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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董秋芳（冬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颇有些年头了。我自己到了今天已届耄耋之年，然而年岁越老，对先生的怀念也就越浓烈。这情景，对别人来说，也许有点难解，但对我自己来说，用不着苦心参悟，就是一目了然的。
在我初入世的时候，我们俩走的道路几乎完全一样。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因为写了文章，翻译了书，于是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是作家就能教国文，于是他就来到了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当国文教员。我就是他当时的学生。在这之前的一年，日寇占领济南，是我当亡国奴的一年。再前则是山大附设高中的学生。学的是古文，写的是文言文，老师王崑玉先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28年是我在无意识中飞跃的一年，从《古文观止》《书经》和《诗经》飞跃到鲁迅和普罗文学，在新文学岸边上迎接我的正是董秋芳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的白话作文竟受到了秋芳先生的激赏，说我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赞赏，这本是不虞之誉，我却感到喜悦和兴奋。这样就埋下了我终身写作的种子。除了在德国十年写得很少，“十年浩劫”根本没写之外，我一直写作未辍。我认为，作家是一个高贵的称呼，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区区如不佞者焉能当此称号！我一直不敢以作家自居。然而，写作毕竟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有真实感触，则必写为文章，不仅是自己怡悦，也持赠别人。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归功于董先生，我称他为“恩师”，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现在来谈冬芬先生的翻译。就目前中国翻译界来看，翻译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几乎所有世界各国的文学大师的全集都已有了汉文全译本，对外国当前文艺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据我个人的看法，眼前中国翻译界的问题不在量，而在质。努力提高翻译水平，改变求大求全而译文则极不理想的情况，是当务之急。然而在七八十年前鲁迅、董秋芳的时代，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时译本不多，而且往往只限于几个大国。鲁迅先生完全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发现了中国固有文化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的民族性好像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他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号召，让人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有偏激之处，然而鲁迅的苦心是一般有识之士可能理解的。他像古代希腊神话中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想从外国引进一点火种，以改造我们的民族性，为我们的国民进行启蒙教育。他特别重视翻译国际上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国家的处境更与我们的处境接近，从那里取来的火种更能启迪我们。
冬芬先生是鲁迅先生忠实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也绝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做翻译工作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目标。他除了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之外，翻译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家，兼及西班牙、印度、犹太等地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有些是在当时不被重视的，或者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打入另册的。他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绝不仅仅是为了拾遗补缺，其真正目的是在盗取天火以济人世之穷。
冬芬先生这些译作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完成的，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现在由他的女公子菊仙整理付印，索序于我。这不禁勾起了我那缅怀师恩之幽情，因而不揣谫陋，略陈鄙见如上。是为序。
2000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