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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研究不同国际行为体的微博外交表现，我们可以提出许多问题。比如，某一个国家大使馆微博在内部运营和外部媒介环境方面正经历怎样的变化？就一个跨国企业而言，它在中国微博上是如何开展微博外交的，取得了什么具体成果？就两个不同的国际媒体而言，可以从哪些方面比较他们微博外交的异同呢？如何确定他们各自的发展形态呢？就全球或者某个地区、国家来说，不同国际行为体各自的微博外交实践将走向何方？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得弄明白：微博外交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是一种行为、过程、系统，或是其他形态？
毋庸置疑，微博外交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传播活动。从最简单的含义理解，传播是一种人类关系，涉及两个或更多人，这些人在一起分享、对话、交流，或仅仅是在节日或哀悼会上交谈。因此，微博外交作为一个行为，是社会和文化的“统一性”（togetherness）。而以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看来，微博外交带有“终极性”的特征，是一个行为，更是文化本身。 [1] 由此可见，文化对于微博外交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任何微博外交的行为都是其参与者所属文化的产物。
根据安德森的论点，文化与特征、情境和地位身份（identity）一起，构成了微博外交“行为论”的四个基本来源（如图1-1）。 [2] 在这种认识论中，文化是社会环境对微博外交实践中人际交流行为的持续影响力。文化由一整套关于信念、价值观以及需要等概念构成，并会影响大多数人的行为。文化通过格尔茨所称的控制机制——计划、处理、规则、指令对个人行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行为的角度，微博外交实践中的文化可以通过国家内部、社团之间的差异的鲜明对比而体现出来。 [3]
图1-1 行为分析框架：影响人际行为的来源
我们还可以把微博外交看作是一个共享信息的过程，在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达成相互的理解。相互的理解可以通过额外信息（反馈）的连续不断的共享来实现。在通常情况下，微博外交过程必须经过信息交流的几个周期，才能改变妨碍达成谅解的最初的分歧。 [4] 在此之前，从拉斯维尔、香农、韦弗的传播过程直线模式 [5] ，到奥斯古德、施拉姆、德弗勒的传播过程互动模式 [6] ，都对传播过程本身和内部的动态性、序列性、结构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但这不能揭示像微博外交这样一种宏观社会传播的总过程 [7] 。科学地认识微博外交离不开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宏观过程研究，即“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研究（如日高六郎《大众传播概论》、中野收《传播总过程分析的理论框架》等）及其理论视野、基本观点则可以作为传播“过程论”的一种认识论，即微博外交“总过程”研究。如图1-2所示，我们可以把微博外交的过程分为三种类型，其中与精神生产相联系的信息交往，与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保持互动关系。而微博外交过程的双方可以是个人、组织、国家，且双方都有着一定的社会条件或环境背景。这种总过程认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微博外交实践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微博外交与资本制度紧密结合，尤其是大众媒介在从事营利活动的同时与权力融合。这种总过程认识论突破了行为主义的框架，可以把微博外交的研究与整个社会结构结合起来。
图1-2 总过程分析框架：田中义久的大众传播过程图 [8]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考察传播行为、过程是认识微博外交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仅仅从过程本身或过程内部考虑问题，还不能解释微博外交的全貌，尤其是不能清晰确定其内部结构、关系的互动过程。德国学者马莱兹克曾在“系统论”的影响下提出了一套由关系性实力-结构性实力嵌套的传播范式（如图1-3）。
图1-3 马莱兹克关于大众传播过程的关系-结构模式 [9]
结构性实力是在较长时期和较大空间内，国际社会关系中信息传播的动力，比关系性实力更具有决定意义。其中，结构性实力是在特定的国际社会和政治经济情景——讨价还价实力（bargaining power）（也就是关系性实力）的行为体（国家、政府、组织、个人等）的选择范围已经被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结构预先决定——中的行为体对讨价还价实力的运用。 [10] 举个例子，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变革。在这个时期，像欧美大国这些行为体控制结构的实力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的优势和机会利用软实力缓和变革中的威胁。而这一过程中，中国有人觉得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在国际上的行为及行为结果应反映这一现实。如果将微博外交置于这个系统中，关系性实力 [11] 就体现在传播者（大使馆、国际媒体、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或个人）通过微博传播手段促使接受者（个人、群体、组织或国家）采取某种行动（产生相互印象、发出反馈）的实力；而结构性实力则体现为微博外交的国际行为体活动必须在其群体组织、社会环境等制约和压力中进行的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信息传播结构的实力。
由此，根据杜威对“传播”一词的实用功能主义的理解，微博外交独具特色地带有工具性和终极性的系统特征。当传播把我们从各种事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并使我们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的时候，它是终极性的。当它分享人类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在共同交流中加强、加深、加固的意义时，又具有工具性。 [12] 处于系统论核心的是非累加性，即整体性。亦即，系统的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决定着整体。整体大于其各个部分的总和。系统是具有不可简化的特性的整体。系统论点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若干系统性力量在因果关系上的相互依赖。所有这些力量都共同作用，并且或多或少地同时相互作用。对系统论较好的描述是组织结构，而一个实体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本部分或彼此沟通的人员组成，其结果不是超过就是不同于各个部分的总和。 [13] 开放系统本质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微博外交的认识角度，可以用来解剖和认识动态的微博外交系统及其发生的过程。把一个动态、随机过程整合到系统和信息论中，可以防止造成机械的因果关系决定论问题。然而，即便是系统论生发出来的模式也存在缺陷，马莱兹克的传播模式罗列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结构因子，却没有对这些因子的作用强度、广度和影响的大小差异进行分析。我们知道，微博外交强调的是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对这些情况加以考察，我们在认识微博外交时就很难厘清其基本形态。这说明，用微博外交的“系统论”展开研究亟待进一步完善。
要想以一种动态的认识论观察微博外交，就必须解释社会体系内部形态的一条途径，以识别系统要素和决定系统变化成为可能。我们认为，微博外交更是一种以社会网络方式存在的传播现象。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丰富的一系列程序和词汇，以阐述微博外交的社会体系，并预测其未来结构。 [14] 这里所说“社会网络”的形式是传播网络。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传播者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信息流所造成的关系格局。传播网络可以分析辨别出传播结构或信息流。 [15] 在微博平台上，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纽带为传播网络提供了渠道，以便进行物质或者非物质资源的流动，或者便于国际行为体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节点之间存在的纽带可能会随着几项要素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包括方向、相互依存性和实力。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可以作为方向性的或者非方向性的来衡量。方向性的联系表明从一个行为主体向另外一个的移动，譬如一国向另外一国打来的电话的次数。此外，这些联系也可能是对称性的或者非对称性的。如果联系是方向性的，但却没有相同的关系，即关系不是双向的，则这种联系就是非对称性的，缺乏相互依存性。非方向性的联系简单地表明两个行为主体在同一种关系中的联系，譬如两个国家具有贸易上的联系。 [16]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微博外交中存在的社会网络及其影响，可以采用传播的一个结构模式（见下页图1-4）。 [17] 这种认识论标志着微博外交的网络，表示为一个传播网络的社会测量图示。这个传播网络由两个沟通的集团组成，每个集团都具有自己的文化，个人或者其他信息来源（媒体、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等国际组织）用圆圈表示，传播流用直线表示，箭头表明信息流的方向。该系统由两个集团A、B组成，其边缘有缝隙。一般而言，集团内部的传播与集团之间相比密度较大，后一种传播是稀疏的。 [18]
图1-4 网络分析框架：巴内特-李跨文化传播网络结构模型
文化边缘的是个人a和个人b之间的联系。用网络分析的术语来说，a和b被称为集团成员，他们共用一条沟通连线，把个人与另外一个集团的一名成员联系在一起。个人c并非这两个集团的成员。这个人维系了两个集团之间的某种联系。跨文化传播涉及个人a、b和c参与其中的集团A、B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还包括大众传播和电信，包括互联网在内，因为促进了对集团A、B了解的信息通过大众传媒传播。把这些集团联结起来的还有并不属于两个集团当中任何一个，但却属于超越任何单一文化的全球社会的国际组织。 [19] 全球化拓展了社会沟通的边界，从而使不同的社会背景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连通。因此对图中所显示的两个集团之间的传播可以加以概括，以便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包括在内。结构模型，亦称网络模型的各种形式已经被用于研究跨文化传播、集团之间传播和国际传播。 [20]
在最近对全球化过程中民族作用的总结中，克罗夫茨·威利（Crofts Wiley）认为，这一背景主义的处理方法假设，国家是一个虚弱的、也许还是靠不住的组织，由必须在流动性的地理环境中不断地加以重新界定和加强的经济、人口和文化的流动所组成，它是流动、物质、组织机构和象征组成的复杂集合。这一系列复杂的流动可以通过所描绘的传播网络的结构来分析考察。 [21]
从网络（或电子）外交到推特外交，再到微博外交，这样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实践绝不是一个新现象。然而我们更不能忽视，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同一类国际行为体内部，其微博外交的特定形式可能由于各种复杂情况而有所区别。要认清微博外交在不同时代的形态和社会机制需要一种评估框架，将这种描述和比较组织成型。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框架就难以辨别并确定不同国际行为体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微博外交的最重要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区别。这将在本书的第四章详细展开。
[1] 参见陈力丹、易正林：《传播学关键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页。
[2] Andersen， J，F. & Andersen， P. A.， “Opposite- Sex Touch Avoidance： A National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 pp. 89-109.
[3] 参见〔美〕拉里·A·萨默瓦，〔美〕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麻争旗等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305页。
[4] 〔美〕叶海亚·R·伽摩利珀：《全球传播》（第二版），尹宏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21页。
[5] McQauil， D. & Windahl， S.， Communication Models， London & NY， Longman， 1981. p.10.
[6] Ibid.， pp.13-14.
[7]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4页。
[8] 转引自上书，69页。
[9]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7页。
[10] 参见韩勃、江庆勇：《软实力：中国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页。
[11] 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她提出的“关系性实力-结构性实力”范式是结构主义一行为体的理论演变。详见：〔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袁明、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12页。
[12] 陈力丹、易正林：《传播学关键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页。
[13] 参见〔美〕叶海亚·R.伽摩利珀：《全球传播》（第二版），尹宏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22页。
[14] 参见〔美〕叶海亚·R.伽摩利珀：《全球传播》（第二版），尹宏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22页。
[15] 参见上书，123页。
[16] 参见上书，123页。
[17] Barnett， G. A. & Lee， M.， “Issu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W. B. Gudykunst (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Current Perspectives， CA， Sage， 1983， pp.171-194.
[18] See Yum， J. O， “Network Theory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Y. Y. Kim & W. B. Gudykunst (eds.)， 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 Sage， 1988， pp. 239-258.
[19] See Boli， J. & Thomas， G. M.， “World Culture in the World Policy：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2)， pp. 171-190.
[20] 参见〔美〕叶海亚·R·伽摩利珀：《全球传播》（第二版），尹宏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26页。
[21] See Crofts Wiley， S. B.， “Rethinking National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004， 14(1)， p.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