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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我坐在车站外的长凳上等车。刚才火车到站时，车站门一直开着，但现在锁上了。另一个女人坐在长凳的另一头，手垂在两膝之间，拎着一只网兜，里面装满了用油腻的纸包着的包裹。肉，生肉。你能闻到肉味。
铁轨对面停着电动火车，车上空无一人，正等待出发。
没有其他乘客出现，过了一会儿，站长探出头来叫道：“院里。”开始我以为他在叫一个男人的名字，约里。也的确有一个像是穿着某种工作服的男人从楼房那头走了过来。他跨过铁轨，上了电动火车。带包裹的女人站起来，跟在他身后，于是我也跟了过去。街对面突然爆发出一阵吵嚷，一座深色墙面的平顶房的房门开了，一群男人从里面跑了出来，边跑边把帽子扣在头上，饭盒叮叮咣咣地敲打在大腿上。听他们的叫喊声你还以为火车随时会开走。但当他们在车上坐稳后，什么也没发生。火车停在那里，他们数了人数，说谁还没来，对司机说现在还不能开。然后有人想起那个没来的人今天休假。火车开动了，但你无法知道司机有没有在听他们说话，或是否在意。
这些男人都在灌木地带的一座锯木厂下了车——从刚才的车站走过来不会超过十分钟——然后很快，湖泊就出现在了视野之中，湖面上覆盖着白雪。湖边有一座长长的白色的木房子。那个女人重新整理了一下一包包的肉，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司机又叫了声“院里”，车门开了。有几个女人正等着上车。她们和拎肉的女人打了招呼，拎肉的女人说，今天的天气真是阴冷。
我跟在她身后下车时，所有人都移开了目光。
显然在这个终点站不需要等任何人。车门砰地关上，火车开始往回开。
接着是一片寂静，空气像冰。看上去一碰就碎的白色的桦树皮上有黑色的印记，某种矮小杂乱的常青植物缩成团，像一只只瞌睡的熊。结了冰的湖面并不平坦，冰面沿着湖岸起伏，仿佛波浪在落下的一瞬结成了冰。那边房子的窗户排得整整齐齐，两头各有一座有玻璃围挡的门廊。一切都简单朴素，具有北方风貌，在云朵卷积的高高的穹顶下面黑白分明。
但当你走近一些就会发现桦树皮并不是白色的。灰黄色，灰蓝色，灰色。
如此寂静，如此令人陶醉。
“你去哪儿？”拎肉的女人对我喊道，“三点钟探视就结束了。”
“我不是来探视病人的，”我说，“我是老师。”
“不管怎么样，他们不会让你从前门进去的，”那个女人有些得意地说，“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没带箱子吗？”
“站长说他过后会带过来。”
“刚才你站在那儿的样子像是迷路了。”
我说我停住脚步是因为景色太美了。
“有些人可能会这么想。如果他们不是病得太重或太忙的话。”
直到走进房子一头的厨房，我们都没再说话。我已经需要厨房里的温暖了。我没有机会环顾四周，因为我的靴子引起了注意。
“你最好把靴子脱了，别在地板上留下脚印。”
由于没有椅子可以坐，我费力脱下靴子，放在那个女人放靴子的垫子上。
“把靴子拿起来拎着走，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你安排在哪儿。你最好穿着大衣，衣帽间里没有暖气。”
没暖气，没电灯，只有从我够不着的一扇小窗户透进来的光线。这就好像在学校受罚，被关进衣帽间。没错。同样的永远不会干透的冬衣的气味，连里面的脏袜子都湿了的靴子的气味，没有洗过的脚的气味。
我爬上一张长凳，但仍然看不到外面。在扔满了帽子和围巾的架子上，我发现一只包，里面装着无花果和枣子。一定是有人偷了这些东西，藏在这儿，准备带回家。我突然饿了。从早上起就没吃东西，只在安省北部铁路公司的火车上吃了一块干巴巴的奶酪三明治。我仔细考虑了从小偷那里偷东西的道德问题。但无花果会粘在我的牙齿上，出卖我。
我下来得很及时。有人正走进衣帽间。不是在厨房里干活的雇工，而是一个女学生，穿着臃肿的冬季大衣，裹着头巾。她急急忙忙冲了进来，书本扔向长凳，散落在地板上，头巾被一把扯了下来，像灌木丛一样浓密的头发四散开来，似乎与此同时，两只靴子也被蹬了下来，从衣帽间的地板上滑过。显然，没人抓住她，让她在厨房门口脱下靴子。
“嘿，我刚才不是想砸到你，”女孩说，“刚从外面进来，这里太暗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冻僵了？你是在等人下班吗？”
“我在等着见福克斯医生。”
“那你不会等太久，我刚从镇上和他一起乘车回来。你没生病，是吧？如果你病了，就不能到这儿来，应该到镇上去见他。”
“我是老师。”
“是吗？你是多伦多来的吗？”
“是的。”
片刻的停顿，也许是出于尊敬。
不是尊敬。是在仔细打量我的大衣。
“真漂亮。领子上是什么毛？”
“波斯羔羊毛。其实是仿的。”
“差点儿把我骗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让你待在这儿，这儿能把你屁股冻掉了。抱歉。你想见医生，我可以带你去。我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我差不多从出生起就住在这儿。我妈妈管厨房。我叫玛丽。你叫什么？”
“薇薇。薇薇安。”
“如果你是老师，我不是应该叫你小姐吗？什么小姐？”
“海德。”
“剥你皮的海德。”她说，“对不起，我现编的。我希望你能做我的老师，但我得去镇上上学。都是那些愚蠢的规定闹的。因为我没得肺结核。”
她边说话边领我穿过衣帽间尽头的门，然后走过一条和普通医院里一样的走廊。打蜡的地毡。晦暗的绿色油漆，消毒剂的气味。
“既然你来了也许我可以要红毛让我转学。”
“谁是红毛？”
“红毛狐狸福克斯。从书里看来的名字。我和安娜贝尔给他起的绰号。”
“谁是安娜贝尔？”
“现在谁也不是了。她死了。”
“哦，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这种事在这儿经常发生。今年我上中学了。安娜贝尔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上公立学校的时候，红毛让镇上的老师允许我在家里待很长时间，这样我就可以陪陪她。”
她在一扇半开的房门前停下，吹了一声口哨。
“嘿。我把老师带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很好，玛丽。你今天一天已经说得够多了。”
“知道。听见了。”
她慢悠悠地走开了，留下我面对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男人，一头微微发红的金发剪得很短，在过道照进来的人造光中微微发亮。
“你见过玛丽了，”他说，“她老是谈自己，有点自吹自擂。她不会在你班上，所以你不必每天都忍受这一点。大家要么喜欢她，要么受不了她。”
他给我的印象是比我大十到十五岁，而且从一开始他就是以一个比我年长的人的口吻和我说话的。一个心不在焉的未来雇主。他问我旅途怎么样，箱子怎么安排。他想知道我在多伦多住过之后住在这里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厌烦。
完全不会，我说，然后补充说这里很美。
“就像——就像走进了一本俄国小说。”
他第一次专心看着我。
“真的吗？哪一本俄国小说？”
他的眼睛是淡淡的明亮的灰蓝色。一道眉毛扬了起来，像一只小鸭舌帽。
并不是我没有读过俄国小说。有几本已经全部读完了，有几本读了一部分。但因为那道眉毛，还有那被逗乐的却又咄咄逼人的表情，我除了《战争与和平》之外一本小说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我不想说这本小说，因为什么人都能想起它。
“《战争与和平》。”
“嗯，这儿只有和平，我得说。但我想如果你渴望的是战争，你早就参加了一个妇女组织，把自己送到海外去了。”
我感到气愤和屈辱，因为我其实并没有在卖弄。至少不仅仅是卖弄。我想说的是这景色给我带来了多么美妙的感受。
他显然是那种会提些问题让你掉进陷阱的人。
“我想我原本以为会是一个从阴暗角落里钻出来的老太太，”他的语气略带歉意，“好像现在每个年龄和资质合适的人都回到了体制当中。你读书不是为了当老师吧，是不是？本来打算拿到本科学位之后做什么？”
“读硕士。”我简短地说。
“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
“我想我应该挣些钱。”
“明智的想法。但恐怕你在这里挣不到多少钱。对不起，我不该打探你的私事。我只是想确认你不会跑掉，抛下我们不管。没有结婚的打算吧，有没有？”
“没有。”
“好。好。现在你脱身了。我没让你灰心吧，有没有？”
我已经转过头去。
“没有。”
“到走廊那头护士长的办公室去，她会告诉你需要了解的所有事。你和护士们一起吃饭。她会告诉你在哪儿睡觉。小心别感冒了。我想你对肺结核没什么经验吧？”
“我读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读过《魔山》。”又一个陷阱出现了，他似乎恢复了刚才的样子。“我希望情况与那里面的描写相比有所改善。瞧，这儿有一些我写的关于这里的孩子们的情况和我认为你也许应该为他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我更愿意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护士长会告诉你实情的。”
我在那里待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现第一天发生的事其实非常特别，极不寻常。我再也没有见过厨房和工作人员用来放衣服和藏偷来的东西的厨房衣帽间，大概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了。医生办公室同样是不可涉足的地方，护士长办公室才是问问题、发牢骚和安排日常工作的正式场所。护士长身材矮胖，脸色粉红，戴一副无框眼镜，呼吸粗重。无论你要什么，似乎都会吓她一跳，并且令她为难，但最终，要求总会得到处理，你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她在护士餐厅吃饭——餐厅会为她准备一份特别的乳冻甜食——给那里笼罩上一层阴影。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自己的地盘。
除了护士长，还有三个注册护士，没有一个和我的年龄差小于三十岁。她们都是退休后又回来工作的，尽战时义务。此外还有护士助理，她们都和我年龄相仿，甚至更年轻，大多都结了婚，或订了婚，或正在往订婚的方向努力，对方通常都是军人。护士长和护士不在的时候，她们不停地说话。她们对我毫无兴趣。虽然有几个认识去多伦多度蜜月的人，但她们不想知道多伦多是什么样的，也不在乎我的课上得怎么样，或者我来疗养院工作之前做过什么。这并非因为她们粗鲁无礼——她们给我黄油（说是黄油，其实不过是带橘色条纹的人造奶油，颜色是在厨房里上的，那是当时唯一合法的做法），告诫我不要吃肉馅土豆泥饼，说里面有土拨鼠肉。只不过任何在她们不知道的地方、不认识的人身上或不知道的时代发生的事都必须受到怀疑。这种事妨碍了她们，惹她们生气。只要有机会她们就把收音机里的新闻关了，换成音乐台。
“和娃娃一起跳舞，她的袜上有个破洞……”
护士和助理都不喜欢加拿大广播公司，而我从小就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在穷乡僻壤传播文化的观念。但她们都对福克斯医生充满敬畏，部分原因是他读过很多书。
她们还说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只要他愿意，能把人骂得体无完肤。
我没弄明白她们是否觉得读过很多书和把人骂得体无完肤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惯常的教育理念不适合这里。这里有些孩子会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或体系之中，有些不会。最好不要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考试、背诵、分级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完全忘掉打分这件事。需要学习的孩子以后会赶上的，不需要分数也可以学习。实际上只需要教走上社会所必需的非常简单的技能、事实等。至于那些所谓的“优秀儿童”怎么办？那是一个令人恶心的词。如果说在本身就值得怀疑的纯理论意义上，他们十分聪明的话，他们会轻而易举地赶上的。
忘记南美洲的河流，还有英国大宪章。
更应该教音乐、绘画、故事。
做游戏也可以，但要注意别让孩子们过于兴奋，或者竞争得太激烈。
在压力和厌烦之间保持平衡是件富有挑战性的事。厌烦是住院治疗的灾难。
如果护士长不能提供你需要的东西，有时候会是看门人把这个东西藏在了某个地方。
祝一切顺利！
上课孩子的人数经常变化。有时有十五个，有时只有六个。只在上午上课，从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包括休息时间。如果体温升高或正在接受体检，孩子们就不能来上课。上课时，他们安静听话，但并不是特别有兴致。他们立即就意识到这不是真正的学校，没有人要求他们学任何东西，他们也不需要遵守时间表或者背诵功课。这样的自由并没有让他们变得骄横，也没有让他们变得厌烦，令人讨厌，只是让他们变得温顺和心不在焉。他们轻声地轮唱，玩井字棋游戏。临时课堂里笼罩着失败的阴影。
我决定相信医生说的是真话。或者有一部分话是真的，例如厌烦是敌人。
我在看门人的小屋里见到了一个地球仪。我请求把地球仪拿出来，开始从简单的地理教起。海洋，陆地，气候。为什么不学风向和洋流？国家和城市？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为什么不学南美洲的河流？
有些孩子以前学过这些知识，但几乎全忘记了。湖泊和森林那边的世界已渐渐远去。我觉得他们振作起来了，仿佛重新开始和他们曾经学过的东西交朋友。当然，我没有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地塞给他们。而且我不能对那些因为病得太早而从没有学过这些的孩子们太苛刻。
但那没关系。这可以是一个游戏。我把他们分成几队，让他们大声喊出问题的答案，同时我拿着教鞭一会儿冲到这里，一会儿冲到那里。我小心谨慎，不让这种兴奋状态持续太长时间。但有一天医生走了进来，他刚刚做完早上的手术，我被逮住了。我不能突然停止，但我尽量减弱竞争性。他坐了下来，看上去有些疲惫，沉默寡言。他没有表示反对。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加入到游戏中，喊出非常古怪的答案，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虚构的名称。然后，渐渐地，他让自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先是变成咕哝声，而后变成耳语声，最后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什么都听不到。就这样，他用这种怪诞的方式控制了课堂。为了模仿他，班上所有学生都开始不出声地说话。他们的眼睛紧盯着他的嘴唇。
突然，他发出一声低吼，让他们全都笑了起来。
“究竟为什么每个人都看着我？是你们的老师教的吗？盯着没有干扰任何人的人看？”
大多数学生都笑了，但有些学生甚至在他说这些的时候也一直看着他。他们迫切地等待他做出更滑稽的举动。
“去吧。离开这儿，到别的地方去做没规矩的事吧。”
他因为让学生解散而向我道歉。我开始向他解释我把课堂变得更像真正的学校的理由。
“虽然我确实同意你关于压力的说法——”我急切地说，“我同意你在指示里说的话。我只是认为——”
“什么指示？哦，那不过是我脑子里闪过的一些零星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认为那些想法是不可更改的。”
“我的意思是只要他们病得不太严重——”
“我相信你是对的。我认为这不要紧。”
“否则他们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
“没必要为此小题大做。”他说，然后走了。
接着又转身像是要致歉，但那其实连敷衍都算不上。
“我们可以另找时间谈这事。”
那个时间，我想，根本不会到来。显然他认为我让人讨厌，是个傻瓜。
午餐时我从几个助理那里得知，有个病人没能撑过早上的手术。所以我的愤怒甚至没有正当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感到自己更像个傻瓜了。
每天下午都很空闲。学生们去睡午觉，午觉时间很长，有时候我也想睡。我的房间很冷——整栋房子的每个地方似乎都很冷，比阿梵奴路上的公寓冷得多，虽然在那儿祖父母为了爱国，把暖气开得很小。被子很薄——肺结核患者肯定需要比这更温暖的被子。
当然我没有患肺结核。也许他们克扣像我这样的人的物资供给。
我昏昏沉沉，却无法入睡。头顶传来医用床被推过的辘辘声，孩子们被推到露天门廊，在冰冷的下午透透气。
于我而言，那里的房子、树木和湖泊再也不会和我第一天看见时一样了，那天，我被它们的神秘和威严迷住了。在那一天我曾相信自己隐匿了形迹。现在看来那一切似乎都不是真实的。
那个老师在那儿。她在做什么？
她在看湖。
为什么？
没有别的事可做。
有些人真幸运。
偶尔我不吃餐厅的午饭，虽然那是算在工资里的。我到亚孟森去，在一家咖啡馆吃饭。咖啡是波斯敦替代咖啡，最好配上罐装三文鱼三明治，如果他们有的话。吃鸡肉沙拉时一定要看仔细，里面可能有碎鸡皮和软骨。尽管如此，我在那里会感到更加自在，好似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关于这一点我大概弄错了。
咖啡馆没有女洗手间，所以你得去隔壁的旅馆，得穿过啤酒吧打开的门，店里总是黑漆漆闹哄哄的，飘出啤酒和威士忌的气味，一阵浓烈的香烟和雪茄烟雾能把你熏倒。但我在那里仍然感到自在。伐木工人和锯木厂工人从来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对你大喊大叫。他们沉浸在男人的世界里，叫嚷着说他们自己的事，而不是来这里找女人的。实际上很有可能更渴望暂时或永远远离女人。
医生在大街上有一家诊所。只是一座一层楼的小房子，因此他一定住在别的地方。我无意间从护士助理那里听说他没有太太。在唯一的小巷里我找到了可能属于他的房子——外墙用灰泥粉刷，前门上方有一扇屋顶窗，书籍排放在窗台上。那个地方看上去冷清乏味却井井有条，让人联想到一个独身男人，一个生活规律的独身男人，可能营造的一种精确维持在最低限度的舒适环境。
那条唯一的居民街尽头的学校有两层楼。楼下供一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上课，楼上供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一天下午，我在那里看到了玛丽，她正在打雪仗。似乎是男生和女生对阵。玛丽看见了我，大声喊道，“嘿，老师”，然后把两只手里的雪球胡乱一扔，从街对面踱步过来。“明天见！”她转过头去喊道，那语气差不多是警告其他人都别跟过来。
“你要回家吗？”她说，“我也是。以前我搭红毛的车回去，但他现在走得太晚了。你怎么回去，乘电车吗？”
我说是，玛丽说：“哦我可以告诉你另一条路，你能省点钱。从灌木小路走。”
她带我走上一条狭窄但足以通行的小道，从小道上能够俯瞰小镇，然后穿过树林，经过锯木厂。
“这就是红毛走的路，”她说，“这条路高一些，但也短一些，你到了疗养院就转弯下去。”
我们经过锯木厂后，脚下出现了几条伸向下面树林里的丑陋的小路和几座简陋的棚屋，里面显然有人住，因为外面堆着木柴，拴着晾衣绳，屋顶上冒着炊烟。从一座棚屋里跑出一条像狼的大狗，狂吠嗥叫。
“闭嘴！”玛丽喊道。她飞快地团起一个雪球，朝那只畜生扔过去，正中它的眉心。它迅速转过身去，她已经又团好一个雪球，砸向它的屁股。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出来喊道：“你会打死它的。”
“谢天谢地把这个恶心的垃圾赶走了。”
“我让我男人上去揍你。”
“谁信你的。你家的老男人屁都打不着。”
狗远远地跟着我们，发出不怎么有用的威胁叫声。
“什么狗我都能对付，别担心。”玛丽说，“我敢打赌，要是我们遇到一头熊，我也能对付。”
“这个季节熊不是应该在冬眠吗？”
我被狗吓得要命，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是的，但谁知道呢。之前有一头熊跑了出来，跑到了疗养院堆垃圾的地方。我妈妈一转身，一眼就看到了那头熊。红毛拿出枪来把它打死了。
“红毛曾经带我和安娜贝尔去乘雪橇，有时候也带其他孩子去，他的哨声很特别，能把熊吓跑。音调特别高，人的耳朵听不见。”
“真的啊。你见过那哨子吗？”
“不是那种哨子。我的意思是他会吹口哨。”
我想到了教室里的表演。
“我不知道，也许只是为了让安娜贝尔不害怕他才那么说的。安娜贝尔不会驾雪橇，他得拖着她。我就紧跟在她后面，有时候我会跳上雪橇，他就会说这东西是怎么了，这么沉，有一吨重。然后他会试图突然转过身来抓我，但他从来没抓住过。他会问安娜贝尔是什么东西让雪橇这么沉，你早饭吃什么了，但她从来不说。如果还有其他孩子在我就不会那么做了。只有我和安娜贝尔去的时候最好玩。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了。”
“学校里的那些女孩子呢？她们不是朋友吗？”
“只有在没有其他人玩的时候我才和她们在一起。她们什么都不是。
“安娜贝尔和我的生日在同一个月。六月。我们过十一岁生日的时候，红毛带我们到湖上去划船。他教我们游泳。嗯，教我。但他得一直托住安娜贝尔，她没法真的学游泳。有一次他一个人游了很远，我们在他的鞋里灌满了沙子。过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不能像上次那样随便到任何地方去，但我们去了他家吃蛋糕。安娜贝尔甚至连一小块蛋糕都吃不下，于是他带我们开车兜风，我们把一块块蛋糕从车窗扔出去喂海鸥。它们像疯了似的互相争抢，尖声鸣叫。我们笑疯了，他不得不把车停下，抱住安娜贝尔，这样她就不会大出血了。
“再后来，”她说，“后来他就不许我去看她了。反正妈妈一直都不想让我和那些得肺结核的孩子待在一起。但是红毛说服了她，他说必要时他会制止我的。他真的那么做了，我气坏了。但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开心地玩了，她病得太严重了。我可以带你去看她的墓，但墓前还没有任何标志。等红毛有时间了，我要跟他做个什么东西当标志。如果我们刚才沿着小路一直走，没有转弯下来，就会走到她的墓了。那里是埋葬那些没有人来看他们、带他们回家的人的地方。”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通往疗养院的平地上。
她说：“哦我差点忘了。”然后她拿出一把票。
“情人节的票。我们要在学校表演这个剧，名字叫《围裙号》。我有这么多票要卖，你可以做第一个买票的人。我会在戏里演一个角色。”
我的猜测是对的，医生的确住在亚孟森的那座房子里。他带我到那里去吃晚饭。他似乎是在大厅里碰到我时因为一时冲动而发出邀请的。也许他不安地记得自己说过要和我一起谈谈有关教学想法的事情。
他提议吃饭的那天晚上正是我买了票要看《围裙号》的那天晚上。我对他说了，他说：“我也买票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要去看。”
“可我感觉我好像已经对她承诺过了。”
“啊。现在你可以收回承诺。演出会很糟糕，相信我。”
我照他说的做了，但我没有见到玛丽，没能当面告诉她。我在他吩咐我等他的地方——前门外的露天门廊上等着，穿着我最好的深绿色绉绸长裙，裙子上钉着小小的珍珠纽扣，缝着真正的蕾丝领子，还把脚挤进一双小羊皮高跟鞋，再在外面套上雪地靴。我一直等到过了约定的时间，先是担心护士长会从办公室出来看到我，然后担心他完全忘了这件事。
但后来他来了，一边扣着大衣扣子，一边向我道歉。
“总是有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需要处理。”他说，然后在灿烂的星空下领着我绕过房子朝他的车走去。“你能站稳吗？”他说。我说可以——虽然有些担心小羊皮鞋。他没有伸出胳膊让我挽着。
他的车和那个时候大多数的车一样又旧又破。车里没有暖气。当他说我们要去他家时我松了一口气。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和旅馆里的那群人在一起，而且我希望不是凑合着吃咖啡馆的三明治。
到了他家，他让我在屋里暖和起来之前不要脱掉大衣。他立即开始忙着在柴火炉里生火。
“我是你的看门人和厨子和侍者，”他说，“这里很快就会变得舒舒服服，饭很快就好。不用帮忙，我喜欢一个人做。你愿意在哪里等呢？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客厅里翻翻书。你穿着大衣的话，那里不会冷得让你无法忍受的。整座房子都是用房间里的炉子供暖的，不用的房间我就不生火。电灯开关就在门里面。你不介意我听新闻吧？这是我养成的习惯。”
我来到客厅，感觉多多少少是被他命令过来的，没有关上厨房的门。他过来把门关上了，说：“在厨房里暖和一点儿之前先把门关着。”然后回去听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播音员用低沉而夸张、几乎带有宗教虔诚的声音播报战争最后一年的新闻。自从离开祖父母的公寓，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听那个声音，我宁愿自己刚才可以留在厨房里。但客厅里有很多书可以看。不仅是书架上，桌子、椅子、窗台、地板上都堆着书。我仔细观察了几堆书，得出一个结论，他喜欢买丛书，而且他很可能是某几个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哈佛经典系列。威尔·杜兰特和艾丽尔·杜兰特合写的历史系列——我祖父的书架上也有同样的书。小说和诗歌似乎不多，但有几本经典童书，令人吃惊。
关于美国内战、南非战争、拿破仑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尤利乌斯·恺撒的诸多战役的书。《亚马孙和北极探险记》。《沙克尔顿被困冰原》。《富兰克林的命运》，《当纳聚会》，《消失的部落：被埋葬的中非城市》，《牛顿和炼金术》，《兴都库什山的秘密》。这些书暗示着主人渴望了解和拥有大量的各种知识。也许不是一个品位严格而固定的人。
因此当他问我“哪本俄国小说”时，很可能他并没有一个我所以为的明确的衡量平台。
他叫了声“好了”，我把门打开，心里装着这种新生的怀疑。
我说：“你同意谁的看法，纳夫塔还是塞塔姆布里尼？”
“什么？”
“在《魔山》里。你最喜欢纳夫塔还是塞塔姆布里尼？”
“老实说，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一对夸夸其谈的家伙。你呢？”
“塞塔姆布里尼更有人情味，但纳夫塔更有趣。”
“是学校老师这么教你的吗？”
“我从来没在学校读过这本书。”我冷冷地说。
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眉毛扬了起来。
“请原谅。如果那里面有什么你感兴趣的，请随意。你可以在休息时随意到这里来读书。我可以准备一台电暖器，因为我猜你没有用柴火炉的经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的可行性吗？我可以给你弄把钥匙。”
“谢谢。”
晚饭吃排骨、土豆泥和罐装豌豆。甜点是从面包房买来的苹果馅饼，如果他能想到把馅饼热一下，味道会好一些。
他问了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我的大学课程，我的祖父母。他说他猜我一定是被循规蹈矩地抚养大的。
“我祖父是一个开明的神职人员，有点儿保罗·蒂利希的风格。”
“你呢？开明的信教小孙女？”
“不是。”
“痛快。你认为我粗鲁吗？”
“那要看情况。如果你是以雇主的身份面试我，那就不粗鲁。”
“那我就接着问了。你有男朋友吗？”
“有。”
“在部队里吧，我猜。”
我说，在海军。我觉得海军是个很好的选择，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定期收到他的信。我可以说他没有得到登岸假期，以此作为应付的借口。
医生站起来去端茶。
“他在什么样的船上服役？”
“小型巡防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过一段时间我可以让他被鱼雷炸死，小型巡防舰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勇敢的家伙。茶里要加奶加糖吗？”
“都不加谢谢。”
“很好，因为我没有奶也没有糖。你知道，撒谎是可以被看出来的，你的脸会发烧。”
如果之前我的脸没有发烧，在他说了这番话后我的脸确实发烧了。红晕从双脚升上来，汗水从腋窝流下去。我希望裙子不会被毁了。
“我喝茶的时候脸总是发烧。”
“哦，明白了。”
事情不会变得比这更糟了，因此我决定要击败他。我把话题引向他，问他怎么给病人做手术。他是不是切除病人的肺，就像我听说的那样？
他回答的语气本可以更逗趣，更有优越感——那很可能就是他对调情的理解——我相信如果他这么做了，我就会穿上大衣，走到外面寒冷的空气里去。也许他知道这一点。他开始谈论胸廓成形术，并解释说对病人而言这种手术不像使肺部萎陷和抽掉肺部空气那么简单。非常有意思的是甚至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也知道这一点。当然，近年来切除肺叶的做法也变得流行起来。
“但你不会失去一些病人吗？”
他一定认为现在又可以开玩笑了。
“但那是当然的。跑出去躲在灌木丛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跳进湖里了？或者你的意思是会有病人死掉？确实有不成功的案例。是的。”
但是了不起的事情即将发生，他说。他所做的手术将会像放血疗法一样被淘汰。新的药物即将投入使用。链霉素。已经在试用。还有些问题，但有问题是自然的。对神经系统有毒性。但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会让我这样的外科医生失业的。”
他洗碗，我擦干。他在我腰间系上一块擦碗毛巾，为我的裙子做防护。系好后，他把手放在了我的背上。手掌有力，五指分开，他几乎是在用专业人士的手法估量我的身体。那天晚上我睡觉时仍然能够感觉到来自他手掌的压力。我感到压力从小手指到硬硬的拇指渐渐增大。我喜欢那种感觉。实际上那比后来我从他车上下来之前的一瞬间他在我额头上的那一吻更重要。他的嘴唇干干的，飞快而正式地给了我仓促而熟练的突然一吻。
他家的钥匙出现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是我不在的时候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但我终究不能用这把钥匙。如果是任何其他人发出的邀请，我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尤其是还包括一台取暖器。但在这件事情上，想到他过去在房间中待过，将来还会出现，我将无法享受任何平常的舒适，只能体会到让人紧张和伤脑筋的而非令人开朗的快乐。即使不冷我也会忍不住颤抖，我怀疑自己能不能读进去一个字。
我想玛丽也许会出现，责备我没有去看《围裙号》。我想起来可以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感冒了。但接着我记起来在这个地方感冒是一件严肃的事，患感冒的人需要戴上口罩，使用消毒剂，还可能被赶出去。很快我就明白，不管怎么样，我根本就别指望隐瞒我到医生家里做客的事。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甚至对那些不曾为此说什么的护士也无疑不是，她们要么是太不屑或太慎重，要么就是这样的调情已经不再能引起她们的兴趣了。不过，那些助理护士取笑了我。
“那天晚饭吃得好吗？”
她们的语调是友好的，似乎挺认可这事。似乎我独有的古怪和医生被人熟知和尊重的古怪产生了联系，而这是有好处的。我的声望上升了。现在，无论我还有其他什么身份，至少我可能变成一个有男人的女人。
玛丽一个星期都没有露面。
“下星期六。”这是他说出来的几个字，就在他给我突然一吻之前。于是我再一次在前门外的门廊上等他，这一次他没有迟到。我们开车到了他家，我去了客厅，他去生火。我注意到那儿有一台落了灰尘的电暖器。
“你没有采纳我的提议，”他说，“你以为我是随口说说的吗？我向来说话算数。”
我说不想到镇上来是因为害怕碰到玛丽。
“因为没有去看她的表演。”
“也就是说你要为了讨玛丽的喜欢而安排自己的生活喽。”他说。
菜和上次差不多。排骨，土豆泥，玉米粒取代了豌豆粒。这一次他让我在厨房帮忙，甚至让我摆放餐具。
“你不妨了解一下东西都放在哪儿。摆放都很有条理，我相信。”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着他在炉子旁边忙碌。他从容而全神贯注的模样，简练的动作，让我心中闪现一串串火花，也感到一阵阵寒气。
我们刚开始吃饭，响起了敲门声。他站起来，拉开门闩，玛丽冲了进来。
她抱着一只纸板箱，把箱子放在桌上，飞快地脱掉大衣，露出里面红黄相间的演出服。
“迟到的情人节快乐，”她说，“你没到剧场来看我，所以我上门来给你表演。盒子里还有我给你的礼物。”
她极佳的平衡能力让她能够单脚站立，先踢掉一只靴子，又踢掉另一只，然后把它们拨到一边，开始围着桌子蹦蹦跳跳，同时用哀怨却充满活力的年轻嗓音唱着歌。
我叫小小金凤仙，
可怜的小小金凤仙，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仍叫金凤仙，
可怜的小小金凤仙，
亲爱的小小金凤仙——
医生在她开始唱歌之前就站了起来。现在他正站在炉子旁边，忙着刮刚才烧排骨的煎锅。
我鼓掌夸赞。我说：“多美的服装啊。”
的确很美。红色的裙摆，亮黄色的衬裙，飘动的白色围裙，绣花的紧身上衣。
“我妈妈做的。”
“花也是你妈妈绣的吗？”
“当然。她一直做到凌晨四点，就为了在我演出前夜把衣服做好。”
她又开始转圈跺脚，展示身上的衣服。架子上的盘子叮叮当当地响。我又鼓起掌来。我们俩都只想要一样东西：让医生转过身来，不要不理睬我们。我们想让他说句礼貌的话，哪怕说得勉强。
“看看还有什么，”玛丽说，“送给情人的。”她撕开纸箱，里面是情人节饼干，全是心形的，涂着厚厚的红色糖霜。
“太漂亮了！”我说。玛丽又开始欢蹦乱跳起来。
我是围裙号的船长。
一个真正的好船长！
你真的非常好，你应该知道，
我的船员真正好。
医生终于转过身来，她向他敬了个礼。
“好了，”他说，“够了。”
她没理他。
为他欢呼再欢呼，
坚强的围裙号船长——
“我说，够了。”
“‘勇敢的围裙号船长——’”
“玛丽。我们正在吃晚饭。你没有得到邀请。你明白吗？没有得到邀请。”
她终于安静下来。但只安静了一会儿。
“见你的鬼去吧。你可不怎么友好。”
“而且你最好不要碰那些饼干。你最好从此都不要再吃饼干。你正在变得像头小猪崽子一样肥。”
玛丽的脸鼓了起来，好像快要哭了，但她只是说：“看看是谁在说话。一个一只眼正一只眼斜的家伙。”
“够了。”
“你就是。”
医生捡起她的靴子，放在她面前。
“穿上。”
她照做了。眼眶盈满了泪水，鼻涕流了下来。她很响地吸鼻子。他拿来了她的大衣，但没有帮她穿上，她使劲挥舞着胳膊穿上大衣，扣上纽扣。
“这就对了。那么，你是怎么过来的？”
她拒绝回答。
“走来的，是不是？你妈妈呢？”
“在打牌。”
“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有机会因为自怜自哀而扑倒在雪堆上冻死了。”
我没有说一句话。玛丽也没有看我一眼。那个时刻充斥着震惊，我们无法说再见。
听见汽车发动的声音之后，我开始清理桌子。我们还没有开始吃甜点，甜点是跟上次一样的苹果馅饼。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甜点，也许面包房只做苹果馅饼。
我拿起一块心形饼干吃了起来。糖霜甜得要命。没有浆果或樱桃味，只有糖和红色食用色素。我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知道至少应该说一声再见。我应该说谢谢。但那没什么要紧。我告诉自己那没什么要紧。她不是为我表演。或者只有一小部分是为我。
他很粗暴。他如此粗暴，让我吃惊。对一个如此需要他的人。但某种意义上，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这样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才不会被剥夺。这个想法取悦了我，我因为这个想法取悦了自己而感到惭愧。我不知道他回来后我要对他说什么。
他没有想要我说什么。他把我领到了床上。这本来就很可能发生吗，还是这对他来说和对我一样出乎意料？我是处女，至少这看起来并没有让他意想不到——他拿来一条毛巾和一只避孕套——他继续下去，尽量从容自在。我的激情让我们俩都意想不到。原来想象和经验可能同样是很好的准备。
“我真的打算和你结婚。”他说。
送我回家之前，他把所有饼干，所有那些红心，都扔到了外面的雪地上，喂冬天的鸟。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的突然订婚——他用这个词时有些小心翼翼——是一件已经决定了的私事。我不用写信告知祖父母。什么时候他能连续几天休息，我们就举行婚礼。极简单的婚礼，他说。我应该理解，他没打算忍受有其他人观礼的仪式，因为他并不在乎那些人的看法，而我们还得遭受他们的窃笑和傻笑。
他也不主张买钻戒。我对他说我从没有想过要钻戒，这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他说那很好，他知道我不是那种落俗的白痴女孩。
最好不要再一起吃晚饭了，不仅因为有人说闲话，而且因为用一张配给卡很难买到足够两个人吃的肉。我的配给卡不在自己手上，我刚开始在疗养院搭伙的时候就把卡交给了管厨房的人——玛丽的妈妈。
最好不要引人注意。
当然每个人都怀疑到了什么。年长的护士变得热情，甚至护士长也给了我一个费力的微笑。我的确表现得稍微有一点沾沾自喜，但基本上并非有意如此。我选择把自己包裹起来，如天鹅绒般沉静，眼睛低垂。我没能想到这些年长的女人正留神注视这段亲密关系将如何发展，如果医生决定抛弃我，她们随时准备变得正义凛然，毫无偏私。
全心全意站在我这一边的是那些助理，她们逗我说在我的茶叶里看见了报婚钟。
在医院的大门里面，三月份阴森而忙碌。这是一年中麻烦不断的最糟糕的月份，助理们说。在熬过了冬天的种种侵袭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凭空产生死亡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没来上课，我会不知道这是因为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还是仅仅因为怀疑得了感冒而需要卧床。我之前弄到一块移动黑板，把孩子们的名字写在了黑板四周。我甚至从来不需要擦去那些将会长期缺席的孩子的名字。其他孩子会一声不响地帮我把名字擦了。他们了解这里的成规，而我仍然需要学习。
不管怎样，医生做了一些安排，找到了时间。他从门缝塞了一张纸条到我的房间，让我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做好准备。那个时候他可以设法空出几天，除非出现真正危急的情况。
我们要去亨茨维尔。
去亨茨维尔，我们结婚的委婉用语。
我们开始了我肯定会铭记终生的一天。我把绿色绉绸长裙干洗了，仔细地卷起来放进小旅行包。祖母曾经教过我把衣服紧紧卷起来这个诀窍，比起把衣服折起来，这样做更不容易弄皱衣服。我预计我得在某个地方的女洗手间里换衣服。我要仔细地观察沿途有没有早开的野花，我可以采一些，做一束捧花。他会同意我捧一束花吗？但时节还太早，甚至金盏花都没有开。道路空寂而曲折，除了细瘦的黑色云杉和一片片蔓延的刺柏和沼泽之外，路边什么都没有。路堑上有一堆乱糟糟的石块，我已经在这里熟悉了这些石块，血红色的铁陨石和一片片倾斜的花岗岩。
车上的收音机开着，正在播放胜利的音乐，因为盟军正越来越逼近柏林。医生——阿利斯特——说他们在拖延时间，好让俄国军队先进柏林。他说他们会后悔的。
既然我们已经远离了亚孟森，我发现我可以叫他阿利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驱车旅程最远的一次，而他漠视我的那种男性态度——现在我知道，这种漠视会迅速转向其反面——和他漫不经心的开车技巧让我兴奋。我因为他是一个外科医生而感到激动，虽然我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就在现在，我相信我可以为他躺在任何沼泽地或污泥坑里，或者如果他要求站着的话，我可以让自己的脊柱被挤压在任何路边的石块上面。我也同样知道我必须把这些感觉留在自己心里。
我开始想象未来。到了亨茨维尔之后，我希望我们找到一位牧师，并肩站在一间客厅里，客厅有几分祖父母的公寓和我一生所熟悉的那些客厅的朴素雅致的风格。我回想起祖父在退休后仍然被请去主持婚礼的时候。祖母在两颊打上一点腮红，拿出深蓝色蕾丝上衣，那是她为见证这样的场合而准备的。
但我发现还有其他的结婚方式，以及我之前没能了解到的我的新郎对婚礼的另一种厌恶。他不愿意和牧师扯上任何关系。在亨茨维尔市政厅，我们填了几张表格，郑重声明自己是单身，并预约那天下午由一位治安法官为我们主持结婚仪式。
到了午饭时间。阿利斯特在一家餐馆外面停住了脚步，那家餐馆大概是亚孟森咖啡馆的近亲。
“这家行吗？”
但他审视了我的表情之后改变了主意。
“不行吗？”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来到一家宣称有鸡肉大餐的雅致的餐馆，在阴冷的前厅里吃午饭。盘子冰凉，餐馆里没有其他客人，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只有我们用刀叉切开咬不动的鸡肉时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响。他肯定在想如果我们去了他刚开始提议的那家餐馆兴许会好一些。
不管怎样，我鼓起勇气问了女洗手间在哪里。在比前厅更冷的洗手间里，我抖开绿色长裙穿上，重新抹了口红，整理了头发。
我出来时，阿利斯特站起来迎接我，微笑，捏我的手，说我很好看。
我们手牵着手，浑身僵硬地回到车上。他为我打开车门，然后绕到另一边上了车，在座位上坐好，用车钥匙把车发动，然后又熄了火。
车停在一家五金店前面。铲雪的铲子在半价出售。橱窗里还有一张告示，写着店里可以磨溜冰鞋。
街对面有一座木房子，漆着油腻的黄色。房子前门的台阶已经不安全了，两块木板交叉着钉在台阶上。
停在阿利斯特的车前面的卡车是战前的型号，有一块脚踏板，挡泥板上有一圈铁锈。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从五金店里出来，上了车。发动机突突地抱怨了一阵，车在原地嘎嘎作响，又上下晃动了几下，然后开走了。现在一辆写着商店名字的送货车试图停进卡车开走后留下的空车位。车位不够大。司机下了车，走过来，轻轻地敲阿利斯特的车窗玻璃。阿利斯特吓了一跳，如果他刚才不是在那般郑重地说话，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那个男人问我们把车停在那里是不是打算去店里买东西。如果不是，能把车开走吗？
“马上就走。”阿利斯特说。这个坐在我身边的男人本来要和我结婚，现在又不打算和我结了。“我们马上就走。”
我们。他刚才说我们。有一瞬间我紧紧地抓住这个词不放。然后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我被包括在他说的我们里。
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词，告诉我真相的不是这个词。是他和那个司机之间男人对男人的说话语调，他平静而通情达理的道歉。现在我希望能回到之前他说那些话的时候，那时他甚至还没有注意到那辆试图停车的货车。当时他说的话太可怕了，但是他紧紧攥住方向盘的动作，他的动作、他出神的模样和他的声音都表露着痛苦。无论他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他的话都是从同一个深深的地方说出来的，从那个他和我在床上时说出话来的地方。但现在，在他和另一个男人说话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他摇上车窗，把注意力转移到车上，从狭小的停车位把车倒出来，注意不碰到那辆货车。
然而一会儿之后，甚至假使能够回到他探头去查看车后情况的那个时候，我也会很高兴的。那要比沿着亨茨维尔大街开车好——他现在正在开车，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说或可以去做的了。
我做不到，他刚才说。
他说他无法把这件事情做到底。
他无法解释。
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我想以后每当我看到和“磨溜冰鞋”告示上一样弯曲的字母S时没法不听见他的声音响起。或者每当我看到像商店对面黄色房子的台阶上那样钉着的交叉的木板时。
“现在我开车送你去车站。我会给你买一张去多伦多的车票。我相当确定傍晚有一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我会想出一个非常可信的故事，并且让人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你得告诉我你在多伦多的地址，我想我没有留着你的地址。哦，我会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的工作很出色。不管怎样，你都教不完一个学期——我还没有告诉你，孩子们要被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正在发生各种重大变动。”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新的语调，几乎是轻松活泼的。一种如释重负的欢快语调。他在努力克制，不在我离开之前流露出如释重负的样子。
我看着街道。这有点像被赶往刑场。还没到。还有一会儿。还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还没到。
他不需要问路。我大声说出自己的疑惑，他是不是曾经这样送过其他女孩上火车。
“别那样。”他说。
每一次拐弯都像从我剩下的人生中剪去一块。
有一趟五点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他让我在车里等着，他进去核实一下。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票，迈着在我看来更轻快的脚步。他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走近汽车时他的步子慢了下来。
“车站里温暖舒适。有一间专供女士的候车室。”
他为我打开了车门。
“或者你更愿意我陪你等着，送你离开？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一块像样的馅饼。午饭糟糕透了。”
这让我动起来。我下了车，在他前面走进车站。他把女士候车室指给我看。他对我扬起眉毛，试图最后开一次玩笑。
“也许有一天你会把今天看作你一生中最幸运的日子之一。”
我在女士候车室里挑了一张长凳坐下，从那里可以看见车站的前门。其实是如果他回来的话就能看见他。他会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玩笑。或者一个试验，就像在某些中世纪的戏剧里那样。
或者有可能他改变了主意。他沿着高速公路开着车，看到春天淡淡的阳光照在石块上，就在刚才我们还一起看到过这景象。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多么愚蠢，于是在路中间掉转车头，飞快地开了回来。
至少还有一小时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才进站，但感觉已经几乎没有时间了。甚至此刻幻想仍在我心中萦绕。我仿佛戴着脚镣上了火车。当火车离站的哨声吹响时，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目光扫过月台。甚至现在跳下火车也许还不算太晚。跳下火车，穿过车站，跑到大街上，而他刚在大街上停好车，正跑上台阶，一边想着还不算太晚，但愿不算太晚。
我自己奔跑着去迎接他，不算太晚。
那一阵喧闹、大喊、叫嚷是什么，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迟到的乘客从座位之间冲过。是一群穿着运动服的中学女生，哈哈笑着自己造成的麻烦。售票员很不高兴，在她们乱哄哄地抢夺座位时催促她们快一点。
其中一个女生，或许是嗓门最大的一个，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她们。
但她看见我了，她大叫我的名字，想知道我去了哪里。
去看望一位朋友，我告诉她。
她重重地在我身边坐下，告诉我她们是来和亨茨维尔的篮球队比赛的。那是一场混乱的比赛。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是不是？”她用显而易见的欢快语调大声说，其他人发出咕哝声和咯咯的笑声。她说出了比分，的确丢脸。
“你穿得真正式。”她说。但她并不太在意，她似乎对我的解释不是真的感兴趣。
她几乎没注意到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望祖父母。只是说他们一定年纪很大了。没有一句话提到阿利斯特。甚至没有说他一句坏话。她不会是已经忘了。只是把那个场景收拾了起来，放到一边，和她过去的自我一起放进壁橱。又或许她是那种真的可以对羞辱毫不在意的人。
现在我很感激她，即使当时我无法感受到这一点。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车到亚孟森时我可能做什么？跳起来，下火车，跑到他家里，要求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那会对我造成怎样的永远的羞辱啊。而实际上，火车停靠时间很短，她们几乎来不及集合，也来不及去敲打车窗引起接她们的人注意，售票员在一边提醒，如果她们不快点，就会被带到多伦多去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会跟他偶遇。我以前住在多伦多，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我感觉似乎每个人最终都会到多伦多住至少一段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假如你真的想看见某个人，就一定会看见他。
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我正穿过一条甚至无法放慢脚步的拥挤街道。我们正朝着相对的方向行走。同时毫不掩饰地惊愕地盯着对方刻满岁月痕迹的脸。
他喊道：“你好吗？”我回答：“很好。”然后又额外补上一句：“很幸福。”
当时这句话只能说大体上是真的。我和丈夫正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为了我们给他的一个孩子偿还积欠债务的事。那天下午我去了一家画廊看展出，为了舒缓自己的心情。
他再次对我喊道：
“太好了。”
似乎我们仍然能够走出人群，转瞬之间我们就可以又在一起。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沿着刚才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我们就是那么做的。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哭泣，当我走上人行道时没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只有一瞬间我看到那目光一闪而过，他的一只眼睛睁大了。左眼，一直是左眼，和我记忆中一样。眼神看上去还是充满了不安、警觉和疑惑，仿佛某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在他身上，某件几乎让他发笑的事。
对我而言，那种感觉就和我离开亚孟森时一样，火车拖着仍旧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的我离开。
关于爱，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