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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ar of Resistance:Audio-visual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 霍文利 冯刚 Huo Wenli，Feng Gang
摘要： 本文借助历史记忆的相关理论，论述了历史记忆的建构特性以及建构方式，着重分析了历史记忆的影像建构过程，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我的抗战》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片在创作上避免了传统集体框架、选择性失忆等问题，并充分利用了影像文本的特点进行历史记忆的影像建构，这也是其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原因。
关键词： 历史记忆，影像建构，建构主义，《我的抗战》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emory,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methods and feat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audio-visual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Taking it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further studied the TV documentary My War of Resistance and found that, by avoiding a number of frequently spotted problems in historical memory construction efforts and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dio-visual text to complete such construction, the production had achieved applauded communication effects．
Key Words： Historical Memory, audio-visual Construction, Constructivism, My War of Resistance
历史记忆，是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种不同的专业视角出发，对历史记忆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对于历史记忆的关注，不仅从学理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历史是被不断讲述的，而在当今社会中，大众媒介承担着历史讲述者的责任。通过各种不同媒介形态，大众媒介向大众不断地讲述着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和社会过去的故事。但是这种媒介的言说和历史真实是否一致，是否包含了对历史的篡改，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记忆则是一个长期受到各方学者关注的焦点，不论是历史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与还原，还是各种传播媒介对这段历史的再现与讲述，都触动着中华民族的痛苦记忆。
《我的抗战》这部纪录片的出现和热播，从某种角度把那段全民抗战的历史再次展现在民众面前，这种展现由于其传播载体和形式的特有属性，具有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也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与研究。
笔者采用建构主义的视角，认为历史记忆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借助各种不同的传播媒介所建构出来的。基于这种观点，在本文中，笔者将《我的抗战》作为一个切入点，结合历史记忆相关理论与观点对其进行分析，探讨影像这种媒介形式在历史记忆建构中的作用与特点。
历史记忆，主要指某一特定群体对于其群体历史所持有的一种社会记忆，其中包括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认知、对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以及对该群体在特定历史中的反思与认识。历史，作为已经发生的客观现实，固然不存在修正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历史的记忆与认知，却由于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而可以有无数种可能。从胡适所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到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便可以看作是对于历史记忆多种可能性的论述。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都十分强调对于历史记忆的建构。远者，如二次世界大战各个参与国对本国在战争中的历史记忆，包括中国抗日战争的记忆；近者，如美国社会对“9•11”事件的历史记忆等。可以说，历史记忆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一项重要内容，并和民族主义等思潮一起强烈地影响着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生活。
历史记忆不仅在国家、民族层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个体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近些年来国内逐渐兴起的口述历史实践便可一窥历史记忆对个体的重要性。对于个体而言，历史记忆不仅承载着其文化认同的功能，而且也是每一个具体个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个体一方面受到民族国家历史记忆建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积极地进行个性化的历史重塑。
历史记忆不等于历史真实，历史真实是不容修改的，但有关历史真实的历史记忆却可以被不断地重新建构，“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陶东风，2009∶69-74）。
历史记忆的建构是一项涉及政治、民族、文化等诸多因素的过程。由于多种力量的博弈也使得历史记忆的建构充满了不稳定性，关于同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话语也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版本。同时，由于历史记忆的建构并非立竿见影之事，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涵化过程，因此历史记忆建构往往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彼得•伯克（2007∶6；转引自哈拉尔德•韦尔策，2007∶5-7）总结了社会记忆建构的几种主要方式，分别为“口头流传实践、常规历史文献（如回忆录、日记等）、绘制或摄制图片、集体纪念礼仪仪式以及地理和社会空间”。由此可见，历史记忆的建构是一个通过多种方式共同进行的过程，随着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的影响越来越大，传播媒介成为历史记忆建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公共传媒对于建构和形成群体的记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徐贲，2008∶275）。
历史记忆的建构是由来已久的实践活动，各个国家、民族、社会都拥有极为丰富的历史记忆建构的资源，从古史传说到民谣民谚，都可以从中看到历史记忆的影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更新，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便成为历史记忆建构的重要途径。媒介时代的来临，使得大众传媒成为构建人们历史记忆的重要机制，“个体的记忆通过与大众传媒的合作进行了一种历史再生产，他们形塑着过去的历史，也影响了当今的社会，并且由于大众媒介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历史涵化效果甚至超过了学校的历史教育”（蔡骐，2012∶59-67）。
笔者综合不同学者的相关论述，认为历史记忆的建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历史记忆是过程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事实不同，是可能而且经常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所以说，历史记忆是过程的，有关同一历史事实的历史记忆往往会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形状。
其次，历史记忆的建构因素是多元的。承接上述历史记忆的过程性特点，既然历史记忆是可变的，那么就意味着任何历史记忆都是由多种力量的共同建构所致。在具体的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中，一方面会受到诸如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借助各种各样的媒介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并将其传播出去。
再次，被社会建构的历史记忆可以反作用于社会，也就是说，历史记忆是有用的，具有社会、政治、文化联系的功能。历史记忆表面上是对于相关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记忆，但在这记忆背后是其所拥有的多种功能。历史记忆可以凝聚社会力量，促进社会认同的实现；历史记忆同样可以从政治上维护并保持政权的合法性；此外，历史记忆从文化层面可以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实现。
最后，历史记忆的建构具有物质基础。历史记忆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同时也具体存在于论述、日记、纪念碑、仪式、服装、博物馆、大众媒介报道等之中。历史记忆并非仅仅是抽象的回忆形式，而是需要借助于各种中介物作为其物质载体，通过物质载体唤起民众对历史的回忆与认识。
历史记忆是可以被建构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历史记忆的建构方式进行总结：首先是学校中的历史教育与之相配套的历史教科书。这是一个国家历史记忆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其次是家庭或社会中关于历史的口述内容。这是历史教育之外影响历史记忆建构的又一重要途径；最后是各种与历史有关的媒介形态，如历史类专业书籍、历史类小说、历史类电视剧、历史类电影、历史类戏剧、历史类游戏等，这些是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历史口述的有效补充。
借助多种与历史有关的媒介方式，受众接受了各种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相关的言说，而潜移默化地会对相应的历史记忆产生影响。尤其在大众传媒成为社会的重要信息来源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媒介内容为历史记忆建构提供了巨大的平台和载体，有学者经过研究论断说，“在信息社会中，大众传媒成为构建人们集体记忆的重要机制”（蔡骐，2012∶59-67）。
在上文中，笔者论述了历史记忆的建构性及其建构特点，笔者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出发，认为历史记忆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建构物。而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并非取决于单一的因素，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历史建构的途径中，笔者选择了大众媒介这一在现代社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因素进行论述。而关于媒介和记忆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
。
在《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一文中，扬•阿斯曼提到，“媒介可以使后代成为早已过去并已在被遗忘细节的事件的见证人。它大大拓宽了同代人的视野。媒介通过将记忆物质化到数据载体上这一方式为鲜活的回忆在文化记忆里保留了一席之地。照片、报告文学、回忆录、电影被保存在客观化的过去的庞大的数据库里”（扬•阿斯曼，2012）。正是借助传播媒介，客观的历史以及个体关于历史的主观回忆都被承载在具体的媒介形态之上，并进行传播，而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媒介对历史记忆建构作用的实现。
根据传播媒介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特点，扬•阿斯曼分别从口头性媒介、文字性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四个阶段来论述媒介技术的发展阶段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记忆的变化。根据扬•阿斯曼对媒介技术不同阶段所对应的社会记忆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不同媒介的不同属性而导致了不同媒介在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影响。（扬•阿斯曼，2012）而这背后的基本逻辑则是一致的：媒介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传播媒介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基本关系可以进行如下的论述：传播媒介是历史记忆的载体之一，同时历史记忆的传播和维护则需要借助传播媒介来进行，传播媒介在极为广泛的层面参与了历史记忆的建构。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认为，“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彼得•伯克，2008∶3）。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曾在其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的论文《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中，最早提出了“影视史学”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以视觉的影像和电影的话语来展现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White，H.，1988）。由此可见，影像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中重要的传播方式，已经受到了历史学界和历史学家的重视。
传播技术的历史性进步使得影像作为一种文本生产的方式越来越重要，有研究者以“读图时代”（李培林，2005）来概括这一现象。在读图时代，越来越多的信息通过图像的形式进行结构与传播，而与之相对应地，信息的受众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图像思维的方式。传播系统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而受影响于读图时代这一大的媒介背景，图像便成为不得不受到关注的重要文本。
从摄影到电影再到电视，影像再现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同时人们对于影像的依赖也与日俱增。影像的功能也从早期以娱乐为主变得更为多样化，其中一个最值得关注的便是影像的记录功能。与传统的记录形式不同，由于其接近于复制式的方式以及受众影像思维的缘故，影像的记录被认为优于传统文字文本的方式。影像在承载和传播历史记忆的过程中，拥有了极大的优势。有学者总结影像在记录历史中的作用时说道：“影片承载着例如以前的服装、市容、汽车型号等过去的东西的形象，而且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视觉被极端特权化了，所以它们很可能被看作是最出色的传承着过去的媒体。”（莫里斯•哈布瓦赫，2007∶8）
广义而言，影像文本可以包括一切非文字文本，雕塑、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等可视化的文本都可以包含在内。笔者在本文中主要着力于动态影像这一形式，由于影像类型诸多，广义上所有承载有信息的影像文本都可以视为显性的或潜在的历史资料，由于篇幅与能力所限，笔者拟将视角对准纪录片这一以记录真实为基本诉求的影像类型，同时为了叙述之便，选取由崔永元以及他的团队所制作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为例，希望借此来分析影像文本作为史料的重要价值。
《我的抗战》是由崔永元总策划、曾海若为总导演的一部长篇历史纪录片。该纪录片以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为主要访谈对象，采用影像的方式和口述历史的方法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进行了生命史式的记录，并通过编排连缀将其放置于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最终呈现出一部全面而生动的抗日战争历史。崔永元在其出版的书中说，通过这样的口述历史“给我们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可以和老人温馨对话的机会”。（《中国传奇2010之我的抗战》节目组，2010）
《我的抗战》实质上是历史记忆的一种影像展现，但是由于影像传播本身所具有的诸多优势，该纪录片不仅在历史研究领域而且在历史知识的传播方面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就历史研究而言，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镇一直广受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文字文本资料也是汗牛充栋，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文字文本有着从形式到内容上的限制与不足，不能够全方位地让我们接近历史真实，尤其是无法还原普通士兵与民众在那段历史中的状态。《我的抗战》则弥补了这样的缺失，可以通过口述史从更广泛视角来还原抗日战争的历史。
通过对《我的抗战》进行影像文本的阅读，笔者总结出了其在历史记忆建构中的几个特点，通过这些特点的论述，一方面可以折射出影像在历史记忆建构中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能解释这部纪录片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首先，《我的抗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再现抗日战争历史叙事中的传统集体框架，遵循影像本身的规律与特点进行纪录片的结构。所谓集体框架，借用哈布瓦赫的论述是指“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71）。媒介通过媒介文本建构集体框架，为社会成员提供个人记忆的承载工具。媒介文本的具体内容与形式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其背后的框架结构则是一致的。正是这种记忆的集体框架，直接地影响着人们历史记忆的形成以及具体内容。
在抗日战争这一议题中的媒介传统集体框架，在相关的历史电视剧中最为明显。纵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电视剧创作，基本呈现出了首先由于政治原因而回避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抗战的历史事实，接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涉及，直至近几年的抗日战争电视剧娱乐化的基本趋势和过程。观众很难从历史电视剧中获取有关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在相关的电视剧中，抗日战争的框架被构造成：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全体儿女团结一心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而回避掉了抗战历史中的政治政党和国际环境的因素。突出并且放大敌后战场的抗日功绩，而对正面战场涉及很少。
而在《我的抗战》整个影像文本中，创作者并未陷入这种传统的集体框架，而是采用白描式的叙述手法，不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参与者还是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参与者，都平等地面对镜头进行历史讲述。更为重要的是，避开了宏大叙事式的讲述方式，而是借助每一个战争的参与者的生命史来进行历史建构。这种重视个体在战争中的经历的讲述方式，本身就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只见战争而不见战争中的人的一种反正。如在《背影》一集中，国民党将领刘放吾将军的儿子通过对父亲晚年在台湾背影的回忆，把抗日战争诸多重要会战的参与者立体地展现出来，同时并未拘泥于对战争的平铺直叙，而是把刘放吾还原为一个父亲的角色，充满了人性的魅力。
其次，《我的抗战》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影像文本所特有的“选择性失忆”。媒介利用其特有的选择特征，通过有选择的“失忆”，来加强对既有历史记忆的维护与巩固。媒介文本尤其是影像文本具有很强的选择特性，同样的内容也许会在不同的语境下产生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呈现方式。就历史记忆而言，叙述者的角度不同便会出现不同的记忆形态，这也是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存在差距的原因。而媒介在历史记忆的建构中经常利用这种选择性，对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选择性的再现，从而造成民众对相关历史的“失忆”。
对抗日战争再现的选择性失忆尤为明显，这种选择性不仅体现在出于政治原因而出现了一面倒式的再现，而且体现在只重战争而忽视普通人生活的再现方式。《我的抗战》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突破性的改进，比如在《永远的微笑》一集中，讲述了抗战时期昆明城中西南联大的学生徐守源与张定华之间的爱情故事，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爱情并未减弱这部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纪录片的厚重，反而能够让受众更为深刻地了解那段历史的真实。
最后，《我的抗战》充分利用了影像文本的特性，完全通过影像进行全篇的结构。也正是对影像传播特性与传播规律的把握和利用，使得《我的抗战》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在整个纪录片中，利用了人物访谈、战争纪录片资料以及自制的如版画、漫画等影像形式，完整地结构出了整个纪录片的文本。比如在《卢沟晓月》一集中，利用图画的方式再现了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环境与背景，利用纪录片资料再现了国民党将领宋哲元的影像，利用当时的战士孙敬生的回忆采访将卢沟桥事件进行串讲，这种完全利用影像传播特性的结构方式是本片成功传播的基础因素。
历史记忆不仅关乎个体的文化民族认同，而且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对历史记忆建构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历史记忆影像建构的理论分析，以纪录片《我的抗战》作为历史记忆影像建构的案例，分析了该纪录片在历史记忆建构中的特点，这些特点也解释了该片获得成功传播的原因。
参考文献：
蔡骐：《论大众传播中历史建构的困境：以历史题材电视剧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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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晨：《社会记忆与文革影像》，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陶东风：《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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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White, H., “Histori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1988, 93（5）．
〔霍文利，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媒介文化和媒介史研究；
冯刚，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电视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