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学术界对女子教育的探讨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晚清至1949年、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以这两个阶段的划分为依据，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1.相关文章
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会女学激发了国人对于兴女学的呼吁，这种呼吁是建立在对女子接受教育的理性思考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19世纪末可谓从学校正规教育视角出发开展中国女子教育研究的起点。我们利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1949年以前的女子教育研究情况进行了文献检索和梳理。我们以“女子教育”、“女学”这两个关键词为检索词，划分两个阶段（1833-1911、1911-1949）分别进行文献检索。
1833-1911年的文献结果分别见表1、表2。表1所示是1833-1911年以“女子教育”为检索词的文献结果，共有37篇。从时间上看，1906年、1907年和1909年这三年是讨论女子教育的高峰期，分别有9、11和7篇文章。从文献来源看，教育类杂志和女性类杂志是讨论女子教育的主要阵地。《教育世界》有8篇文章、《直隶教育杂志》有5篇文章讨论女子教育的相关问题。
表1 1833-1911年以“女子教育”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
表2所示是1833-1911年以“女学”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共有607篇。但要说明的是，在晚清时期，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这607篇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于女学实践的新闻报道。但这个文献检索结果可以说明“女学”的相关问题，在晚清时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以“女子教育”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相比，除了教育类和女性类杂志外，还有具有纯粹新闻性质的“官报”。
表2 1833-1911年以“女学”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
表3所示是1911-1949年以“女子教育”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共有275篇。文献主要来源有《新教育》、《教育杂志》、《妇女杂志（上海）》、《教育与职业》、《新女性》和《民国日报》等30种。其中，一部分是新闻报道和民国政府关于女子教育、女子院校的公函、通告之类的文献。与晚清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研究文献更为学术化和系统化。探讨的主题大多与女子教育实践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关，探索女子教育的方向和目标、存在的问题、改革路径等。同时，这些文献系统地介绍了欧美各国女子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表3 1911-1949年以“女子教育”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
续表
表4所示是1911-1949年以“女学”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共有374篇。与晚清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对“女学”的关注减少了。这表明这一时期，女子教育开始获得更多的认同。这些文献包含大量的新闻报道，主要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海）》、《教育周报（杭州）》、《学校生活》、《教育杂志》和《兴华》等30种杂志上。其中，教育类和女性类杂志居多。
表4 1911-1949年以“女学”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
续表
续表
2.相关著作
晚清来华欧美传教士撰写了大量说服中国人兴女学的著作，例如1874年花之安（Ernst Faber）写成的《西国学校》（又叫《德国学校论略》或《泰西学校论略》）、1883年清政府刊印的丁韪良（ W.A.P.Martin ） 的《西学考略》等书对女子教育的相关问题有专门论述。1903年，林乐知（Young King Allen）汇编的综论东西方各国古今女俗的著作《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Women in All Lands，or China’s Place among the Nations ），是当时关于女子教育研究最完备和最系统的著作。
中国人撰写的关于女学、女权和女子教育研究的著作，最早可以追溯到金天翮于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金天翮在《女界钟》辟专节讨论了女子教育的方法，集中表达了他的女子教育观。之后，不断有中国学者进行女子教育研究。1928 年出版的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虽是一部通史性著作，但该书对近代女子教育也有所涉及。同年，舒新城出版《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在第十章从贤母良妻教育、女国民教育、男女平等教育阐述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舒新城认为，贤母良妻教育、女国民教育等思想对近代女子教育具有重大影响，但它们均立足于“强种保国”的立场，并非从妇女自身的利益出发。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男女平等教育思想在于使男女处于完全对等的地位，民国初年则重视妇女自身的特性和女子对于社会应尽的责任，主张对女子实行特殊教育。1936年程谪凡出版《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一书，着重探讨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女子教育发展历程，对学制的变化、沿革、女子教育的发展规模等问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可谓是研究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第一部专著。同年，上海正中书局出版了梁瓯霓、梁瓯第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1939年出版的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侧重于留学政策沿革，其中论及女子留学政策与规模问题。总的来说，早期关于女子教育的研究，主要的立足点是对女子接受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论述，同时对欧美国家女子教育的历史进行梳理。民国中后期，人们开始从女子教育理念、目标等层面，讨论女子教育实践中的相关问题。
1.相关文章
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者对女子教育的研究视角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我们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分别以“女学”、“女子教育”、“女性教育”、“女子高等教育”和“女性高等教育”为关键词，以期较为全面地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女子教育有关的学术论文（见表5）。关于“女学”的文章153篇，关于“女子教育”的文章368篇，关于“女性教育”的文章215篇，关于“女子高等教育”的文章85篇，关于“女性高等教育”的文章65篇。这表明从数量上来说，关于女性或女子高等教育的研究是相当少的。
表5 1980-2012年与女子教育研究有关的文献检索结果
2.相关著作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些史料性著作收集了近代中国的女学和女子教育方面的重要文献。如朱有瓛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陈元晖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同时，关于女子教育方面的专著也不断问世。黄新宪的《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1992年） [1] 、雷良波等人的《中国女子教育史》（1993年） [2] 、孙石月的《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1995 年） [3] 、杜学元的《中国女子教育通史》（1995年） [4] 、阎广芬的《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1996年） [5] 、安树芬的《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研究》（2002年） [6] 、乔素玲的《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2005年） [7] 、吴岳宏等人的《我国女校存在与发展价值研究》（2010年） [8] 、杜祥培的《中国女子大学办学思想与实践演化研究》（2011年） [9] 等著作为研究中国女子教育提供了扎实的研究基础。
3.研究内容
（1）近代女子教育实践研究
在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实践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首先都会关注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作用。例如李永春将教会女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840年宁波女校创办至1856年为第一阶段，1856至1899年为第二阶段，1899 年至五四运动前夕为第三阶段，五四运动后为第四阶段。 [10] 王敬平认为教会女校在客观上冲击了中国旧的教育制度，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知识女性，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11] 张学玲、傅强从女性的觉醒这一视角对教会女学的作用加以阐释，认为教会女学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从事医药、护士和教育的人才，她们成为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为近代妇女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12] 阎广芬认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产生由是西方女学直接推动的。 [13] 乔素玲则从日本教会对中国女学的扶植以及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男女平等观念的促成诸方面，探讨日本对近代中国女学的影响。 [14]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关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王美秀试图以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为背景，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进行考察，揭示了社会转型对女子教育的影响以及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15] 何黎萍认为近代妇女为获得教育平等权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五四运动时期妇女教育平等权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并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与男子平等的目标。 [16] 李兰萍认为中国在走向近代文明的过程中，产生了女子教育，为妇女争取自身的解放提供了机遇，并奠定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基础。而知识女性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系列活动，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一些特点。 [17] 蒋美华等人则从女性教育角色的变迁入手，探讨了五四运动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并指出女性为争取新型教育角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推动了女子教育呈现出现代化的诸多特征。 [18]
（2）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研究
孙邦华对晚清来华传教士的女子教育观进行了细致和深入的挖掘。 [19] 张莲波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的发展划为三个阶段：①贤母良妻主义；②女国民教育；③男女平等教育。 [20] 这种划分方法与舒新城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的划分大致相同。 [21] 李忠康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观归纳为“相夫教子”、“保种强国”、“独立自养”、“伸张女权”、“男女平等”五个方面。 [22] 林吉玲认为近代女子教育的观念完成了由“女性”的性别教育到“人”的教育观念的转变。 [23] 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想，也都引起当前学界的关注。
（3）近代女子高等院校研究
1955年出版的德本康夫人（Mrs.Lawrence Thurston）、蔡路得女士（Miss RuthN.Chester）的《金陵女子大学》一书，可以视为中国基督教女子大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此书为当事人所著，史料价值颇高。但是其以一个女子教会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内容平铺直叙，缺乏比较研究和深入分析。美国著名学者鲁珍晞（Jessie G.Lutz）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和高时良的《中国教会学校史》 [24] 都涉及对基督教女子大学的研究，1996年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曾芳苗的硕士论文《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和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黄洁珍的硕士论文《从吴贻芳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是对金陵女大的研究。王奇生《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一文对包括金陵女大在内的女子高等教育作了宏观的比较分析。 [25] 朱峰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一书将对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这两所女子大学的研究置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背景中处理，以校长的领导方式和办学理念为例，探寻女子大学的发展经验。该本将重点放在两所大学的“校训”，以分析这两所大学的成就。 [26] 2004年，程斯辉、孙海英撰写的《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一书，详细介绍了吴贻芳的办学宗旨和办学实践等。 [27]
截至目前，女高师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在史料搜集和整理上，以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最为完备。它不仅辑录了有关女高师的诸多史料，还厘清了女高师的主要发展脉络和基本教育情况。 [28] 此外关于女高师的文章还有：傅瑛的《女高师散文创作论——兼谈中国现代女性散文的发端》 [29] ，曹安和的《中国音乐教育的摇篮——从女高师到女子文理学院》 [30] ，王英、王睿的《论北京女高师四位女作家的母爱歌颂》 [31] ，王翠艳的《女高师校园文学活动与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 [32] ，何玲华的《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与现代女子教育》 [33] 、《蔡元培与北京女高师》 [34] ，《风潮激荡中的女高师与女学生》 [35] ，祁斌斌的《由〈女高师周刊〉再识女高师音乐系》 [36] ，姜丽静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首届女大学生的教育生活史研究》 [37] 。其中除了回忆和新书推荐两篇，研究性论文有6篇。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来看，6篇论文的作者均系文学或音乐理论专业；就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来看，王翠艳的《女高师校园文学活动与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何玲华的《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与现代女子教育》、《蔡元培与北京女高师》和祁斌斌的《由〈女高师周刊〉再识女高师音乐系》4篇涉及女高师教育问题。其中，王文重在探讨女高师女学生群体在校园内外的文学活动与现代女性文学发生之间的关联，这主要涉及文学史范畴的问题；何文则重在考察鲁迅和蔡元培的思想言行对女高师学生或女子教育的影响，在这里女高师更多地作为注解两位人物思想影响的佐证性材料；祁文则根据《女高师周刊》还原再现了女师大音乐系在招生、课程设置、音乐演奏会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萧友梅创作的《校别辞》。该文论及的是1925年女高师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后音乐系的教育情况，重在突出女师大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开创意义，可以归属于音乐学史的研究范畴。因此，从目前可见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多来自文学、音乐理论等学科领域，在论述本学科领域问题的过程中涉及女高师教育问题。
（4）当代女子高等教育研究
安树芬主编的《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研究》（2002年）、赵叶珠的《美日中三国女子高等教育比较》（2007年） [38] 、杜祥培的《中国女子大学办学思想与实践演化研究》（2011年）都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高等教育研究界的泰斗潘懋元先生指出：女子高等教育是社会文化现代化变迁的寒暑表。 [39] 闫广芬在《男女平等理论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一文中系统地分析了男女平等理论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指出男女平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观念，有着鲜明的历史阶段性。 [40] 刘云杉等人通过对北京大学1978-2005年近三十年的本科招生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女性进入北京大学所经历的从性别排斥到性别均衡的过程。他们指出：这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局限之一在于，北京大学录取的新生中男女生人数比例均衡的事实背后是明显的阶层分离与城乡壁垒，因此性别维度的公平是一个跛足的公平。其局限之二在于，女性在专业选择中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现象，因此，在男女生入学机会接近均值的情形下，更需谨慎面对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对于女性个体而言，专业选择与专业训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受男性主导知识训诫的过程，这同样是一个有限且有疑问的发展过程。 [41]
关于女子教育问题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和拓展，既有女子教育的历史发展研究，也有中国女子高校的现状研究。尤其是许多研究对民国时期的女子大学进行了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由此出发研究当代中国女子院校的生存状态，从不同角度论证女子院校存在的价值。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女子高等教育的相关问题的重要基础。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其一，缺乏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近代中国对于女权思想的接受和反思、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观的形成与发展等视角，研究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产生。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社会不稳定、政治动荡时期，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却获得了发展的机遇？
其二，缺乏对近代中国两类女子大学，即国立女子大学和教会女子大学的比较研究。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一书所关注的是基督教女子大学之间的差异。目前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女子学院的个案研究已经初具格局，特别是关于金陵女大和女高师都有专著问世。但是当前缺乏对民国时期女子大学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对教会女子大学与国立女子大学由于中西女性观和女性教育观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融等问题还缺少深入研究。在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这两种基于不同原因创办、以不同模式培养人才的学校，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其三，缺乏对女子大学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退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直至20世纪80年代重新出现这一发展历程的研究。对于女子大学或女子学院是否有必要存在，应该如何发挥其价值和功用等问题，都还需要深入研究。更进一步：如何处理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性别问题，这是女子高等教育研究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