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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凯东
摘要 新闻生产作为传媒组织的最基本的职能，在不同特质的媒介中，有着不一样的规范和呈现。本文选取了电视新闻生产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制度框架的空间中，用新制度主义中历史制度主义范式及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去寻找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外在的制度特征，并建构了新闻生产的套层结构系统模型。它是一个局部均衡的不稳定结构，电视新闻生产在不同时期呈现的多面向是这个系统中不同制度维度博弈的结果。
关键词 新制度主义，电视新闻，新闻生产，制度变迁
TV News Production:Model Construction and Dimension Analysis of Neo-institutionalism Perspective
Gou Kaidong
Abstract As the most basic function of media organizations，news production has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and patterns in media with different quality . This article makes television news production as its research object, in order to find its inherent law of development and external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space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with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law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new institutionalism. This paper creates a kind of system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alled nested structure, which is a kind of unstable structure with partial equilibrium, and the versatility in TV news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is game-played by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nd dimensions in thi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Keywords Neo-institutionalism, TV news, news produc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同社会的进程呼应，中国传媒业也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广电业作为整个传媒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样本价值和示范意义。以电视为例，随着媒介生态的变化，它面临新媒体的冲击、全媒体的整合以及云媒体的取代。同样，作为电视媒介中最重要的节目形态和最核心的竞争力，电视新闻也面临从理念到实践的全面更新。伴随着媒介制度的演进和媒介技术的发展，电视新闻的传播理念、节目形态、制作手段、呈现方式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迁。 作为既有政治属性也有市场特征，既有意识形态色彩也有商品价值的电视新闻来说，其生产方式及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建构的过程，是从政治制度、管理体制、采编制度、经营机制，再到生产规则等一系列的制度再转型。
在当下的传媒生态格局中，电视媒体依然占有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影响力，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和唱衰的语境下，电视将面临哪些挑战？它未来的发展何去何从？也亟待实践者和研究者找到一个破题的切口。再从电视媒介的内容资源来细分，不管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分类，电视新闻都是电视媒体最核心的节目资源，也是电视媒体本身最核心的竞争力。无论从媒介属性的定位、专业主义的回归或是从媒介产业化的运营来看，电视新闻都应当是电视媒体“深耕细作”的责任田。从十年前一直到现在，国内就有不少电视媒体一直秉承并坚持“新闻立台”的理念。从理念到实践，从媒体战略到新闻生产，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空间里，本文的构架是将电视新闻置于历史的研究视野中，从制度变迁的逻辑角度审视电视新闻的过去、当下和未来，从而实现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1958年第一条电视新闻播出到今天，中国电视新闻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电视新闻生产理念及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单一形态的政治工具到传播本位的回归以及与市场、技术、民意的整合，都建立在制度建构的社会系统之中。
新闻生产是指新闻从业者采集、编辑、审查等制作新闻的全过程，这是媒介组织按照新闻信息的特征以及组织的编辑原则，通过特定的制作手法对原始事件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电视新闻生产是一次复杂的传播过程。从生产运作的角度看，电视新闻的采编、制作、播出也是一种复合的生产行为。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电视新闻生产就是从属于社会系统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复合型的系统。它作为系统内各个要素间的组织形式，是新闻生产各要素间的各种关系。它使得系统必须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同时这个结构系统规范和限制着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方式。作为结构的核心，功能与价值是通过规范或规则表现出来的。 无形的结构会以制度的形式去表现其内在的功能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结构—制度”方式实现了一致。
制度学派的研究是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最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之一，它横跨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从老制度主义演进到新制度主义，陆续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和范式。国际学术界通常比较认可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约翰·L.坎贝尔的分类方法（坎贝尔，2009），将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分为三种研究范式，即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组织分析的制度主义和历史的制度主义。本文选择的制度分析范式是历史的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是用历史的、比较的视角来分析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在历史制度主义学者看来，制度是一套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和程序，是一个稳定的系统，一种关系的均衡以及一种文化的认同，但这种稳定是一种动态的渐进调整，它经常都在按照相应的轨迹进行演化和变迁。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研究的时间起点和逻辑起点，只有溯源到历史的起点，才能还原制度变迁的真实路径。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变迁，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效率高的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它也指一种制度内部的自主改良和自我改善。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核心理论，让新制度主义更加系统和具体，对于历史结构安排、社会演进发展给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与路径。
历史制度主义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安排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个人选择和行动的聚合性结果；很多结构与结果都不是有计划和有意识的产物，而是意外的后果和有限选择的结果。（斯科特，2009）诺思则强调了政治企业家、组织、认知与制度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引致了制度变迁。从变迁主体、变迁效果及变迁过程来划分，制度变迁的模式可以有不同的分类。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包括渐进式变迁和非连续性变迁。美国的约翰·L.坎贝尔则认为，制度变迁的模式分为演化性变迁和革命性变迁。有的学者认为制度变迁模式可以分为持续变迁和间断均衡（间断演化）模式，也有的学者认为制度变迁模式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些分类只是称谓不同，其基本思想和理论基础都是一脉相承的。“制度变迁存在很多不同的类型和过程。我们牢记‘进入某处的同时也就是退出某处’的原则，区别出制度变迁的四种主要类型：制度形成和产生、制度发展、去制度化和再制度化。” （鲍威尔、迪马吉奥，2008∶166）
对中国电视新闻生产的研究，是要将其置于制度框架下“深描”，探究制度与生产间的深层关系。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2001∶276）认为，“作品科学不仅应考虑作品在物质方面的直接生产者，还要考虑一整套因素和制度，后者通过生产对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价值和艺术品彼此之间差别价值的信仰，参加艺术品的生产”。这个制度的框架不仅仅是媒介制度本身，它更是一个宏观开放的制度空间。这个制度空间似乎该是这样的图景：它是多重制度因素组合而成的多面体，它在媒介内外各成体系又彼此关联，它既有形也无形，它是物质的也是观念的，它是媒介的也是社会的，它具有话语样本的示范作用，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
不同理论流派对于媒介制度的决定因素有不同的思考，有人认为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媒介的制度安排，有的认为是媒介的所有权决定了媒介的制度，另外还有技术决定论、收益竞争决定论、媒介成本决定论等。“电视制度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与电视有关的行为规则的总和。”（钱蔚，2002∶35）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决定电视制度根本性质的部分，即国家层面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法律制度等；第二是与电视有关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包括与宣传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电视台的组织机构、经营和管理等运作制度，以及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等规范性要求；第三是与电视相关的操作规则以及非正式的习惯、不成文的惯例等。从宏观层面上讲，媒介生产、管理、经营其实也是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
媒介制度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它是建构在社会环境之中的社会实在。因此，制度的空间应该是开放、多元和包容的。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合法性”（legitimacy）机制的重要性，这里的“合法性”不仅仅是指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合法性机制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周雪光，2003∶74）
在麦奎尔（2006∶160）看来，“传播体制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性，关键在于它的行动无法摆脱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并且非常依赖技术的不断变化”。当然在这里，麦奎尔是将传媒定义为一个组织，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塞伦·麦克莱（2005∶43）则从传媒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对于大众传媒的新闻生产产生影响的因素。他认为，媒介信息的制造和议程的设定是多方面角色参与形成的结果，这些因素不仅在媒介内部，更多的是媒介与社会间的博弈和互动。“传媒的内容是一个复杂生产过程运作的结果，是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产生出来的特别的和与众不同的最终产物。”（麦克莱，2005∶42）他总结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传播信息源的权力和影响力、新闻机构人员的政见、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关系、受众的影响、组织对待传媒输出问题的习惯性做法的影响。”（麦克莱，2005∶43）在国内的学者中，也有人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延伸和拓展。邵培仁（2008∶117）在《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一书中认为，媒介生态系统可以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含有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技术环境等）以及一级生产者（传播者）、二级生产者（媒介）、三级生产者（营销）、消费者（受众）和分解者（回收、利用者）等。另一位媒介社会学家巴勒特（2006∶162）则将媒介制度作为观察对象，着眼于整个媒介系统，将媒介制度置身于整个社会体系中。媒介制度成了因变量，而影响媒介制度的各种因素是自变量，形成了一个多维度的媒介制度影响框架。
和媒介制度体系不同，新闻生产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制度系统，同时它又是媒介制度系统中的一个子集，而媒介制度系统本身又是融于现实制度体系当中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套层制度结构框架。新闻生产并不仅仅只是受到新闻生产制度本身的影响，相反它更多的是受到现实宏观框架下的媒介制度系统的制约。换句话说，新闻生产受到两个层次的制度框架制约，一是在媒介组织内部的生产制度框架规定，包括采编、管理、经营、专业主义、新闻理念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影响，它是新闻生产的制度主体；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建构的制度体系框架，它包括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市场与商业、技术发展等整体结构因素，这些外部维度构成了新闻生产的制度基础，从根本上规定了新闻生产的本质、方向和发展路径。一个是直接的外显的，另一个是间接的内隐的。这两个层次的制度框架各自独立运行，但都不是封闭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实时的互动，构成了一个“互动共振”的套层结构系统。同时这两个层面的制度结构又遵循政策层次—组织层次—操作层次这样的制度变迁和演化路径。
在制度维度的研究上，近些年来许多制度主义学者接受了一种文化转向。简单说来就是逐渐认为思想观念与追求个人物质利益一样都可能促使制度发生变迁。（坎贝尔，2009∶96）一些学者批评以物质利益概念为基础的或以现实物质主义为基础的一些理论，忽视了思想观念——诸如世界观、规范、身份、价值观、知识范式、文化和其他信仰，对决策和制度变迁的影响。诺思在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对制度的理解也经历了作为组织的制度（组织即制度）、作为规则的制度和作为文化的制度等三个阶段。而作为文化的制度，即是指制度影响因子的“非物质化”层面。
有人认为物质利益和思想观念有着不同的建构主体，约翰·L.坎贝尔认为，利益只不过是众多思想观念中的一种特殊的思想观念，行动者往往会同时关注个人物质利益又信奉某类思想观念，二者都会影响其行为。在这里为了表达的方便，我们所指的“思想观念”，并不包含物质利益。不同的思想观念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决策与制度的变迁，在于思想观念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嵌入周围的制度之中。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通常会受到固有的话语结构的影响，既包括认知性的也包括规范性的话语结构。因此认知范式、公共情感总是会制约制度的变迁。
基于以上的分析，电视新闻生产制度的模型，可以设计成以下的套层结构系统，从行动者到媒介组织，从制度环境到制度安排，从发展到路径依赖，都能从这个制度变迁模型中反映出来。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视所有这些制度要素或制度层面，以相互独立或相互强化的方式，构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框架，这种框架既能容纳又能展现这些结构性力量，是一种具有弹性的框架”（斯科特，2009∶59）。
在这个模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新闻生产的制度体系构成，另一部分是制度的动态演变及变迁路径。对于电视新闻生产制度，它涵盖新闻生产链条各个环节，以及衍生的相关制度，包含四个方面的制度，即新闻采编制度、新闻管理制度、新闻经营制度、新闻专业制度。新闻采编制度是新闻生产制度最核心的规范性要素，它规定新闻生产的时空流程和操作规范，从新闻采集到新闻播出、从新闻现场到新闻编辑部，电视新闻采编制度规范着电视新闻生产链条的各道工序，是电视新闻产品的内容控制体系。潘祥辉（2009∶66）认为“媒介采编制度受到新闻竞争的影响，受到新闻技术的影响，也受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在这里，新闻采编制度定义为一种新闻资源的流程性加工，是一种物化的过程，将媒介素养、新闻专业主义等精神和理念层面的因子抽离出来，划入另外的制度类型；新闻管理制度在这里是指媒体自身对电视新闻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包括新闻采编部门的组织架构、新闻从业人员的管理、新闻审查、新闻纪律等相关事务，是电视新闻生产的导向控制体系；新闻经营制度并非指的常规意义的以获取经济效益为直接目的的“经营”概念，在这里新闻经营制度是对新闻栏目的品牌建设、新闻公益活动、对新闻收视率的调查，而这些方面的制度作用都会反馈到新闻生产本身，也会间接地对媒体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新闻专业制度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套话语，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普适价值及专业规范，它包括新闻媒体的专业理念、价值取向，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新闻伦理、专业素质等相关规定，是电视新闻生产的价值控制体系。这四方面的制度构成了新闻生产的媒介组织制度体系，它们是在媒介组织内部运行并规范新闻生产的，而且四种制度形式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有融合和交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四种制度模式的强度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虽然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但是由于其属业务层面和操作层次，因此这几种制度形式在变迁过程中不会发生断裂式的变革，而遵循的是连续演进式的诱致性变迁。
从媒介组织的层面向外拓展，新闻生产作为媒介组织的核心环节，还受到宏观制度框架体系的制约。在这个框架体系中，对新闻生产影响最大的是四个方面的维度，即政治、技术、市场和观念。这四个维度是基于新闻生产的媒介制度的四种制度逻辑。如果我们要确定发生了多少制度变迁，以及这些制度变迁遵循的是什么模式，我们就必须清楚重要的制度维度，然后再看每个维度到底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迁。从这个层面上说，制度维度也为制度变迁提供了路径指南。
媒体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它也一向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践行者。 从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到1992年这30多年的新闻生产体现了政治的维度，而这个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即启蒙和起步。之所以将具有同一维度特征的新闻生产分为两个阶段，是因为以1978年为界，这之前的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环境最动荡曲折的年代，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经历了非正常的发展；而1978年之后是电视事业开始恢复，新闻生产走上正轨的时代。 这两个时期都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新闻生产都受到了意识形态强有力的控制。但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时期的制度发展受到了中断，一些制度安排发生了改变，但是总体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转向，执政主体也没有改变，因此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层面来说，这样的变迁是属于间断均衡的非持续性变迁。
“在新制度主义看来，作为软性制度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与硬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杨光斌、李月军，2007∶7）政治对制度的影响往往是历史性的。我们在进行制度变迁研究的时候就要确定一定的时间跨度，不同的时间范围所呈现出的制度图景和变迁过程是大相径庭的。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充满了风险性和偶然性的过程，在某些节点的关键事件会形成间断式的革命性的制度变迁，我们尤其要关注这些关键事件，它们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风向标”，而通过这些关键事件也可以确定研究的历史起点。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可以说观念的进步成为推动电视新闻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安排，由观念带动生产的变革，像《东方时空》的创建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接下来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节目的创办，都带动了中国电视新闻节目新一轮的发展，这是一场观念引发的变革，对电视新闻生产的方式、形态、程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思想观念可能制约也可能促进制度的变迁，同时制度变迁也会影响观念的改变。思想观念其实是与路径依赖交织在一起的。路径依赖是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假设，它认为，一旦人们处于某种制度路径中，他们往往会坚持这种制度，而不愿意做出调整和改变，即便这种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路径依赖现象是制度存在的一种常态，而且它伴随着制度从产生到终结的全过程，直到这种制度被新的制度取代，与此同时新的路径依赖过程也随之展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诞生的基点就是承认路径依赖的存在。在新闻生产的变革中，观念的突破就是对路径依赖的挑战与重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电视新闻在专业主义的道路上拓荒前进的同时，电视新闻的改革也遭遇了传媒体制改革大环境的影响和裹挟。这种影响一方面是技术变革与政策支持带来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则是市场化运作给电视新闻改革带来的冲击。这就使得电视新闻的改革路径注入了些许市场化的特征。这种市场化的特征在新世纪初表现得更加明显。电视节目收视率的普遍推行，民生新闻的市场化呈现，商业逻辑的介入使电视新闻的生产悄然发生了变化。
这里的“市场”与经济学中的“市场”是不同的。经济学中将市场视为进行收益（或收入）交换的有规则的媒介，而在媒介制度的“市场”维度，既是一种市场取向，更是一种制度安排。“今天的市场并不仅仅是以前市场的再现，而是几十年来制度变迁的产物。”（布罗姆利，2006∶82）在中国电视媒介的发展过程中，从政治为先到产业并重的变革是一次显著的制度变迁现象。 随着电视传媒两种属性被广泛认知，即“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电视传媒开始了市场化道路的“破冰之旅”，而这种市场化只是一种经营方式的“商业化”转变，或者说是电视传媒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是管理体制的市场化转向，“是原有体制的内向延伸而不是增量改革” （邓炘炘，2006）。而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传媒的市场化步伐更加深入，在为传媒带来丰厚收入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传媒的内容生产方式。
而从制度安排来看，“在任何一种经济中都有一套占主导地位的标准、准则、规则、惯例和法律结构界定的个体和集团的选择集”（布罗姆利，2006∶60）。制度是对选择集的限制，表示个人选择范围的根本缩小。
电视从诞生开始就是一个技术的产物，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对技术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影像技术的进步激发和释放了电视的媒体特性。对于新闻生产来说，技术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屏幕上，而且还在于新闻理念和生产流程的转变。进入2000年后，新兴的数字技术给电视新闻采制、播出、传输覆盖和接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技术革新正在对整个媒介产业产生深刻影响，数字化和宽带化趋势日趋成熟，它们正在改变未来媒介生态的景观，甚至改变人类生活。尤其是从2008年后，直播常态化的观念开始普遍被接受，成为电视新闻生产的常规手段，DNG、SNG等信息采集设备、数码特技技术、非线性编辑设备等开始大量使用。在新闻生产变革的这一阶段，技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技术的力量也促使电视新闻的供应链和生产流程进行重组。
迈克尔·舒德森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没有购买者对新技术、新稀缺或新偏好的迫切需求，就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多数的媒介系统都是历史成长的结果，一个接一个的新技术发展，使得既存的媒介要对此进行调试。 在这里，技术实际上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技术系统（技术嵌入其中的），而不是各种零碎硬件的组合。这个社会技术系统可能属于不同的行动者，并由不同的行动者所管理，它们在精心设计的社会结构中发挥功能，它们的有用性和有效性取决于组织结构、管理文化及动机，以及集体知识系统的运行情况。技术变迁不仅影响生产成本，而且还可以直接改变交易费用，从而促使制度变迁。因此，制度变迁不再只是实施技术变迁的一种方式，而是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经济增长的源泉。麦克卢汉认为，所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因此也是我们感觉的延伸。“随着我们更多的感官介入意义撷取的过程（随着媒介逐渐地‘变冷’或‘绝缘化’，而非诉诸单一‘感官’或者‘热’），涉入与参与的经验也变得更多。” （麦奎尔，2006∶91）
从上面的套层结构系统的四个维度分析可以看出，新闻生产制度构成了一个规则联动的复杂生态系统。必须要指出的是，基于新闻生产的内外两个制度框架都分别是一个开放的制度空间，两者的不同面向和维度都有着实时的互动和紧密的勾连，形成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套层结构系统。在构成整个模型的两部分框架图中，左面的模型决定了变迁的原因和强度，而右面部分的框架图则说明了变迁的路径和过程，它们一起完整而清晰地阐释了基于新闻生产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实践。
在新闻生产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制度扮演着重要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域所建构的制度模型——套层结构系统就是一个制度框架，电视新闻的生产发展是“嵌入”在这一复杂的制度生态系统中的，但是这绝不是说套层系统框架就决定了新闻生产的一切。新闻生产作为一种组织行为，向来不是被动和孤立的，同时制度维度也会产生不同的张力，彼此不断博弈，去积极应对电视新闻发展所遇到的现实问题。一般来说，经过充分博弈的制度安排是最有效率的，也就是说新闻生产的最终呈现是由不同的制度特征共同规范和决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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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李月军：《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苟凯东，任职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研究领域为电视新闻业务、电视文化现象、媒介批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