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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如果不与传播关联，就无所谓政治传播；传播如果不与政治关联，也无所谓政治传播。所以，政治传播，首先需要在弄清政治与传播的各自基本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清政治在何种意义上与传播关联，传播在何种意义上与政治关联，或可学理性地表述为：解析政治中的传播要素与传播中的政治要素。
以上我们浓墨梳理近乎于政治学常识的关于政治的认识，旨在说明，从历史的“历时态”看政治的生成过程，可以归纳为政治的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过程。这种过程既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历时展开过程，又是空间意义上的横向扩展过程。这种过程正是政治从无到有、从己到人、从私到公、从内到外、从一到多的通过“传播”这一根基性路径的生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在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特质”的基础上，与政治的本质取得同一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没有不通过传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没有被统治者的统治者一样，即所谓的“政治即传播”。
这种看法的视角与深度，可能不同于现在人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传播学学者对于政治传播本质的看法。我们没有具体展示所谓政治传播的历史形成过程，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禹及上古时期《尚书》、《左传》等所记载的“口传”政治，先秦诸子百家的“说服”政治，秦汉时期的“书刊”政治，唐宋时期的“进奏”政治，元明清时期的“特务”政治；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的辩论修辞政治，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英法德的报业新闻政治，美国的宣导性政治，以及传播学创建后在传播技术与新媒体引擎下的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政治等。
在我们看来，展示这样具体的对政治的传播过程，在理论上并不能揭示传播的政治本质和属性，而只能展示政治是怎样运用传播来实现自己的。毫无疑问，展示政治是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还是在政治范畴中讨论政治，无法说明我们上述的政治在“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生成自己的规定性这一理论见解。所以，这种理路，看来看去，还是一种传播学，而不是政治传播理论。
传播是一种交流，交流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在这里，实际上“信息”是传播的核心，比“流动的过程”更为重要。至少说二者同等重要。但传播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这种信息，即把这种信息当作一种既定的东西，认为传播的变化就是传播过程的发展，认为传播学就是研究这种过程之规律的学问。
毫无疑问，传播的“过程”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越来越复杂，但是，传播学的研究者们把这种过程“研究”得更加复杂。打开现在任何一本传播学，浓墨描写的是过程，诸如线性的、非线性的、单向的、双向的、立体的、直接的、反馈的、系统的；还有所谓拉斯韦尔模式、神农—韦弗数学模式、奥斯古德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德弗勒反馈模式、赖利夫妇模式、马莱茨克模式、鲍尔—罗克希依赖模式等等，纷繁复杂，眼花缭乱！说实在的，不仅仅是非传播学研究者们很难理解和消化，即使是有些研究传播的学者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消化。
为了使问题回归简单朴素，我们也就不古今中外地往前追索了，就让我们回到“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当年对传播的认识和研究上来。如前所述，施拉姆确认传播的“人类社会特质”的基本思想后，认为传播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他虽然之后对“传播关系”、“传播行为”、“传播契约”、“传播过程”等展开不断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与他对“信息”的认知是同一的。就是说，传播过程的展开与被传播之“信息”的生成扩展相互依托，是同一个过程。这一点，被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忽略了，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传播过程的研究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传播学，只看到传播形式而看不到传播内容的原因。
事实上，施拉姆当年创建“传播学”时，首先研究了传播的内容——“信息”。在他的《传播学概论》里，专门有一节谈“信息的性质”。他指出“信息是传播的材料”，那么，“信息究竟指什么呢”？他借用香农和韦纳的思想，认为“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施拉姆接着所讲的大量的通过信息流动“减少不确定性”而形成“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信息的“社会性内涵”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是要通过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才能知悉“传播”究竟在传什么！这也是“传播”必须由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来说明的原因。
施拉姆当年的这种研究思路清晰易懂：
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在这些关系中，某些信息是共享的。我们要明确了解的一点是：人类传播是人做的某种事。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除非是传播关系中的人使之成为不可思议。讯息本身并无含义，除非是人使之有含义。因此，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
当我们认为传播过程受制于所传播的内容，而传播的内容即“信息”的内涵是人类社会性本质的具体生成与展开的时候，传播本质中的政治要素便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传播的“使不确定性不断地走向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一个传播的内容不断地“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政治化”的过程。
无独有偶，施拉姆在解释传播的“社会”功能时，所设想的场景与案例恰恰就被他命名为“政治传播”：
不妨设想这幅政治传播的图像所描绘的是住在洞穴里的石器时代的人。他们派驻一名观察者调查环境以防遇到危险和寻找机会。在哨兵带回他的报告（譬如说打仗的另一方正在逼近或者有一群可以捕猎的动物）后，可能要举行一次战争委员会会议或召集最好的猎手开会来制订计划。然后传达决定。这样的利用传播是及时的，以正在发生的事件为中心。但是，还继续有必要教集体中的儿童学会发挥他们在集体中应有的作用。男孩必须学打猎和辨认足迹，女孩必须学缝纫和制作食物。于是，最出色的猎人就成了教员，女孩则在母亲跟前学习。在我们的时代，监视的任务已有很大一部分被新闻媒介所接替；大部分协调工作已由政府、政界领导人、政治记者和分析家、权势集团所接替，传递遗产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则被学校接替。
传播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政治化过程，这是我们观察与探究“传播究竟在传播什么”的一种理论视角。其实，现实发生着的传播历史也用事实证明着这一点。
2003年，法国学者埃里克·麦格雷出版了他的著作《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这部优秀的著作，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西方传播理论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麦格雷首先告诫我们研究传播所应持有的哲学上的“唯物主义”立场：
传播研究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不再认为我们所居的这个世界受制于神圣的秩序或自然的规律，而是完全由人所维持的种种关系生成。社会现实的一切表现（家庭、军队、文凭、交通工具、经济活动、新闻媒体、服从某种语言秩序），都是促成社会内部团结或分裂的种种意义关系和权力关系的结果或凝华。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研究传播的“三个维度”：
要更准确地定义传播这个词，必须选取不同于空想家和诡辩论的角度，接受社会科学奠基人和继承者以不同方式发出的邀请，把传播看成一个我们永久居住的三维空间。……我个人赞同的表述是：传播现象是一个“自然的”、“文化的”和“创造性的”现象，三层意思的重要性逐层递增，分别对应的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政治秩序。
在关于三个维度的关系上，麦格雷突出了他的“政治统摄传播”的学术思想：
把握上述三个层面、三个世界的关系，是传播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传播首先是文化事实和政治事实，其次是技术事实。
客体、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是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传播学理论都是由几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人与人交流的功能化模型、对权力/文化关系的判断、统领全局的政治秩序观。……任何理论都是由科研预设以及意识形态、伦理观念和政治判断组成的。无视理论某个部分或多个部分事先已经纳入的观点，就可能冒倒退的风险。学术研究思潮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可以看出，麦格雷在这里在已经突破了社会学的视角，讲的是研究传播所应坚持的哲学和政治学立场，是从传播的社会本性出发超越了社会学本身。他据此非常推崇马克思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理论，推崇涂尔干关于社会共识与社会整合的理论，推崇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论。麦格雷尖锐地批评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互联网、新技术和新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传播学研究的“技术决定论”的死灰复燃，认为这种对传播的研究，偏离社会与政治的轨道，是传播研究的“回归客体”式的“不可能的倒退”。
解析政治本质中的传播要素，躲不过的是如何理解这种理路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在通常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政治传播过程理解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美国学者弗雷德·雷格斯蒂在《政治社会化》一文中，把政治传播直接解释为政治社会化，把政治社会化直接理解为政治传播，并用拉斯韦尔的传播“五W”模式，来解释政治传播过程和所谓政治社会化过程。但实际上，深究其理，二者还是不尽相同的。
最早撰写了《政治传播学》的台湾学者祝基滢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指社会分子如何纳入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分子改变政治文化之能力。政治社会化也是指一个社会分子接受政治任务，和遵守政治规模之过程。如果用一个惯用的名词，政治社会化也可说是政治学习的过程。”
她借用美国学者道森和普勒威的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化产生政治自我”。可惜，祝基滢以“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为题立论，理论上讲，这种立论本身就是以“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相区别为思想基础，然而却没有把二者的关系说明白。
前些年，国内政治学界也讨论了一阵子政治社会化。有学者把政治社会化的基本理论内涵的研究归纳为四种观点：一是社会教化论；二是个体学习论；三是文化传承论；四是社会环境论。他们把政治社会化理解为“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
毫无疑问，政治社会化属于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传播内在地包含着政治社会化。但是，政治传播却不仅限于政治社会化，因而也不等于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纯政治学的传统理论范畴，这个范畴的本质是在政治范围内讨论政治的机理。与我们所要讨论的政治传播最主要的区别有如下几点：
其一，政治社会化范畴的视角侧重于政治传播中的“客体”。这种视角，前提性地预设了一个可以让人学习或者接受的政治思想、政治任务、政治规范、政治理想、政治信仰等。而政治传播是以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互相依赖、互为前提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其二，政治社会化范畴的着力点是政治共同体中的个体，强调社会个体如何通过学习而形成特定的政治人格。而政治传播，无论是传播主体，还是传播受众，不仅仅限于个体。
其三，政治社会化范畴比较强调经过社会化后的效果，即个体“政治自我”的形成。而政治传播虽然也强调传播效果，但是，同时也注重或者说更注重传播过程的研究。
其四，政治社会化范畴强调的“社会”本质上是指特定的“政治环境”，它还属于政治本身的范畴。而政治传播中的社会，如前所述，指政治通过国家化、社会化、经济化而超越狭义的政治本身的“社会化”过程，这里的两个“社会”，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有不同。
在理解政治传播的内涵与廓清政治传播的边界时，还应该说清楚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的关系。现在，很多的研究自命为“政治传播研究”，而其实质，是一种传媒的政治研究。现在的研究状貌，与其说是政治传播研究如火如荼，不如说是“传媒政治”研究如火如荼。
传媒政治研究属于传播政治学（如果能构成一种“学”）。这与我们这本书里所要讲述的政治传播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通览现在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尤其是一些传播学者没有把二者区别开来。
通过上述我们对政治传播的界说与诠释，可以看到，政治传播，着力的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这种理解中，政治与传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均居“本体”地位；而所谓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立足于被工具化的传播，以单纯的传播为“本位”，研究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功能。因此，这种研究的着力点是“政治的媒介化”与“媒介的政治化”。
最近出版的美国学者兰斯·本奈特和罗伯特·恩特曼主编的《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虽然以“政治传播新论”作为副标题（这种标题误导了很多读者），其实，正是一本研究“传播政治学”的著作。在我看来，作者在书中恰恰把“传播政治学”说得很清楚：“本书旨在探求媒介是如何通过影响信息交换，从而影响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思想和行为的。”
这个“宗旨”准确地说明了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那么，为什么会把“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看得如此重要，作者声明道：
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已经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尽管传统政治的诸多形式，诸如挨家挨户式的游说、政党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开展等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也依然可以在没有媒体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政治讨论。但是很多的政治组织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多方面的运用，政治统治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步骤（诸如形成舆论等）是不可能以其现有的方式顺利实现的。
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差别在于，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与传播的地位及其关系。那么，这里的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如何认识政治与传播的，作者在书中的观点是颇具代表性的：
在此，我们将“政治”宽泛地定义为社会中“对价值的权威分配”，这里的“权威”指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决策者借由其权威地位，依靠公民自愿分配或强制行使权力，以控制、管理社会内物质、服务、卫生福利、人身安全和其他价值的流动。毋庸置疑的是，在任何民主社会，从统治权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权力并不平等。因此在现代民主之中，传播顺畅与否是衡量权力大小与平等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通过传播，人们不仅能够使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或“偏好”）为人所知，而且还能够了解政府的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这些偏好。传播可能会掩盖政治决策者背后的动机和利益瓜葛，从而对社会中的权力和政治参与产生负面影响。但传播也能够通过促进公众参与政治决策，在这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将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区别开来，有利于回归政治传播的本原，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研究政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