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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威 顾学泰
摘要 绿色新闻即环境报道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客观挑战。本文通过当代三个典型案例来考察环境报道易于出现的软肋——因客观性原则的缺失而出现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 绿色新闻，客观性，环境报道
Green Journalism and Its Weakness: A Study of Three Cases in Modern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Zhang Wei, Gu Xuetai
Abstract Green journalism or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have been challenged since its birth. The paper exams the weaknes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port through three cases and discusses the issue of the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Keywords Green journalism, Objectivity,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绿色新闻”（Green Journalism）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西方媒体对环境报道的描述，也是激进环境新闻学派的自我称谓。美国爱达荷大学环境新闻学教授福洛弥（Michael Frome）被认为是该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在“绿色新闻学”的奠基之作《绿笔：环境新闻学引论》中，公然挑战新闻客观性原则。他指出，只有对拯救地球有感情的人才能成为环境记者，所以环境记者绝不要怕被别人称为“环境保护的鼓吹者”。福洛弥（1998∶6）说：“Advocacy是我们被告知要避免的词汇，它有着倾向性的标记——这是大多数记者认为不能认同的东西，尽管倾向性是不可避免的。我的观点是：我们就是要为一个健康、安全的地球而鼓吹。”
1989年，当美国环境记者协会（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Journalist，SEJ）成立时，对客观性原则的“排斥派”和“坚守派”就形成了明显的分野。SEJ 的创办董事、特纳尔广播公司记者赖安（Teya Ryan）是“排斥派”的代表，他认为，“既然人人都承认保护环境重要，新闻记者有必要抛弃‘平衡报道’的血统，而应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我的观点，这就是我的建议！” “坚守派”代表、SEJ主席、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记者吉姆·戴金（Jim Detjen）认为，一个崇尚“鼓吹”的环境新闻学会造成混乱并导致反效果，他反对只反映“一种观点”和“非平衡”报道，认为环境报道也要恪守传统新闻学的操守。
环境报道的“排斥派”和“坚守派”一直在较量，福洛弥有关“Advocacy”的见解发表于1998年而至今响应者甚众，这说明激进环境新闻学派具有广阔的市场。1996年，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将“客观性”从该会的职业准则中删除，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反映了一种现实：当代的许多记者认为“客观性”这个概念不够精当，难以把握，而宁愿用“公平”、“平衡”、“准确”来替代。 （Cunningham, 2003∶24-29）
然而，“客观、公正”目前仍是主流新闻记者追求的目标，正因为如此，福洛弥在突出 “鼓吹”作用的同时也强调，环境报道 “要向公众提供可靠、准确的数据……要诚实，可信，目标明确”。
环境报道面临的两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为保护环境疾呼天经地义、无可指摘；另一方面，环境问题中所蕴涵的错综复杂的科学往往难以把握，仅凭“感情”和“鼓吹”，报道不免出现偏颇。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报道频现信任危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美国，环境记者往往被讥讽为“绿色分子”，是个与环境运动分子纠缠在一起的概念，没有获得多少职业尊重。 （Ward, 2002∶40）《大众传媒伦理》曾刊载一篇题为《事实与真相》的文章，批评了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报道，尤其抨击了《纽约时报》前新闻记者凯斯·施耐德（Keith Schneider）关于“dioxin”——一种致癌或致畸杂环族碳氢化合物的误导性报道。批评还涉及媒体在制造重要科学的许多“不真实图像”，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及其他一些环境问题。文章说，绿色新闻经常因其“鼓吹性”而受到批评，其报道常常被指责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写就而非出自职业记者。 （Valenti, 1998∶209）
环境报道的危机来源于下面的几个因素：首先，它植根于环境记者偏激的主观热情——由于人类对环境持久与惨烈的破坏，记者在披露任何环境问题时往往理直气壮地为人类可能面临的灾难预警、呐喊、呼唤，与此同时却疏于对事实诸方面的检视。其次，作为对社会的监控，近年来风起云涌的非政府环境组织高频率地向社会提出各种环境问题，这既给新闻界带来了机遇同时又带来了压力，而媒体匆忙的反应增加了出错的几率。此外，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决定了环境新闻的高度风险，像疯牛病、SARS、地球升温等都是牵动千家万户的事件，媒体的任何反应都会引起社会迅速、广泛的反响。
本文通过三个典型案例来考察环境报道易于出现的软肋——因客观性原则的缺失而出现的负面效应。三个案例分别代表着三种复杂情况：
1.当新闻媒体出于某种需要，只强调一个信息源时，它会出现一种极大的偏差；
2.即使报道者试图平衡展示卷入的冲突双方时,也不一定能保持客观中立；
3.当新闻媒体如实报道某个环境问题时，如缺少必要的深度诠释，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60分钟》是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强档电视节目，在观众中有着较高的威信，但在1989年一次对“苹果致癌”的倾向性报道中，《60分钟》威信扫地，甚至被业界讥讽为“不负责任的新闻机构”,铸成了“环境新闻学中最糟糕的经典案例”（Smith, 1998∶34）。
丁酰肼（Daminozide）是在苹果成形前喷洒在苹果树上的化学物质，它可以有效地防止苹果早期坠落、腐烂，并能够保持养分，使其颜色鲜艳。1966年，美国政府进行过严格检验，科学家以高于人类安全几百倍的丁酰肼剂量喂食实验室的老鼠，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1989年，一个自发的环境保护组织NRDC（保卫自然资源委员会）开始挑战丁酰肼的安全性。该组织发表了一篇报告，题为《无法容忍的危险：儿童食品中的杀虫剂》，声称有科学证据表明丁酰肼致癌， 而儿童更容易受到威胁。NRDC要求美国环保署（EPA）宣布丁酰肼是“危险品”，从而加以禁用，但该组织从来没有宣布它的“科学证据”。美国环保署为此成立了丁酰肼安全检查小组，调查结果否认了NRDC的论断。但NRDC没有善罢甘休，三个星期后，该组织通过媒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1989年2月26日，NRDC发言人布拉德利（Ed Bradley）在《60分钟》节目A is an Apple中声称：苹果生产业中使用的这种化合物是最强的致癌物。接着，《今日播报》、《妇女日》、CNN、《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一窝蜂地加以报道。著名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电视上呼吁成立一个“禁止杀虫剂母亲联合会”。
媒体的宣传和影星的造势迅速影响了对癌症谈虎色变的普通公众。
在美国各地，包括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等地的学校立即停止向学生供应苹果、苹果汁及其他苹果类食品。一些家长致电美国环保署，抱怨苹果对孩子的危害，有一名妇女甚至给州警察局打电话，请警察帮忙去追一辆校车， 没收她孩子携带的一个苹果。苹果制品销路急遽下降，根据美国苹果生产联合会前主席约翰·赖斯的估计，全美有2万多名苹果生产业主蒙受了巨大的创伤，经济损失超过2.5亿美元。为了平息公众的激动情绪，当年6月，美国停止生产和使用丁酰肼。 苹果商一家家地垮台了，美国政府花了950万美元来赔偿苹果商的损失。
“苹果”事件发生后，美国《科学》和《自然》杂志相继发表文章，认为对丁酰肼的指控没有科学根据，建议“重新评估丁酰肼恐惧”。来自食品工业机构的科学实验表明，苹果中丁酰肼致癌的危险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一个孩子要每天吃一节火车车厢的苹果才有可能受到影响。美国环保署的研究数字表明，苹果中丁酰肼的含量导致人类患癌的危险为百万分之五十（这个人要每天吃，时间长达60年）。消费者联合会组织的科学检验结果更低：为百万分之五。而对孩子来说，吃水果糖致癌的危险比吃带有丁酰肼的苹果高得多。美国环保署发表的资料称“苹果致癌”的危险性在零以下。但是，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记者不屑讨论这些细节，他们更喜欢戏剧性和趣味性，他们会把这个事情渲染成一场环境风险。”
苹果生产部门曾经联合起来，以科学家、农业部、环保署等公布的调查数字反击苹果中丁酰肼致癌的论断, 并向CBS、NRDC等机构索赔250万美元，但没有成功。法官的判决是，苹果商虽然能证明丁酰肼并非是导致癌症的决定因素，但却无法证明其诉讼对象具有主观恶意的过错。
在《60分钟》有关丁酰肼恐惧报道的8个月后，公众开始获悉环保组织NRDC与 CBS一起制造新闻的内幕：1988年， NRDC雇用一家名为“奋腾传播”（Fenton Communications）的公关公司来策划反对使用丁酰肼的战役。他们在CBS采访前精心准备了几个月。一些调查者认为，“苹果事件”出自环境运动分子的精心打造，是环境分子募捐基金战役的蓄意误导。 （Lehr、Aldrich, 2007）
1990年至1995年，美国科学与健康理事会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三次有关苹果丁酰肼的记者招待会，宣布丁酰肼是一种有益的、安全的化学物质，它遭到一次精心组织的“苹果丁酰肼”战役的围歼，从而从苹果市场上被撤销。至此，一段“苹果致癌”的风波总算平息，苹果又回到了学校的餐桌。1991年，科罗拉多州通过了一个法律：对造成不良后果的农产品的怀疑论者要给予惩处。
在CBS《60分钟》苹果致癌的报道中几乎没有出现反对派的声音。这个新闻节目显然对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被一些大众传媒研究者讥为“不负责任的新闻”。《60分钟》的报道建立在该事件的反常、负面张力和具有强烈的戏剧效应上，一个强有力的证明是：当苹果危机过去之后，《60分钟》又以“濒临破产的苹果商”为题做了一期节目，再次出现轰动效应。
一项媒体调查表明，在《60分钟》的节目播出后一个月内，美国各著名媒体发布了120多条有关“苹果致癌”的新闻，它们均受到《60分钟》观点的影响，其中23条新闻直接引用了《60分钟》的报道。在“苹果丁酰肼”尚无结论的情况下，这些报道的倾向却是与《60分钟》相一致的。 （Smith，1998∶35）
CBS《60分钟》从始至终谨慎地表示，它所报道的言论并不代表媒体自身的观点，但是这种所谓的“客观、中立”却给社会带来了一连串烦恼。这是谁的责任呢？
1989年的“苹果致癌”恐惧事件被认为是一场由保守派编织的有关环境恐惧的神话，而许多媒体在其中担任了不光彩的角色。
200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媒体在报道“全球变暖”的新闻话题时，尽管努力恪守平衡中立的客观性原则，但在反映卷入冲突的双方时仍然形成了信息的倾向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问题被一些科学家和环境组织提到人类社会的议事日程。主流科学研究发现，地球的温度到2100年有可能上升华氏10.4度，海面上升35英寸，所引发的洪水将危及海滨的生物，温度提升将产生大量疾病，迫使陆地和海洋生物向北迁徙，从而破坏整个生物圈，极大地影响人类的生活。这些令人沮丧的发现伴随着电影《现代启示录》的发行给各国带来了悸动和不安，而联合国支持的“政府间气候变化研究组织”（IPCC）不断表示“人类活动在全球变暖中很可能具有重大影响”。 1990年成立的IPCC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云集了著名气象学家的国际组织。在该组织2000多名科学家的推动下，“人类活动在全球变暖中很可能具有重大影响”成为权威观点，经过媒体的报道，这种观点不断被放大，成了21世纪一个人尽皆知的宏大话题。而反对派的声音——“全球变暖是一种自然界运动的结果，人类的影响在其中不占主导地位”——最初十分微弱。
全球变暖主题得到了美国媒体的积极报道。美国传媒学者朱尔斯和麦克斯维尔（Jules Boykoff and Maxwell Boykoff）的研究发现，从1988年到2002年，美国最有影响的几个报纸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报》在报道该主题时，出现了一种“信息”的倾向性。两位研究者采集了上述四家报纸在此时期发表的大约3543条硬新闻，以“全球变暖”为关键词，计算出上述各家报纸报道该主题的比例，其中《纽约时报》41%、《华盛顿邮报》29%、《洛杉矶时报》25%、《华尔街报》5%。两位学者还研究了636个报道样本，发现大多数报道持平衡态度，其中53%的报道基本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意见——人类对全球变暖负主要责任；全球变暖是一种自然界运动的结果。但是，35%的报道强调了科学家的建议，即人类对全球变暖负主要责任；6%的报道强调了对科学家论断的怀疑；6%的报道则完全偏向科学家的结论。 （Boykoff、Boykoff, 2004）
更近一步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比较均衡的表述形式下，也能发现报道者的倾向性，比如《洛杉矶时报》1992年2月12日的一则报道说：
研究气象变化的能力对有关一种被称为“全球变暖”的现象的论战至为关键。一些科学家相信，某些冰核研究似乎表明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地球的升温具有潜在的影响。但反对派认为并没有什么证据排除地球变暖是自然规律。
朱尔斯和麦克斯维尔坚持认为，尽管上述句子表面上两种观点都得到了平衡的反映，但是，“全球变暖”使用的引号令人感到报道者潜在的疑惑。此外，《洛杉矶时报》1993年8月2日的一则报道的标题“变暖的早期警告：假如温室效应存在，北极圈将首先受到影响”似乎倾向于报道者对“温室效应”的怀疑。报道说：
许多气象专家相信世界正在变暖——很可能是由于人类燃烧废气加剧的。
……有关北极圈的气候记录将对那些试图发现目前气候变暖不过是自然界气候变化的一部分，或是由于人类失控的废气燃烧的后果所致的争论大有帮助。对那些卷入“全球变暖”论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基本出发点，但目前这个问题尚无定论。
科学家同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了25%，数据支持不仅包括地球在过去的10年中变暖，而且是19世纪后半叶最暖的一段时期。
然而地球温度上升是否与二氧化碳凝聚有显著联系呢？这是许多当代研究者所困惑的问题。他们说地球曾经历过许多温暖的周期，其中并没有受到人类的影响。今天的气候升温可能不过是又一次自然的波动。
两位研究者认为，尽管报道中也提到了人类活动可能对气候升温造成了影响，但以上描述显然具有压倒性的倾向。
1995年3月28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环境变暖的可怕前景，甚至担心海拔较低的马尔代夫群岛会被涌起的海浪淹没，但是，报道在结束时说，“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些反对派气象学家和分析家宣称全球变暖反映了自然变化气温循环的规律，不能将其断然与人类的活动绑在一起”。记者引用了伦敦气象预测组织的天体物理学家考本（Piers Corrbyn）的一段表述：
据我所知，所谓全球变暖之说不能成立，到2000年，这个所谓的“温室效应”理论可能会成为本世纪最大的科学丑闻。
尽管考本的预言还须时日考证，但他那具有冲击力的论断绝不会令读者无动于衷。
1990年以后，一些对“人类对全球变暖负主要责任”论断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联合起来，走上前台，公然申明自己的观点，与联合国IPCC组织分庭抗礼。一个叫“碳俱乐部”（Carbon Club）的组织出现了，他们认为，燃烧废气导致的硫黄氧气有可能抗衡二氧化碳引起的升温，该意见得到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1990年9月17日，标题为Primary Ingredient of Acid Rain May Counteract Greenhouse Effect）， 而《纽约时报》（1998年4月22日）更援引了一位著名反对者的论断：“二氧化碳释放非但不会影响气候，反而是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奇妙的礼物。”
2007年7月，英国电视四台播出了一部题为《全球变暖大丑闻》（The Great Goble Warming Scandal） 的纪录片，称“人类行为造成全球变暖的故事是‘现代社会的最大骗局’，太阳才是‘真凶’”。纪录片的结论试图说明：全球变暖的说法来自“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产业，它由狂热的反工业化环境主义者制造，利用科学家兜售的可怕故事来筹资，还获得了政治家和媒体的舆论支持”。此片与联合国公布的研究报告大唱反调，节目尚未播出就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
纪录片导演马丁·德金（Martin Durkin）说：“没有几个电影可以改变历史，但我想这是一个转折点。再过五年，温室效应是全球变暖主要原因的说法将彻底成为一句废话。”
温室效应究竟是科学还是臆想的争论仍在继续，然而正是因为这场争论，美国政府才没有在举世瞩目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其中一个理由是：“二氧化碳扩散和温室效应是全球变暖问题中最混乱不清的解释，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做出决定。”
环境记者再次陷入困境：显然，记者的科学专业知识不可能超越科学专家，然而，如果科学家的论断都不一定可靠，或彼此意见相左，那么谁是媒体可依靠的界定环境真实的权威呢？
“全球变暖”的报道给新闻的客观性提出了更严峻复杂的课题，也促使记者去寻求一种更为平衡、准确的报道方式。
2007年3月13日，广州《信息时报》的一篇有关广东香蕉患病的报道掀起了中国香蕉市场的轩然大波。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报道说：
香蕉专家、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陈厚彬教授昨日告诉记者：“全广东5%的香蕉已经感染巴拿马病，该病在一片香蕉林里的传播速度是指数级别，一旦形成发病中心，每年的传播半径是50公里。”
陈教授介绍，广东香蕉种植区的面积约为180万亩，其中大约10万亩已经感染病毒，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珠海、东莞、中山60%的地块都已经发现巴拿马病；全国的主要香蕉产地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也都发现该病，“按照这种可怕的传播速度，广东乃至全中国的香蕉都面临灭顶之灾”。
该报道发出后，《新闻晚报》、《新京报》等传媒分别以 “‘蕉癌’席卷香蕉主要产区”、“广州三成香蕉林染‘癌’，濒临灭绝”为标题编发了新闻稿，有关“蕉癌”的消息在网络上迅速传递，“蕉癌”变成了“香蕉致癌”，在接下来的10多天里，广东各地的香蕉收购价格一路下跌。临近的海南省突遭飞来横祸，3月21日至3月31日，海南蕉农每天至少损失1700万元，香蕉从正常价格的2.7元/公斤降到0.3元/公斤，大大跌破成本价格，据估计总损失达5亿元，许多蕉农面临破产的命运。3月30日，北京市场香蕉销量直降1/3。“香蕉致癌”的传言笼罩南北中国，消费者一片恐慌。每年的2月底至5月底是香蕉的销售旺季，面对大批香蕉滞销，政府开始出面干预。
4月5日，海南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厅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香蕉致癌”讹传，明确指出，“成熟的香蕉不会带有病毒”。4月7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进一步发布辟谣的消息，称香蕉枯萎病与食用香蕉的安全性没有任何关联。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香蕉的价格开始回升，不久就恢复到正常水平。
《信息时报》有关香蕉染癌的报道信源出自香蕉专家——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陈厚彬教授，报道并未有失实之处。报道称，所谓“蕉癌”实际上就是香蕉枯萎病，也称巴拿马病。巴拿马病堪称香蕉世界的癌症、SARS。广州香蕉大面积感染巴拿马病毒，“这种致命的‘香蕉癌症’正在快速扩大感染面积，广州人几年后或许就吃不到本地香蕉了”。
但是，报道却没有说清巴拿马病毒是否会影响人类，也未表明成熟的香蕉是否带“毒”，给读者留下了悬念，甚至产生误读，以为香蕉染癌即食用香蕉后会罹患癌症，导致香蕉市场委顿。这是《信息时报》始料不及的。
其实，在3月13日，《信息时报》首发“蕉癌”消息后的第二天，该报就补发了一条题为《市民不会吃到染“癌”香蕉》的追踪报道，记者刊登了专家的进一步解释：“染了巴拿马病的香蕉在挂果前就会枯死，市民无须担心吃到染病香蕉。”但不幸的是，这条解释性消息被淹没在大量“香蕉致癌”的传言中，竟未能引起读者注意。
从专业的角度衡量，《信息时报》的报道本身并未失实；从整个新闻的版面安排可以看出，编者是精心设计，追求一种“轰动效应”的——在该报头版导读页， “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以大字号标出，占版面三分之一，为头条新闻，标题旁还附有一张极具渲染力的染病香蕉林的彩色照片。在具体的报道中，主、副标题为 “‘巴拿马病’蔓延广州三成香蕉遭毁”，“这种致命的‘香蕉癌症’正在快速扩大感染面积， 广州人几年后或吃不到本地香蕉”， 消息确实耸人听闻。
董天策等人的研究认为，《信息时报》对“蕉癌事件”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该报道存在“煽情、夸张、失衡、不严谨等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消费者”。比如，“报道的标题制作突出了‘蕉癌’、‘灭绝’、‘致命’等让人敏感和不安的‘黑色词汇’，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在快速读报，只浏览新闻标题或简单翻阅报纸内容的情况下，读者捕捉到的信息很可能就是‘香蕉致癌’！”
（董天策等， 2007）
按照新闻价值理论衡量，一条越具影响力的消息，其新闻价值就越高，无论追求轰动效应还是“煽情主义”，媒体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由于报道者对具体的环境污染问题没有一个全面诠释，结果造成了社会恐慌和市场混乱。
本文所援引的三个有关环境问题的报道，按照新闻学的说法，都是明确交代了消息来源的，具有事实依据，很难说它们“失实”。其中，有关“全球变暖”报道还特别注意展示了卷入矛盾双方的不同意见，然而，它们的确只反映了部分真实，即片面的真实。尽管反映“全部的真实”只是一个追求的目标，就像“客观、公正”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但这个目标仍是新闻界需要设立的。这也是当今主流新闻界的共识。1949年，哈钦斯委员会提出建立一个“负责的新闻业”，倡导一种职业报道标准——“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其精神到现在仍未过时。
随着环境上升为世界各国的严峻课题， 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环境新闻学走过了不寻常的里程，它从呐喊、呼吁、警示逐渐走向理性与成熟。
10年前，福洛弥举起激进“绿色新闻学”大旗，在全球唤起了一大批崇尚环境保护的记者，与此同时，这位环保老将漠视客观性的言论也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新闻学，为环境报道蒙上一层迷雾和阴影。在中国对怒江事件的报道中（2003-2006年），一些加入了环境组织的环境记者在媒体上持续发表“一边倒”的报道，造成新闻客观性的缺席。
这充分显示了激进的“绿色新闻学”对中国环境记者的冲击。事实上， 在“环保鼓吹”和“客观性”准则的碰撞中，“绿色新闻”的信誉持续下降，不断为人所诟病。美国环境记者巴德·沃德（Bud Ward）认为许多人将环境记者看成是“持有记者证的绿色分子（Greens with press passes）”；那些报道环境新闻的记者不是环境记者，而是环境主义者记者（Environmentalist reporters）。这个看法对许多环境记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恼人的失败。什么原因使他们赢得这样可笑的绰号？沃德说：
尽管原因还不明确，这种看法已经成为一个职业危机。同时这也是一个令大部分认真努力的美国记者们都感到气愤的看法，他们发誓要忠诚于独立的新闻报道而非环境的价值。更令许多人沮丧的是，这种看法不仅存在于新闻编辑室外，还存在于它的内部。对许多人来说，被编辑部的同事冠以“绿色记者（Green Reporter）”的名字是一种侮辱。 （Ward, 2002∶40）
1998年，在世界环境记者会议上，与会代表拟定了一个环境新闻记者准则，其中强调“记者不应受任何政治、经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影响，要保持独立性，要全面地报道环境争议的各个方面，尽可能引用各种信源，避免杞人忧天式的、投机的、倾向性的报道，应当核对各种消息来源的可信性和准确性”（Detjin, 1998）。尽管在此准则发表后的15年间，争议仍然在进行，但一个问题正在廓清——在环境报道中，公平、客观显然是无法缺席的；“绿色新闻学”不能以其所谓的特殊性而将新闻的客观准则排除在外。
参考文献：
董天策等：《都是传媒惹的祸？——理性审视“蕉癌”风波》，《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Boykoff, J.&Boykoff, M. (2004)，“Journalistic Balance as Global Warming bias Creating Controversy Where Science Finds Consensus”，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4, 125-136.
Cunningham, B. (2003)，“Rethinking Objectivity in a World of Spin”，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7 (8),24-29.
Lehr, Jay. & Aldrich,S. (March. 3, 2007)，“Alar: The Great Apple Scare”，Retrieved Dec.19,2012, from Environment & Climate News, http://www.sourcewatch.org/index.php?title=Alar_and_apples.
Michael, Frome. (1998)，Green Ink: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6.
Smith, G. (1998)，“Responsible Journalism,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the Great Apple Scare of 1989”，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29(4),34.
Valenti, J.M. (1998)，“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3, 209.
Ward,B. (2002)，“Environment Journalists don’t Get Much Respect”，Nieman Reports, 40.
〔张威，山东大学（威海）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教授、主任；顾学泰，山东大学（威海）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