题论文，虽然研究目的很明确，但普遍显得深度不够，有浅尝辄止之通病。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对心理学没有作系统的研究，对修辞心理现象缺乏系统的细密梳理与宏观的科学分析，因而不可能看出修辞心理现象存在的普遍性并总结出修辞心理的普遍规律，这就是修辞心理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这些前期的研究成果，其价值还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们毕竟对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是有启发作用的，它们可以成为我们建立修辞心理学的坚实基础。笔者现在之所以要写这部《修辞心理学》，正是受前此的研究思路的影响所致。而且这部《修辞心理学》不仅会充分吸收笔者个人以前的研究成果，也会有选择地吸纳其他学者有益的见解。不过，由于本书旨在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独立的修辞心理学体系，有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因而与前此的研究模式可能会大异其趣，带有个人色彩的观点会更多，继承性的东西会更少。尽管会有很多缺失出现，但是既然要开拓新领域，也就不必顾忌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