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马涛转型小记

马涛，山西临汾人氏，本科就读中传大新闻传播学院的新闻系，硕士转入广告学院在我名下。马涛有很深的做新闻情结，估计这与她接受的本科教育有关，如果再往前说，和高中老师的忽悠有关。即使进入商业气息浓厚的广告学院，马涛也没有忘记她那些专业理想，所以，一到广告学院就加入周艳领导的媒介研究所，直接参与《媒介》编辑部工作。硕士实习阶段，我曾问过她的就业志向，她说希望到媒体工作，做新闻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她去了北京交通台，希望通过实习寻觅就业的捷径，然而，大名鼎鼎的北京交通台应聘者实在太多，经过几轮选拔，马涛被淘汰出局，去了一个很有名的事业单位做广告经营。一年试用期满，用人单位没有续约，灰头土脸的马涛跑我家楼下麦当劳见面，希望能给她一个落脚的地方。我说那就去《媒介》吧。因为周艳跟我说过，《媒介》缺人手，需要记者也需要经理，不妨让马涛回来双肩挑。

马涛重返《媒介》，一边做记者编辑，一边做总经理助理，负责客户业务。而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报考博士生考试，考上了之后，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博士生”的头衔。博士三年，我看到马涛着实忙碌：学习，研究，采访，还有经营，幸好所做的一切都是和媒介业务串联起来的。博士论文开题之前马涛告诉我，她打算就着媒介做一个关于传统媒介转型的论文。我说，转型的话题都被说烂了，你打算说谁转型，她回答说，想聚焦报纸媒体。

以前，《媒介》杂志有很多报社的客户，也有不少关于报纸经营的内容报道，可是，近年来报纸客户和报纸报道都大幅度减少，马涛对我说，想就着表面的问题深入下去，看看报纸在新的经营环境之下如何转型。我听了还是不太满意，一是觉得报纸这个骨头比较难啃，好多老牌新闻传播院校做报纸转型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很难有突破；二是转型的概念切入还是比较空泛，这种论文容易掉进一个习惯的大筐，面面俱到却隔靴搔痒。

开题的时候，马涛还是坚持研究“报业转型”，在陈述当中强调两点：一是以三十年报纸经营和技术演进史为切入点，顺时间纵轴推进；二是锁定报业的技术转型，由技术推演其他。在广告学院，论文开题要比论文答辩难过，评委老师比较开放且踊跃批判，学生的选题常常被批得“体无完肤”，马涛的开题遭遇了什么样的炮轰我记不得了，我会上只说了一点：方向对头了，但是道路很崎岖，光就那个三十年资料梳理就会让人忙得个口吐白沫。

事实也是如此。这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急速的转型当中，作为传统媒体代表的报业，正处于矛盾焦点的交集，变化无始无终，情况异常复杂。三十年演变有经历缺记录，有记录缺观点，如果想认真做一个梳理，研究者必须拳打脚踢，在故纸堆里寻找文献线索同时要与无数的经历者采访对话，日夜劳碌堪称学术民工。马涛说她不怕，因为在《媒介》当惯农民了，练就一身脚勤嘴快脸皮厚，既可以圈在小屋整资料，也可以见缝插针找人谈。

记得有一次报业协会在海口举办研讨会，马涛挣得一个出席会议的名额，她的理由很简单，可以帮我整资料，顺便听听我的意见，也可以见到许多报社同人做深访。对于我的深访就是在海口的大马路边，陪我暴走同时举着录音笔，边走边问整整近两个小时。还有一次，论文临近收尾，马涛总觉得没有说透，在我的导师课三番五次讨论发表也没有结果。那天我出差回北京，马涛自告奋勇来接机，说可以途中讨论讨论。一下飞机就由我开车，马涛坐在助手席上，一页一页说问题。

如此的较劲如此的辛劳就是为了一个博士论文的通过吗？可以说是，但也不完全。这种辛劳背后有马涛的学术良心，在她的后记有如此印证：

“作为80后的我亲历了网络媒体的成长和壮大，那个当初怀揣新闻理想、无限憧憬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新闻专业毕业生，自己却在一天天远离报纸、投身网络，当初的梦想早已不在。选择中国报业数字化这样一个研究议题，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件很纠结和困扰的事。事实也再次证明，整个研究过程中无比艰难，目睹国外一家接一家报业机构倒闭；中国报业广告下滑不断告急；报业数字化尝试的遇挫受阻……技术进步不可逆地解构了传统报业的信息采集和传播方式，加速了因循守旧的传统报业的瓦解。这一场革命对报纸来说可以说是‘血与火’的革命。技术浪潮之下，报业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起伏？为什么现在会落得如此处境？报业是否进行了抗争？行业乃至个体都进行了哪些尝试？这些尝试为什么没有使报业实现翻身？报业数字化一直难见起色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报业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数字化？我寄希望于在历史回顾中找出答案。”

马涛寻觅的答案找到了吗？我把结论留给诸位看官。马涛完成该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进入研究系列。她能由学生转型为学者吗？这个判断就留给历史吧。

就此打住。

黄升民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