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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比给出答案更有价值吗？
当专业知识逐渐过了“保质期”，它的一些自身价值也会随之丧失。如果将“问题”和“答案”看作市场上的股票，那么我们可能会说，在当前的形势下，“问题”正逐渐升值，而“答案”正在贬值（见图1-1）。哈佛大学教育专家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说：“现在，知识是一种商品。答案随处可见，也轻松易得。”而研究创新的教授保罗·博蒂诺（Paul Bottino）则认为：“明示信息的价值正在下降”，因为我们正被信息所淹没。博蒂诺是瓦格纳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他还认为，信息的真正价值在于，“在寻求问题的答案时，你能用信息来做什么”。
图1-1 正在升值的“问题”
当然，知识过剩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效应，正如作家斯图亚特·费尔斯坦所说：“知识让我们更加无知。”换言之，尽管我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对世界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了，但个人了解的知识总量仍然远远小于知识自身增加的数量。
指生物后代出生后保留幼年的状态特征，受其父母的“监护”和养育，直至独立谋生或自食其力的成长过程。
费尔斯坦指出，有许多未知领域仍有待我们去探索，这是一个好消息。作为个体，我们可以了解更多“众所周知”的事物，也可以发现无数未知的事物。总之，在问题这个手电筒照亮的地方也有黑暗之处。
我们还能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好消息，比如发现自己不断被新的、不熟悉的和未知的事物所包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与童年时的完全不一样。在人生的每个转弯处，我们都有一些事物需要弄清楚、问明白。伊藤穰一说，当前的现实情况要求我们成为终身学习者而非只是早期学习者，但要想成为终身学习者，我们就必须竭力保持好奇心或将它重新点燃。因为我们需要对某些事物感到惊奇，也需要有尝试新事物的欲望，还需要有小时候的适应变化和吸收知识的能力。简而言之，我们必须“稚气未脱”。所谓“稚气未脱”以生物学术语来讲就是“幼态持续”（neoteny），该词主要用来描述成年人身上滞留着幼年时的特征。为了让自己“稚气未脱”，我们必须重新拾起孩子们运用熟练的工具——探询。伊藤穰一将此简要描述为：“除非去探询，否则你学不到任何东西。”
许多人曾一直强调：“问题的价值胜过答案。”约翰·希利·布朗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施乐公司（Xerox）的前首席科学家，曾担任著名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的负责人许多年。最近，作为创新智囊团德勤领先创新中心（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的联合创办人，布朗建议一些世界级的龙头企业要进行思考：怎样去适应现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他也基于自己提出的“指数级变化”（expo-nential change）的观点，撰写了很多有关反思教育方法的文章，而他认为“指数级变化”就在我们身边。
看到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布朗说：“我必须重新去想：要怎样利用现有的技术进行思考？由此，我提出了各种基础性的问题。当提出这些问题时，我才意识到，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是错误的，我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思考框架。”
现在，难题出现了——这个世界不仅在快速变化，也充斥着大量信息，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不断向我们涌来。如果没有一个信息过滤设备，我们就无法将相关信息或可信的信息与不相关或不可信的信息区分开。布朗说，当我们被海量信息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信息的语境就变得十分重要。现在对我们来说，最为关键的是，你要具备从众多信息中发现并拆解有用信息的能力，也要明确选择正确信息的标准”。布朗指出，如果想做到这一点，你就需要“问各种各样的外围问题”，比如，这条信息的议程是什么？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怎样将它与我找到的其他信息联系起来？
作家赛斯·高汀（Seth Godin）在写作时也曾受到类似想法的触动：“现在，我们新的公民身份，以及职业生活都与‘探询’有关。比如，我们要探询现状、市场，或政治诉求。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在探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按照巴德学院（Bard College）院长利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的话来说，要想在今天的信息沼泽中穿行，我们就必须具有“评估风险、鉴别谣言的能力，以及质疑他人的评论和自己的想法的能力”。我们越来越沉浸于各种信息、“事实”（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评论、诉求、提议和选择之中。因此，对我们来说，提出更严谨的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分类、破译，也才能充分利用这些信息。
20世纪50年代，电动打印机日益普及，但它的打印带却很难擦除打字时的错误。贝特·奈史密斯·格雷厄姆（Bette Nesmith Gra-ham）发现了这个问题。格雷厄姆从事两份工作，白天她是银行秘书和任务繁重的打字员，晚上就变成了商业艺术家。一天晚上，当她进行艺术创作时，她想，如果我可以遮住打字错误，就像抹去我画错的地方一样，那将会怎么样？于是，她把一个装满按一定比例混合颜料和水的混合液体的小瓶子带到办公室。而她的“神奇混合物”轻轻松松地就将打印错误盖住了。很快，格雷厄姆就给上百名秘书提供了她的修正液。1980年，格雷厄姆去世了。在这之前，她通过售卖修正液挣到了接近5 000万美元。她将一半的钱留给儿子迈克·奈史密斯（Mike Nesmith）——前猴子乐队（Monkees）成员。而迈克最终将这笔钱投资到他的创新事业中——太平洋艺术公司（Pacific Arts），这家公司则成了多媒体唱片公司的先驱。
技术能促使我们提出更好的问题吗？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更适合对问题作出回应，但不善于提出问题。50年前，毕加索证实了这个事实。他评论道：“计算机没有什么用处，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你答案。”
尽管如此，技术仍能为我们提供惊人的、创新的和改变人生的答案。当然，你首先要知道怎样向它们提出问题。IBM的沃森（Watson）系统向人们证明了，技术的潜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2011年，它在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 Jeopardy! ）上公开亮相后，就已证明了它比任何人都更会回答问题。现在， IBM不断给这个系统输送大量医疗信息，这样它几乎就能回答医生抛给它的任何问题了。比如，如果某位病人表现出A、B和C三种症状，那么这可能说明这位病人的哪个部位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医生必须先弄明白该问什么问题，然后才能质疑沃森给出的答案。比如，医生要判断沃森的答案是否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却不符合常识。
在IBM的主要研究基地有一堆服务器，而沃森被单独放在地下室，它轻轻地“哼”着小调，等着解答各种问题。最近，当我去“拜访”沃森时，我问了问它的程序员，沃森是否能向我们提出尖锐复杂的问题？尽管这并不是沃森被设计出来的目的，但它的程序员给出的答案非常有趣且充满了希望：随着沃森越来越频繁地接触使用它的医生和医科学生，这台机器也将慢慢地训练他们提出更多、更好的问题。这样的话，这些医生和医科学生就能从沃森系统中提取他们所需的信息。当沃森把他们培训为更好的提问者时，沃森也必定能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