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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心理学既然是研究修辞心理现象和规律的科学，那么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揭示修辞心理现象的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为人类的语言实践服务。
运用语言来表情达意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任何人都须臾不可或缺的。一般来说，只要是正常的、有正常语言能力的人，他都能用语言来表达感情、传达思想。但是，用语言来表情达意，还有个效果好坏的问题。毋庸置疑，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开口说话、动笔写作，他总是希望他所表达的思想或情感能被接受者深刻领会，并产生情感共鸣或接受其思想，从而达到其说写的目的。然而，这个目的并不是所有的说写者都能达到的。有时，即使是很有才情的大文豪亦不能企及。如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是个才华横溢的主儿，连诗仙李白也称许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然而，就是这位才子，却因一次言语失误而导致一生潦倒、郁郁不得志而终。《新唐书·孟浩然传》记载云：
（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虽然孟浩然的诗才很好，对玄宗也很敬重，称之为“明主”，自己也很谦虚，自称“不才”，然而，玄宗认为“不才明主弃”的诗句是对自己这个“明主”的诬蔑，是冤枉了他，所以他不乐意了，遂将孟浩然给“放还”了。这样，孟浩然从此也就失去了仕进的机会。假设孟浩然当时不是以“不才明主弃”的诗句相对，而是以他的另一首诗的两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来对答，毫无疑问，他肯定当场就会被唐玄宗加官晋爵，一生风光无限、前程似锦。因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两句，就说者而言，尽管实质上是要求个一官半职，却是打着不辱圣明帝王的旗号，同时还吹捧了对方是圣明的君主。这等巧妙的措辞不能打动对方之心，那是不可能的。而就听者来说，虽然明知对方是在求仕，但因其表达十分婉转、巧妙，言语之间透着才学，且又称自己是圣明之君，这对于唐玄宗这样的颇事风雅且自以为圣明的主子来说，是再中听不过的了。而“不才明主弃”的诗句，则没有这样独特的效果。这句诗，就说者来言，实质上亦是在求官，其意是说自己由于无才而至今尚未仕进，难以一展才华为国效力、为君王尽忠。应该说，这种表情达意的方法也很不错，也有才情。但是，就听者来言，很容易觉得这话是在发牢骚，在埋怨自己。因为听者认为对方所说“不才”是中国人的谦逊之言，因而“不才明主弃”的实质含义是说像他这样有才的人君王却至今未能任用。这样，听者自然而然地由此推导出对方的实质话语核心是骂自己不圣明，是昏君。其实，唐玄宗之所以说孟浩然“诬”他，正是因为他是按照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思路来理解的。尽管我们都知道孟浩然没有这样的意思，但事实上却给唐玄宗造成了这样的误解，所以应该归咎于孟浩然的言语修辞失误。因为言语交际的初衷是要接受者最终能接受说写者的思想或情感，从而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如果达不到目的，则只能归咎于说写者，而不应归咎于听读者。与孟浩然相反，西汉时代的邹阳却能因一封书信起死回生，且成为梁王的座上宾。史载，邹阳为西汉初期齐人，最初在吴王刘濞手下任职，以文辞著称。后吴王谋反，邹阳谏而不听，于是他便改投至梁孝王门下。邹阳很有智谋才略，但慷慨不苟合，因而遭人谗忌。梁孝王不明就里，听信了谗言，并准备杀死邹阳。于是，便有了邹阳狱中所写的《上梁王书》。在这封《上梁王书》中，邹阳委婉动人地将自己对梁王的一片赤胆忠心尽情叙写出来，但对梁王听信谗言而误解忠良的愚昧却只字不提，而只是说自己此次受屈含冤完全是由于“左右不明”所引起的，丝毫没有让梁王看出有一丝一毫的埋怨之情。最后梁孝王深受感动，不仅释放了他，而且还从此视他为上宾。假设邹阳的这篇上书措辞有一丝一毫的不妥，让梁孝王从字里行间看出了哪怕一点点的怨气，那么他的小命也是难保的，甚至还有累及全家全族之虞。由上述一反一正两个例子，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修辞的重要性，而且可以看出修辞之难。那么，难在何处呢？就是要懂得修辞心理，出言措辞必须准确把握交际对方的心理，将话说到对方的心坎上。只有这样，修辞者（说写者）才有可能圆满地达成自己的交际目的。修辞心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观察、分析人们的修辞心理现象，并总结出一定的规律，以指导人们的修辞实践（有效的语言运用），使他们能自觉地运用修辞心理规律，在语言活动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游刃有余并尽可能完美地完成特定的交际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