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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个问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戴维·哈克特·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注意到，问题就是“智力的发动机，它可以将好奇心转变成可控的探询”。人们用许多比喻的说法来试图描述问题所具有的惊人力量，而费希尔的“发动机”就是其中一种。有时，问题被看成是一把挖掘事实的铁锹。或者按照正确问题研究所（Right Question Institute, RQI）的丹·罗斯坦（Dan Rothstein）的话来说，问题也像是一个手电筒，它可以“照亮你前行的道路”。
弗朗西斯·皮维（Frances Peavey）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社会活动家，她的工作就是围绕她的“策略性提问”（strategic questioning）展开的。“策略性提问”的目的是，搭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皮维曾注意到，一个好问题就像“一个可以撬开油漆罐盖子的杠杆”。
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像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许多人都倾向于将提问当成一种表达疑问的形式，如果不提出问题，似乎你就不存在疑问，但情况并非如此。假如长久以来，你都有一个疑问，而不说给任何人听，那么这个疑问可能就会永远被埋在你的心里。
我们都知道，正是探询的能力让我们有别于低等灵长类动物。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教育学教授，他一直在研究小孩子提出问题的情况。他发现：“与其他灵长类不同，人类的年轻人渴求从老年人那里获取文化信息，而这一点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哈里斯将此看成是一个重要的“进化分水岭”，从早期阶段开始，甚至在开口说话之前，人类就会用一些提问形式来获得信息。小孩子可能会捡起一个猕猴桃，然后看看身边的大人，或直接朝大人做个动作来暗示他/她想要对猕猴桃有更多了解。
由此可见，能引发我们探询的驱动力之一便是，我们意识到自己对某些事物一无所知。而这是一种更高的意识层次，它不仅将人和猴子区分开，也将聪明且有求知欲的人与愚钝的人（对某些事物不知道或不关心的人）区分开。优秀的提问者会意识到自身的无知，但并不会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感到烦恼。
大家都知道TED大会的创始人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喜欢“自夸”，他经常说：“我了解自己无知的程度要超过你们对自身无知程度的了解。”但是，这些优秀的提问者却用问题来不断地在未知的浩瀚宇宙中遨游。此时，对他们来说，问题就像一个手电筒，而当他们用问题来攻击无知时，问题就变成了一把铁锹。
作家斯图亚特 · 费尔斯坦（Stuart Firestein）在他的《无知：如何驱动科学》（ Ignorance: How It Drives Science ）一书中指出，科学发现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科学家愿意拥抱无知，愿意用问题作为指引以获得新发现。费尔斯坦这样写道：“一个好问题能激发出不同层面的答案，能鼓舞人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去搜寻解决方案，能衍生出全新的研究领域，还能让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发生改变。而答案却在终结这一切。”
罗斯坦一直在研究“提问题能给人们带来什么”，他和同事鲁兹·桑塔纳（Luz Santana）成立了正确问题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一家小型但颇具吸引力的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训练人们提问的技巧。
罗斯坦相信，问题确实能起到某种效果，比如有一种对思想进行“开锁”的功能。他坚持认为：“每个人可能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当提问或倾听某种形式的问题时，会产生一种真实的探索感，也会对问题有一种新体会。此时，问题就会产生电灯泡的效果。”
罗斯坦已经在课堂教学中看到了提问产生的效果，比如在课堂上，学生们会围绕教师给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和做头脑风暴。罗斯坦说，当学生们这么做时，他们想象力的闸门似乎瞬间被打开了。学生们不断地围绕问题进行思考，也就越来越对此兴趣盎然。于是，思想就开始以问题的形式在课堂上自由流动。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过多篇文章的波莉·拉巴尔（Polly LaBarre）对此也有共鸣。她认为，在学校，提问能使学生更有朝气，也更有想象力，而在商业领域，提问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她还认为， 有些问题可能“从本质上讲，是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但也很有趣”，并且这种问题似乎也会“引领人们不断创新”。
战争的紧急状态会引发人们想出很多美丽的问题。瑞士人亨利·杜南（Henry Dunant）是一位年轻的加尔文主义者。1859年，在游览意大利的过程中，杜南碰上了奥地利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的一场血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大约有4万人死去或负伤，因此杜南急忙组织了当地人给伤员包扎伤口，照顾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杜南写道：“在和平年代，我们是否有办法成立救济会，以便让具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在战争期间能称职地为伤员做伤口护理？”于是，国际红十字会诞生了。后来，杜南想到，应该把红十字会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这样它就能在和平年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了。
问题怎样引领人们不断创新？神经学家、作家肯·海尔曼（Ken Heilman）是大脑内创造性活动方面的知名专家，他承认，很少有人会专门研究“当我们提出问题时大脑内在发生着什么”这个问题。虽然神经学家现在知道，在我们做白日梦、看商业广告或玩填字游戏时，我们的大脑皮层内的情况怎样，但奇怪的是，对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时我们的思维活动过程，这些专家却几乎一无所知。海尔曼指出，一直以来，神经科学界都曾对发散性思维进行研究。而发散性思维是一种试图想出多种想法的思维活动过程。海尔曼表示：“发散性思维是有关表达方式的，比如‘嘿，假设我对此有不同的想法会怎样？’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提问的形式。”
发散性思维主要在更具创造力的右脑产生，它会挖掘想象力，也经常会引发随意的联想，而这就是创造力的主要来源。同时，发散性思维还可能给人以启迪，且使人因而有所收获。所以，罗斯坦利用问题进行教学，从而发现提问能促使学生开放思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脑在思考时呈现的一种扩散状态的思维模式，它表现为思维视野广阔，思维呈现出多维发散状。
罗斯坦指出，问题不仅能开放思路，还能对思维起到指引和聚集的作用。一开始，学生们在课堂上可能会用“如果”的提问模式来进行思考，因为这种思考模式是开放式且具有发散性的。但之后，学生们不仅要对需要解决的难题的核心有清晰的认识，还要对“怎样进行下一步”达成共识，这样他们就会逐渐用自己提出的问题来“聚集”思维。当他们分析并回顾自己的问题时，甚至会将这些问题用于“元认知思维”（meta cognitive thinking）
。罗斯坦表示：“人们认为，虽然提问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也是非常复杂的、更高级的思考模式”。
每个人都可以提问。波莉·拉巴尔表示：“你不必非要站在权威的立场去问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权威部门的人想探询，反而会更困难也需要冒更大的风险。赫尔·葛瑞格森曾对那些偏爱探询的商业领袖进行过研究，他发现这些领袖非常“谦逊和自信”。他们谦逊地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同时还很自信地承认这一点。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有限并非微不足道，也并非轻而易举。正如英国创造力研究专家、作家肯·罗宾逊（Ken Robinson）
所言：“在社交文化中，坦承自己‘不知道’好像是种禁忌。”
愿意提问是一回事，但要想有效地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尤其是开放式问题，比如“为什么”“如果”“怎样”等类问题，就不能用三言两语简单回答。所以，尽管封闭式问题只能回答“是”或“不是”，也是有意义的，但开放式问题通常会比封闭式问题更能激发创造性思维。
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动，即开拓人类认识新领域、开创人类认识新成果的思维活动。
当我们探询时，尤其要注意提问的语气。面对挑战或难题时，有人可能会用“天啊，我该怎么办？”这样的问题来回应。而可能还有人会问：“对我们来说，如果这种改变预示着一种机遇呢？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抓住这一机遇？”
按照大卫·库珀里德（David Cooperrider）的话来说，由于第二种类型的问题是以更为积极的语气提出的，因此将会得到更好的答案。库珀里德是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University）的教授，他开创了“欣赏式探询”（ap-preciative inquiry）理论，这一理论非常流行。
如果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提出了许多“为什么我们落后于竞争对手？”以及“该责备谁？”这类问题，那么该组织可能会由于它松散的管理和互相指责的文化而垮掉。库珀里德认为，企业应该了解这一点。而无论我们是在谈论国家、社区、家庭，还是个人，“我们都生活在由问题创建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