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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播学学者、媒介系统依赖论的提出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和凯思林·里尔登（Kathleen Reardon）曾对新兴的传播形态与传统的传播形态进行比较研究，成果被收录至《推进传播科学：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整合》（ Advancing Communication Science： Merging Mas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一书中。她们的问题意识落脚在：正在形成的信息传播新技术究竟意味着现存的社会传播形态即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形态的诞生，还是意味着人类传播形态的第三种社会形态的出现。 [1] 在她们看来，传播学界以往过于集中关注各种传播形态之间的不同点而非相同点，容易出现“虚幻的两分法”或二元主义现象（比如将人际传播理论与大众传播理论截然分开、非此即彼的研究逻辑）。为了弄懂任何传播形态的潜力，人们必须首先弄懂人类传播的基本特征（作为其分析维度）是什么，从而才能以此作为基础认识，辨别出不同形态的传播形式。为此，桑德拉·鲍尔-洛基奇等人列出了人类传播的10方面特征，以此维度去对比分析现存的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形态，并将这两种传统的传播形态以信息传播新技术为手段的新兴传播形态作比较研究。 [2] 这10个标准分别为：感觉上的可靠性、地理范围、反馈的性质、潜在的互动性（交互性）、控制权方面的潜在平等、内容特征、对于硬件的依赖、对于软件技术（非传统的语言技巧）的依赖、传播系统的潜在集中化和服务于造成信息依赖关系的目标之能力。这10个分析维度在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电子对话式传播中的表现程度是不一样的。
其实，两位学者无非是以此向传播学界呼吁以下三点：第一，传播学界需要改变典型地将人类传播区分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思维定势。因为很多人类传播现象是混杂的，就像微博外交的实践过程中既包含狭义上的人际传播也包含广义上的大众传播。两位学者对学术界摆脱传播理论研究缺乏远见的专门化现象是一种积极的触动。第二，关于传播时间、空间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学者认为，当代媒介在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上同时向极致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社会交往体系深受影响。传播在时间、空间偏向存在一种“零和现象”，即此消彼长。而随着电子媒介的飞速发展使得空间消失、时间停止，两者都趋于零。 [3] 第三，关于传播中交往方式的概念需要改变。 [4] 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思想、符号、价值观与意义首先经由传统媒体传递至网络媒体，再由网络虚拟社区向现实大众社会反馈。而在Web1.0、Web2.0时代，以微博作为载体所传播的内容均是由网络虚拟社区向现实大众转移。微博等社交媒体中虚拟社区从时空上建立起“新文化”、“新居民”。互联网、新媒体和传播方式的发展并不仅仅“存在”并“建立”在个人——他们的基本的社会关系保持不变——之间传输信息的新的网络之中，而是媒体与传播的发展创造了新的行为和互动方式（从个人到群体，从个人到社区），这一点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5]
然而，人们对任何新的社会现象或事物的认识都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但重要的是，桑德拉·鲍尔-洛基奇等人的有关研究提供了分析不同媒介发展时期传播形态的一种思路，即从传播的一些基本方面入手，对一种传播形态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把握其特征及其代表的人类传播的新变化。 [6] 同样，对于微博外交这种人类传播现象，既不是一个全新的传播现象，更不是现代、前现代社会的传播现象。其形态随着时间、空间变化而变化，而且在人类社会交往机制的关键领域（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等）都有不同的形态。因此，这本书的努力其实和学界前辈一样，初衷就是把微博外交作为不断发展的人类传播中的一种传播形态，但具有普遍意义上“传播”特征的逻辑是需要我们归纳总结的。
从历史角度看，外交实践往往是通过一些绝对现实的标准来评估的，比如量化统计——人口出入境规模、文化出版物产量、具体的军事水平或者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是，这些资源往往并不能带来所预期的结果。比如，美国一手发起了反共的越南战争，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完全陷在越战泥潭中，与美国的预期截然相反。从这个维度来看，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标准化、自主性的评估框架，以最大化地认识、确定不同国际行为体微博外交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选择在微博中表现积极的账户分析微博外交的实践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总结出评估微博外交的实践经验，从而提炼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评估框架。这亦是本书将继续讨论的问题。
[1] 转引自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77页。
[2] 转引自上书，178-180页。
[3] 转引自关琮严：《媒介的“零和现象”》，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11期：9-41页。
[4] 转引自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91页。
[5] 转引自Rantanen， T.， The Media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9.
[6] 参见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