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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把她的行李箱拿上火车后，像是急于下车。但不是要离开。他对她解释说，他只是担心火车会开。他站在月台上，抬头看着车窗，挥着手。微笑着，挥手。他对女儿凯蒂绽开灿烂的笑容，笑容里没有一丝疑虑，仿佛他相信，她在他眼里一直是个奇迹，而他在她眼里也是，永远如此。他对妻子的笑似乎充满希望和信任，带着某种坚定。某种难以付诸言辞，也许永远也不能付诸言辞的情感。如果妻子格蕾塔提到这些，他会说，别犯傻。而她会赞同，认为两个人既然每天见面，每时见面，那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刻意。
彼得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母亲抱着他翻山越岭——格蕾塔总是忘记那些山的名字——为了逃出苏维埃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欧。当然还有其他人一起。彼得的父亲本来打算和他们一起走，但就在秘密离开的前一天，他被送进一家疗养院。他计划一有机会就去找他们，但他死了。
“我读过类似的故事。”彼得第一次告诉她这件事时她说。她解释道，在那些故事里，人们不得不把哭泣的婴儿闷死或掐死，这样哭声才不会给那群非法逃亡的人带来危险。
彼得说他从没有听过那样的故事，也不知道他的母亲在那种情形下会怎么做。
他母亲所做的是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那里提高了英语水平，并找到一份工作，教中学生一门当时被称作“商务实践”的课程。她独自将彼得抚养长大，供他上大学，现在他成了一名工程师。她来儿子家——他们起先住在公寓，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屋——做客时，总是坐在客厅，从来不去厨房，除非格蕾塔请她去。她就是这样。极力不去注意。不注意，不打扰，不建议，虽然在每一项家务技巧和本领上，她都远胜儿媳。
而且，她处理掉了抚养彼得长大的那套公寓，搬进一套更小的公寓，那里没有卧室，只有放折叠沙发的地方。这样彼得就不能回家跟妈妈一起住了？格蕾塔逗她，但她似乎吃了一惊。玩笑让她痛苦。也许是语言的问题。但英语就是她现在日常使用的语言，实际上也是彼得唯一会说的语言。彼得还学过商务实践，虽然不是在母亲的课上学的，而当时的格蕾塔却在学《失乐园》。格蕾塔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所有有用的东西。他却似乎恰恰相反。
凯蒂一直不让他放慢挥手的速度，他们之间隔着车窗玻璃，保持着这副滑稽可笑，或者说其实是疯癫友好的模样。她想，他是多么英俊啊，而他似乎对此毫无察觉。他理了平头，正是时下流行的发式——在工程师之类的人群中尤其流行，他浅色的皮肤从来不像她的皮肤那样发红，也从来没有晒斑，无论什么季节都晒得健康均匀。
他对万物的看法跟他的肤色有点类似。他们去看电影时，他从来都不愿在散场后多谈。他会说不错，或者很好，或者还行。他认为多说没有意义。他看电视和读书的方式也基本上一样。他对这些有很高的接受度。编写情节的人也许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格蕾塔与他争辩，冲动地问他是否会对一座桥梁发表同样的言论。设计桥梁的人尽了最大努力，但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够大，于是桥塌了。
他没有争辩，只是大笑。
那不一样，他说。
不一样吗？
不一样。
格蕾塔应该意识到，这种不加干涉、宽厚包容的态度于她而言是件幸事，因为她是个诗人，而她的诗里有些东西绝不是令人愉快的，也不容易阐释。
（彼得的母亲和同事，那些知道她是诗人的人，仍然使用女诗人这个词。而她已经把彼得训练得不再使用这个词。除他之外，没有训练的必要。那些被她抛在身后的亲戚，以及那些她以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身份认识的人不需要训练，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其中的微妙。）
日后，关于那个时代什么合宜什么不合宜会变得难以解释。你可以说，比如，女权主义不合时宜。但接着你就不得不解释人们当时甚至不用女权主义这个词。然后你就会结结巴巴，不知该如何解释一个女人在当时如果有任何严肃的想法，更别提雄心抱负，甚至只是读一本真正的书，都会让人感到可疑，怀疑这与你的孩子得了肺炎有关系，而在某次办公室聚会上发表的一句政治评论可能会让你的丈夫丢了晋升的机会。评论哪一个政党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一个女人居然信口开河。
人们会哈哈大笑，说，哦，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而你只能说，嗯，但也不完全是。然后她会说，不过有一点，如果你写诗，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身为女人比身为男人安全。这时女诗人这个词派上了用场，就像一团棉花糖。彼得不会有那种感觉，她说，但要记住他生在欧洲。不过他也明白，和他一起工作的那些男人对这种事持怎样的态度。
那年夏天彼得要去伦德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主持正在那里进行的一项工作。伦德在内陆遥远的北方，实际上，是在最北的地方。那里没有凯蒂和格蕾塔的住处。
不过格蕾塔与她以前在温哥华图书馆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保持着联系，这个女孩现在结了婚，住在多伦多。那年夏天女孩和当教师的丈夫要去欧洲一个月，于是写信给格蕾塔，非常客气地问格蕾塔和她的家人能不能帮个忙，在他们离开的那段时间住在他们多伦多的家里，别让房子空着。格蕾塔回信说彼得要出差，但她本人和凯蒂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他们现在分别在月台和火车上不停地挥手。
那时有一本杂志，叫《回声回答》，在多伦多不定期发行。格蕾塔在图书馆发现了这本杂志，给他们寄去几首诗。她有两首发表了，于是去年秋天杂志编辑来温哥华时，她和其他作家得以受邀参加与编辑见面的聚会。聚会在一个作家的家中举行，在她看来，那个作家的名字简直如雷贯耳。聚会安排在下午晚些时候，彼得还在上班，于是她临时雇了人来家照看孩子，然后乘上北温哥华的公共汽车，越过狮门大桥，穿过斯坦利公园。下车后，她得在哈德逊湾百货公司门前等车，坐很长时间的车到大学校区，那个作家就住在那里。汽车转过最后一个弯后，她下了车，找到那条街，边走边仔细看门牌号码。她穿着高跟鞋，走得很慢。还有她那条最为优雅时尚的黑色长裙，拉链开在后背，腰身收得正好，但臀部总是有点紧。这让她看上去有些滑稽，她一边想，一边沿着没有人行道的弯曲街道磕磕绊绊地走；下午行将消逝，附近只有她一个行人。现代化的房屋，大落地窗，任何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郊区都是这副模样，不过完全不是她预想的那种街区。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街道，这个想法并没有让她不高兴。她可以走回公交站，那里有一张长凳。她可以脱下鞋子，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等待那段独自乘车回家的悠长行程。
但是当她看见停在路边的车，看见门牌号的时候，再要转身返回已经太迟了。房门紧闭，喧闹声从四周的缝隙透出来，她不得不按了两次门铃。
迎接她的女人似乎在等其他什么人。“迎接”这个词用得不对：那个女人只是开了门，格蕾塔说，这里想必是举行聚会的地方。
“你觉得呢？”那个女人说，然后靠在门框上。门口被挡住了，直到她——格蕾塔——说：“我能进去吗？”接着是一个似乎带来极大痛苦的动作。她没有让格蕾塔跟她进来，但格蕾塔还是进去了。
没有人和她说话或注意到她，不过很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把一个托盘伸到她面前，上面放着几杯像是粉色柠檬汁的饮料。格蕾塔拿了一杯，因为口干舌燥一饮而尽，然后又拿了一杯。她对女孩说了谢谢，并试图和她攀谈，说路太远，自己又走得很热，但女孩不感兴趣，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格蕾塔往里走。她一直在微笑。没有人像是认出了她或带着愉快的表情望向她，他们有什么必要这么做呢？人们的目光从她身边滑过，他们继续交谈。他们哈哈大笑。除了格蕾塔，每个人都身处朋友之中，开着玩笑，谈论着半公开的秘密，每个人看上去都找到了欢迎他们的人。除了那几个总是闷闷不乐地穿梭于人群之中端送粉色饮料的十几岁孩子。
但她没有放弃。饮料鼓舞了她，她决定等托盘端过来就再喝一杯。她留意寻找着一个看上去有空隙的谈话圈子，也许可以把自己塞进去。她似乎找到一个。她听见有人提起电影。几部欧洲电影，当时刚开始在温哥华上映。她听见了她和彼得去看过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四百击》。“哦，我看过那部电影。”她大声地、热情地说，她们全都看向她，其中一个，显然是这群人的代言人，说：“ 是吗 ？”
当然，格蕾塔醉了。她匆匆灌下了用飘仙一号和粉色葡萄柚汁调制的鸡尾酒。她没把这次冷落放在心上，换作平时她可能会伤心。她继续随意走动，知道自己只是有些醉了，却又感觉室内有一种轻狂放任的氛围，交不到朋友也没关系，她可以四处走走，自己下评论。
拱门下挤了一群人，都是重要人物。她在这群人中间看到了主人，她很久以前就听过这个作家的名字，也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他聊起天来声音很大、语速很快，似乎在他和其他几个男人周围环绕着一种危险氛围，仿佛他们只要一看你就会向你发射侮辱。他们的太太，她开始相信，就是她刚才想闯入的那个圈子的成员。
给她开门的那个女人也是作家，不属于这两个圈子中的任何一个。有人叫了一个名字，格蕾塔看到那个女人转过身。格蕾塔知道了，那个女人是杂志的撰稿人，就在那本她自己也发表过作品的杂志。基于这个理由，她有没有可能走上前去介绍自己？她们是同等的，尽管那女人在门口表现冷淡？
但现在那个女人正懒洋洋地把头靠在那个叫她名字的男人的肩膀上，他们不会愿意被打扰。
有了这层顾虑，格蕾塔坐了下来。没有椅子，她就坐在地板上。她想了些事情。她想到跟着彼得去工程师的聚会时，气氛很愉快，尽管谈话很乏味。那是因为每个人的重要性都很确定很清楚，至少当时如此。而在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人们可能会在背地里散布评论，甚至针对那些大家熟知的已有作品问世的人。无论你是谁，都会被这里机敏伶俐或紧张不安的气氛所笼罩。
就在这里，她刚才还迫切地渴望随便什么人能给她一个交谈的机会，就像扔给狗一根啃过的骨头一样。
想出解释这种不快的理论之后，她松了一口气，不再那么介意有没有人和她说话了。她脱下鞋子，感到轻松极了。她背靠墙坐着，对着人不多的一条走廊伸出两条腿。她不想不小心把饮料洒在地毯上，于是匆匆喝干了。
一个男人站在她身边看着她。他说：“你是怎么来的？”
她可怜他鞋底厚重的粗笨的脚。她可怜所有不得不站着的人。
她说她受到了邀请。
“当然。但你是开车来的吗？”
“我是走路来的。”但这不是全部，很快她就说出了其余过程。
“我先坐公交车，然后走路。”
刚才在那个特别的圈子里的一个男人现在来到那个鞋底厚重的男人身后。他说：“真是个好主意。”他居然看上去准备和她说话。
第一个男人不太喜欢这个人。他捡起格蕾塔的鞋，但她拒绝穿上，解释说这鞋让她的脚很疼。
“拿上你的鞋。不然我就拿着了。你能站起来吗？”
她期待那个更加重要的人来搀扶她，但他走开了。现在她想起来他写过什么了。一出关于杜霍波尔派
的戏剧，剧本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那些杜霍波尔派教徒需要裸体出现在舞台上。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杜霍波尔派教徒，只是演员。而且他们终究没有被允许裸体登台。
她试图对搀她起来的那个男人解释这些，但他显然不感兴趣。她问他写过什么。他说他不是那种作家，他是个记者。带着儿子女儿，也就是房子主人的外孙和外孙女，一起来做客。他们——孩子们——一直在端送饮料。
“真要命，”他说，指的是饮料，“不该给人喝这种东西。”
现在他们来到外面。她穿着长筒丝袜走过草坪，差点儿踩到水坑。
“有人在那边吐过。”她对陪在她身边的人说。
“确实。”他说，他让她坐进一辆车。室外的空气改变了她的情绪，原本是一种不安的兴奋，现在几乎是尴尬，甚至羞愧。
“北温哥华。”他说。她一定告诉了他。“可以了吗？那我们出发。狮门大桥。”
她希望他不会问她来聚会做什么。要是她不得不说出她是诗人，那么她现在的状态，她过度的放任，就会被看作诗人令人生厌的典型表现。天还没黑透，但已经是晚上了。他们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先沿着海边，然后越过一座桥。伯拉德街大桥。车更多了，她不停地睁开眼看车窗外闪过的树，而后又不自觉地合上眼睛。车停下来时她知道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到家。确切地说，不可能到她家。
他们头顶的大树枝繁叶茂。你没法看到天上的星星。但有些星光映在了他们与城市灯光之间的水面上。
“就这么坐着细细地想。”他说。
她被这个词迷住了。
“细细地想。”
“比如，你会怎样走进家里。你能表现得端庄得体吗？别太过了。或者看上去若无其事？我猜你有丈夫。”
“首先我要感谢你开车送我回家，”她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名字。”
他说他已经告诉她了。也许说过两次。但好吧，再说一次。哈里斯·本内特。本内特。他是举办聚会的那家人的女婿。端饮料的那几个是他的孩子。他们从多伦多来做客。满意了吗？
“他们有妈妈吗？”
“有。但她在医院里。”
“抱歉。”
“没必要。那家医院不错。是治疗精神问题的。或者可以说情绪问题。”
她急忙告诉他，她丈夫叫彼得，是个工程师，他们有个女儿，叫凯蒂。
“哦，那真不错。”他说，然后开始倒车。
在狮门大桥上他说：“请原谅我刚才说话的语气。我那会儿在想应不应该吻你，结论是不应该。”
她以为他在说，她身上某种东西使她不值得被吻。这种屈辱就像被狠狠扇了一记耳光，把她彻底打醒了。
“下了桥以后我们直接上滨海大道吗？”他接着说，“我就靠你指路了。”
在那之后的秋天、冬天和春天，她几乎没有一天不想他。就像每次一睡着就做同样的梦。她会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想象自己躺在他怀里。你会以为她记不起他的脸，但那张脸会突然清晰地出现，一张惯于嘲讽的居家男人的脸，面带皱纹、神情疲倦。他的身体也会出现，在她的想象中有些疲惫却仍有活力，有特别的魅力。
她想他想到几乎要哭出来。但当彼得回到家时，所有这些幻想都消失不见，蛰居起来。日常的爱意凸显出来，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真实可信。
这个梦其实很像温哥华的天气——一种阴郁的渴望，一种阴雨连绵、如梦似幻的忧伤，一种环绕着心脏的重负。
那么他拒绝吻她这件事呢，那看上去似乎颇无礼的打击？
她只是将它一笔勾销。彻底忘记了。
那么她的诗怎么样了？一行也没有写下，一个词也没有写下。没有一丝她喜欢过诗的痕迹。
当然，大多数时候她是在凯蒂午睡时才给这样的心情一个容身之所。有时候她大声说出他的名字，欣然拥抱自己的愚蠢。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令她鄙视自己的极度羞耻。确实愚蠢。愚蠢。
然后生活发生了变化，彼得先是有可能，后来是确定要去伦德工作，而她接到邀请去多伦多为朋友照看房子。天气突然放晴，大胆行动的机会突然出现。
她发现自己在写一封信。信没有以任何传统的方式开头。没有亲爱的哈里斯。没有你还记得我吗。
写这封信就像把一张纸条放进漂流瓶——
希望它能
漂流到日本
这是好长时间以来她写过的最接近诗的文字。
她不知道地址。她竟然冒失荒唐到给举办聚会的那家人打电话。可当一个女人接起电话时，她的嘴巴却干得如同一大片冻原，她不得不挂上电话。然后她用小车推着凯蒂去了公共图书馆，找到一本多伦多电话簿。电话簿里有很多本内特，却没有一个哈里斯或H.本内特。
她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去讣告栏里找。她忍不住要这么做。她一直等到那个看报的人读完。她不经常看到多伦多的报纸，因为要过桥才能买到，而且彼得总是买《温哥华太阳报》回来。她哗哗地翻着报纸，终于在一个专栏的顶端找到他的名字。他没有死。他是个报纸专栏作家，自然不会愿意有人通过电话簿找到号码打去他家打扰。
他写政治评论。文章似乎很有才智，但她根本不在乎这个。
她把写给他的信寄到了报社。她不确定他是否会自己打开信件，又觉得在信封上写“私人信件”是自找麻烦，于是只在漂流瓶那几行后面写上了她乘火车到达的日期和时间。没有名字。她想无论是谁拆开信封都可能会联想到一个措辞古怪的年长亲戚。不会牵连到他，即使这样一封奇怪的信寄到家里，他出院的太太拆开了信封，都不会。
凯蒂显然没有明白，彼得站在火车外面的月台上，意味着他不会和她们一起旅行。火车开动了，而他却没有动，火车开得越来越快，他被完全抛在后面，这时，被离弃的感觉让她非常伤心。但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对格蕾塔说，爸爸第二天早晨就会来的。
到了早晨，格蕾塔有点担心，但凯蒂根本没提彼得不在的事。格蕾塔问她是不是饿了，她说是的，然后向妈妈解释说——格蕾塔在上车前向她解释过——现在她们应该换掉睡衣，去另一个房间吃早饭。
“早饭想吃什么？”
“宝宝米。”意思是卜卜米。
“我们去看看有没有。”
有。
“现在我们要去找爸爸吗？”
火车上有供孩子玩耍的地方，但很小。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应该是兄妹，因为他们穿着相同的兔子衣服——占据了那里。他们的游戏是让小汽车朝对方冲过去，在就快撞上的时候突然改变方向。轰砰轰。
“她叫凯蒂，”格蕾塔说，“我是她的妈妈。你们叫什么名字？”
撞击变得更猛烈了，但他们没有抬头。
“爸爸不在这儿。”凯蒂说。
格蕾塔决定她们最好回去，拿着凯蒂的故事书《小熊维尼寻找罗宾》到有玻璃穹顶的观景车厢去读故事。她们不会打扰任何人，因为早餐时间还没过，车也还没开到著名的山景地带。
问题是她刚读完克里斯托弗·罗宾的故事，凯蒂就要她再读一遍，马上就读。读第一遍时凯蒂很安静，可现在她开始跟读，重复句子结尾的部分。再下次她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跟着念，不过还不能自己背诵。格蕾塔想象得出，当车厢里坐满乘客时，这会惹人厌烦。凯蒂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觉得单调重复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她们喜欢单调重复，她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用熟悉的单词裹住自己的舌头，好像那些单词是永远不会融化的糖果。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走上楼梯，在格蕾塔和凯蒂对面坐下。他们兴致勃勃地说了声早上好，格蕾塔也和他们打了招呼。凯蒂很不喜欢她搭理他们，继续盯着书轻轻地诵读故事。
过道对面传来小伙子的声音，几乎和凯蒂的声音一样轻：
白金汉宫的卫兵正在换岗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爱丽丝一同前往
他背完这首又背另一首。“‘我不喜欢吃它们，我是山姆。’
”
格蕾塔笑了，但凯蒂没笑。格蕾塔能看出来她有些吃惊和反感。她能懂得书里写的荒唐话，却不懂得一个人不看着书从嘴巴里说出来的荒唐话。
“对不起，”小伙子对格蕾塔说，“我们是学龄前组的。那就是我们的教材。”他俯过身来，严肃又温柔地和凯蒂说话。
“这本书很好玩，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工作要和学龄前儿童打交道，”姑娘对格蕾塔说，“但有时候我们确实会弄混。”
小伙子接着和凯蒂说话。
“现在我也许可以猜出你的名字。是什么呢？是不是鲁弗斯？是不是罗弗？”
凯蒂咬了咬嘴唇，但还是忍不住严肃地回答。
“我不是狗。
”她说。
“当然不是。我不应该这么笨。我是个男孩，我叫格雷格。这个女孩叫劳丽。”
“他刚才在逗你呢，”劳丽说，“要我给他一巴掌吗？”
凯蒂仔细考虑了一番，说：“不要。”
“‘爱丽丝就要嫁给卫兵做新娘，’”格雷格接着背，“‘爱丽丝说：士兵的日子可真凄惶。’”
在他背到第二个爱丽丝的时候，凯蒂轻轻地插了进来一起背。
劳丽告诉格蕾塔，他们在各地的幼儿园巡回表演幽默短剧。这叫阅读准备工作。其实，他们是演员。她要在贾斯珀下车，她在那儿找了一份暑期工，做服务员，也表演喜剧小品。这回不是阅读准备。人们管它叫成人娱乐。
“天哪。”她说。她笑了。“随遇而安。”
格雷格没别的事，他会在萨斯卡通下车先待一阵子。他家在那里。
他们俩都非常漂亮，格蕾塔想。高挑、柔软、瘦得几乎不自然，他长着一头鬈曲的深色头发，而她一头黑发，像圣母马利亚一样优雅。后来当格蕾塔提到他们长得有点像时，他们说有时候，安排住宿时，他们会充分利用这一点。这让两人一起过夜这事变得极为简单，但他们必须记得要两张床，而且晚上一定要把两张床都弄乱。
而现在，他们告诉她，现在他们不用担心了。没什么不能说的。他们分手了，在相处三年之后。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很清白，至少相互之间是如此。
“现在白金汉宫的故事说完了，”格雷格对凯蒂说，“我要去活动活动了。”
格蕾塔以为他要下楼去或者至少到过道去做做健美操，但他和劳丽只是把头向后仰，伸长脖子，开始像小鸟一样啾啾喳喳，像乌鸦一样咕咕呱呱，发出各种奇怪的声调。凯蒂非常高兴，把这当作一场演出，一场讨好她的演出。她也表现得像个规规矩矩的观众，一直安安静静，直到表演结束才突然放声大笑。
有些准备上来的乘客在楼梯下面停住脚步，他们不像凯蒂那样着迷，也不知道如何理解上面发生的事。
“对不起。”格雷格说。他没有解释，语气中却带着亲密的友善。他向凯蒂伸出手。
“我们看看有没有游戏室。”
劳丽和格蕾塔跟在他们后面。格蕾塔希望他不是那种主要是为了测试自己的魅力才和孩子交朋友的大人，当他们发现孩子可能会多么不知疲倦地喜欢一个人之后，就会心生厌烦，变得爱发脾气。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或者更早一些，她知道自己不必担心了。凯蒂的全情投入没有让格雷格厌烦，不仅如此，其他很多孩子也争相加入，而他也没有表现出一丝厌烦。
他并没有制造竞争。他设法转移最初集中在他身上的注意力，让孩子们相互注意，再让他们对游戏产生兴趣，游戏气氛热烈，甚至疯狂，但不会让孩子们乱发脾气。耍性子的事情没有发生。娇纵也都不见了。时间简直不够，有趣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这真是个奇迹——在这么小的地方能这么轻松地让孩子们疯玩。疯玩消耗掉的能量又会让孩子们在下午好好睡一觉。
“他真了不起。”格蕾塔对劳丽说。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这种状态，”劳丽说，“他从不有所保留。你知道吗？很多演员都会积蓄能量。演员尤其会这样。在舞台下面死气沉沉。”
格蕾塔想，我就是这样。我就有所保留，大多数时候都是。对凯蒂小心翼翼，对彼得小心翼翼。
尽管她还未曾特别留意，但他们已经跨入这样一个十年，一个这类事情会引起加倍注意的十年。生活将拥有与以往不同的意味。顺其自然吧。坦率。有些人坦率，有些人不那么坦率。头脑内外的屏障将被推翻。想活得真实就得这样。而像格蕾塔的诗那样的东西，那种不够直白的东西，都受到怀疑，甚至蔑视。当然，她仍然像以前一样，操心忙碌，对一切问题追根究底，私下里十分固执地对抗着主流文化。但是现在，她的孩子被格雷格迷住了，完全着迷于他所做的任何事。她非常感激。
下午，正如格蕾塔预料的那样，孩子们去睡觉了。有几位妈妈也睡着了。还有几位妈妈在打牌。劳丽在贾斯珀下车时，格雷格和格蕾塔向她挥手道别。她在月台上向他们飞吻。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男人走过来，拎起她的箱子，深情地吻她，然后朝火车看过来，向格雷格挥挥手。格雷格也向他挥挥手。
“她现在的男友。”他说。
火车开动时他们又互相挥了挥手，然后他和格蕾塔把凯蒂带回车厢隔间，凯蒂躺在他们中间睡着了，在旅程的中途睡着了。现在孩子没有掉出去的危险，他们打开隔间拉帘，让更多的空气进来。
“有个孩子真是帅呆了。”格雷格说。这是当时另一个新的流行词，至少对于格蕾塔来说是如此。
“这没什么。”她说。
“你真平静。接下来你就会说，‘这就是生活’。”
“我不会。”格蕾塔说，她逼视着他，直到他摇摇头，笑起来。
他告诉她，他接触表演是因为宗教信仰。他家人属于格蕾塔从没听说过的某个基督教派。这个教派的教徒不多，但非常富有，至少有些教徒非常富有。他们在位于大草原的小镇上建了一座教堂，教堂里有一个剧场。那里就是他十岁前开始表演的地方。他们表演《圣经》里的寓言故事，也表演现代戏剧，演的是发生在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人身上的可怕的事。他的家人非常为他骄傲，当然他也为自己骄傲。当那些富有的皈依者前来重申奉神的誓言，使自己从虔诚的信仰中获得新生的时候，他从没想过告诉他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怎样，他由衷地喜欢受到赞扬，也喜欢表演。
直到一天他有了一个想法，他可以继续表演，却不必演那些宗教内容。他尽量恭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他们说他是被魔鬼附身了。他说，哈哈，我现在知道谁才是真的被附身了。
再见。
“我不想让你认为那全都是不好的。我仍然相信祈祷和所有一切。但我一直无法告诉家人发生了什么。任何不完全虔诚的事都会令他们痛苦至极。你认识那样的人吗？”
她告诉他，她和彼得刚刚搬到温哥华的时候，她住在安大略的祖母联系到当地教堂的牧师。牧师上门来拜访时，格蕾塔对他非常傲慢。他说会为她祈祷，但她差不多是回了句不用麻烦了。当时，她的祖母已是快离世的人了。格蕾塔后来感到很羞愧，而每次想到自己感到羞愧就又十分抓狂。
彼得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切。他妈妈从来不去教堂，虽然她抱着彼得翻山越岭的理由之一，很可能是他们这么做就可以成为天主教徒了。他说成为天主教徒大概有个好处，就是直到临死之前都可以给自己留条后路。
这是这段时间以来她第一次想起彼得。
事实是她和格雷格一边喝着酒，一边进行这段痛苦又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的谈话。他拿出一瓶茴香酒。她很小心，作家聚会之后，她对任何酒精饮料都很小心，但酒精还是起了作用，足以让他们开始抚摸对方的手，然后互相亲吻和爱抚。这一切都是在熟睡的孩子身边发生的。
“我们最好别这样，”格蕾塔说，“否则事情会变糟糕的。”
“现在我们不是自己，”格雷格说，“是其他人。”
“那就让他们停下。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等一下。雷吉。雷吉和多萝西。”
格蕾塔说：“快停下，雷吉。我无辜的孩子怎么办？”
“我们可以去我的卧铺。不远。”
“我没有——”
“我有。”
“你不会随身带着吧？”
“当然不是。你以为我是个什么样的禽兽啊？”
于是他们整理好弄乱的衣服，悄悄溜出隔间，仔细扣好凯蒂睡觉的卧铺的每一个搭扣，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格蕾塔的车厢到他的车厢。几乎没这个必要——他们一个人也没碰到。乘客不是在观景车厢给绵延的群山拍照，就是在酒吧里，或者在打盹儿。
在格雷格凌乱的隔间里他们继续刚才没做完的事。地方太小，不够两个人好好地躺下，但他们滚在了一起。刚开始是止不住的克制的笑声，后来巨大的快感袭来，除了对方睁大的眼睛，他们无处可看。他们咬住对方，不让自己发出某种可怕的声音。
“真好，”格雷格说，“很好。”
“我得回去了。”
“这么快？”
“凯蒂可能会醒，我却不在。”
“好吧。好吧。反正我也应该准备在萨斯卡通下车了。要是刚才做了一半车就到站了怎么办？你好妈妈。你好爸爸。请稍等一分钟，让我——啊哈！”
她把自己拾掇得体，离开了他。实际上她并不十分介意谁看见她。她感到虚弱，震惊，但又轻松愉快，像一个角斗士——她居然想出了这个形象，还为此笑了笑——刚在竞技场上角逐了一番。
不管怎样，她一个人影也没碰到。
卧铺拉帘下面的搭扣开了。她确信自己有把搭扣扣上。即使没有扣，凯蒂也几乎不可能出来，而且肯定不会这么尝试。之前，格蕾塔离开一分钟去厕所，非常明确地告诉凯蒂绝不可以跟着去，凯蒂说“我不会的”，好像对这一点有任何暗示也是把她当小孩子。
格蕾塔抓住帘子，全部拉开，她发现凯蒂不在里面。
她要疯了。她猛地掀开枕头，就像凯蒂那么大的孩子能把自己藏在枕头下面一样。她用力拍打毯子，好像凯蒂可能藏在下面。她控制住自己，努力回想她和格雷格在一起的时候火车在哪里停过，或者是否停过。如果火车停过，那么停车的时候会不会上来一个绑匪，带着凯蒂逃走了？
她站在过道上，试图想出她要怎么做才能让火车停下来。
后来她想，她强迫自己想，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别傻了。凯蒂一定是醒来后发现她不在，去找她了。一个人去找她了。
就在这附近，她一定就在这附近。车厢两头的门太重了，她根本打不开。
格蕾塔几乎无法动弹。她的整个身体，她的大脑，都被掏空了。这不可能发生。回去，回去，回到她和格雷格离开之前。在那时停住。停住。
过道对面有一个铺位，现在空着。一件女式毛衣和几本杂志放在上面，说明那儿有人坐。更远一些，有一个搭扣扣得严严实实的铺位，和之前她的铺位——她们的铺位——一样严实。她一把拉开帘子。里面睡着的老人翻了个身，仰面躺着，但没有醒。他不可能藏匿任何人。
真蠢啊。
接着又是一阵恐惧。假设凯蒂走到车厢的某一头，而且真的设法打开了一扇门。或者走在她前面的某个人打开了门，而她跟在那个人后面。两节车厢之间有一段很短的走道，实际上是车厢连接处。在那里你可以感觉到火车的行进，突如其来，令人惊恐。你背后和面前各有一扇沉重的车门，走道两边是咣当作响的金属板。金属板下面是火车停车时会放下的台阶。
你总是加快脚步走过这些走道，这里的撞击和摇晃提醒着你，归根结底，事物被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性。那些撞击和摇晃几乎有些漫不经心，又那么匆忙仓促。
车厢尽头的门太重了，甚至格蕾塔也打不开。或者恐惧使她力竭。她尽全力用肩膀推开了门。
就在那里，在两节车厢之间，在一块不断发出噪音的金属板上——坐着凯蒂。瞪着眼睛，嘴巴微张，一脸惊奇，独自一人。根本没有哭，但是看见妈妈时她哭了起来。
格蕾塔一把抱起她，让她跨坐在自己的腰胯处，跌跌撞撞地靠在她刚才推开的门上。
所有车厢都有名字，有的纪念战役，有的纪念冒险，有的纪念杰出的加拿大人。她们那节车厢的名字是康诺特。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名字。
凯蒂毫发无损。她的衣服也躲过移动金属板锋利的边缘，没有被钩到。
“我去找你了。”她说。
什么时候？就在刚才，还是在格蕾塔刚离开的时候？
当然不是。要是那样早就会有人看见她，把她抱起来，发出警报。
天气晴朗，但并不温暖。她的脸和手都冰凉。
“我以为你上楼去了。”她说。
格蕾塔用卧铺上的毯子裹住凯蒂，这时她自己开始发抖，就好像发烧了一般。她感到恶心，实际上她能感到嗓子里有呕吐物的味道。凯蒂说：“别推我。”然后扭动着身体挣脱开了。
“你身上的味道很难闻。”她说。
格蕾塔把胳膊拿开，仰面躺下。
这太可怕了，她想到的可能发生的事太可怕了。孩子仍然不愿配合，反抗着她，不和她靠近。
有人会发现凯蒂的，毫无疑问。一个正派的人，而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会看见她在那里，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格蕾塔会听到令人惊恐的广播，说车上找到一个无人陪伴的孩子。一个自称凯蒂的孩子。她会立即从当时所在的地方冲过去，在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得体之后，冲过去领孩子，撒谎说她刚刚去了洗手间。她也会害怕，但她不会看到刚才的画面，凯蒂坐在那个嘈杂的地方，在两节车厢之间，孤独无助。不哭泣，不抱怨，仿佛她会这么永远坐在那里，没有人会向她解释，没有希望。就在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得救之前，在可以开始哭之前的那一瞬间，她张开嘴巴，眼神异常地空洞。只有在得救之后她才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找回受苦和抱怨的权利。
现在她说她不困，想起来。她问格雷格在哪里。格蕾塔说他在睡午觉，他累了。
她和格蕾塔去了观景车厢，在那里度过下午剩余的时间。车厢里基本上只有她们两个人。拍照的乘客一定在落基山脉耗尽了兴致。就像格雷格说的那样，他们对大草原兴味索然。
火车在萨斯卡通停了很短的时间，有几个人下了车。格雷格也在其中。格蕾塔看见一对夫妻来接他，那一定是他的父母。来接他的还有一个坐轮椅的老妇人，可能是祖母，还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在旁边站着，兴高采烈，又有些局促不安。没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某个教派的教徒，也完全不像待人严厉、难以相处的人。
但你怎么可能在任何人身上明确地看出这一点呢？
格雷格转过身，目光扫过火车车窗。她在车厢里向他挥手，他看到了她，也向她挥挥手。
“格雷格在那儿，”她对凯蒂说，“看下面。他在挥手。你能向他挥手吗？”
但凯蒂发现要找到他太难了。或者她根本没有去找。她带着一本正经又有些不快的神态转过脸去，格雷格最后滑稽地挥了挥手，也转身了。格蕾塔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因为他把她丢下而在惩罚他，拒绝想念他，甚至拒绝和他打招呼。
好吧，如果是这样，那就算了吧。
“格雷格对你挥手了。”火车开动时格蕾塔说。
“我知道。”
那天晚上凯蒂睡在她身边时，格蕾塔给彼得写了一封信。一封长长的信，她想把信写得有趣些，告诉他在火车上见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大部分人宁愿通过相机，而不是眼睛去看真正的景色，等等。还有凯蒂基本上很乖的表现。没有提孩子丢失的事，当然，也就没有提她的恐惧。当大草原落在身后，车窗外是没有尽头的黑云杉林，火车不知为什么在一座叫霍恩佩恩的被人遗忘的小镇停下来时，她把信寄了出去。
在这几百英里的旅程中，她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照看凯蒂。她知道自己从没表现出这样的关爱。没错，自己会照看孩子，给她穿衣，喂她吃饭，陪她说话，在彼得去上班、只有她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但是，格蕾塔在家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她对孩子的注意并不是持续不断的，她对孩子的温柔往往是策略性的。
不仅仅是家务事。其他各种想法也将孩子从她心里挤了出去。甚至在她对多伦多的那个男人产生毫无益处、令人疲倦、白痴一般的迷恋之前，她也有其他事情要做，比如她似乎大半辈子一直在脑子里写诗这件事。她突然发现这是另一种背叛——对凯蒂，对彼得，对生活。现在，因为她脑子里凯蒂独自一人坐在两节车厢之间金属咣咣当当的撞击声中的画面——写诗成了她，凯蒂的母亲，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
一种罪恶。她将注意力放在了别处。固执地四处寻觅关注对象，却没有关注孩子。一种罪恶。
她们在上午到了多伦多。天色阴暗。夏天的电闪雷鸣。凯蒂在西海岸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喧闹，格蕾塔告诉她没什么好怕的，凯蒂似乎也并不害怕。也不用怕火车停靠的亮着电灯也依然黑暗的隧道。
凯蒂说：“晚上了。”
格蕾塔说，不，不，既然下了火车，她们只要走到隧道尽头就可以了。接着走上几级台阶，或许会有手扶电梯，这之后她们就会身处一座大楼，然后出去，乘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就是汽车，会把她们送到家里，她们的新房子，那也是最后一程，她们要在那里住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就回到爸爸身边。
她们走上一道斜坡，那里有一部手扶电梯。凯蒂停了下来，于是格蕾塔也停了下来，直到人们从她们身边走过。格蕾塔抱起凯蒂，让她跨坐在自己的腰胯处，再用另一只胳膊提起箱子，箱子在电梯台阶上倾斜、碰撞。上去后，她放下孩子，在从联合车站高高的屋顶上照射下来的明亮光线中，她们又可以手牵着手了。
走在她们前面的人群开始散开，被等在那里的人接走，那些人叫出他们的名字，或者直接上前接过他们手里的箱子。
而现在也有人接过她们的箱子。接过箱子，搂住格蕾塔，第一次吻了她，坚定的吻，仿佛在庆贺什么。
哈里斯。
格蕾塔先是震惊，接着心里一阵翻腾，然后是极度的平静。
她试图抓紧凯蒂，但就在这时，孩子挣脱了她的手，走开了。
她没有试图逃开。她只是站在那里，等着接下来一定会发生的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