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其间走过了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修辞学可以泾渭分明地剖划为传统修辞学和现代修辞学两个大的阶段。传统修辞学阶段，从先秦时代到清末，前后绵历达两千余年，因此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关于这一方面，用不着我多说，著名修辞学家、原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郑子瑜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稿》，著名修辞学家和文学史家周振甫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宗廷虎教授和李金苓教授合著的《汉语修辞学史纲》，袁晖教授和宗廷虎教授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以及本文所要介绍的青年学者吴礼权博士所著的《中国修辞哲学史》等著作，都有详尽精辟的论述和评论，这在修辞学界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现代修辞学阶段，根据宗廷虎先生的见解，自1905年始，也就是从20世纪初由陈望道、唐钺等一批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者在学习并借鉴日本和欧美现代修辞学理论方法模式的基础上创立起来开始，发展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有新旧修辞学思想的交锋，也有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修辞学研究的全面顿寂，波折不少。但总体来看，中国现代修辞学自20世纪初开始创立，发展到今天，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研究的初步繁荣，7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发展至80年代中期，中国修辞学研究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至今还是历历在目，令人感动且兴奋不已。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已有一些具有长远学术眼光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反思中国修辞学繁荣发展中的问题，他们在总结过去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在加深对修辞学多边性学科性质认识的基础上，充分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充分吸纳相近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更新修辞学研究的思路，力图突破原有的研究格局，他们不仅要对种种修辞现象及其规律作出科学系统的描写和总结，而且还努力从理论上对修辞诸现象产生的心理机制、修辞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等作出深层次的理论阐释，要说明修辞诸现象得以生成的“所以然”，从而建构出一个新的修辞学科学体系。如果我们将20世纪80年代前和目前修辞学界意在描写修辞现象的主流倾向派称作描写修辞学派或说是旧派的话，那么，上述力图突破旧格局的一派则可以称为阐释修辞学派或曰新派。

说到中国新派修辞学和新派修辞学的建构，我们不能不特别地提到吴礼权博士。礼权博士是复旦大学老校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修辞学家、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陈望道先生的再传弟子，他虽才过而立之年，但在中国修辞学界却是众所周知的学术成果累累的新秀了。关于这一点，著名修辞学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宗廷虎教授在为礼权博士与童山东先生合著的《阐释修辞论》一书所作的序中有过简要而中肯的总体评介：

礼权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80年代进大学的新生代学者。这一代青年学者生逢好时光，所受教育比较系统，知识结构合理，外语基础好，思维活跃，最易吸收新知并具创造性，是大有作为的一代。而礼权可谓是这一代青年学者中尤为出类拔萃者，他的治学经历和特点颇有与复旦大学老校长、著名修辞学家和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相似之处，受其影响颇大。众所周知，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属于语言学，但它又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多边性学科，研究它必须具备深厚的多学科理论修养和学术背景作依托。陈望道先生之所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越，写出了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第一座里程碑、被国际知名学者郑子瑜教授誉为“千古不朽的巨著”的《修辞学发凡》，是因为他在美学、心理学、语法学、逻辑学、文艺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根底，且各有独到建树的专著出版。礼权研究修辞学之所以卓有成就，那也是因为他有较深厚的多学科理论修养和学术背景作依托。他曾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濮之珍教授攻读中国语言学史，语言学理论修养和古汉语研究根底较深，曾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关于语言学和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语言哲学史》专著，填补了我国此一研究领域的空白；研究生毕业后在著名学者、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家、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主持的古籍研究所工作四年，得到了章培恒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指授，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小说研究方面颇有成就，曾发表了多篇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术论文和几部小说史专著，深受海内外学者关注；1993年由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调入复旦语言文学研究所修辞研究室专门从事修辞学研究后，由于先前奠定的语言学、古典文学以及大学时代所学的心理学等学科较深厚的学养基础，加之从大学时代就已开始的修辞学学习和研究的经历，所以礼权的修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高且坚实的基础之上，在五六年间就在修辞学界崭露头角，并呈后来居上之势。除了1993年前发表的一批修辞学论文和专著《言辩的智慧》外，1995年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修辞哲学史》和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第一作者）、《修辞心理学》（复旦大学·日本川良一基金项目）、《委婉修辞研究》（博士论文）等著作，都充分显示了礼权在修辞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与深厚实力。特别是他的《中国修辞哲学史》一书的出版，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国际知名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高级研究员郑子瑜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陈望道的再传弟子吴礼权先生的《中国修辞哲学史》，是可备一说的。”著名修辞学家、河北大学李济中教授撰文《修辞学园地中一朵夺目的奇葩——评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评论说：“吴礼权撰著的《中国修辞哲学史》首次发凡起例，对此课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撰著成书，此举颇具开拓性，填补了我国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成为我国修辞学园地中一朵灿烂夺目的奇葩，对我国修辞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影响。”礼权迄今在海内外各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近百篇学术论文和海内外出版的近十部学术专著，不论是修辞学方面的，还是语言学、中国古典小说史方面的，都广受学术界重视。论文被国内权威刊物转载的频率相当高，如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甚至在同一期有限的篇幅内同时转载他的两篇论文。两部学术专著在海内外再版。从国外来华的外国汉学家和从国外回来的中国学者，每每见到我或熟悉礼权的学者，都要谈到礼权这些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著作。我作为他的导师，内心确实感到十分的高兴和自豪。

宗廷虎先生作为礼权博士的导师，对礼权的学术成长道路和学术成就可谓是知之深且知之多，但对礼权的上述评价则绝非溢美之词。其实，就我对礼权博士的了解，他迄今所发表的100余篇学术论文和已出版的10部学术著作，每一篇、每一部都是富有创造性的。他的中国古典小说专论《情·鬼·侠小说与中国大众文化心理》1994年曾获“第一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优秀论文奖，语言学论文《〈经传释词〉之“因声求义”初探》199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修辞哲学史》、《中国语言哲学史》、《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言情小说史》等许多学术专著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与称赞，就是最好的实证。礼权博士的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在修辞学研究领域，我认为他对中国新派修辞学体系的建构，可谓是用力多，贡献也大，特别值得称道。

二

中国修辞学界的同仁们都很清楚，长期以来，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多是局限于总结归纳汉语中的辞格和对这些辞格进行描写分析说明的层面上，可以名之曰“描写的研究”。我们认为“描写的研究”也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描写修辞学与描写语言学一样有它的科学性，也有它的科学价值和历史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中国修辞学界在20世纪以来一直致力的辞格研究，即是一种描写修辞学，当然也是有它的科学价值和历史贡献的，同样不可否认。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学科都不能总是停留在描写说明“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上，而应该努力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追索事物的本源底蕴，阐明事物发生发展的深层根由。也就是说，科学是需要有阐释力的，越是有阐释力的理论学说就越具有科学价值。如果一种理论学说没有阐释力，不能解释事物产生发展的本源，那么它的科学性和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甚至其存在的意义也是令人怀疑的。可以说，这一观点目前已成了学术界有见地的学者的共识。在中国修辞学界也不例外，现在体认到中国修辞学研究需要从旧有的只专注于辞格归纳说明的描写修辞学的境地走出来而奔向以全面阐释修辞诸现象之所以生成的内在心理机制等深层问题为研究目标的阐释修辞学的康庄大道的学者越来越多了。如著名修辞学家宗廷虎教授就曾深刻地指出：“西方有些学者主张把科学分为描写性科学和解释性科学。……西方现代语言学中，由于研究目的与方法的不同，的确曾出现了描写语言学与解释语言学之别。例如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主张对语言现象进行纯客观的描写，因而又称描写学派。后来乔姆斯基（N.Chomsky）主张语言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描写和分类上，对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应作出解释，并公开提出‘存在描写语言学和解释语言学这两种不同的科学。语言理论的强弱决定于解释能力的强弱’（陈平《描写与解释：论西方现代语言研究的目的与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1期）。以后的功能主义学派也主张对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进行解释，于是便出现了把解释作为语言研究主要目的的转移。”认为“修辞学科也是如此。描写修辞学是就修辞本体进行描写，如修辞系统、修辞手法、修辞规律等的观察与概括。这方面的研究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但它只能使人知其然，还不能使人知其所以然。因为它只说明修辞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我国修辞学虽然在描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也有分散、片断的阐释研究），但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还令人不能满足。社会的前进、修辞学自身的发展都迫切需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这些修辞系统、手段、规律等生成的缘由、动力机制、文化底蕴等等，以使人知其所以然”。并强调指出：“‘究其所以然’是修辞学深入发展的必然，是修辞学向高层次攀登的标志。” 我们认为宗廷虎教授对中国修辞学需要由描写修辞学走向阐释修辞学的意义之论述是充分而科学的。我个人认为，从学术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实现中国修辞学研究从描写修辞学向阐释修辞学的转变，也是十分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我在所著的《语言美学论稿》和所主编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二书中，从当今世界语言学和修辞学发展的现状出发，由语言学和修辞学近年来所发生的转向的视角，谈到了中国修辞学研究应该改变旧有模式的问题，亦与宗廷虎教授的见解相通。其实，修辞学研究要与时俱进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先生就在其巨著《修辞学发凡》中提到了。陈先生在该书的“结语”中明确宣称：“我又以为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视所忽视的影响。” 既然现在世界语言学和修辞学已经发展到了由描写转向阐释的新阶段，而我们原有的研究模式又在理论与教学实践中时时呈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我们常常会面对学生们追根究底的提问而难以用现有的修辞学理论加以解释回答，那么，如何走出中国修辞学时下的窘境呢？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对阐释修辞学的研究，建构阐释修辞学的学科体系，实现中国修辞学研究从描写修辞学向阐释修辞学的转变。礼权博士很明显对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所以他近些年来一直矢志不渝地在此方面努力开拓。他不仅在《新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我们的历史使命》（《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论中国修辞学研究今后所应依循的三个基本方向》（《修辞学习》1997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97年第6期转载）、《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的省思》（《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等论文中从宏观理论上充分阐发中国修辞学研究实现从描写修辞学向阐释修辞学的转向之意义，而且还以一篇篇扎扎实实的论文和一部部厚重而富创造性的专著来实践自己的理论呼唤，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转向和阐释修辞学体系的建构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如《修辞结构的层次性与修辞解构的层次性》（《延边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4期转载）、《论委婉修辞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缘由》（《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论夸张表达的独特效应与夸张建构的心理机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论委婉修辞生成的心理机制》（《修辞学习》1998年第2期）、《修辞心理学论略》（《复旦学报》1998年第5期）等论文，都是以一个个具体的修辞现象作解构对象进行的具体而微的研究，建立了一个个阐释修辞学研究的范本。他以具体扎实的成果向学术界昭示了阐释修辞学的科学价值以及中国修辞学研究实现描写修辞学向阐释修辞学转变的意义，充分展示了新派修辞学不同于旧派修辞学的独特魅力。特别值得提起的是，礼权博士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三部修辞学专著——《阐释修辞论》（与童山东合著）、《委婉修辞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和《修辞心理学》，在阐释修辞学的研究和中国新派修辞学体系的创建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在《阐释修辞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一书中，礼权博士首次提出了“修辞文本”的全新概念，指出：“所谓修辞文本（rhetorical text），是指那些运用某种特定表达手段而形成的具有某种特殊表达效果的言语作品。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言语作品是有大小之别的。最小的言语作品可以是由一个词或几个词构成的一句话，稍大些的言语作品可以是由两句或两句以上的几个句子构成的语句群，最大的言语作品可以是完整的一个篇什。”“总之，‘修辞文本’是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它是专指那些运用特定的表达手段而构成的具有特定的表达效果的言语作品，这个言语作品可以是特定语境中的一个词或几个词构成的一个句子，也可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几个句子构成的语句群，还可以是只表达某一特定主旨的篇什。‘修辞文本’可以是口说的言语作品，也可以是笔写的言语作品。”众所周知，在描写修辞学派的修辞学著作中，只有诸如“比喻”、“借代”、“夸张”等辞格名称的提法，对于包含诸辞格的言语作品从未有人给定一个严格科学的上位概念，更未有人对其内部结构进行过严密科学的分析界定，这明显是旧派修辞学的一大缺陷。而礼权博士的“修辞文本”学说的提出，则从根本上廓清了前此修辞学研究中出现的诸多概念不清或含混的弊端，解决了修辞学研究的对象特别是阐释修辞学所要阐释的对象问题，使修辞学研究中所要涉及的分析阐释对象有了一个科学、严密、清楚的上位概念，从而使其所欲建构的阐释修辞学即新派修辞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科学严密的学术规范区域之内，“转而不出其类”。这是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礼权博士在建构中国阐释修辞学体系的征途中所立下的第一功。然而，礼权博士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并不仅仅满足于提出“修辞文本”的新学说，还在所提出的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具体阐释了“修辞文本结构的层次性”问题（亦即表达者在“修辞文本”接受中理解分析思维活动的层次性问题），从而建构了一个从“修辞文本”概念到“修辞文本”阐释的完整体系。很明显，这一体系的建立对礼权博士所欲建构的整个阐释修辞学体系是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的，也是中国新派修辞学切切实实开拓与发展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显著表现。总之，《阐释修辞论》是一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既注重理论创新，又努力以实证分析来支撑其理论学说的阐释修辞学的开创之作，是中国新派修辞学初步建立的标志性著作。

礼权博士在努力建构中国阐释修辞学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既有“一种追求真理而勇于开拓的创造精神”，又有一种“重实证不蹈空的严谨学风和科学态度”，这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委婉修辞研究》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该作选取汉语修辞中最有典型意义且最有表现力的修辞模式作为研究对象，选题小而研究深，是一种“开口小，挖掘深”的学术专著。全书通过大量地占有古今汉语委婉修辞的材料并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提出了“汉语委婉修辞是一种系统性很强的语言现象，有一定的规律可以揭示出来”的观点。其认为在表现形态上，汉语委婉修辞可以分为“典型表现形态”与“非典型表现形态”两大类，“典型表现形态”一般来说包括“用典”、“讳饰”、“藏词”、“析字”、“双关”、“讽喻”、“留白”、“设彀”、“倒反”、“绝语”、“起兴”、“歇后”、“回避”、“折绕”等十四种常见形式；“非典型表现形态”一般说来在“比喻”、“借代”、“设问”、“同语”、“镶嵌”、“移就”、“比拟”、“映衬”、“层递”、“异语”、“夸张”、“引经”等十二种修辞格中都有所反映。这样就以统一标准——表达上有含蓄蕴藉、婉约深沉效果——将汉语修辞中一切“不将所要表达的意思直白地说写出来，而是曲折委婉地暗示出来，使人思而得之”的语言现象统摄在“委婉修辞”这一大的形态范畴之内，这是一种全新的提法，是前此的修辞学著作未曾有过的新学说。但是，由于礼权博士这一部分做得特别扎实，以前人从未发现和提到的大量新材料作凭借，以十分充足而有力的论据言之凿凿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使其所提出的卓尔不群的学术论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具有鲜明的创造性和严密的科学性。除此之外，全书还对汉语委婉修辞在表现层级上的范围作出了科学区分，对委婉修辞在程度级差上的不同表现进行了具体论述，对委婉修辞在诸文体中的分布情况作了较系统的概括总结，对委婉修辞生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根究。如果要将全书明确地分为两大部分，上述这几个方面可以说是属于前一部分，它以十分具体细密的分析论证为特色，属于“小心求证”一类。而全书的后一部分，主要论述的是“委婉修辞生成的心理机制”、“委婉修辞与中国文化”等问题，属于理论色彩很浓的阐释部分。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再次见出礼权博士在建构阐释修辞学体系上的努力倾向。关于“委婉修辞生成的心理机制”问题，礼权博士指出：“汉语委婉修辞生成的基本心理机制是基于人类的一种‘距离美学’心理。表达者将所要表达的思想或情感不直接表达出来，而是用曲折、含蓄的方法说出来，让接受者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才能领会，这样就在心理上起了一个缓冲的作用，同时在接受上还有一种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至于“委婉修辞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礼权博士认为：“汉语委婉修辞之所以在中国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与悠久的历史，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分不开的。大致说来，汉语委婉修辞生成与发展的文化根由主要有这样一些方面：一是政治环境特别是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专制政体与儒家思想的禁锢所形成的思想言论不自由的政治环境的制约；二是汉民族人由于实践理性影响而对思想与情感的展露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所形成的崇尚含蓄蕴藉的民族心理的导引；三是中国历代崇尚‘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文学传统的推崇。而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归根结底又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密不可分。”这种对汉语委婉修辞现象生成原因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之间关系的理论阐释，是前此的任何修辞学家的修辞学著作中都从未有过的，是礼权博士多年来对此问题进行深刻思辨而结下的硕果，具有深刻的理论穿透力，这也是他对中国修辞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而这一理论贡献又为礼权博士所欲努力建构的阐释修辞学体系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固基础，使他在其新派修辞学体系的建构历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

至于《修辞心理学》一书，则是礼权博士为多年来意欲建构的中国新派修辞学——阐释修辞学体系而进行不懈努力所结下的最丰硕的学术成果。它是在礼权博士上述诸多有关阐释修辞学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他近年来对此课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最新体会著成的，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他建构中国新派修辞学体系的学术思想，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严密的阐释修辞学—修辞心理学——的学科体系，标志着中国新派修辞学（阐释修辞学）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阐明了修辞心理学的基本内涵、修辞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修辞心理学的基本任务、修辞心理学研究的方法以及修辞心理学建构的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章“修辞的主体”，严格界定了“修辞主体”的概念，系统地论述了“修辞主体的层次及其心理”、“修辞主体与修辞接受主体之间的适应关系”等问题；第三章“修辞文本的基本模式及其建构的基本原则”，除了进一步严密界定和申述前此提出的“修辞文本”的概念外，还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修辞文本的基本模式”和“修辞文本建构的基本原则”等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修辞文本建构与想象联想”、“修辞文本建构与注意强化”、“修辞文本建构与移情作用”、“修辞文本建构与平衡原则”、“修辞文本建构与心理距离”、“修辞文本建构与通感联觉”等问题，是对修辞诸现象从心理学上作出具体而微的理论阐释；第六章“个案实验分析：语言借贷中的修辞心理现象”，以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来分析透视汉语修辞的民族文化心理。前三章是对基本理论问题的论述，后三章是以实证分析的形式来论证其理论模式和理论内核的合理性。这样，全书既在宏观上进行了全新的学科理论模式和框架的建构，又在微观上进行了细密的个案实证分析，使理论体系建构与修辞文本实证分析相结合，充分体现了礼权博士一向所服膺的胡适博士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研究作风，鲜明地凸显出礼权博士作为新生代学者和中国新派修辞学代表人物的学术研究风格与学术著述模式。

纵观全书，礼权博士不论是在理论模式和框架的建构方面，还是在具体修辞文本的心理学理论阐释方面，都具有独创性贡献。在理论模式建构方面，礼权博士提出的许多见解都是令人耳目一新且具科学性和说服力的。如关于修辞文本建构的基本原则问题，礼权博士指出：“修辞文本的建构，都是为了适应特定的言语交际情境以追求特定的交际目标。所谓特定的交际目标，也就是言语交际取得尽可能好的效果。只有有了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才算是达到了交际者特定的交际目标。那么，怎样才能取得尽可能好的交际效果呢？这就需要修辞者适应不同的交际情境建构起能够企及特定交际目标的修辞文本。而要企及特定的言语交际目标，就必须遵守修辞文本建构的两大基本原则，这就是‘恰切性原则’和‘有效性原则’。”并强调说：“所谓‘恰切性原则’，就是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要对修辞接受者有较强的针对性，即与修辞接受者所能接受或理解的知识层面、心理状态、情感情绪等方面的情况大致相符合。所谓‘有效性原则’，就是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要使修辞接受者能够理解且乐于接受，不可使接受者有晦涩不可理解之感或有情感抵触而不愿接受的情况发生。也就是说，前者是要求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后者则要求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具有可解读性、可接受性。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只有有了‘恰切性’，才会有‘有效性’；凡是‘有效的’，总是‘恰切的’。……因此，修辞文本的建构要同时遵守‘恰切性’和‘有效性’两大原则。”这一见解不仅充分显示了礼权博士卓越的学识，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穿透力，是对现有修辞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值得我们修辞学界特别重视。至于微观实证阐释方面，礼权博士通过对诸如“比喻”、“夸张”、“映衬”等几十种修辞文本模式的建构与解构进行心理学学理上的阐释，将前此的描写修辞学家和旧派修辞学著作无法回答的许多理论问题都作了较为圆满的解答，令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比如说，关于夸张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问题，在旧派修辞学著作中是根本不可能讨论到的，也是无法以已有的理论加以阐释的。而礼权博士则以情绪心理学和注意强化的心理学理论加以阐发，指出：“修辞者建构夸张的修辞文本来表情达意是在‘深切感动’之时。也就是说，修辞者在运用夸张的手法来表情达意时是处于一种情绪和情感的强势状态，亦即激情状态。……在激情状态下，人们常常在伴随着上述这些生理变化和明显的外部行为表现的同时，言语上也有一些超常的表现，如语言表达多与逻辑事理相悖，经不起理智的分析与推敲。……王维《老将行》一诗所写的老将少年时‘一剑曾当百万师’之勇，项羽《垓下歌》所说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概等，都是悖于事理与逻辑的，是激情状态下‘意识狭窄’、认识范围缩小、理智分析能力受到抑制、自我思维控制能力减弱的结果。”同时，又指出人们在建构夸张修辞文本来抒情达意时违背逻辑与事理的做法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以此作精神宣泄来求得心理能量的释放，从而获得心理的自发调整而达到身心的畅快。这就如同人在极度悲哀时的号啕大哭、捶胸顿足，在极度快乐时的放声大笑、手舞足蹈而不介意别人的评价与感受一样，是一种‘忘我’的表现，是一种只求本能满足的行为”。还认为：“表达者除了用夸张的言语来满足‘本我’的自然需要外，有时还想要言语交际的另一方（听者或读者）分享他的快乐与忧愁、愤怒与爱憎等情感，与他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忧，一起喜，达成思想的共鸣。”在此基础上，礼权博士还进一步从注意强化的心理学学理层面阐释了夸张修辞文本建构之所以能使接受者产生情感或思想的共鸣，是因为：“夸张修辞文本都是一种有违客观事理或逻辑的言语作品。修辞接受者（听者或读者）在解读、接受修辞文本时，必然因文本的不合客观事理或正常逻辑而生发困惑，从而唤起好奇心，产生一种探究根由底蕴的情感冲动。……我们知道：刺激物的新异性是引起‘不随意注意’的重要原因。有违客观事理或正常逻辑的夸张修辞文本，对于注意主体（修辞文本接受者）来说是一个较之符合客观事理或正常逻辑的普通言语文本有着较大新异性的刺激物，因而也就易于引起注意主体（修辞接受者）的‘不随意注意’，从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唤起对当前的新异刺激物进行深入探究的情感冲动。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强化了注意主体（接受者）对当前新异刺激物——夸张修辞文本——的注意，加深了对表达者所建构的夸张修辞文本的理解，从而达成与表达者思想或情感的共鸣和沟通。”礼权博士这番对夸张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以及夸张修辞文本在表达与接受上的独特效果的达成原因的阐释，是十分深刻独到的，解释力极强，是前此的描写修辞学家们所无法企及的。于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礼权博士深厚的学术功力和他所提出的理论学说的科学性，也看到了新派修辞学的独特魅力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及发展前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礼权博士的这部《修辞心理学》不仅标志着中国新派修辞学体系的基本建立，而且事实上已将整个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骆小所
1999年12月写于昆明

（作者简介：骆小所，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原云南师范大学校长，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