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小传

弋舟，男，1972年生。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等。作品曾获多种文学奖项。现居兰州，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博尔赫斯

一

四十岁生日是邢志平陪我一起过的。我们俩的生日相差无几，几乎可以算作是同一天。这样也可以说成是我陪他过的生日。四十一岁的生日，还是我们俩一起过的。今年我四十二了，邢志平却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喝杯酒，继续接着往下长。他死了。

接到这个消息后，我独自出了门。天已经黑下来了，空气滞重，有股沉甸甸的分量。遁入夜色，我有种挤进什么里面去的感觉。步行十多分钟，我走进了那家小酒馆。

酒馆的老板以前是位拳击手，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给自己的酒馆取名叫“咸亨”。他可能是得了什么人的指点。混熟后，有次喝酒的时候我告诉他：不如叫“泰森”。这家小酒馆卖散装的白酒，下酒菜除了驴肉板肠，就只是些花生米、拌黄瓜之类的小菜。酒才是这里的主题。现在兰城这种馆子不少，在我眼里，算是中式的酒吧。我出国十多年了，几年前加入了新西兰国籍，但国内的身份一直还在。这肯定不合法，好在暂时没人追究。我是位画家，以前还做过大学教师，但这几年回到国内，却喜欢和小酒馆老板这样的人结交，个中缘由，连我自己也难以说明。

酒馆老板总是说我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个搞艺术的，上辈子可能也开了家小酒馆。这说法有些宿命的味道，我乐于接受。

进门后酒馆的老板娘朝我点点头。我知道她叫小戴——老板总这么喊她。她并不小了，实际年龄可能比我还大些。但她被叫作“小戴”，却也不显得勉强。她还算是风韵犹存吧。这么说有点儿庸俗，但我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说法。

老板坐在老位子上。小酒馆里没有吧台，他有把自己的专座，放在墙角最昏暗的角落里。稀奇的是，这把椅子你永远无法搬动，在装修的时候，它的四条腿就被水泥固定住了。酒馆老板说，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给他自己强调出一种“稳固感”，坐在上面，他就会打消出门鬼混的念头。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

看到我他显得很高兴，向我摆手说：“先别急着喝酒，我们来喝会儿茶。”

我就手拉了把椅子，到他对面坐下。

我们之间隔着一张松木方凳，上面有电磁炉。炉子上，是一把日式的铁壶——这个黝黑的家伙现在值点儿钱，好像是明治时期的。据说如今中国人已经买光了日本人的老铁壶。

“外面儿还能吸气吗？说是已经启动雾霾红色预警了。”他说。

“不知道。”我说，“天黑了，眼不见心不烦。好像我们是用眼睛呼吸，而不是用鼻子。”

“说得好，对空气这种玩意儿，人其实都是用眼睛来估量的。我还可以靠手感，外面儿这空气，我都不知道是该呼吸，还是该当沙袋练几拳。怎么样，你看起来不大好。”

“你记得我那位朋友吗？就是跟我来喝过几次酒的那位。”

“记得，就他跟你来过。”

“他今天下午死了。”我说。但口气不对。除非死了的这个人真算得上是我的朋友，否则说到他的死，我的口气不可能对。邢志平真的不能算是我的朋友吗？这事儿以前我没琢磨过，现在说到他的死，口气暴露了我的真实感受。但我又的确觉得有点儿不对，实际上此刻我绝非是无动于衷的。“听说是跳楼了。”我说，“我跟他也好久没联系了，正巧今天突然想起点儿事，找别人问他的下落，结果就得到个死讯。”

“真是巧。”他说，“算了，咱们别喝茶了，我陪你喝酒吧。”

我们移坐到一间格挡里。酒馆一共不过六间这样的格挡，敞开式，里面顶多能对坐四个人，是火车车厢那样的格局。此刻没有其他客人。小戴给我们端来了小菜和酒。酒是二两一壶的散装高度酒，我们聊了几个小时，喝了大约有“无数”壶。当然，我喝得多一些。我忘了和对面这位前拳击手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气氛不错，聊的时间长，沉默的时间更长。我肯定说起了邢志平，这毫无疑问，因为他死了，不过是几个小时前的事儿，在我的感觉里，此刻说不定还余温尚存。

“为什么？”他问我，“干吗要跳楼？”

“不知道。”我说，“只能是活够了吧，觉得走到头儿了。”

“没错。”他赞同这个答案，“知道我为什么将那把椅子固定住吗？还有个原因，我把它当成个拴马桩了，我让它拴住我。我害怕一旦没了束缚，我也会一头扎到路的尽头去。”

有时候我们会彻夜长谈。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前拳击手。一望而知，他那张伤痕累累的脸，就让他显得是个有故事的人。我并不热衷别人的故事，也不热衷一张伤痕累累的脸，我只是喜欢有故事的人。我觉得，作为偶尔的聊天对象，这样的人通常都很可靠——彼此之间不用过多的说明，依靠岁月给予的经验，就能达到某种心领神会的默契。在国内的日子，有些夜晚我就是在这儿度过的。打烊之后仍然不肯离去，那时候，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就剩下我们头顶的那盏灯在明明灭灭。有的时候，太阳都已经升起，我们还没散，酒馆老板就穿上曾经的拳击短裤，我们沿着黎明的街道默默地跑上几公里。酒后长跑，在他，可能是出于常年养成的习惯，在我，却完全是拼死一搏的心情。那样的时刻，肉体的能量被压榨到了极致，就像一个极限跑，尽头若隐若现，而我，不过是沉溺于这种“尽头”的滋味。

今晚他不在状态，早早趴在了酒桌上。最后两个客人在半夜两点多钟互相搀扶着走了。小戴锁了门，把椅子一张张放到桌子上，方便第二天打扫。然后她过来坐在自己丈夫身边，用他的酒杯和我干了一杯。我依然亢奋，觉得还能喝下“无数”壶酒。

“我的一个朋友死了。”我说。

“我知道，”她说，“你们聊天儿我听到了。”

“我们俩同岁，差不多生日都是在同一天，他陪我过了两个生日。”我几乎是脱口而出了连自己都觉得有些惊讶的话，“他死了，我就觉得跟自己死了差不多。”

这话很矫情，算是酒话。我和邢志平之间，毫无这种生死之谊。但此刻我也并不觉得是在夸大其词。我只是有些吃惊，惊讶于一个人的死，会在这种程度上波及我的情绪。

“他是跳楼的吗？”小戴为我斟上酒，“你觉得你也会跳楼吗？”

我还真是认真想了一下，如实说：“不会。”

我是个酒鬼，在最消极的时候动过死念，但跳楼这种方式，似乎不在我的选择之内。

“那你们没有可比性，不要硬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你不要给自己这样的暗示。”小戴点起了一支烟。在我眼里，她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可能的话，你该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要去死，这样你就知道了，死和死可能并不一样。”她说。

“会不一样吗？”我固执起来，闷头喝下自己的酒，“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死法儿。就好像，路都是不一样的，但所有路的尽头都一样。”

小戴凝眉思考，过了一会儿她认可了我的固执。“好像也是。”她说，“以前我是个唱戏的，戏里所有的角儿，死法儿各不相同，但在台上表演，我从来都用一种方式。”

于是我们干了一杯。

酒壶空了，小戴去灌酒。我隔着窗子看外面的夜色。路灯下的夜晚，像塞满了破旧的棉絮。我手腕上有表，但我懒得看，我根本不想知道现在几点了。我想可能快凌晨四点了。那么此刻，是新西兰的清晨，儿子该去上学了。

“听首歌吧。”小戴拿着酒壶回来，“郝蕾唱的。你听过她唱的歌没？”

“没有。”

“是个演员，不怎么唱歌，这首歌是她主演的电影里的插曲。”

“听听吧。”

“是电影原声，我看片子时候用手机录的。网上有单曲下载，可我还是愿意自己录下来听。”

“这有什么差别？”

“不知道，反正我喜欢这么干。你会喜欢这首歌的。”

“听了才知道吧。”

“可能我是喜欢自己录制出的那种毛毛糙糙的声音吧，听的时候，就能想起当时看片子的感觉，那个时间段，算是我自己的，不像下载的，是公共资源。烟缸呢？”

我们找了找烟缸，刚才它还在桌面上。原来在老板的怀里，他趴在桌上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烟缸划拉进了臂弯里。桌面上有很多烟头烫下的疤痕，酒鬼们喝到最后，从来就不会去找什么烟缸。

“你还喝得下去吗？今天晚上你喝得不少了。”她摸出自己的手机，在上面翻找那首歌。

应该是喝得不少了，但我觉得自己还行。在这里喝酒，我从来不计算斤两，只用自己的酒意来估量，每次结账，都是固定的三百元，这是个衡量我酒意达到饱和度的指标。我觉得这很便宜，用三百块钱就可以获得一个夜晚的安慰。“喝着看吧。”我说。

“我只能再陪你喝一壶了，前面陪其他客人喝了点儿。好了，找到了。”

对我笑吧笑吧

就像你我初次见面

对我说吧说吧

即使誓言明天就变

享用我吧现在

人生如此漂泊不定

想起我吧将来

在你变老的那一年

手机录制的效果差强人意，歌手的发音也是含混的风格，节奏很快，里面夹杂着隐约的喘息，不知道是电影的原声还是录制的环境使然。

过去岁月总会过去

有你最后的爱情

过去岁月总会过去

有你最后的温情

“真好听。”小戴说。

所有的光芒都向我涌来

所有的氧气都被我吸光

所有的物体都失去重量

我都快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

我给自己斟酒，酒水漫出酒杯。最后总是这样，喝一半洒一半。我把酒杯举在嘴边仰头喝下，又有一半倒在自己的下巴上。

“所有的氧气都被我吸光。外面儿现在就缺氧。这段你能听清吗？——我都快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小戴给我提词儿。

“你一说我就听清了。”我果然听清了，最后那一句的发声，像一个悠长的叹息，以一个类似“啊——唉”的气声休止。“再放一遍。”我说。

小戴又放了一遍。

她说：“如何？”

我和她干杯，说：“我还想听一遍。”

“想起我吧将来，在你变老的那一年。这句我也喜欢。”

“再放一遍，我慢慢听得懂词儿了。”

于是小戴按下了循环播放的模式。她独自喝下一杯，问我懂不懂她干吗要放这首歌给我听。我只得点点头，我觉得我好像是懂。

“我都快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这就是你那位朋友的问题，他走到头儿了。”

“为什么？”

“所有的氧气都被人吸光了嘛！不过他可能死得并不痛苦，喏，他一定也有过跟谁的初次见面，有过跟谁的最后的温情。”小戴说，“妈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吃了一惊，不知道是因为她给出的答案，还是因为“妈的”。

“喂，”她说，“如果你困了，就拼张桌子睡，这儿挺暖和的，暖气不错。”

“我想还是回去睡吧。”今天有些特殊，前拳击手先趴下了，还死了个人。我想我不能通宵留在这里了。

“你没问题吧？外面儿现在的空气你得花双倍的力气才能挤回去。”她朝窗外看了看，“像是有群看不见的胖子横在路上。”

“没事儿。我觉得这回天亮的时候，我最好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为什么？这回有什么不同吗？哦，你刚死了位朋友。”

“可能是的。嗯，就是，没错。人有的时候，完全被某些看似无关的事儿决定。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突然发抖，原因却只是，也只是：黄昏突然变得明亮，因为正有细雨落下。”我感到了自己的酒意，它突然达到了“三百块”的那个强度。而神奇的是，此刻窗外似乎真的也突然随之一亮。但是，没有细雨落下。我在饱和的酒意中，依然格外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有关明亮与细雨的说法，是邢志平曾经说给我的。邢志平曾经告诉我：当年他去大学报到，第一次出门远行，孤身一人坐在火车的车厢里，向车下送行的父母挥手作别，火车启动的一刹那，昏暗的车厢突然变得明亮，因为车外正有细雨落下。于是随着细雨的降落，随着火车的启动，他开始瑟瑟发抖……他把突然的明亮和突然的细雨，看作是自己突然发抖的原因。“可这能成为突然跳楼的原因吗？”我喃喃地说。

“如果真想知道，你就去找一下答案。”小戴说，“不过你真的不会也从楼上跳下去吧？嗯？不会吧？”

“不会。”

“那就好，千万别！觉得难过，就来喝杯酒。喝酒就是有这点儿好处，它能让你觉得路还没到头儿。”

“说得真好。”我由衷地说。我酗酒，这是我如今一切困境的总和。对此我无法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小戴的这句话，我觉得充分极了，她响亮地给出了一个理由。这就是和有故事的人一起喝一杯的意义所在。

“我再给你灌一壶，再给你装点儿花生吧。不过拎着上路，人家没准会把你当成个送外卖的。”

“不用了，我喝够了。”

“说不定回去你酒瘾又上来了呢。”

“不会，谢谢你。”

我摸出三百块钱递给小戴。走出去的时候似乎真的是迎面和一个隐身胖子撞在了一起。小戴隔着窗子向我摆手。往家走的时候，我脑袋里飘荡着那首歌的旋律和零星的歌词。“我都快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啊——唉！

我回到家里，并没有直接上床。家里还有半瓶紫轩葡萄酒，我对着瓶子喝了一口，觉得是喝了口糖水。然后我还画了会儿画，最后不知不觉地昏迷过去。

二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房间的地板上，颜料蹭得全身都是。这一刻，是我生命中那些最宁静的时刻。我静静地躺着，心神澄明。渐渐地，意识在恢复。房间渐渐变得明亮。我举目看向窗子。果然，窗外有冬雨正在落下。雨水浑浊，但依然将窗玻璃冲刷出了细密的水痕。

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个对世界毫无概念的儿童。没有恐惧，没有热望。有的，也许只是一点点的好奇。

我躺在这难得的时刻里，脑子里渐渐全是死去的邢志平。这谈不上回忆，没有回忆之时那种应有的情感温度。我只是不自觉地被一些意识填满。

在我们其实并不多的交谈中，邢志平最常对我提及的，大多是他的童年。第一次我们一同过生日时，他对我说，在很多时刻，他都觉得自己是个期望不被世界惊扰的儿童。但不被这个世界惊扰，绝对是个奢望。他说他从小就是个好孩子，比如说考大学这件事，母亲让他报考生物专业，父亲让他报考历史专业，为了讨好他们两个人，邢志平就两个专业一起报，结果却录取到中文系。那一年，周围邻居的孩子们被大学录取的寥寥无几，而邢志平家，却可以像在菜市场买青菜一样地挑拣专业，他的父母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儿子是否会落榜。

可能这对父母也认识到他们的儿子真的太令人省心了，如今离家求学，反倒要令人担忧。最后他们决定让儿子只身一人去学校报到。他们的逻辑是：该让邢志平自己去广阔天地中经历风雨了，作为第一次历练，就让从未出过远门的儿子，一个人跨越上千里的路程，走进大学，走进风雨。

父母的决定让邢志平惶恐。他给我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说他真是一株温室里的花朵——居然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超过三十公里。而且，唯一的那次三十公里的“远行”，还给他留下了灾难性的记忆。十岁那年的暑假，他被送到三十公里以外的外婆家住。外婆的一位邻居，一个中年女人，每次见到邢志平，都会像一只老母鸡似的，张开翅膀，咯咯咯地扑过来，不是在他脸上拧一把，就是在屁股上拍一下。邢志平幼小的心灵对这种骚扰非常憎恶。他天生是一个内向的孩子，排斥开玩笑，更排斥恶作剧，他很羞涩，过分的亲昵比过分的冷淡更能令他不安。那一天，这个母鸡般的女人又一次袭击了邢志平。她用一只粗糙无比的手按住邢志平的肩膀，控制住他，另一只粗糙无比的手闪电般地直插邢志平的短裤，挤进去，在他的小鸡鸡上凶狠地揪了一把。这太令邢志平震惊啦，一颗幼小的心几乎滴下血来。邢志平认为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在十岁的年纪上就痛不欲生。于是，他采取了激烈的报复——把鼻子里的鼻涕吸进口腔，充满仇恨地吐出去，飞向那张咯咯大笑着的嘴里。这口鼻涕是儿童所有的勇气，随着它的离去，邢志平一下子丧失了全部斗志。他飞快地跑掉。他需要远离魔鬼的视线。于是邢志平挤上了返城的长途客车，擅自离开了外婆家。三十公里的路，对于一个十岁的儿童意味着什么？一路上邢志平恐惧万分，诸多邪恶的童话和传说在脑袋里此起彼伏，让他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莫及。他说他宁愿没有那么豪情万丈地反击过魔鬼，甚至觉得那个女人也没有那么令人厌恶，被她揪了一下小鸡鸡又如何呢？如果可以让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他甚至宁愿被她再揪一次。一进家门，父亲在惊愕之余，却爆发出了令邢志平终生难忘的愤怒。他满以为回到家里就会得到安慰，就会成为父母的甜心宝贝，就会重新去做回一个无辜的儿童，未曾想到，得到的却是一顿急风骤雨般的痛打。父亲的确是被吓坏了，儿子的自行其是让他后怕不已，他不得不用痛打儿子一顿来舒缓自己的情绪。

邢志平对我说，儿童时代的他做下这样鲁莽的事情，有理由吗？没有。他怎么能够说出理由呢？那是多么令人难以启齿，他该怎么去给父母形容那个女人？怎么去诉说她卑鄙无耻的行径？怎么形容这个世界所能给予人的那种惊扰？他说不出口，只好被痛打一顿。当天夜里邢志平就大病了一场，患上了严重的肺炎，高烧不退，在高烧里噩梦不断。从此，就落下了病根——每当面对重大的心理危机，他心理的负担就会转化为生理的疾患。

如何去大学报到，邢志平只能接受父母的决定。乖孩子无法违抗父母的安排，只有怀揣一颗惶恐的心，踏上未知的远方。

邢志平说，他永远记得自己孤身一人坐在车厢里，苦着脸，向车下的父母挥手作别的情景。火车启动的一刹那，昏暗的车厢突然间变得明亮。因为黄昏中的车外落下了细雨。随着细雨的降落，随着火车的启动，他开始瑟瑟发抖。他发抖，首先是基于恐惧，然而除了恐惧，还有其他明确的原因。他说他可以感觉到心里面确凿地存在着某样东西，它让他颤抖不已。邢志平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这个家伙根深蒂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

我听到一种“嗒嗒”的声音。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是自己在轻微地发抖——我的右胳膊肘压着一支画笔，随着我的颤抖，它一下一下地和地板撞出“嗒嗒”之声。我知道我的颤抖是由于酒后身体的失控，但此刻我也分明地感觉到了，有一个莫须有的家伙，瑟缩在我的体内，和酒精的余威一起，共同使我觳觫不已。

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爬起来，脱下身上被油彩搞脏的衣裤，通通扔进垃圾袋里。我依然在发抖。进了卫生间，打开淋浴喷头，咬咬牙，将赤身裸体的自己置身在冷水的冲刷中。很奇怪，被如此严厉地折磨，我却不抖了，只是激烈地打着冷战。这完全只是生理上的反应了。冷水像刀刃切割着皮肤，我紧紧闭上眼睛，体会着那种濒临绝境的“尽头”的滋味。

冲完冷水澡，刮了胡子，我给自己冲了杯咖啡喝下，然后穿起衣服出门。在楼下的银行，我向新西兰转了三万美金。这是我最近卖画的收入。现在应该是新西兰黄昏的时候了。我想打个电话给妻子，但想一想还是算了，好像我此刻浑身散发出的那种宿醉的气息，都能被她从越洋的电话里闻到。我不愿意让她知道我依然酗酒。我回到国内最大的借口就是，我想让她相信，只有在中国，我才有可能戒掉酒。我的妻子是白种人，她不会理解一个中国酒鬼的悲伤。这不能苛求她，她无法分辨一个中国酗酒者与盎格鲁-撒克逊酗酒者之间那种巨大的不同。她的同胞也有这样的麻烦，在新西兰，有专门为酗酒者组织的团体，通过彼此交流，通过专门辅导，甚至通过神父，来帮助这些倒霉的家伙。但这些对我都无效。我试过，曾经成功戒酒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后来又喝上了。没有什么诱因，如果非要说有，那么，就是“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落下”这样的一些理由。

我知道有个家伙蛰伏在我的身体里，它会在任何这样的“突然”时刻，爬出来，荼毒我的生活。

我进到一家卖砂锅的小餐馆，为自己要了份什锦砂锅，一边吃，一边把电话打给了褚乔。褚乔是我的校友，在国内，是不多几个和我保持着联系的人。昨天就是他告诉了我邢志平的死讯。我在电话里问他在哪儿，方便的话我想去和他见一面。他说在学校。

吃完砂锅我动身去自己的母校。老褚毕业后留校了，现在已经是副校长。

雨停了，但空气像是混了沙子的水泥，更加显得沉甸甸的。出租车司机一边诅咒着，一边拉低自己脑袋上的棒球帽，我不由自主也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但是一无所获，出门时我忘了戴一顶帽子。

我的母校是一所师范大学。如今这里只是研究生院了，本科生都迁到了新的校区，里面早已不复从前，但校门依然是从前的样子。幸亏如此，否则我将很难再给自己找到一些情感上的依据。我对母校有情感吗？不知道，但有个依稀相识的校门，总比没有强。有个老旧的校门，对我一点儿伤害都没有，而钟情与否是另一回事。这个国度如今我都难以辨认了。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由分说地将人变成一个寄居者。

老褚的办公室在一栋老楼里。进去的时候他刚送走一位来访者。

“又死一个。”他倒了杯茶给我，“不过是位老先生，刚才就是家属来报丧。这空气，一到冬天就得死很多老人。”

“这些事儿都得你管？”我盯着眼前的老褚，他是学国画的，当年便才华横溢，是学生中的翘楚。我是说，他原本能成为一个杰出的画家。

“做行政了，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邢志平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问完我才恍悟，原来老褚还当着校友会的主席。“谁跟你汇报的呢？”

“尚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文学院的教授，当年是邢志平的班主任。”

“怎么校友死了也要给你汇报吗？”

“怎么会？”他说，“可能是想让我通知一下大家吧，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出席葬礼。”

“葬礼是什么时候？”

“明天。怎么？你要去参加？”他狐疑地看着我，“你们没那么熟吧，他是中文系毕业的，连我都不太熟。”

“不熟。可他生日跟我差不了几天，我们一起过了几个生日。”

“过生日？”老褚眼睛亮了一下，“你们这是唱的哪出？”

“他可能是从同学录上看到了我的生日和联系方式。于是某一天，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一同过生日。”

“真有意思，这个人真他妈有意思。”

我点点头表示认可。“昨天给你打电话问他的下落，就是因为我生日又快到了，却没了他的消息。他的手机无人接听。”

“你什么时候打给他的？”

“打给你之前。”

“那当然无人接听了。有人接听才叫吓人。”他说，“你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没准他就是挑了这么个日子去死呢。”

“也许是。可他干吗非要去死？”

“路走到头儿了呗。”他的这句话让我一怔，“没什么好奇怪的，所有自杀的，都是路走到头儿了。当然，各有各的路数，但殊途同归，不管你的来路是什么，归途都是一样。这些年咱们同学中又不是死了一个两个，每年都有几个走到头儿的。”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口气的不妥，顿了下，继续说，“不过邢志平这事儿还是让我有些惊讶，我想可能他的确是不堪病痛了。”

“他有病？”

“你不知道吗？我以为你比我更了解他一些呢——毕竟你俩还一起过生日嘛。”他坏笑起来，“我也是偶然知道的。我老婆是个大夫，有一次咱们校友聚会，邢志平摸出张化验单让我老婆看。原来是张‘乙肝’检测单，其他项目都盖着‘阴性’的戳儿，只有‘表面抗体’一项，被敲上了‘弱阳性’。邢志平就是针对这个‘弱阳性’向我老婆求教的。我老婆很专业地告诉邢志平，没事的，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放心吧，以前注射过乙肝疫苗吧？这个结果只是说明体内抗体的数量不够了，接着再注射一次疫苗，那样就恢复常态了。”

“就这点儿病？他会为这个去死？”

“当然不是。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正面临更大的麻烦。这次聚会，邢志平亮出的那张化验单，就是手术前常规检查的一项结果，可能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自己身有重症，可能他接下去，还很想跟大伙说说他的恶疾，但却让我给堵回去了。”

“堵回去了？”

“邢志平这个人我并不熟，读大学的时候大家不是一个专业，只是这些年在类似这种聚会中见过几面，才彼此有了些印象。”他做了个没什么意义的手势，“说实话，我对此人的感觉一般，究其原因，无外乎他看起来比我们大家都要混得好一些。当天他在得到我老婆的点拨后，神色并没有释然。他这个人总是这样子，每次聚会都是一副落落寡合的模样。对此，大家只能这样理解：富人嘛。这样说起来，做一个富人也委实有些难，愉快了不对，忧郁了也不对，反正大家多少都会觉得一个富人不怎么顺眼。基于这种心理，我就认为邢志平不太地道了，喏，我老婆给他的起码算是个好消息吧？就算他是个富人，对于一个好消息也该有所表示吧？笑一下，或者起码把锁着的眉头舒展一下，不过分吧？何况，我老婆在给他解答的时候，的确是称得上热情啦。所以当时我拍了拍邢志平的后背，张口便来了一句，我说，老邢你现在就是个‘弱阳性’男人。”

“弱阳性男人？”我重复了一遍这个称谓，眼前浮现出邢志平的样子。的确，记忆中这个毛发柔软、脸色白净的男人，实在是，太弱阳性了。

“这句话当然算是个玩笑，一出口，我自己觉得堪称神来之笔。用‘弱阳性’来定义邢志平这个人，实在是很恰当的。”老褚叹了口气，“当时其他人都夸张地笑起来，笑得是有些离谱了，超出了一个玩笑所限定的那种程度。没办法，谁让邢志平看起来比大家都要混得好一些呢？”

“他跟我说过，他从小就是个排斥玩笑和恶作剧的人。”

“是吗？可你看，外面儿现在这空气，里边除了有害颗粒物，大概就是玩笑和恶作剧了，有什么超级仪器的话，肯定能检测出来。除非他不呼吸，否则只能接受。”

“有点儿道理。当时他是什么反应？”

“还好吧。他也笑了。原来他一笑，居然会显得那么温顺。”我觉得老褚不知不觉严肃起来了，神情似乎有些伤感。

我的身后挂着一幅油画，应该是毛焰的作品。这位画家的画风我很喜欢，作品中极端的技巧主义倾向彰显了画家卓越的感受力，我觉得这种家伙，从某种意义上讲，和我、和邢志平都是同类，都是那种会为“天空突然变得明亮”而颤抖不已的家伙。顺着老褚的目光，我回头看了一眼，一看之下，不由得大吃一惊。身后这幅油画中的人物，像极了我们正在谈论的邢志平——毛发柔软，脸色白净，两条宛如鹭鸶一般的长腿，有点儿像个谨慎的吸血鬼。我不自觉将坐姿调整了一下角度，让我显得像是介于某个三人对话的格局里。我难以忍受自己的背后还站着个人。

“我发现，把邢志平放在戏谑的气氛中，他一下子变得比较顺眼了。如果我们把一个看起来混得好一些的人调侃一番，我们与这个人相处就会和睦不少。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腰杆在邢志平面前硬了一些，贬损了他作为一个富人的优势。”老褚继续说，“但是，在对邢志平实施了这种比喻意义上的暴力后，我突然感到了一阵内疚。邢志平一边温顺地笑着，一边抖动那张化验单，那样子，挺让人不忍心的。”他闭了会儿眼睛，仿佛难以面对我身后的那一位。“但是，我也没办法跟他太亲昵，一来大家并不熟，二来跟一个富人亲昵是要冒舆论风险的。”他说。

我再次回忆邢志平。的确，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也是在校友的聚会上。他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个白白净净的商人让大家感到陌生，没人知道是谁邀请了他。后来总算有人想起来了，拉着人小声嘀咕：邢志平，他是邢志平，八九级的，现在牛了，是个书商。这样邢志平无形中就成了聚会中的异类。在一群“不牛”的人当中，一个“牛”的人有什么好果子吃呢？况且，他还是个书商。师范毕业，这帮留在国内的同学，大多是吃书本饭的，饱受出书之苦，如今一个书商混了进来，他们没理由不冷眼相看。邢志平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听着昔日同窗们对时代发牢骚。有时候他也会主动和人交流一下，比如摸出张化验单向老褚的老婆请教。

“这类聚会上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老同学们扎个堆，互相收集笑话，在要解闷的时候不至于张口结舌。所以大家普遍地言辞轻佻。”老褚像是在自责，“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把邢志平说成是一个‘弱阳性’男人的。但是邢志平的温顺让我内疚了。也许对于一个‘牛’的人心生恻隐，是一件能令我沾沾自喜的事？谁知道呢。”

“他究竟得了什么病？”

“乳腺癌。”老褚说出了一个令我匪夷所思的病，“吓了一跳吧？我也被吓了一跳。是我老婆告诉我的。后来有一天我老婆回来对我说：你们那个‘弱阳性’同学生病了，就住在我们医院。我想了一阵，才明白我老婆说的是邢志平。我老婆说邢志平刚刚切除了一只乳房。据说，这种手术每两万起，才有一起是落在男人头上的。真背，这样的彩票也能被邢志平中上。”

我感到自己又抖起来。我想到了自己曾经的某个手感。我的手，曾经被邢志平拉到他的胸口……

不错，一个男人的胸口，空空如也，还会怎样呢？可我当时极度震惊。现在我知道了原因——原来，那手感是太空空如也了，超过了一个男人胸口的空旷，我觉得，我是直接摸到了荒芜。

“知道了实情，我就不免自责了，捉弄一个身有疾患的人，算个什么事呢？我多少有些不安，都觉着是自己那个‘弱阳性’的比喻诅咒了邢志平。要知道，男人的乳房虽然比起女人来，风险小得多，可一旦发作，恶化的速度和程度都要比女人高得多。我老婆告诉我，倒霉的邢志平住在医院里却并不悲观，起码没有怨天尤人的意思，证据是，邢志平替一名素不相识的农村妇女承担了高昂的手术费用。那个贫穷的妇女，生命就像发生病变的乳房一样岌岌可危。是邢志平拯救了她。后来我买了个花篮去医院看望邢志平，这是我能对他表现出的最大的善意了。”老褚摊开手说，“没办法，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谁能想到，最终他还是没挺过去，干脆在昨天一死了之了。”

“这可能就是他的死因了。”

“也不一定，他出院后还参加过校友的聚会。何况一个男人没了乳房，在我看来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事儿。谁知道呢，我只是这么猜测。”

“明天你去参加葬礼吗？”我问。

“去吧。本来明天我还有其他事儿，不打算去了。可是跟你这么说了说，我还是决定去送一下吧。”老褚突然感慨道，“我们这代人挺不容易的……”

他说到了“这代人”，突然就赋予了邢志平之死某种普世的况味。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问了下葬礼的具体地点，起来和他握手告别。出门的时候，他叮嘱我快些送他幅画儿，说我答应他好久了。

三

时间还早，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自己，在路上独自走了一会儿，还是打车回了家。本来我打算画会儿画。画架上的那幅作品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我想画到天黑前，没准儿我能完成它。但是我无法沉浸到绘画中去。我感到有些焦灼，在房间里四下走动。

这套房子是我回国后租下的，一百多平方米，足够安顿下我的一张床和我的画架，搬进去几箱子酒，也不在话下。房子估计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当初那个年代，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绝对算是奢侈。但如今却很是破旧。主要是环境不好，周边的治安、交通都很差，更像是被城市遗弃的一块飞地。不是我租不起更好的画室，我的画儿卖得还不错，是这种“飞地”的气息，更加符合我归国时的预期。否则我可以去北京或者上海，而不是回到这大县城般的兰城。

在房子里转了许久，我终于出门在楼下的小超市里买了瓶酒，半斤装的小糊涂仙。重新上来后，我觉得自己踏实多了。这会儿我并不是特别迫切地需要酒精，但有瓶酒放在手边，就令我安心了不少。我打开了电脑，有几封电子邮件，妻子告诉我已经收到了转去的钱，我的画商催促我早些完成预售出去的作品。我觉得他们就像一对均衡的括弧，完整地括定了我如今活着的价值。

有人敲门，是速递员。我开门接了包裹，是一些画廊寄来的画册。对这些画册我毫无兴趣，倒是包裹上贴着的纸条令我瞩目：“亲爱的速递员，您辛苦啦！”不是吗？很人性化。

这让我倏忽想起了邢志平。我想，邢志平走进我的世界，就像一件突如其来的速递包裹，本来我对里面的内容并无兴趣，但是他却披着件很人性化的外衣。他在一个黄昏拨通了我的手机，开口便祝我生日快乐。我花了些时间才隐约想起，电话那头的人，是我的一位校友。他说他第二天愿意来和我一同过生日——“提前一下也无妨，我们一起过吧，我只比你小两天。”他说，“你一个人在国内，肯定很寂寞。我们可以一起喝杯酒。”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需要有个人来陪着我过生日，当然，我很寂寞，可是，这寂寞还用不着以这种方式来排遣。是他最后那句“喝杯酒”的倡议打动了我。当时我自己正在独饮。那么，干吗不呢？

于是，第二天邢志平便出现了。我们约在那家咸亨酒馆见面。地点当然是我定的，见面之前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找得到，我想，十有八九，他会被我栖身的这块飞地复杂的地理环境搞晕的。这像是在考验他的诚意，也说明对于他的赴约，我并不抱多大期望。孰料他却如期推开了小酒馆的门。那时我已经在里面落座了。他推门进来，在我心里居然唤起了某种久违了的温暖。这可能的确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也可能的确是我太寂寞了，这种凭空而来的陪伴，一下子打动了我。

我们并不熟，甚至可以说成是两个陌生人，但正是因此，和他相对而饮，却令我感到非常舒服。我们之间流动着一种完全透明的熟稔，不用废话，就是一杯浊酒尽余欢，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想，这可能也是邢志平所需要的状态。那么，他也很寂寞吗？我想是的，这毫无疑问。他的酒量很一般，几杯酒下去，便已经满脸猩红。我让他不必勉强，他也很听劝，举杯郑重地和我碰了最后一下，再次祝我们生日快乐，一饮而尽后，就再也不喝了。他只是热烈地注视着我，仿佛专注的态度也是烈酒，聚精会神，也能让他酣醉。没人会觉得我们这两个中年男人是在一同过生日，那很滑稽，在别人眼里，我们不过是一对儿酒鬼。这很好，也足够了。

我喝着酒，邢志平跟我讲起了他的童年，讲起了他当初离家踏上求学之路时的心情。我在酒意中感到他的叙述似乎能够和我的某些经验重叠。和他一样，我也是个从小内向的人，很羞涩，过分的亲昵比过分的冷淡更能令我不安。他十岁那年的逃离之路，堪比十几年前我的出国之路。那时候，我也一路上恐惧万分，脑袋里此起彼伏着诸多与邪恶的童话、传说相仿佛的想象，在飞机上，我也曾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莫及，甚至宁愿没有那么豪情万丈地反抗过什么，甚至觉得过去的一切也没有那么令人厌恶，“被揪一下小鸡鸡又如何呢？”如果可以让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我也甚至宁愿回去被揪一辈子。同样，当我落地异国的时刻，世界迎接我的，也不是那种我所期待的安慰，毋宁说，迎接我们的，都是一顿急风骤雨般的痛打……

这听起来有些伤感。可我并不想唏嘘喟叹。好在邢志平的情绪也很矜持，完全符合我喝酒时需要的气氛。我们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陈述，就像酒的主要化学成分，高级醇、甲醇、多元醇、醛类、羧酸、酯类、酸类……除此之外，它并不含有什么诗意或者悲喜。

分手的时候，邢志平塞给我一块石头，说是他自己从新疆捡来的和田籽玉，品相不错，可能不值几个钱，但觉得用来给我做生日礼物挺不错。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想不到还会有生日礼物这个环节。我收下了这块石头，然后告诉他，对不起，我没给他准备什么，但是下个生日我会补上。这样就算是预定了我们第二个生日的相聚。

其后一年我们彼此再无联系。邢志平在来年的生日之际，如期而至，在电话里向我说：我来要我的礼物了。

我觉得这很好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咸亨酒馆，这一回，我送了他一幅小画儿。这幅画儿有些色情，尽管绘画语言含混，但谁都看得出我是画了一只大猩猩和女人交媾的场景。邢志平看到的那一瞬间脸色突然变得不自在。我想，如果不是脸上已经有了猩红的酒色，他的脸一定会变得煞白。他的反应令我不解。我觉得，即便不喜欢这样的作品风格，他也不至于要勃然变色。他呆愣了很久，镇定下来后，对我说，他此生目睹到的第一个性爱场景，和我的这幅画如出一辙。这时候他已经平静如初，而我，也无意探究他的成长史。我说，如果不喜欢，我可以换一幅给他。他却断然否定说，不，他很喜欢。

有来有往，我和邢志平之间，这样就似乎达成了某种约定俗成的交情。

接下来我们又见过一面。他在一个深夜突然敲响了我的房门。他从未来过我的画室，记忆中我也不曾跟他提及过具体的位置。那么，他是如何找到的呢？这个答案现在只能永远未知了。那时我已经烂醉如泥，我都记不得是怎样开门放他进来的。我只记得，在间歇性清醒的那些短暂时刻，我发现身边有个人怡然地和我并排躺在满是油彩的地板上。我觉得我是出现了幻觉，因为那时我在天花板上看到了高峰之下的村寨和蓝色的天空，耳朵里也听到了时远时近的鸽哨。我的内心里，涌动的那一种情感，苍老而遥远。在半醉半醒的昏沉中，我恍惚看到邢志平俯在我的头顶，目光充满柔情，令人心旌摇动。我有一种即将被人亲吻下来的预期，我甚至已经能够预知那样的亲吻——嘴唇冰凉而柔软，多情而缠绵。有一只手在一寸一寸地抚摸我，腋下，胸膛，肚脐，直到腹股。我的欲望逐渐被唤起，浓稠到不能自已。在欲望决堤的最后时刻，我的一只手被拉到了一个胸口上。这令我瞬间惊厥般地抽回了自己的手，强烈地表达出了拒绝的姿态。我觉得自己陡然触摸到了无尽的荒芜。那种手感太惊人了，仿佛一下子摸到了死亡本身。然后，我就听到有人踉跄着逃离了我的画室。那个人衣衫不整地冲出我的世界，也许我们的泪水，还在一刹那各自汹涌。

这更像是一个梦。不是吗？它终究是发生在我的醉酒时刻。迄今，我依然怀疑它的真实性。我对自己的性取向从来没含糊过。可我，也不能将此仅仅视为一个性梦。第二天清醒后，我想过要给邢志平打个电话，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某种不是隔阂又胜似隔阂的情绪控制了我。我开始疑虑，这个邢志平，还会再次出现吗？今年的生日眼看到了，我不由得主动联系起他。但是，他却死了。

今天，老褚告诉我，邢志平割除了乳房。于是，我的那个记忆中的手感被鉴定了。

天色暗下来了，房间里松节油的气味格外浓烈。不知为什么，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松节油在拼命地挥发着它的气味。我有些怔忪地看着自己手里的空酒瓶，原来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喝光了那瓶小糊涂仙。

我本来不打算多喝，明天一大早要去参加葬礼，我想我不该带着一身的酒意。但是此刻我只能站起来出门。一路上，我反复对自己说，一壶，就一壶。

这会儿还有些早。酒馆老板不在，小戴告诉我他去买菜了。

我说：“就一壶，明早我要参加一个葬礼。”

小戴为我端来了酒。“是那个跳楼的朋友吗？”她问。

“是的，是他的。”

“搞清楚他跳楼的原因了？”

“没有。可能是因为得了重病吧，谁知道呢。其实也都无所谓了，反正人死了。”

“什么重病？”

“乳腺癌。”

“乳腺癌？”小戴咯咯笑起来，她可能把这当成了个玩笑。“我看你其实并不觉得无所谓，你心里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死。”她说。

“是吗？”我喝了杯酒，居然被呛住了。那么好吧，是的，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去死，想知道他的路是怎么走到头儿的。莫非，对于他的死的追究，就是对于我的结局的预先眺望？谁知道呢。“再给我放放那首歌。”我要求小戴。

“好。”小戴说着坐到了我的对面。

音乐响起来了。对我笑吧笑吧，就像你我初次见面。

“我有过一个前妻。”我说。

“哦？没听你说过。”

她当然没听我说过，我很少跟谁说我的私人生活。而除了私人生活，我们的公共生活也没什么好说的。毋宁说，我不跟人说生活。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丽江，嗯，在束河。她也很爱对我笑。”我说，“那时候的束河，还不是什么旅游胜地。”

“艳遇圣地。”她纠正我。

“如今束河是艳遇圣地了吗？这个我倒不知道。”我使劲想了想，白云和鸽哨在脑子里回旋。“当时可不是这样，就是个保留完好的古村落。这呻吟的声音是电影里的吗？”

她一怔，想不到我换了话题。“不是吧，好像是我的声音。”她笑起来，“当时可能我们边看片儿边做运动了。”

“好听。”

“歌还是呻吟？”

“都好听。”

说完我起身离开。我已经飞快地喝完了一壶酒，那首歌播放了不到两遍。我怕逗留下去，又会是一个宿醉的夜晚。

四

兰城的殡仪馆在山上。葬礼时间是早晨八点钟——据说这样能烧第一炉。我到得早了些。昨晚我睡得并不好，没有醉意，我反而辗转反侧。后半夜我干脆爬起来又画了会儿画。

天还没有亮透。山上的风格外大。有几个也到早了的，和我站在殡仪馆院子里的晨曦中彼此打量。也许都是校友，但大家对于自己的角色都拿不准。他们谨慎地看着我，好像那个即将被烧第一炉的人应该是我。看来真是来早了，大清早的山上，谁能对什么事情有把握？

老褚到了的时候，那间告别厅的大门正缓缓打开。他冲我点了点头，和我并肩向里面走。这时候我才发现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并不少，可能有二十几个人。当然，算不得盛况空前，但也超过了我的估计。一些躲在晨雾里的人簇拥着浮现，面目模糊，鱼贯而至。人群进去后自动地分成了三排，我和老褚站在了队列的最后面。

邢志平的照片挂在灵堂的中央。如果我不是来参加他的葬礼，我可能不会看出这张照片和邢志平的关系。在我眼里，这张照片说成是任何人的，似乎都交代得过去。照片是黑白的，上面的人很年轻，也许就是一张曾经用在学生证上的照片。上面的那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扣子一直系到最上面的一颗。这就是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有学生的概括，羞涩，单纯，你还可以说眼睛里“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这种感观，当然也许还是因为我和邢志平的确不算很熟，毕竟，我们有限的几次相聚，都是在光线昏暗的酒馆里，都是在酒意的蒙眬中。

没有亲友主持这个葬礼。一个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扮演了主持者的角色。他穿着黑西装，戴着白手套，手里有张事先打印好的稿子。开始之前，他先低头预习了几遍手里的稿子，看得出也是才拿到手的。然后，他用并不很标准的普通话读起来。他太年轻了，声音的稚嫩，实在不能匹配一场葬礼所需要的那种庄重感。他像是在晨风中朗读课文。这篇课文简略陈述了逝者的生平，将其称为“邢志平同志”。

我在他的朗读声中放眼打量。老褚碰碰我的胳膊，对我低声说：“那就是尚可，可能这个葬礼就是她安排的。”顺着他目光示意的方向，我看到了前排那个女人的背影，一头大波浪的长发，给人发质很好的感觉，穿一件浅驼色的羊绒大衣。

哀乐响起，人们开始在主持者的指挥下逐个向死者的遗像鞠躬。我本来以为会有遗体，但是看来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摔得太烂了。第一个上前鞠躬的，是一对母子。老褚一边和我缓慢地随着队列移动，一边介绍：“邢志平的前妻和儿子。”我有些惊讶。似乎邢志平其人，在我的概念里，并不应该具有这些尘世的关系。这当然没什么道理。谁会在这个世上是真的独来独往呢？“她叫丁瞳，也是我们的校友。”老褚低声说。

丁瞳很漂亮，裹在鼻子上的围巾无法掩盖她的美貌。她露出的那双眼睛，一目了然，混合着异族的血统。她身边的儿子，我更加看不出和死者的关系，我觉得说成是谁的儿子都说得过去。这对母子并没有伤痛的情绪，他们默默地在遗像前鞠躬，默默地离开。

轮到我们了。老褚和我并肩鞠躬。这一刻，我的心里没有丝毫感触。不，也许有，我想我是在向照片上的那个八十年代致哀与告别。

其后大家重新回到了院子里。还要等死者的遗体化为灰烬。有些人不知道这个程序，匆匆走了。老褚跟那位尚可老师打了声招呼，问她：“骨灰怎么办？”

“先寄存在这里吧，已经通知他家人了。他母亲还活着，过几天会来带他回老家。”尚可说。

这个女人同样漂亮，作为邢志平大学时的班主任，年龄与我们相差无几。这并不奇怪，当年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些老师正是刚刚留校。她很优雅，也性感，有种知识女性那种独特的魅力。我想，她与邢志平之间一定不仅仅只限于师生之谊，没有几个老师会操心学生的葬礼。

老褚说：“回去坐我的车吧，我开车上来的。”

她点点头，目光却望向了天边。我们随之仰望。不远处有几根高耸的烟囱，其中的一根正冒出一缕轻薄的烟。我想，这可能就是邢志平在这个尘世最后的那缕痕迹了。果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不久便来告知：“烧了。谁跟着去抱骨灰？”

大家面面相觑，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了那对母子。但是丁瞳面无表情，脸上的围巾裹得更严实了，几乎已经遮住了她的眼睛。尚可吸了口气，上前跟着工作人员去了。不一会儿，她捧来了那只骨灰盒。气氛一下子肃穆了不少，大家跟在她的身后，默默地将骨灰送往寄存处。在这个队列中，我和老褚比较靠前，我俩差不多是紧随在尚可的身后，这让我们似乎和死者的关系拉近了不少。而我此刻想着的是，那只骨灰盒，会因为主人少了一只乳房而变得轻盈了一些吗？

最后，邢志平的骨灰被安顿在了一面墙的寄存柜里。它换回来了一张写有编号的卡片。尚可将这张卡片接下，她犹豫了一下，用目光去寻找丁瞳，但最后还是放进了自己大衣的口袋里。

葬礼到此结束。我和尚可跟着老褚，准备乘他的车回去。停车场还有段距离，走过去的时候，已经有人开起了什么玩笑。上车时，我看到丁瞳母子正在上另外一辆车。他们上去了，也许是倒车有些难度，车上的司机将车窗降下来了一半，观察着外面的路况。这是个留着一脸大胡子的男人。这样的男人平时并不多见，我不免留意了一下。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尚可坐在后排。

老褚向她介绍我：“刘晓东，也是八九级的，和我是同班同学。”

我转身向尚可示意，她冲我轻微地点了下头。

然后他们就说起了学校里评职称的事，两人有着共同的苦恼，都为出版学术著作而犯难，这是评定高级职称必须满足的条件之一。老褚说：“我们留在高校的这些人，如今最狼狈。你看晓东，做着自由艺术家，日子不知道比我们舒服多少倍。”

我没有接他的话。以我来看，要说舒服，此刻挤在寄存柜里的那一位，才是真舒服。

从兰城的山上驱车而下，就是一个不断坠入尘埃的过程。能见度的变化格外分明。回到市内后，老褚不得不打开了车灯。他问我在哪里下车。

我却做出了一个决定，回身向尚可说道：“尚老师，方便的话，我想跟你找个地方聊一聊。”

这个请求让大家都是一愣。连我自己都有些不解。

“聊一聊？”尚可显然不明白我的意图是什么。

“是，可以的话，我想和你聊聊邢志平。”我觉得这个理由说得过去，我们刚刚参加完这个人的葬礼，他，才是这个上午的主题，而不该是什么评职称的事。

老褚很善解人意，给我帮腔道：“对了，晓东和邢志平是好朋友，他俩生日差不了几天，这几年都是一起过的生日。”

尚可和我对视着，终于点了头。“好吧，正好今天请了全天的假。”她说。然后她提议老褚就在前面靠边停车，说这附近正好有一家她熟悉的咖啡馆。

我们从车上下来，今天的空气特别糟糕，路灯在这个时候依然亮着，为的是给昏暗的街道增添些亮光。老褚启动车子前，隔着车窗向我暧昧地挤了挤眼睛。

我跟在尚可身边，我们湮没在雾里。我从网上的新闻得知，今年国内已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雾霾，但尴尬的是，目前空气污染的来源尚是一个谜，国家环境监测总站表示，预计明年下半年才能完成各地污染物来源的分析。不是吗？挺神秘的。

这家咖啡馆不远。我们进去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坐定后，才有一个服务生匆匆忙忙出现在面前，给人戛然跃出的感觉。尚可为自己要了咖啡，问我想喝什么。我也要了咖啡。其实不用说，我想喝的只是酒。

咖啡馆里暖气充足。尚可脱下了她的大衣，她的身材保持得不错。我也脱了外套，身材没有发福，但就像个裹了布罩的鸟笼。窗外的雾霾映衬出了这个空间的明亮，给我一种内外颠倒的错觉，仿佛我们此刻是坐在明亮的室外，而窗子的那一边，才是昏暗的斗室。

“你和邢志平是好朋友？”她问我。

“嗯，是的。”此刻我不能再强调我和邢志平之间“萍水相逢”的那种关系，“我们在一起过了两个生日，他送过我一块玉石，我送过他一幅画。”我如实相告，有种不由自主的诚恳。尽管这看起来也并不特别，不过是两个成年男人之间的互相馈赠，一块石头，一幅画。但此刻我陈述出来，突然觉得自己就是在说着一段友谊。这本来是件说不清楚的事，两个陌生校友，无端地共同过起了生日，这种关系你很难界定，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谁都无法感同身受那种古怪的缘由。现在，我觉得我似乎让一件复杂的事情清晰起来了，我过滤掉了里面含混的部分，就像过滤掉了空气中的有害颗粒物，还有老褚所说的玩笑与恶作剧，让空气净化得只是空气本身。那么，不错，我和邢志平是好朋友。

“一幅画？”她盯着我看。

“嗯，我是个画画的，送画给人是我最大的诚意。”

“画了只猩猩？”

“是。”我有些吃惊。

“这画我见过，挂在邢志平的床头。”说完她立刻就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一个男人的床头，她是如何得见的呢？

我不动声色，为了减缓她的尴尬，我低下头喝着嘴边的咖啡，并不去看她。

过了半晌，她喃喃说道：“他是个孤独的人。”

这还用说吗？我当然知道他是个孤独的人。否则他不会靠着翻看校友录来寻找到我这个可以和他共度生日的人。我还想起了那个似真似幻的夜晚，想起了我摸到的那一手的荒芜。我说：“是的，所以他才偶尔来找我做伴儿。”我想，我肯定也是一个让邢志平满意的排遣对象，和我在一起，他不过只是需要面对一个酒鬼，并没有其他的麻烦。

“那么你也是一个孤独的人？”

“是吧。”我抬起头，不再回避她的眼睛，“谁又不孤独呢？”这句话有些挑衅，像是在反驳她。

她低下头，头顶的波浪翻滚了一下。出其不意，她说出一句话：“我有丈夫，也是同事，就在文学院做教授，教古代汉语。”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置可否地“哦”一声，问她：“你从哪儿得到邢志平的死讯的？”

“当时我在场。”

“在场？”

“也可以这么说。”她用两只手捂在咖啡杯上，像一个暖手的动作，“当时我刚刚从他家里出来。我走到楼下，没走出几步，就听到了身后的响声……”

“他摔下来了。能确定不是一个事故吗？”

“不会，他是自己跳下来的。十七楼，他不可能是爬出去擦玻璃。”

“为什么？”

“不知道。这也是我愿意和你聊聊的原因，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你曾经是他的班主任。他最后一刻也是和你一起度过的，可能你比我掌握的情况要多一些。”

“老实说，对他，我并不是特别了解……”她的表达开始变得有些艰难，“甚至一度我都忘记了有过这么一个学生。我只隐约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他很腼腆，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一个孩子。”

可这个孩子的床头，如今你去过。这句话我没说出口。“说说当天的情形吧，你们在一起发生什么了吗？”

“我们谈了一部书稿。”她抬头看我，神情平静，“是我的一部著作，就是为了出这本书，我才联系上他的。你知道，他是一个成功的书商。出书对我们是千辛万苦的事，对他却很容易。”

“你是说，就是为了出这本书，你才联系上了你这个学生？然后他突然跳楼了，你又负责为他料理后事？”

“最初的确是这样的。”

“最初？”我听出了她的破绽。

“好吧，”她吸了口气，眼睛望向窗外的雾霾，“我和他上床了。”说出后她显然是松弛了下来，看得出，这个秘密也压在她的心头。如今对我这样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说出来，在她，可能也是一种释放。同时，她的态度在我看来，还有种“反正现在人已经死了”的解脱感。“但这里面没有交易的成分。我不会为了出本书和人上床，他也不会那样为难自己曾经的老师。邢志平绝对不是一个邪恶的人。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大病初愈，整个人弱不禁风，毫无侵略性。对于我的请求，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她用指尖划着桌布，“我们在一起，不免会提及往事，说说当年的大学生活。那时候他极度脆弱，我想可能并不完全是身体的缘故。这些年他生活得很不愉快。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新闻出版局，这个机构，正是新闻出版行业的管理者。接下来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的上司辞职经商，鼓励他一起去奋斗。他从小就习惯于对权威者言听计从，这次也不例外，谁知道，就此却让他成为了新阶层的一员。他们做书商，公司得天独厚，运作得相当顺利，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是这些，都没有给他带来快乐。”

我有些走神。她说的这些内容，不免让我比照起了自己的往事。在世俗意义上，邢志平的确是一个幸运儿。我们同一年从大学毕业，而那一年的夏天，我却只能流离失所，孤身一人逃难般地潜入了遥远的云贵高原。“他很幸运。”我说。

“是吧。那一年许多人都走上了人生的颠簸之路，反倒是他这样与生俱来的温和者，不会卷进那样的飓风当中。他顺利地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了相当不错的工作单位。可这些，都不是他自觉的选择。他不过是天性使然，不会去呼啸街头。”

“那么，他的生活还有什么不幸呢？”

“我想是因为他的婚姻。他的妻子，也是我的学生。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恰当的组合。”

“丁瞳吗？他的妻子是叫丁瞳吧。”我这么说，让自己显得和邢志平很熟。

“是她。丁瞳在大学时期就是热衷于风尚的女生。你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青年的。那个年代，一个诗人所享有的优待无与伦比。尤其还是一位青年诗人，那就更了不得了，大学里的师长都得对他们刮目相看。在这种风尚之下，丁瞳热烈追求的对象，是一位学生中的诗人。她很漂亮，有一部分俄罗斯的血统，这使得她能够在追求诗人的诸多对手中胜出。当年丁瞳的恋情，是中文系人人皆知的事情。可是最后，她却成了邢志平的妻子。”

她沉默下来，我不知道该怎样回应她。此刻我说什么，都会使她像是一个在数落情敌的女人。

“我这么说，不是在诋毁丁瞳。”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没有过错。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追逐风尚，又会有什么错呢？我只是想说，我觉得邢志平和丁瞳成为夫妻，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从来就是置身于风尚之外的人，不小心成了新时代的受益者，也完全是阴差阳错。而丁瞳选择他，无外乎是因为如今的风尚是以金钱来衡量一切了吧。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注定不会幸福。”

差异太大？我想起了自己的跨国婚姻。我想，还会有比我这样差异更大的婚姻吗？那么，我幸福吗？不可避免，我的前妻此刻从记忆深处向我走来。她是我胸口永远的隐疾。“你认为仅仅因为婚姻的不幸，便可以促使他走上自杀的路？”我必须回到当下的对话里，我不能被自己的回忆掠走。

“当然不。这可能只是一个背景。对于他的死，我的确没有一个答案。你知道，他们已经离婚了。是的，这是因为我，我们被丁瞳撞到了。他们婚姻的后期，实际上已经分居多年，丁瞳带着孩子住在她父母家。但是那一天她突然回来，撞到了我们。是的，很尴尬。有些情绪我很难对人说明，我不是一个无耻的女人，但在邢志平这件事上，我却并不觉得自己如何败坏。”我点点头，认可她的说法。“对于邢志平，我有种无法形容的怜惜，我觉得他太孤独了。他那么虚弱，我们在一起时，他常常会把头埋在我的怀里放声痛哭。他就像一个溺水的人，而我，恰恰握住了他挣扎的手，我没有理由不把他打捞出来。”

“我想我能理解。”这只挣扎的手，似乎我也一度握住过，可我试图打捞过他吗？没有，我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呼救者。我是个酒鬼，我求助的那个对象，不过是酒精。“但是，即使有了你的帮助，他最终还是死了。”我说。这有些残忍。

“是啊——”她的眼眶盈上了泪水。这让我对她顿生好感。她说：“我们就是这样无能为力。我不知道自己忽略了什么，我是那么想要帮助他。他离了婚，财产和儿子都给了丁瞳，我以为他已经得到了解脱。”

“现在他得到了。”我说，“也许是病痛的折磨让他不堪忍受？”

“不是，对于肉体的疾病，他从来没有觉得是难以克服的。他这个人内心的负荷实在是太多了，转嫁在肉体上，曾经弄坏过他的肺，弄漏过他的胃，最后居然向他的乳房下了手。但这些都不足以彻底击垮他。实际上，他对身体疾患的态度反倒是乐观的，在医院里，他还积极去帮助经济困难的病友。”

“那么，他的死，还有其他的隐情？”

“一定是这样的。也许，丁瞳掌握着这个秘密，但是也许她永远不会说出来。今天的葬礼是我通知她的，她的反应你也看到了，很冷漠。”她显出了倦意，抬腕看看她的表。

我意识到时间不早了，提议和她一同吃午餐。她拒绝了，说还要回学校处理其他事情。于是我们告别，我留了她的电话号码。我打算继续在这里坐一坐。她对我说，咖啡馆提供简餐，我的午餐可以在这里吃。

她起身穿上大衣，把头发从大衣的领口翻出来。这个动作很美。走之前她突然问我：“你给邢志平送的那幅画，是什么意思？”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问她：“怎么？”

她吸了口气，说句“没什么”，然后转身离开了。

我一个人坐在这家咖啡馆里，开始想那幅画。我画了一只大猩猩和女人交媾的场景。女人翘臀而立，大猩猩在身后耀武扬威。邢志平说画面上是他此生目睹到的第一个性爱场景。这幅画挂在他的床头。有什么问题吗？我说过，如果不喜欢，我可以换一幅给他。他却断然否定说，不，他很喜欢。也许，这幅画对于死去的邢志平，具有某种谶语般的性质？我只能如此不着边际地猜测。

事到如今，我知道我已经陷入了这个死亡巨大的谜面之中。我想知道谜底。

我并不想吃饭，一点儿也不感到饥饿。我喊来了服务生，问这里有什么酒水。这里不是星巴克，但这个服务生却有着一种星巴克式的大牌劲儿。她几乎是用傲慢的口气对我说，他们这里是咖啡馆。

五

咸亨酒馆的门锁着。它不会在这个时候开门的，我只是心存侥幸。

我只有回家去。在楼下，我照例又买了一瓶小糊涂仙，不过这次换成了一斤装的。我还买了两袋速冻饺子，打算饿了的时候煮着吃。回到家里，我打开了电脑，也打开了酒瓶。电脑里有一堆新邮件，乏善可陈，我选择性地回复了几封。就着瓶口喝酒，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找了只大号的马克杯，将酒全部倒了进去。我一边喝，一边在网上搜索束河的词条。

地理坐标：北纬26度55分，东经100度12分……

是的，那个时候，我叫它“绍坞”。这是纳西语，意为“高峰之下的村寨”。它是纳西先民在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是茶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镇，也是纳西先民从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过渡的活标本，是马帮活动形成的集镇建设的典范。——而那一年，它还是收留我这样一个逃亡者的庇护所。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纳西族妻子。当时的我犹如丧家之犬。她和她的族人接纳了我。我们结婚了，一度过着平静的生活。其后时风骤变，我无法再忍受这“被人揪一把鸡鸡”的生活。我想离开，非但想离开高原，我还想走得更远。千辛万苦，我终于登上了飞越太平洋的航班。在飞机上，我感到了恐惧。我想反悔，宁愿回到“被人揪一把鸡鸡”的日子里去。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回头。

是真的没有回头。此后我去过欧洲，去过非洲，最后停留在了太平洋西南部的那个岛国。在那里，我取得了国籍，隐瞒了曾经的婚姻，娶妻生子。

我刻意终止了和国内妻子的联系。也许，她认为我已经死在了异国。

她最初是位小学教师。我走的时候，她去了县里的图书馆做管理员。

这几年我回到国内，在国内卖画，用的都是假名。我从不出席画展开幕式这样的活动，只是怕会被拍下来，照片散布到网上去。印刷画册，我也从不配上照片。人们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怪癖。不是的，这是阴暗，是罪。

我酗酒，在新西兰安定下来后就开始了。我知道，这是因为什么。我曾经将内心的秘密向神父坦白过。那是在戒酒者的团契里。从神父那里，我没有听到以前没听过的话，也没有听到什么自己觉得特别的道理。他说这是罪。我知道这是罪。他说当我向神坦白的那一刻起，我就获得了赦免。但是我没有找到这样的感觉。丝毫没有。于是我继续酗酒，喝得比以前更凶了。新西兰的妻子在最绝望的时刻，骂我是一头猪。于是我回国。我对她说，这是一头猪唯一能拯救自己的途径。我回来了，画儿卖得出奇地顺利，酒却一点儿也没少喝，还是一头猪。

我想过回束河去寻找自己的纳西族妻子。想过，但只是想过。我没有那种巨大的勇气。就像小戴给我听的那首歌里唱的一样，我曾经享用那位女子，被她庇护，在我最仓皇的时刻，是她拯救了我。而我对她，却是誓言说变就变。如今的束河，也不复当年。时代变了。这不仅仅是它已经不再被称为“绍坞”，不仅仅因为它如今成为了“艳遇圣地”。

我走了太多的路，如今好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

这就是我现在想知道邢志平死因的根本动力。我想让这个人的死亡，给我提供出一个最终解决的参考。是的，在老褚的嘴里，我们是“这代人”。我们都曾经被迫逃离，后来我们也都貌似活得不错。可他成功地死了，我还没有。

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肚子里化开了。这种滋味我再熟悉不过，一般会在我喝下一斤左右的白酒后发生。然后我几乎是平滑地过渡到了咸亨酒馆的小包厢里。这个过程顺畅极了。我的脑子里没有从家中走到酒馆的记忆，就好像我从电脑前一转身，看到的就是酒馆老板那张满是旧伤疤的脸。

他看着我，少见地奉劝起我来。“不要再喝了，要不，顶多再喝一壶？”看到我摇头，他和我商量道，“两壶？”

我伸手将他在我眼前竖起的手指从两根掰成了三根。

这是我记忆中最后的三根指头。

六

“我不认识你。”她对我说。

“昨天在葬礼上我们见过。”我补充说，“我们还是校友。”

“你和邢志平很熟？”她扇动着很长的睫毛。

此刻我们坐在咖啡馆里，还是昨天的那一家。对于如今的兰城，我并不熟悉，所以，在电话里我脱口说出了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她还是来了。对此我很欣慰。本来我并无把握。我想是我在电话中的语气敦促了她。我说：我必须和你谈谈。我如此蛮横，其实是由于酒精的缘故。今天早晨我突然醒来，意识如骤然扯开的幕布。我发现自己躺在小酒馆里。我的身下是几张拼起来的桌子，我的身上盖着一条薄毯。这对于我是个打击。无论如何，喝得不省人事，终究是如此的可耻。我感到彻骨的沮丧。摸出手机打给了老褚，用几乎是乖张的态度向他索要了丁瞳的电话。然后我打给了她。和她约定好见面的地点后，我起身离开了酒馆。已经是早晨十点了，我将酒馆的卷闸门拉好，这需要我蹲下去。再次站立起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信心突然流失殆尽。我几乎想要放弃下面的这个约会。这一切与我何干？不过是死了一个家伙。可这又能如何？空气依然阴霾，冬天依然寒冷，我依然被酒精撂倒，世界依然运转。

但我还是来了。回家换下一塌糊涂的衣服，我还是出门上了辆出租车。我的意识依然不能完全自主，心里有个声音喊左，行动却偏偏向右。

“是的，我们很熟。”我恍惚着回答她，“你知道吗？我和邢志平的生日是同一天。”

“哦？我不知道。没听他说起过。你想和我谈些什么？”她的态度有些生硬，这是难免的。此刻她眼前的这个陌生人，神情委顿，眉骨上还有一道结痂的新疤。这是昨晚留下的，具体的情景，我当然毫无记忆。

“我想知道邢志平为什么会跳楼。”迟钝的意识让我像一个儿童般的坦率。

“我也不知道。你也许该去问问尚可。你们应该认识，昨天我看到你们上了同一辆车。”

“你恨她？”

“谁？”

“尚可。你撞到过他们在一起。”

“不只是‘在一起’，我还看到了他们赤裸的睡姿。说实话，光着的尚可，睡姿可是不雅。”

“你很愤怒？”

“没有。我从卧室退出来了，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后来邢志平光着身子出来，对他我没有任何过火的语言。”现在她也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有着部分俄罗斯血统的那张脸上是种虚无的空洞。“有什么好说的呢？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她说。

“这是句诗。”

“是的，普希金的。”

“你不恨自己的丈夫吗？”

“不恨。第三天下午，我们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很诚恳，财产的百分之八十给我，儿子给我。他的态度不错。”

“爱他吗？或者，爱过他吗？”

“没有。”她犹豫了一下，改口说，“不知道，说不清。”

“大学时代，你爱过一位诗人。”

她看着我的那种目光，我要承认，美极了。那是一种天生的单纯和无辜，像传说中的小红帽。尽管，我知道，她也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了。“是的，这不是什么秘密。”她说，“当年读过师大中文系的人都知道，尹彧是学生中的诗歌领袖。”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尹彧”这个名字。我努力搜寻自己的记忆，却找不到相关的痕迹。但是看得出，当这个名字从嘴里说出的时候，她的脸色在一瞬间明媚，就像天空突然一亮。

“嗯，是的，很有名。”我只能如此说，我不想打乱谈话的节奏。

“邢志平也知道，当年我们三个人在校园里形影不离。”

“居然会是这样……”

“这不奇怪。尹彧当年被众星捧月，围着他转的人太多了，不分男女。邢志平对他最是崇拜，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名字和尹彧相比都万分逊色。尹彧天生就该是个诗人的名字，而他，只能叫邢志平。”

“你瞧不起邢志平？”

“没有，他做过我的丈夫。我只是认为我们从本质上不是一类人。”

“那么为什么还要嫁给他？”

“命运使然吧。”她怅然地凝视着窗外。而窗外，不过是灰蒙蒙的粉尘与废气，对了，还有老褚所说的玩笑和恶作剧。

“我想听一听。”我对她提出儿童般的请求。

她看看我。这是个有着异族血统的中年女人。她身上有种我们鲜见的大方。“真的想听吗？”她问。

“是的，非常想。”

“好吧。”她喝了口咖啡，“人已经成了灰，说一说，对他也许是一个祭奠。”她不看我，看着窗外。“当年我们三个很要好，我和尹彧是公开的情侣，邢志平是尹彧的崇拜者。当时尹彧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发表在各类文学杂志上。那个时代，一个青年诗人所受到的尊崇，顶得上十个教授。我没有想到，其实邢志平还暗恋着我。他可能自己也不能自察。尹彧的光芒太强大了，他不敢在内心里承认自己居然会觊觎尹彧的恋人。他所表现出的，在我看来，反倒是一种对于尹彧的恋人般的迷恋。有时候他看尹彧的眼神，都有种怀春般的光。”

我想起了那个夜晚自己在醉意之中领受过的抚摸。我当然知道人类一些非异性间的爱恋关系，这样的事情在世界艺术史中屡见不鲜，似乎许多伟大的天才都有这方面的倾向。但我想，卑微的邢志平，他哪里敢以天才自居？他从小就是循规蹈矩的乖孩子，那么，当他发现了自己的这种取向时，内心必然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邢志平不是个很勇敢的人。”我说。

“岂止是不勇敢。他很懦弱。那时我们都是诗人羽翼下的幼雏。”她用手势做了个比画，可能是想形容羽翼，但我没看出什么关联，“大学二年级暑假时，尹彧带着我们去考察黄河。徒步沿着黄河走一遭，对于尹彧是重温，他不仅具有文明的精神，更具有野蛮的体魄，而对我们，当然就成了考验。说是徒步，实际大多数路程是利用交通工具完成的。我们时而汽车，时而火车，颠簸着，途中选择一些不甚荒凉的地段步行。之所以采取了这种相对轻松的走法，尹彧是出于对我俩的照顾，他考虑到了我们的实际能力，如果是他只身行走，一定是完全靠两只脚来丈量大地。”我回忆起自己的当年。在那个夏天，我就几乎是徒步踏上了那条逃亡之路。“黄河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宏大，然而，那个时候的邢志平，整个人的状态是趋于卑下的，能够这样走一遭，已经足以让他获得一份成就感了，甚至心里面还有了一股流离失所的诗意。”她说着，神情完全回到了过往的岁月。

“那个年代，旅馆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每次投宿，都是他们俩登记在一起，我独自住在另外的房间。这对我和尹彧来说，当然是个干扰。我们是恋人，有在一起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邢志平是个多余的人。他可能自己也有意识，时常会有种愧疚的情绪。”

“一个多余的人。”我重复了一遍她的这句话。

“是吧。这只是个事实。走到郑州时，邢志平目睹了我们两个人做爱的情景。”她咳嗽起来，用手捂着嘴。但我觉得这不是想掩饰什么，只是她的喉咙的确需要咳嗽，“那是一家条件还算不错的招待所。住下后，邢志平决定打个电话给他的父母。楼下的服务台有电话。一路上他没有和家里联系过。我想，那天他突然决定问候一下他的父母，可能是因为路程过半，他想向父母炫耀一下，也可能是他有意想给我们些时间。但是他却回来得飞快，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让我们猝不及防。”

这就是邢志平此生目睹到的第一个性爱场景。我能够对此展开想象。因为我在不经意中，让这个场景重现在我的画布上了。我描绘了一只体毛葳蕤的大猩猩。这可能的确让当年的那个诗人栩栩如生了。画布上的女人翘臀而立，内裤掉在脚面上。这可能也符合当年丁瞳为了抢时间的情景。这一切，都被邢志平撞到了。于是成为了他生命中的图腾。他把这个场景悬挂在自己的床头。画面中的两个角色，一个是他男性的仰慕者，一个是他女性的眷恋者。作为一个双性恋，他的内心，该如何地分裂？

“我尖叫了一声。邢志平连门都忘了替我们关上，像匹马似的撒腿就跑。后来他对我说，他在楼下撞倒了一个服务员，冲出了招待所，不遗余力地奔跑在烈日炎炎的郑州街头。他说有些东西脱离了身体，跑在了他的前面。他说，那个跑出了他身体的，可能就是他的灵魂。邢志平并不是一个善于奔跑的人，体育课上跑一千五百米，每次下来他整个人都会瘫掉。但这一次，他说他跑得轻松无比，驭风而行，甚至有了滑翔的快感，直到最后泪水呛进嗓子里，剧烈的咳嗽让他不得不停下，扶住路边的一棵树干哕起来。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泪水因何而来。他愿意把这看作是自己的成长。他已经二十岁了，他还是处男，但已经在被窝里偷偷地自慰过。那天，他看到了真实的性交，于是，就流出了眼泪。他说，这滑稽，但也庄严。”她转动着手中喝空了的咖啡杯，“是的，我并不讨厌邢志平，在许多时候，他都是一个值得被同情的人。”

我又替她要了杯咖啡。服务生送来搁在桌上后，我还向她手边推了推。

“就这样，怀着成长的心情，我们走到了甘肃。”她继续诉说，“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叫作‘什川乡’的地方。我们走在黄河边的石头上，身边是烈日下炫目的河水。空气亮得让人受不了。脚下的石头滚烫坚硬，对于他们的脚来说，如同刀刃。在被太阳晒得打战的空气中，出现了两个当地的汉子。他们几乎是全裸着身体迎面而来。距离还十分遥远的时候，他们就打起了口哨，用方言凶巴巴地吆喝着。不祥的预感从我们的心里升起。我和邢志平都眼巴巴地去看尹彧。尹彧显然也感觉到了危险，脸阴沉着，不动声色地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在邢志平手里。那是把匕首，阳光在刀刃上一闪，我立刻觉出了寒冷，皮肤在夏日凶狠的阳光下泛起一层鸡皮疙瘩。我想邢志平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害怕地挤在他们中间，裙摆缠绕着他们的腿，好像成为了两个男人的牵绊，让大家走得跌跌撞撞。危险终于近在咫尺了。对方在我们的鼻子尖前面站住，完全没有绕开的可能。我们三个大学生，像《水浒传》里卖刀的杨志，遇到了躲避不开的麻烦。挑衅者中的一个响亮地说了句什么。我都没听明白意思，尹彧上去就是一拳。邢志平太紧张啦，之前的每一步行走，我想对他而言，都像是在拉着一张弓，弓弦已经满到了要绷裂的边缘。尹彧的这一拳，仿佛拉弓的那只手瞬间松开。邢志平神经质地猛然挥出了手中的匕首。我没有看到血，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确定刺在了对方的什么部位，那个人只是哞的一声，像牛的低鸣。然后就是无尽的奔逃。我有一段时间失忆了，大脑一片空白。直到被阳光刺醒，我在突然之间恢复了意识。阳光迎面而来，像一把光芒四射的刀砍中了我的头。身边是已经跑到虚脱了的邢志平，他的脸比纸还白，两只眼睛像濒死的鱼一样向上翻着。我整个人都挂在他的胳膊上，轻如鸿毛。我们已经跑到了公路上，毫不犹豫地拦下了一辆长途客车，跳上去后，才发现尹彧不见了。”

“不见了？”

“是，我们只顾着自己跑了。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客车的终点是兰州，到达时，天一下子就黑了。那是我经历过的最黑暗的夜晚。也许是我们的心情太沉重。我们怎么能够不沉重呢？我们行了凶，魂飞魄散地逃遁，身在异乡，并且囊空如洗。邢志平出门前是带着钱的，他母亲还在电话里告诫他要把钱藏好，让他卷成卷，塞在内裤里。但是他把钱全交给了尹彧，这总比内裤安全得多吧？现在他母亲的警告应验了，他没有丢掉钱，却丢掉了尹彧——那个怀揣着我们所有钞票的人。更为严峻的是，这又岂是钱的问题？丢掉了尹彧，我们就丢掉了灵魂。我们蜷缩着走在陌生的城市里，谁也无力说出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说得尖锐些，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夜晚的天空下起了小雨。雨水加剧了我们的迷惘，并且很快就下大了。后来，我们像两个真正的乞丐一样，摸进了路边一根庞大的水泥管道里。”

我的酒意渐渐在散去。此刻的我，也已经回到了过往的那个年代里。我觉得她所说的，我一点都不陌生。那几乎也是我的青春。

“在管道里人是无法直立的，我们也无力直立，一进去就自然地躺下去。”她出神地盯着自己的咖啡，仿佛在凝视当年那根建筑材料的入口。“管道的弧度致使我们的身体必须部分地叠加在一起，缠缠绕绕。这都是宿命。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很难梳理出什么头绪，我甚至为此憎恨邢志平，我觉得他是假以命运的名义，和命运一道强暴了我。但当时的情形却截然相反，我没有丝毫被动的感觉，甚至我还是主动的。这只能让我在事后更加憎恨自己。我们窸窸窣窣地拥抱在一起。他似乎还很委屈。他没有任何经验，是我引导了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在一个落荒而逃的夜晚，在一根宿命的水泥管道里，我趴在他的身上，却喃喃自语地发问：尹彧在哪里？”

“挺让人伤感的。”我开始为那种青春的憔悴而伤怀。

“那个时候，雨停了。管道外面漆黑的天际蹦出一颗很大很亮的星星。是啊，尹彧在哪里？我想那个时候，邢志平刚刚迈出了他人生重要的一步，暂时摆脱了尹彧对他的精神控制，所以他幡然醒悟，原来自己很早之前就爱上了我，只是这份爱，被尹彧的光辉硬邦邦地覆盖了。邢志平看看天上那颗钻石般的星星，再看看我，竟然背诵出当时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这是我对邢志平青春时代唯一清晰的抒情记忆，他不是一个诗人，但此刻他也有了讴歌的愿望。可是，这却令我更加无端地仇视他。我知道这没有道理，但我真的是百感交集。”

“他是无辜的。我觉得。”

“是的，但我无法自已。第二天，凭着我身上仅有的几块钱，邢志平和家里取得了联系。打电话时他哭出了声，这让我再也无法忍受，不禁勃然大怒，向他训斥道，哭什么哭？笨蛋！他受了惊吓，止住了哭声。可他越是这样，我对他，对我自己，越是厌弃。”

对于眼前的这个女人，我的认识开始改观，我想，她并非如尚可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从大学时代起就追逐风尚的女人。

“他父亲一位在兰州的老友救济了我们，使我们得以返校。开学后不久，尹彧也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他用平淡的口气交代了他的遭遇：被暴打了一顿，搜去了所有的财物，但他仍然坚持完成了既定的行程，然后就回来了。至于身无分文的他是如何克服困难的，个中细节，他不说，我们也不敢问。我们无法正视尹彧。我鄙视自己，也痛恨一切，认为自己是被一个诡诈的阴谋绑架了，是被命运拽着笔直地奔向了那根水泥管道。我遗弃了尹彧，背叛了爱情。这个想法让我痛苦万分。邢志平的状况更糟，他内心的挣扎干脆作用到了胃上，造成胃出血，几乎要了他的命。他被同学们七手八脚地抬进医院，送上手术台去开膛破肚。但大夫们的刀下错了地方，他们修补了邢志平的胃，却忽略了他的心，那里才是邢志平真正的病灶。这期间我怀上了尹彧的孩子，去医院堕胎，顺便到病房看邢志平，我们相对无言，彼此几乎是绝望地仇视着，但却又有种绝望的相濡以沫的滋味。”

看到我点烟，她也伸手要了一支，我俯身为她点上火。

“我们三个人仍然常常聚在一起。邢志平连我的手指都再也没有碰过。”

“他一定备受妒忌之苦。”

“会吗？我想不会。妒忌这种事情，是两个基本上对等的人之间才能发生的，而邢志平，对尹彧有的只是仰望，他没有资格去妒忌尹彧。他只是无法从脑子里根除可耻的念头。我们结婚后，他告诉过我，那段时间，他一闭上眼睛，就会不可逆转地想起我。有时候他臆想自己和我做爱，有时候臆想尹彧和我做爱，他在被窝里幻想着这一切，内心的负罪感让他窒息。他无地自容，不敢将自己弄脏的被褥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半干不干地睡在里面，用自己的体温来烘烤。不断地剽窃着一个诗人的情人，如此的罪恶，怎么能是他那颗羸弱的心可以承受的呢？”

“他真孤独。”我想象着这一切。它几乎有种专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气息。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是否还会有着如此的煎熬。

“是啊，真孤独。可是，谁又是不孤独的呢？”她说。我想起来，昨天我和尚可也有过类似的对话。“接下去，就是那个夏天了。尹彧这样的人必定深陷其中。当尘埃落定，他便消失了。他离开得干净利落，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没有缠绵悱恻，他像一条真正的汉子，在一夜之间，连同他的行李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这是他刻意谋求的，在庸常之外游走，流浪，似乎就应当是一个诗人的义务与本分。”

我战栗起来。我想对她说，不，这不是一个诗人的义务与本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她，逃亡之路，不是游走，不是流浪。那毫无诗意。但是我没有开口。

“尹彧像传说一样地消失了，我嫁给了邢志平。这些都是宿命。可是我憎恨这样的宿命！它太不由分说，几乎是连同着一整个时代在扭曲着我。我当然可以拒绝，但是我当然也没有拒绝。这一点恰恰是最令我痛恨的。我们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被重塑着。我当然不甘心，我不恨邢志平，也没有轻视过他，实际上，在很多时候，还觉得我们同病相怜。我只是把说不出的无奈和怨愤，投射在了他的身上。尹彧消失后，我们谈了将近三年的恋爱，但都无法做爱，他照旧靠着手淫来安抚自己。我们结婚了，新婚夜里，邢志平依然不得要领。完事后，他嘴唇无声地嚅动了一下，说了一句他一时并不明白的话。过了一会儿，我也才意识到他嘀咕的大概是句什么话，必然是句什么话。这话当然是：尹彧在哪里？”

我想象他们的婚姻。想象他们每次做完爱，彼此的心中都会来上一句：尹彧在哪里？这句话，更像是对于一个暌违了的年代的盘问。他们是在喊自己的魂。这可能会成为一个规律，类似生理步骤，像前戏、高潮、平台期一样。而这，都是一个时代对于他们的馈赠。那是理想主义彻底终结后的余波。

“婚后邢志平并不愉快。他甚至变得有些暴躁。有一次，他母亲在电话里问他，我和他在一起时，是不是处女？当时我就在旁边，并不知道他被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反应令我震惊，他完全失控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下了忤逆的事，居然向他的母亲反问道，你和我爸第一次性交时，是不是处女？从此以后，他母亲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她向后仰起头，“我分在一所中学做语文老师，他对我没有任何要求，虽然我完全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妻子。他能够容忍我的一切，因为，我曾经是一个诗人的情人。这一点，如今不会有人理解了。邢志平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还学会了缝被子。这样的生活没法不平静，因为邢志平从不制造麻烦。可是，婚后大概三年左右，他顺应了新潮流的方向，居然成为了一个富人。这不是他的错，我知道。但是，就是这么鬼使神差。他成为了一个富人，而我，却只能和整个时代、和他背道而驰。”

她再一次喝完了咖啡，放下时，杯子和小碟碰撞出空荡荡的声响。她睁大了眼睛，似乎被这意外的声音微微地惊吓住了。对于此刻的一切，对于正在进行的诉说，她显得费解极了。“我并不排斥金钱，甚至，我还有着极度的物欲。”她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想过得体面，但我无法说服自己，让自己忘掉，我曾经是一位诗人的情人。我的确很分裂，很不幸，邢志平只能成为我这种分裂迁怒的对象。有钱了，他不免会显得阔绰，买大房子，买好车，为了讨好我，他常常给我买回来一些奢侈品，帽子都是几万块钱一顶的，他还替我出了一本诗集，但越是这样，我越是疯狂。我无法自控地越来越鄙视他，在一次盛怒中，高声骂他是一个麻木、庸俗的家伙，是一头在泥泞中快活地打着滚的猪，正是因为他这些猪的存在，挤占了这个世界，才使得诗意的栖居成为了泡影。这个罪名当然是太大了，他无论如何承担不起，我也知道他实在是太委屈，但他只能在我这里成为肮脏世界的代言人。”

“一头猪，我妻子也这样骂过我。”我说，“也许你们骂得并不过分……”

她看看我，不置可否。“后来，儿子出生了。邢志平是一个好父亲。但我无能为力，我无法配合他，直到我目睹了他和尚可睡在一起。”

她停止了诉说。时间立刻显得冗长。我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在心里想象离婚后邢志平的独居生活：一个人躲在自己巨大的豪宅里，宛如又回到了大学时代，臆想着丁瞳，臆想着尹彧，忧伤地抚慰着自己。如今社会上遍地都可以寻到色情交易的场所，以他优渥的条件，更是不会缺乏靓丽并且安全的性伴侣，但是他宁肯活在潮湿里。他一天天地苍白，日复一日地走向腐烂和霉变，像个谨慎的吸血鬼。他被自己彻底地戕害了。在最为难熬的日子里，他甚至冲动地跑到我的画室里来，动情地抚摸另一个同样孤独的肉体。他终究解放不了自己，他这个无辜而软弱的人，这个“弱阳性”的人，这个多余的人，替一个时代背负着谴责。在他的心里，尹彧和丁瞳的分量毫无缺损，像阴暗墙壁上发霉的水渍，历久弥新，他们是雌雄合体的偶像，他长久地降服在他们所代表着的那个时代的权柄里。

“尹彧呢？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吗？”我问。

丁瞳看着我，以一种决然的态度向我说道：“他回来了，现在我们就在一起。”

尽管对此我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但此刻被她果断地承认，还是令我大吃一惊。

“我想和他也谈一谈。”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一些。

“他一会儿来接我。这要看他是否愿意。”

七

我改了主意。不，我并不想喝酒，一点儿这样的欲望都没有。我只是突然间疲惫不堪。我站起来向她告别。她笔直地坐着，看来还要在这里坐下去，就像要永远坐在岁月里，等待那位诗人来接她。我喊来了服务生结账，问她需不需要再喝点儿什么？她说不需要了，平静地注视着我结完了账。我转身离开，她突然说道：“你的生日快到了。”

我回头对她说：“是的。那也是邢志平的生日。”

我走进街头的雾霾里。空气真的糟糕透了，让我想起在某本小说里读到过的句子：古往今来一直有人生活在烟尘之外，有人甚至可以穿过烟云或在烟云中停留以后走出烟云，丝毫不受烟尘味道或煤炭粉尘的影响，保持原来的生活节奏，保持他们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样子。但重要的不是生活在烟尘之外，而是生活在烟尘之中。因为只有生活在烟尘之中，呼吸像今天早晨这种雾蒙蒙的空气，才能认识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古往今来，烟尘之中，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样子，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我觉得我很脏，是那种真的很脏，从里到外都蒙着一层油脂般的污垢，那是煤烟与粉尘、玩笑与恶作剧的混合物。我钻进了街边一家很大的洗浴中心。现在快中午一点，这种地方此刻很冷清。大池子里的水应该是刚刚注满的，蒸腾着热气。我把自己扔进水里，像是一只渴望被煮熟的饺子。我在水里泡了很久，然后上来淋浴。洗浴中心提供自助餐，我穿着浴袍去吃了点东西。居然还有啤酒，但我一口都没喝。

随后我去了幽暗的休息大厅。出乎意料，这里睡着不少人。谁又能是不孤独的呢？外面是漫天的雾霾，孤独的人睡在幽暗的洗浴中心里。我找了一张空床躺下。服务生过来问我需不需要按摩。我说不需要。我很快就睡着了。

我做梦了，从梦中直挺挺地弹起来，充满疑惑地看着身边的环境，仿佛醒不过来似的，僵直在一片茫然中。在我的梦里，丁瞳和邢志平裸露着下身向我走来，他们的身后是高峰之下的村寨，炙热的阳光颤动着，在我的周围挤来挤去，波光一样地潋滟。他们一步步地向我走来，就像那个被否定了的逝去的年代，经过了非常漫长的岁月才站到了我的面前。我的眼中充盈着泪水，忘情地敞开胸怀去拥抱他们——我的兄弟，我的爱人。倏然，有一只手扬起，匕首像一道酷热的阳光向我劈来。

我看看表，已经是黄昏了。

手机响起来。我举在耳边接听。

一个男人对我说：“我是尹彧。”我并不感到特别诧异。这不完全是因为我刚从梦中醒来。好像一切都在我的直觉里。“丁瞳说你想和人聊聊邢志平。”他说。

“是的。”

“我也想和人聊聊邢志平。”他说，“我们见一面吧。”

我跟他说了咸亨酒馆，又大致说了说酒馆的地理位置。

我向服务生要了杯热茶，喝下去后，我感觉自己好多了。

室外依然昏暗。洒水车徒劳地向天空喷洒着水雾，这改变不了什么。我打算走着回去。一路上，我揣测着这天下的雾霾那个神秘的来源，保持着不变的步幅，保持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样子。

我走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我到了的时候，他还没到。

酒馆老板坐在他千年不变的老位子里，招呼我和他一起喝茶。

“没事吧，昨晚你突然就倒下了，我都以为你这就算是走到头儿了。”他用那把铁壶熬砖茶，替我倒了一杯。

“你看到了，我还没到头儿。”我把茶接过来，烫烫地喝了一口。

他笑出了声。“知道吗，我做拳击手的时候最喜欢什么？”他问我。

“一拳把人打飞。”

“不，不是。当然，那也很美妙。可我喜欢的，恰恰相反，反倒是一拳被人打飞时的滋味。”他的身子猛然向后一仰，“砰！就这样，眼前一亮，真的是一亮，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人可能倒是没飞，把人打飞可没那么容易。但那滋味，就是飞了的意思，咔嚓一下，路就到头儿了，你一点儿预感都没有，说到头儿，就到头儿了。”

我打量他。他并不彪悍，以前是个轻量级的选手。他说我一点儿也不像个艺术家，我认为他也一点儿不像泰森。我想象着他在拳击台上一刹那被人揍晕时的样子。“真美妙啊。”我感慨。

“你别听他胡扯。”小戴过来了，“你还想听那首歌吗？”她问我。

“现在还不想。”我说。

“什么歌？”老板说，“你们还背着我听歌？”

小戴得意地眨眨眼，对我说：“也是，这歌最好是喝了几杯后再听。我是说，有些歌，只能喝醉了听。”

这时候尹彧进来了。他在外面停车的时候，我已经隔着玻璃看到了他。我知道这就是那位诗人，没错的。他有一米八五那么高，体重可能在一百公斤左右，行动迟缓，留着蓬勃的连鬓胡子，脱光了，一定体毛葳蕤，宛如一只大猩猩。

“我朋友。”我对老板说了一声，起身坐进旁边的格挡里，向走来的诗人招了招手。

他在我的对面坐下，一下子让空间显得逼仄起来。

“尹彧。”他向我介绍自己，同时伸出一只手来。

“刘晓东。”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我感觉是被什么包裹住了。

“我们是校友？”

“是的，我读的是美术系。”我的确想不起眼前的这个诗人，在尚可和丁瞳的嘴里，他是当年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是舍我其谁的主角，但是现在，我一点儿也想不起他了。时间真的如此威力巨大吗？真的可以让曾经的风起云涌不留一丝痕迹吗？我不知道。我问他喝酒吗？他说不喝，他早已经戒酒了。这有些让我惊讶。而让我更惊讶的是，此刻我自己居然也毫无喝酒的愿望。我让小戴先帮我们沏一壶茶来。我不确定过一会儿自己会不会想喝酒。

“昨天我看到你了，在邢志平的葬礼上。你开着车。”我说。

他一怔，舔舔嘴唇上翘起的皮。“我很想跟他告个别，但你知道，我并不适合出现在那个场面里。”

“为什么？因为现在你和他的前妻在一起吗？”

“这当然是个原因。可也不全是。我和丁瞳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了，真要算起来，有二十多年了。我不是说因此我就有什么优先权，不是这种意思。”他的手攥成拳头，一下一下轻捶着桌面。手背上全是毛。“是我已经不习惯站在昔日师友的面前了。没人记得我了，我也不记得谁。”

“不习惯从主角变成了配角？”

他看我一眼，眼神是与体格不相称的软弱。“不是吧，我也不知道。”

“你对邢志平可能很重要。”我说，“当然，这是我的猜测。我猜邢志平活着的时候，你是他生命里一个重要的存在。也许，说成是偶像与禁忌都不为过。你在他心里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种价值观。”

“我不知道。”他用一只巴掌捂住桌面上的那只拳头。在我看来，既像是在按兵不动，又像是在蠢蠢欲动，“大学时期，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我们彼此应当算是对方结识的第一位大学同学。”

我默默地听着，知道他要开始回忆了。

“我们去大学报到，恰巧乘坐的是同一辆火车。上车后我就注意到他了。他的父母在站台上给他送行，火车启动的一刹那，他突然抖起来。他抖得太凶了，隔着几排座位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就一直这样抖着，到了深夜都毫无睡意，像是发疟疾。他的身边坐了个很猥琐的男人，这个家伙在夜里蜷成一团，毫不客气地把脑袋枕在他的腿上睡觉。这成为了邢志平的负担。因为他在发抖，尤其是两条腿，跳动着，膝盖撞着膝盖，好似在给某支曲子打着铿锵的节拍。可以看出来，他不愿意被人发现自己的颤抖，我觉得他对自己发抖的厌恶甚过对于那个男人肮脏的脑袋。他在竭力抑制，和自己做着绝望的搏斗，期望自己的腿稳如磐石，成为那颗肮脏脑袋舒适的枕头。但是这太艰苦了。好像跑了一个马拉松那么长的路，他的腿终于不再属于自己，它们脱离了他的约束，像是被弹弓发射出去一样的，骤然弹了起来。酣睡的男人受到了莫大的惊吓，嗷的一声蹦起来，惊魂甫定，指着邢志平便破口大骂，全是些令人咋舌的下流话。邢志平哭起来了，他无助极了。”

我能够想象那个男人的心情，在梦中被一只巨大的弹弓射中脑袋，发生这样的事，谁都会有点儿魂飞魄散。我也能够想象邢志平的委屈。他是温室里的花朵，第一次出门远行，世界便开始了对他的践踏与蹂躏。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过去一把推开了那个男人，喝问他欺负一个孩子算何本事？”他闷头闷脑地说，“可能是我当时的样子比较吓人吧，报到前我刚刚徒步沿着黄河浪迹了一圈，像是个野人。那个男人完全被我镇住了，狼狈地换到了另外的座位，这样我就和邢志平坐在了一起。”

一个彪形大汉，头发凌乱，胡子拉碴，身上还残留着一股浓烈的羁旅气息，仿佛电影里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大兵。我想象着彼时的情景：他威猛地把一只脚踩在座位上，摆出一个非常够劲儿的姿势，像一个真正打抱不平的好汉那样。的确比较吓人。邢志平一定想不到，这条吓人的大汉，会是自己大学时代的一位学友，并且，还将影响他的一生。我想，看到这条好汉的第一眼，邢志平的内心一定就萌生出了无边的好感。换了谁都会这样。这是救人于水火的英雄，给人以温暖的大哥。邢志平身体里那个唆使他发抖的家伙，也一定会奇迹般地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仿佛咣的一声，被关在了黑屋子里。直到若干年后，经历了更多的纷乱与挫败，这条大汉永远地从邢志平的世界消失，那个在他身体里作祟的家伙，才像一朵邪恶的花儿那样，重新绽放，使邢志平不得不相信，只有这条大汉，才可以将其囚禁。

“我问他没事儿吧小兄弟？他又哭了起来。我只有揽住他的肩膀，把他抱在怀里。”他的拳头和巴掌上下互换了一下，现在是拳头压住巴掌。“在其后的旅途中，我们相互认识了对方。得知大家居然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那所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新生。他对此兴奋极了。我也很高兴，一路上给他背诵诗歌：啊，那个睡眠者没有任何谨慎的痕迹，睡着，然而却是在梦着，却是在发烧，他怎样沉浸其中，现在他是个胆怯的新人，他怎样被纠缠在内心活动那不断蔓延的鬈须里……”

你见过一个生病的李逵背诵诗歌的样子吗？眼前的这条大汉这么做的时候，一下子焕发出某种光彩，变得有些让人不能抗拒。我不知道这是邢志平的幸运还是邢志平的不幸。他生命中第一次远行，就遭遇了一位诗人。在那个时候，这不啻是和一整个时代正面相遇。这完全出乎父母们的意料吧，他们的乖儿子，刚刚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就钻进了另外一双翅膀之下，得到的是诗意的庇护，足以抵挡糟糕、恶劣的生活。当然，也足以在其后令自己的一生被毁掉。“你写的诗吗？”我问。

“不是，邢志平也以为是我的诗，其实不是，我跟他解释说是里尔克的。”

“但这已经无法动摇他对你的崇拜了。”毫无疑问，邢志平是一个单纯的少年，虚荣，怯懦，但也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渴望刚毅和力量。我想他太愿意去亲近一个像尹彧这样有男子汉气概的诗人，似乎这样就能够使自己也变得高大热烈。

“也许吧。总之随后的日子他就和我形影不离了。他总是躲在我的身后，以致有人说我是他的老爹。”

“他一直暗恋着丁瞳你知道吗？”

“知道，我看出了点儿迹象。但是那个时候的我，目光并不在这些儿女情长上，我有更大的视野。”他谨慎地笑了笑，“当然，现在看来，挺滑稽的。”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努力将他与曾经的青年骄子联系在一起。但这几无可能，像是个天方夜谭。眼前的男人，体格依然硕大无朋，但说老实话，更像是一个被气吹起来的草包。从前的一切，都消失了，精，气，神。这是必然的。比如，现在的我。我想，在对方的眼里，如今的我，也不过是一张被酒精浸泡得发馊了的纸片儿。回不去了，我们都再也回不去了。“后来你又开始了漂泊。”我说，垂下头望着茶杯里的热气，不去看他。

“是的。那很难。”

真不错。他没有喋喋不休。他只是说“那很难”。这就足够了。我知道漂泊之路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曾站在时代与时代交替的那个关口，世界骤然折叠，而我们，都不幸漂泊在了对折之下那道最尖锐的折口之中。是的，那很难。他没有更多的形容。更多的形容只会拉低我们曾经的那些艰难。我不可抑制地想起了我的纳西族妻子：我们遇到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

小戴过来给我们添水，冲我鼓励般地笑笑。

“后来你又回来了。”我说。

“是的，回来了。我在南方做过生意，在新疆打过工，但是，都很难。”

“如果你成功了，还会回来吗？”

“没有这种假设。这一生，我注定失败。”

我觉得我一瞬间垮掉了。这种滋味我很久都没有过了。所以我也不能确定。我只是喉头被什么狠狠地哽住。没有这种假设。这一生，我注定失败。这几乎是对一代人的宣判和指认。是的，我也回来了，在欧洲打过工，在非洲做过生意，但是，都很难。我回来了，画儿卖得不错。可我是个酒鬼。

“你回来了，对邢志平却是个干扰。”

“我不知道。也许是。可我无能为力。这个世界能够收留我的，似乎只有丁瞳了。”

“邢志平并不知道你的归来？”

“他可能不知道。其实我回来很久了，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我和丁瞳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

这样就很清楚了。丁瞳对于邢志平那些激烈的否定，都有了具体的理由。“如今你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一起了。”我的口气并无调侃，我无法调侃眼前的这个人，调侃他，无疑就是对于我自己的贬斥。尽管，我们毫无荣耀可言，尽管，空气中都是玩笑和恶作剧。“邢志平几乎把所有财产都给了丁瞳，在经济上，你们也不会再有什么压力。”我只是陈述事实。我甚至期待着，他感到了羞辱，然后跳起来劈面给我一拳，砰地将我打飞，让我体验突然“到头”了的滋味。那也许真的很美妙。

但是他没有。“我们并不幸福。丁瞳也不幸福。”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已经不再有羞耻感。知道吗？邢志平曾经为丁瞳出过一本诗集。那本集子，其实是我的。现在看，它毫无意义。可对于那本肮脏的诗集，对于我们几乎是被施舍着的生活，我们已经毫无羞耻之感。”

是的，眼前的这条大汉，已经不会因为羞辱而对什么拔拳相向了。一切都呈现在眼前。我在两天之内，重温了一个时代，那些沸腾的往事。当然，我也重温了自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图景。但无论是在风口浪尖上的尹彧，还是被裹挟着拍岸的邢志平，最终都被摔在了海之深处。我不想喝酒。一点儿也不想。

我和他作别。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他眉宇之间开朗了很多。也许这么说一说，对他也是件好事。

他开车离去。我独自回家。

回到家里我开始四处翻找。找了半天，我才意识到我是在找一块石头。那是块和田籽玉，是邢志平送我的生日礼物。但一无所获。我找不到了。

没有找到那块石头，我也并不感到格外沮丧。我打开了电脑。里面都是垃圾邮件。只有一封，是老褚发来的。他发来了一张照片。我用打印机打印下来。居然是那天葬礼时的情景，我当时并没发现有人在拍照。照片上送葬的一群人面容憔悴，可能是因为起得太早，空气太糟。大家分列几排，有种群像的味道。前排的丁瞳和尚可算是抹亮色。我的目光却落在那个孩子的身上。他是邢志平的儿子。在一种莫名的情绪下，我从桌上抓过一支签字笔，在照片上那个孩子的脸上涂抹起来。

那张小脸渐渐地被我涂满了胡子楂儿。诗人的面孔渐渐显露，逐步惟妙惟肖地清晰起来，仿佛大猩猩，仿佛电影里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大兵，仿佛幼年李逵。原来他就是这样一直潜伏在邢志平的生活里。一目了然，孩子不是邢志平的。当然，这是确凿无疑的罪。

那么，这是促使邢志平去死的根本动因吗？我想不是。邢志平是敏感至极的人，他不会很晚才发现这个事实。也许，他知道尹彧的归来，也许，那本诗集，他知道出自谁手。他就是这样在默默地忍受。也许，当知晓了这些不堪的事实后，这个失去了乳房、失去了财产、失去了老婆、失去了儿子的富人，只是开始瑟瑟发抖。他也许还会终于知道：那一年，自己第一次离家远行时无法遏制地颤抖的原因——那个家伙长久以来柔韧地蛰伏在他的心里，确凿无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觊觎着，无时无刻不在伺机荼毒他的生活——那就是，一个人一无所有的，孤独。

也许，那一刻，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我下楼去，买一瓶一斤装的小糊涂仙。

八

今天是我的生日。

早晨醒来后我冲了凉水澡，很认真地刮了胡子，将房间里所有的垃圾收拾到一个硕大的垃圾袋里。我在电话中约了尚可，她让我去学校和她见面。还有最后的那个谜底——我想知道，什么才是压垮邢志平的最后那根稻草。

校园里的空气似乎好一些。有些学生依偎在冬天的枯树下。他们拥抱，他们接吻。

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在一面湖的旁边。这面人工湖我上学的时候就有。尚可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羽绒服，显得有些臃肿。见面后，她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我没有回答她。我说：“今天是邢志平的生日。”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一言不发。

“说说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吧。”

“有问题吗？”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我说，“今天是邢志平的生日。”当然，这不是一个理由，可把它当成个理由，也说得过去。

“我们主要是讨论那部书稿。”

“做爱了？”

她深深地看我一眼。“你送他的那幅画儿，有魔力。”

“怎么说？”

“每次他都需要看着那幅画才能做爱。他的身体很差，几乎是一个完全丧失了欲望的人。但那幅画，是他的春药。”

我点点头。我知道那幅画对邢志平意味着什么。那是他生命中启蒙的一刻。看着那幅画，他会想起那一年，他们流浪，他们奔逃，他们热衷于“流浪”“游走”这样的历险行为，将之视为地理和精神意义上的双重突围，在对这幅画的注视下，他可以做回一个男人，可以判自己做一个卑下者的徒刑已经服满了。

“你们讨论的是部什么书稿？书名是什么？”我换了话题。

“《新时期中国诗歌回顾》。”她说，“他对这部书稿很感兴趣。按理说他只需要帮我出版了就行，但他拿到手后，却表示自己先要认真看一看。”

“他看了吗？”

“看了，很认真。”

“为什么？他依然迷恋诗歌？”

“我想不是。他只是迷恋那个时代。他想从这部书稿里找到尹彧的名字，但是我并没有把尹彧的诗收进来。”

“为什么不收？”

“没有个人情绪的因素。这是部学术著作，我懂得保持自己的客观。现在看来，尹彧当年的诗，的确不足以进入文学史。”

我有些呆愣，在心里体会着这个事实对于邢志平意味着什么。他的偶像，他的禁忌，居然被“新时期”摒弃在了回顾之外，无影无踪。

“那天我们主要也是讨论的这个问题。他有些烦躁。他说他为此查阅了手头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那一时期的诗歌资料，居然无一例外地找不到尹彧。他说一定是我们搞错了，这个世界搞错了，尹彧不该消弭在关于那个时代的所有记录里。”她从衣兜里摸出张卡片，下意识地在手里翻弄着。看了半天，我才认出这是那只骨灰盒的寄存卡。一只骨灰盒都有一份确据，而一个人却可以被记忆匿名。那么，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过往和生命？“我不是很理解他的态度，在他眼里，似乎只有一个诗人，那就是尹彧。但是，他错了。”她说。

“你告诉邢志平他错了？”

“是，我觉得这是个常识。”

“他信任你，会承认你的判断。”

“也许是。”

“他是什么反应？”

“他笑了。”她眺望着结了一层薄冰的湖面，“当时我觉得他可能是接受了我的意见。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想不到几分钟后他就会从楼上跳下来。我一点预感都没有。那些天，天一直阴着，我走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房间里突然变得明亮。这一切，都让我感觉不到死亡的阴影。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的世界破碎了，变得空空如也，就像他被剜除了的胸口。因为偶像与禁忌都已坍塌。因为，天空突然变得明亮。”我可能显得有些不知所云，但我只能如此了。

告别了尚可，我独自穿过自己的母校离去。我的身旁是如今的大学生。他们拥抱，他们接吻。校园里的人工湖还在，树还在，就像能永恒不灭似的。但天下雾霾，曾经的年轻人不在了。路也变得陌生。我不知道是否能顺利地走出去。但我并不想惊扰身边的情侣们，让他们给我指明一个方向。

我想，所有的路，总会有个尽头。

今天算是我和邢志平共同的生日。我们差不多是前后脚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都赶上了一个大时代。我们是两个陌生人，但我们是一代人。现在，他死了，我的路却还没走到头儿。当然没有。起码，对于这个世界，邢志平走到尽头的时候一无所欠。而我，还欠着一个巨大的交代。这不是双重国籍这样的事，没人追究，你就可以当自己是个良民。我时刻面临着审判。我跟神父告解过，但没用。我很羡慕那些异国的酒鬼们，他们只消把内心的脏水泼给他们的神就万事大吉。我却不行。我并没有得到赦免，我还没有权利去死。

我要去喝一杯，但愿小酒馆今天会破例在白天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