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庭烦恼谁也避免不了，每当心情不太好，为生活琐事郁闷，尤其和老婆拌过嘴，陷入了都不想搭理对方的冷战，我便情不自禁想起林放当年离婚后的那种快乐。那种被解放了的快乐难以言表，是个男人都会忍不住羡慕，都会被他内心深处的喜悦打动。鳌鱼脱了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林放最著名的一句话，大丈夫何患无妻，离婚从来不等于世界末日，当然他的话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著名版本：

“男人嘛，怎么能不离一次婚？”

后来，经历了三年牢狱之灾，林放的人生哲学中，又增加了一句至理名言：

“男人嘛，要想有那么点出息，你恐怕还得坐一次牢。”

时间回到一九八六年秋天，距今已快三十年，我们几个写小说的朋友凑一起，在湖南路上一家叫黑森林的餐厅请林放喝酒。那时候，身边的人好像都没什么钱，轻易也不敢上馆子，只有遇上谁发表文章，混到了一点小稿费，才会去馆子庆祝一番。林放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他离婚了，从道理上来说，心情肯定不好，情绪一定低落，兔死狐悲唇亡齿寒，我们便在背后替他瞎操心，决定趁机聚会一下，毕竟也朋友一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干脆请林放喝个酒，好歹也安慰安慰他。

林放是我们那文学小圈子里第一个结婚的人，第一个离婚的，当然，也是第一个公开发表小说的，而且发表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人民文学》上。那时候，我们都是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都觉得他会因为离婚很沮丧。林放的前妻李明霞是个干部子女，人长得又高又大，虽然不能说是沉鱼落雁那样的绝色美女，起码也是相当漂亮。当初林放不顾一切地追求李明霞，我们都很佩服他的勇气，都觉得他会碰壁，都觉得这事不太可能，没有太多现实性。结果碰壁归碰壁，有一度可以说头破血流，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心想事成，硬生生地把李明霞追到手，高高兴兴抱得美人归。

外面都在传说这家馆子价格很贵，很能宰人，吃完结账常会吓人一大跳。本地创办不久的一张晚报曾以《黑森林真黑》为题，发过篇幅不短的报道予以揭露，可能因为这原因，他们对文化人心存戒意，态度不太友好。林放那天来得最晚，我们点好了菜恭候大驾光临，却迟迟不见人影。那时候没手机，也不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方，女服务员不停地过来催促，问什么时候能上菜，我们只好一个劲儿地往门外看，连声说等等，再等一会儿。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姗姗来迟的林放终于出现，他一脸快乐地走了进来，毫无歉意地看着我们，说，你们怎么选中这么一个地方？

早已不耐烦的女服务员脸色很难看，白了林放一眼，噘着嘴说：

“现在总可以上菜了吧？”

我们也顾不上与林放再敷衍，齐声说：

“上菜，现在就上，赶快上。”

喝什么酒已记不清，说过些什么话也忘了，能记住的只是林放的春风得意。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从头到尾，基本就是他一个人在说话。好汉不提当年勇，几年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的光环不复存在，那时候他已经不怎么写小说了，兴趣早已转移，很显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正等着他去完成。林放的这次出场，只是给大家传递了一个最简单信息，原来离婚也可以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很快到了结账的时候，女服务员面无表情地送账单过来，我们中间有个比较认真的人接过账单，很仔细地看着，核了一下价格，一边看，一边咂嘴，然后嘀咕了一句：

“×，真他妈不便宜！”

我们七嘴八舌，都说给打个折，零头免了吧。女服务员面无表情，根本不愿意理睬。林放掏出一本红色的特约记者证，对女服务员亮了亮，说去跟你们老板招呼一下，商量商量，告诉他今天有个晚报的记者在这儿吃饭，让他打个折怎么样。女服务员不屑地看着林放，说我们这儿不打折。林放说，这事你说了不算，去跟你们老板说。女服务员扭头走了，不一会儿，老板一本正经地出来了，非常诚恳地问哪位是记者同志，点头哈腰地又问菜肴味道如何。我们异口同声，一边将林放推出去，一边称赞说菜还不错，说厨师手艺很好，只可惜价钱稍稍贵了一点。老板看了看林放，说能觉得菜不错就行，我这儿呢讲究的就是一个质量，如果是别人，我真可以给你们打折，是晚报的记者，这个就对不起了，我是一分钱折扣也不会打。

老板的话是存心让林放下不了台。老板又说，我这儿就是不给报社的记者打折，不打折就是不打折，你们总不能为这个再投诉我们吧？别人都说要防火防盗防记者，做生意的都害怕你们，我不怕，老子就是不怕。他这么气势汹汹地一说，我们都有些不太高兴。首先，我们也不是什么记者；其次，聪明反被聪明误，林放那个特约记者证本来就是蒙蒙人的，现在既然蒙不了人，那就什么都算不上了。事情到这一步，犯不着跟餐厅的老板斤斤计较，立刻把钱付了。说好是大家请林放，来了七个人，除了林放，剩下的六个人掏腰包平摊，当场把账结算清楚。林放有些不好意思，说怎么是你们几个请我吃饭呢，应该是我来请你们。你们想想，我终于把婚离了，终于离了，这可是件大好事，应该好好庆祝庆祝：

“喂，你们别这样看着我，我说的可是真话。”

二

我和林放最初是通过上夜校认识，说起来他还是我的老师，正经八百地教过我。一九七七年，我在郊区的一所夜校上课，林放是教我们作文的语文老师。按说也没比我大几岁，可是因为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他给人的感觉，写作方面非常有才华。确实很有才华，印象最深的是讲解鲁迅小说，说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让人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经过他的分析，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要点，明白了鲁迅的小说好在什么地方，明白了鲁迅为什么要这么写，同时，也开始明白还有哪些不足。

那时候，林放是一所中学的语文代课老师，不是正式编制。能够谋得这份教职，缘于几年前的“批林批孔”，他一篇批判孔子的文章大出风头，得到有关领导高度赞赏。在夜校也是兼职，很快高考恢复了，这样那样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临考前夕，他的作文课人满为患。林放是我见过的命题作文高手中顶尖人物，他教我们怎么猜题，怎么审题，怎么套题，怎么出奇制胜，怎么让改作文的老师眼睛为之一亮。林放还能写一手好字，在书法上下过功夫，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坐下面的女学生便不住地咂嘴。记得当时有一本油印的作文选集，里面收了他写的二十篇范文，在当年，这本集子就像高考秘籍，足以应付各类可能出现的作文命题。

我和林放一同参加了高考，恰巧又在同一个考场。那时候刚恢复招生，只要是个学校就是考场，就人满为患，有太多的人参加考试，很多届的学生都挤在同一个战场上拼杀。南京天气又非常热，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考生们挥汗如雨，一个个都跟洗桑拿一样。记得考完语文后，灰头土脸湿漉漉地从教室出来，远远看见林放正在那边与人高谈阔论。他伸手招呼我过去，问考得怎么样，问那几个病句是不是都改对了，作文有没有走题。我脑袋晕乎乎的，基本上属于一种中暑状态，甚至都记不清刚考过什么。

结果让人十分意外，林放居然没考上大学。这说明考试貌似相对公平，可是仍然会有人才流失。也许其他课目没考好，也许还有别的原因，譬如政审什么的，反正高考落榜从此成了林放的一个心结，提到了就特别窝火。多少年来，我一直是他举例的对象，为了表明自己的人生不得志，在爆出了一句粗口之后，他常常会很幽默地再补上一句：

“我的学生考上了大学，而我，他的辅导老师，却被无情地拒绝在了大学的门槛之外。”

第二年，林放干脆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不幸地又一次名落孙山。这一次更加冤枉，他进入了复试，是口试，根据那时候惯例，进入复试的人基本上都会录取，可能他太狂妄了，口出狂言，把人家给狠狠地得罪了，弄得考官很不开心，结果就自食恶果。考的是文艺理论，林放只顾自己满嘴跑火车，一个劲儿光知道卖弄，大谈“车别杜”，也就是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或许早就明白口试一定会跟他讨论这个，林放做足了准备，俄国人名字都很长，长长的一大串，他故意跟人家玩深奥，一说起别林斯基，就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基·别林斯基”，一提到杜勃罗留波夫，就是“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卖弄很像我们小时候看了电影《列宁在1918》，都喜欢卷着舌头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其实这称呼也是小孩子的想当然，“列宁”只是笔名，列宁的真名应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口试中，林放竟然与考官为“车别杜”的排名争论起来，他坚持认为应该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放在别林斯基前面：

“别林斯基确实也不错，不过我还是觉得，他要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略差一点，毕竟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过一部很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有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和没有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显然是不一样的，你说呢？”

林放属于那种在哪儿都有气场的人物，在什么地方都能反客为主。考官的脸当场气绿了，据说这家伙曾正经八百地学过俄语，开口闭口全是别林斯基语录，动不动就是“艺术是形象思维”，文学人物是“熟悉的陌生人”，可硬是被林放的狂妄吓得不敢开口。眼前的这位考生完全忘记了身在何处，根本不把他这个考官当回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忍无可忍的考官总算想到一句别林斯基的名言，可以用来回击林放，可以很好地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不好的书告诉你错误的概念，使无知者变得更无知’，别林斯基的这句话太好了，我想它是可以击中一个人的要害的。”

林放意识到不妥的时候，事态已无法挽回。他注意到了考官脸上的不屑，突然想到自己命运还掌握在这个迂腐的家伙手里。醒悟也来不及了，林放遇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已经被击中了要害，考场上的过分张扬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嘴上讨得的便宜最后让他吃了大亏，临了，他是唯一一位复试被淘汰的考生。教训很深刻，代价很惨重，这件事对林放的打击不大也不小：说不大，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就算被录取了，跟着这样的导师学习也是无趣；说不小，是因为工作还没有正式落实，他仍然还是工人编制，仍然还是“以工代干”的夜校兼职老师。如果被大学录取，这一切问题就都不再是问题。

差不多是在同时期，林放开始狂写小说，如痴如醉，连续不断地向本地的几家文学刊物投稿，一次次被退稿。接着，他又向北京的《人民文学》和上海的《上海文学》轮番发动进攻。《上海文学》没有理睬林放，《人民文学》却在退了几次稿子后，刊用了他的一篇小说，而且是放在头条位置上隆重推出。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大事，非常引人注目，非常轰动，从此林放在文坛上便有了点声势，所谓一登龙门，立刻身价百倍，毕竟《人民文学》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在我认识的一批文学青年中，林放是那种多才多艺的人，能写一手很不错的毛笔字，会拉几下二胡，还会画画，新诗旧诗都能来几句，现又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小说，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越发高大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学成了最大时髦。因为进了中文系，因为赶上了文学热，我免不了也跟着瞎起哄，追随班上同学一起学习写小说，写了便向林放征求意见。说老实话，林放不仅是我的语文老师，辅导我如何顺利地通过高考，他还教我怎样写小说。是林放最先发现了我的写作才能，记得当时大学校刊拒绝刊登我的一篇小说，弄得很没面子，让人垂头丧气，他听说后哈哈大笑，鼓励我不要灰心，不要被这种微不足道的退稿击倒。他说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开端，你要用这个来励志，要把这事当作起点，要用你的实力来证明自己，要让有些人明白，要让他们明白当初的拒绝是多么愚蠢。

转眼进入八十年代，文学变得更加疯狂，一时间工农兵学商，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看小说写小说。市面上给人介绍对象，有一句重要的广告词就是“喜欢文学”，喜欢不喜欢小说成了文化标签，只要能发个文章就会引起异性注意，只要办文学刊物就会畅销，只要是个文学讲座就会有人抢座位。林放周围聚集了一帮喜欢写作的文友，我们志同道合，一起写诗，写小说，我和林放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他不允许我再称他为林老师，觉得这样的称呼过于见外，有些生分，不足以反映我们之间的交情。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有一段时候，他正狂追李明霞，考虑到她比我还小两个月，称呼老师把他喊老了，为了使自己听上去更年轻一些，为了拉近距离，他竟然放下身段，很认真地对我说：

“从今天开始，要是敢在李明霞面前再喊我一声林老师，我立刻跟你翻脸！”

三

那时候，正是林放对李明霞穷追不舍的阶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多少年来，我一直顽固地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位冷艳的李明霞，如果不是她从半道上冒出来，林放的未来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那年头的男女恋爱，本质上都很保守，所谓谈恋爱，首先都是精神的恋爱，君子动口不动手，媒妁之言父母包办也罢，自己对上眼的自由恋爱也罢，基本上也就是一个“谈”。林放原来有个女朋友张跃，长得也很不错，我们也都认识，谈了好多年的恋爱，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证领了，连婚期都订好了，就安排在五一劳动节。

林放和张跃从小认识，在一条街上长大，可以算是青梅竹马。双方大人都熟悉，林放跟张跃外公学过毛笔字，他那手颜字的基础，就是张跃外公帮着打下的。他们还是小学同班同学，都在“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升入中学，张跃考上了当时南京最好的中学，林放只是进了一所普通中学，两个人差距立刻拉开，他因此对张跃更加刮目相看。很快就是“文革”的狂风暴雨，红卫兵大串联，参加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然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林放他们那一拨人差不多都去了农村，张跃去了苏北农场，林放则是个例外，始终赖在城里没有下乡。那一阵，居委会天天派人到他家做思想工作，要吊销户口，林放母亲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医院的朋友做假证明，找认识的熟人开后门，最后硬是死皮赖脸地让儿子留在了城里。

很长一段时间，林放像个黑户，非常孤单，成了一个遗弃在城市里的孤儿。他显然被这社会抛弃了，岁数相仿的人都下乡，林放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落后分子，跟不上时代步伐，惨遭社会淘汰，对母亲的顽固不化很有些怨言。落后难免让人感到自卑，也就是在那时候，他开始跟在苏北农场的张跃通信，通过书信打发无尽寂寞，利用文学抒情放飞自己的想象。他的信总是写得很长，任何一个话题都能绵延不断。相比之下，张跃的回信便没有多少话可以说，在一开始，她还试图向他描述农场生活的有趣，年轻人在那里如何积极向上，如何大有作为，大家是怎么样吃苦耐劳。这些学生作文一样的天真描述，曾经让林放十分羡慕，也十分向往，让他更加痛恨自己的掉队和落伍，恨自己未能跟上时代的洪流，未能成为广大的上山下乡知青中的一员。

回城探亲的知青很快用现实给林放上了生动一课，农村生活根本不美好，留在城里才是真正幸福。林放进了一家街道小厂，也就十几号人，工作很无聊，每天重复着一样的机械工作，然而对于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这个已经足够幸运。再以后，他们谈起了恋爱，在离别的日子，林放开始一封接着一封写情书。回顾自己的写作历程，林放毫不隐瞒，说他的文学基本功，得益于青年时代的两个锻炼，一是“批林批孔”写批判稿，还有一个就是没完没了地给张跃写情书。

我们这伙人都认识张跃，都知道林放就要和她结婚，都知道他们已经领过证，日子就订在五一劳动节。然而婚礼前夕，林放突然看中了李明霞，他决定放弃与张跃结婚，转而疯狂地追求李明霞。这样的变故搁在今天，根本不能算什么事，放在那个保守的年代，显得非常出格。

“在李明霞身上，我终于发现了自己，”那一阵子，林放像老和尚念经一样叨唠，不停地向我们发布他的爱情宣言，“你们知道不知道，因为有了这个李明霞，我才明白，什么叫爱情，我才明白，什么叫人间真爱。”

此次婚变留给我们的最深刻印象，不是林放如何向大家解释他的真爱，也不是李明霞躲躲闪闪的半推半就。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张跃的不屈不挠，一开始，采取的方式还很文明，她找到了我们，挨个进行谈话，控诉和抱怨，用手绢擦鼻涕和眼泪，希望我们能够帮她说服林放回心转意。能找的人都找了，威胁也好，宽恕也好，说来说去也就那么几句话，可怜她还没有正式结婚，就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怨妇。那时候，张跃已从苏北农场调回南京，在一家小商场当营业员，她找我们谈话的时候，常常穿着一身工作服。那年头营业员工作服是一件白大褂，看上去跟给人看病的医生一样。

“都帮我带个信，我知道你们能够找到他。”张跃对每个人都说着同样的话，都是差不多意思，有一次她在街头拦住了我，眼睛里饱含泪水，不依不饶地说着，“你帮我告诉林放，告诉他，对他，我是死也不会放手的。”

林放一开始采取的应对策略，躲着死活也不见。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的决心已定，主意已经拿好了，别人说什么都没用。他承认自己就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王八蛋，就是见异思迁，承认自己因为地位改变而变了心，承认自己已看不上张跃了。只要能和张跃分手，只要能达到分手目的，别人说什么都没关系，别人怎么骂他都可以。爱一个人可以不要理由，不爱一个人同样可以不要理由。

最后是妇联出面干涉，那时候的妇联特别婆婆妈妈，最喜欢管这样那样的闲事。妇联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打抱不平，向林放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林放不悬崖勒马，如果不与张跃拜堂成亲，如果非要一条路走到黑，那么就得做好吃不了兜着走的准备，他的工作调动将要受到影响，他的美好前程很可能就此终结。当时省文联正在筹建创作组，领导们已在考虑要让林放当专业作家，鉴于他在创作上的突出成就，考虑到他的文学影响，让林放进入专业作家队伍也应该算是顺理成章。与张跃分手正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文联有关领导与他进行了沟通，转达了妇联方面的态度。如果一定要和张跃分手，林放就不得不考虑到可能会有的严重后果。

林放没当成专业作家，妇联的态度起了决定作用。事实上，与张跃分手没有完全影响他的前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人处，省文联创作组不要他，林放所兼职的夜校终于将他正式收编，由最普通的集体所有制工人编制，转为正式的全民所有制干部编制。

四

有一天，林放突然出现在我家，正好有事路过，心血来潮便敲门进来。由于林放已不是第一次到我家，对这里早熟门熟路，连我们家的保姆都知道他是谁。

每次看到我们家保姆，林放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愤慨，因为他母亲曾给人家当过很多年保姆。母亲当保姆一直是林放心中的隐痛，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个才叫真正的伤痕”。林放母亲本是南京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是一名女大学生。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与一位年轻的国民党军官结婚。后来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他们家在颐和路一带有栋很漂亮的洋房。再后来国共内战，林放母亲成了寡妇。再后来，南京解放，她不得不下嫁一位很普通的锅炉工，这个锅炉工就是林放的生身父亲。

“现如今吃香喝辣的都是这帮右派作家，现在一个个平反了，一个个都神气活现起来，一个个都他妈的玩起了伤痕文学，他们身上又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伤痕呢？不就是受了点小小的委屈吗？”林放喜欢用一种非常不屑的口气，评论文坛上成名的右派作家，一个接着一个点名批判，“和我母亲经历的痛苦比起来，他们这些人遭受的那点苦难算什么？像你父亲这样的右派，家里居然还有保姆。别跟我说什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别跟我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像你们家这样，再怎么落难，都不能算劳动人民。是的，有的人确实被打成右派了，在‘文革’中确实挨批斗了，可这过去的几十年里，除了偶尔触点小霉头，你们家不是照样用保姆吗？照样是剥削阶级，谁给你们家做保姆呢，是我妈这样的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母亲好歹也上过大学，虽然她没大学毕业，可是你母亲呢，是你自己说的，你告诉过我，她连小学都没毕业。”

林放的手上始终在玩一把折叠水果刀，这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刀口非常锋利，弹簧的力道极大，轻轻一碰，立刻着魔似的弹开。我不时地提醒林放，让他当心划手，可是他根本不听，一边说，一边无数遍地将刀弹开，折叠起来，再弹开，反反复复地玩着。只要一提起文学话题，他就会喋喋不休，他就会咄咄逼人，说着说着，那刀在他的大拇指上拉了一下，立刻是一个不小的口子，裂开了，像孩子张开的小嘴一样。就听见低沉的一声惨叫，林放眼睛瞪得好大，他盯着那刀口看了几秒钟，然后用手紧紧捏住，然后脸色由红变白，然后便问我距离最近的一家医院在什么地方。

如果林放不是忽发奇想来我家，如果不是反复地玩那把锋利的水果刀，如果不是被刀划破拇指，后来的故事完全另外一个模样。我们立刻去最近的一家医院，挂急诊，进行伤口缝合。那是一家部队医院，虽然离我家很近，我还是第一次去，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部队医院并不对外服务。正是在这里，林放遇到了李明霞。李明霞是这家医院的一名护士，在一开始，她与别的护士并没有太大区别，年轻漂亮，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露出一双很大的水汪汪的眼睛。她那天只是在急诊室值班，急诊室里很空，除了李明霞，还有一名年轻的男医生。林放这样的小伤口在医生和护士看来，完全是小事一桩。

我跑去缴费和取药，再次回到急诊室，林放已在那里与医生和护士非常热烈地聊开了。他们已经开始谈论文学，林放握着自己尚未缝合的手指，高高地举在那里，在最短的时间内，已将当红作家的身份亮了出来。那是个文学异常火爆的时代，年轻男医生和护士李明霞眼睛发亮，对眼前这位正高谈阔论的林放充满了羡慕。

都过去很多年了，我仍然忘不了林放握着手指说话的神态。他的动作有些夸张，有些别扭，更有些做作，因为总是要努力把自己的两个手高高举起来，仿佛是要准备戴上手铐一样。我注意到他一边大谈文学，一边用眼睛穿过高举的双手，死死地盯着那位护士，也就是说死死地盯着李明霞看，表情近乎滑稽。动作虽然很别扭，丝毫也没影响林放夸夸其谈。我走上前把缴费单递了过去，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接下来，开始为林放缝合伤口，李明霞转过身来，十分严肃地挥了挥手，示意我到门外去等候。我很听话地向门口走去，临出门，回头看了林放一眼，看到他皱着眉头，松开了紧握着的拇指，一时间，那伤口好像已经弥合了，然而很快，鲜红的血又涌了出来。

五

说老实话，我也不清楚治疗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意外。当时我被撵出了治疗室，完全是个局外人，他们还在里面大谈文学，一边谈文学，一边进行伤口缝合。忽然就听见林放一声惨叫，很夸张的一声大叫，非常夸张的一声大叫，我连忙跑进治疗室，听见医生在抱怨，连声说林放的反应太激烈。他反应太过度，抗拒动作幅度过大，结果用来缝合的针断了，针尖留在拇指上。

开始缝合前，年轻的男医生跟林放商量，告诉他手指部位比较敏感，打麻药的实际效果并不好，跟直接缝合也没太大区别，因此建议林放不如咬咬牙，干脆不要使用麻药。林放接受了这建议，第一针缝得还算顺利，问题出在第二针上，那针尖好像遇到了什么障碍，怎么都穿不过去，医生就在手上使劲儿，结果这使劲儿的时候，林放仿佛触电一样，因为疼痛，他一把抓住了李明霞的胳膊，动作有点过大，反正是用力一挣扎，喊了一声，身体一扭，那针尖就断了。接下来便有些麻烦，原先缝好的那一针先要拆除，关键还要将断掉的小针尖给找出来。要在血肉模糊的拇指上寻找那个小玩意儿并不容易，林放疼得不住地呻吟，额头上全是汗珠。年轻的男医生也开始冒汗，也着急了，也有点手足无措，他说你最好再忍一忍，林放先是不说话，然后回过头来，苦着脸，看着我说：

“忍，还要怎么忍，我已经忍无可忍！”

医生说：“这个也没办法，这个你只好忍了。”

原本十分简单的一个小缝合手术，活生生变得很不简单。十指连心疼，接下来，林放的每一声惨叫，每一次颤抖，都让站在一旁的我感到很痛，都让人不寒而栗。好在问题最终都要解决，经过一次次探索和寻找，断在拇指里小米粒那么长的小针尖找到了，伤口也终于缝好，整个手术过程中，林放始终都是抓住了李明霞的胳膊，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那样，死死地抓紧了不肯放手。手术终于结束，林放转过头来，对着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候，李明霞冷冷地来了一句：

“喂，你现在可以撒手了吧？”

这是印象中，我听到李明霞说过的第一句话，此前她可能也说过什么，但是一点记忆也没有。后来大家认识了，话不多的李明霞喜欢当着别人的面，用这件事来奚落林放，说他这人的最大本事，就是把自己的痛苦转移到别人身上去。很显然，痛苦还是痛苦，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李明霞说林放当时不仅使劲地捏她的胳膊，还趁机将头扎在她怀里，在她身上顶过来顶过去。

“林放使劲儿地拉住我的胳膊，一会儿往这边拉，一会儿又往那边拉，脑袋恨不得能钻到我身体里去，好像这样做了，痛苦就能减少一点似的，我真不明白他当时到底想干什么。喂，林放你那么做有用吗？有什么意思呢？”

林放常说他与李明霞的故事，从痛苦开始，最后又从痛苦结束。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就应该这样，就应该在开始时刻骨铭心，到结束时，仍然还是刻骨铭心。说老实话，在一开始，我对李明霞的印象并不深刻，她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一双一会儿有神一会儿没精打采的大眼睛，很难得地才会看我一眼。她根本没把在林放身边跑来跑去的我当回事，毫无疑问，林放很快就用文学引起了她的注意，这在当年也算不上稀罕，在那个文学过度发热的年代，文学确实是个最好的泡妞利器。

再一次见到李明霞，她已经成为林放身边的一名文学女青年。一开始，我甚至都没认出她是谁，脱去了医护人员的白大褂，摘去了口罩，穿着一身宽大的解放军军装，这时候的李明霞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只知道在一次文学会议期间，我身边始终坐着一名现役的女军人，她很矜持，跟我一样，只是过来蹭会听报告的，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林放站起来发言的时候，我们都是坐他身后的坚定支持者，很像今天电视娱乐节目中的亲友团。一旦林放说到精彩的地方，我们就相互使一个眼神，暗暗地挥一挥拳头，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他的有力支持。

林放对李明霞的追求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离奇，具体的细节始终没有弄明白，说开始就开始了。在那个年头，林放的行为显得很有诗意，非常浪漫。终于有一天，林放对我们宣布，他要解除与张跃的婚约。早在一年前，他跟张跃已领了结婚证书。新房也准备好了，大家还帮着一起收拾过，将旧房子用石灰水重新粉刷一遍。虽然没正式吃过喜酒，我们这些跟在他身后窜来窜去的文学青年，早就把张跃当作了嫂子。我们都吃过她下的面条，张跃最拿手的是小煮面，搁点肉丝，搁点榨菜，漂几片碧绿的小青菜，让人一回想起就会情不自禁流口水。我们不止一次看张跃坐在小凳子上为林放洗内衣内裤，为他收拾房间，为他补破袜子。林放家人也把张跃当作自家儿媳妇，林放母亲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交往，因为刚开始，林放源源不断写情书那阵，张跃还在农村插队。

六

李明霞出身于军人家庭，父亲是军区后勤部一名不大不小的军官。她们家姐妹四人，个个都是当兵的，有两个是话务员，另两个是护士。李明霞最小，当兵也快十年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兵是件非常让人眼红的事，能当兵的都不是普通家庭。我们这一代男孩子都有过穿假军装的经历，都戴过那种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假的解放军军帽，都在腰间束过假的人造革军用皮带。林放全力以赴地向李明霞发起爱情攻势，抛弃了一心一意准备嫁给自己的张跃，这在当时真是很出格。当然，很可能正是因为出格，尽管内心深处大家更喜欢张跃，我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支持林放。那年头不允许做不该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这些不允许和不该，并不意味着不能做，解放思想已是一句很著名的流行口号，林放要追求他的真爱又会有什么错呢。

李明霞父亲坚决反对女儿嫁给林放，他讨厌林放这个女婿有着太多理由。首先，跟别的女人领了证，在法律上，这就是停妻再娶，林放已经算是一个二婚的男人。其次，他的家庭成分也有问题，母亲曾嫁过一个国民党军官，也就是自己当年在战场上不共戴天的对手，让女儿去嫁个手下败将的后代，说老实话不甘心，虽然这男人并不是林放的亲爹。第三，李明霞父亲也不喜欢写东西的文化人，他看不上这些舞文弄墨的家伙，文化人在过去年代最没什么骨气，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到什么年头写什么东西，跟自己的行伍出身完全不是一路人。

很长一段时间，李明霞态度都是模棱两可。林放陷在爱情深渊中，苦苦挣扎不能自拔。到后来干脆就是较劲儿和赌气，他发誓要不惜一切手段，非要将李明霞追到手不可。李明霞从来没爽爽快快答应，也从来没干干脆脆拒绝，始终表现得很清高，根本就不太在乎林放，时刻都想向我们这些尾随在后面的人表明，他只是自说自话单相思，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只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熟悉林放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非常自大，为人处世态度傲慢，文学方面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苛刻，但是在心仪的李明霞面前，他似乎总是不能扬起高贵的头颅。记得那时候李明霞也写过一两篇小说，毫无疑问，她的小说十分糟糕，基本上属于牛头不对马嘴，林放偏偏要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任何一个有点写作经验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李明霞根本不是当作家的材料，林放却一次次赞不绝口，一次次向外地赶来组稿的编辑强烈推荐。

恋爱中的林放对李明霞的文学判断大失水准，那段时间，我们都在背后戏称李明霞为南京文学界的乔治·桑，同时又把林放称为“南京的肖邦”或“李明霞的肖邦”，因为林放尽管对西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可是总喜欢提到那个弹钢琴的肖邦，常常要用肖邦来举例子。譬如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要像肖邦弹钢琴的手指头一样灵活，要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能写出什么。写作跟弹钢琴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技术活，天才仍然离开不了精湛的技术。当然更重要一点，天才最后都离不开女人照顾，天才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女人来照顾他，伟大的肖邦如果没有遇上伟大的乔治·桑，他的故事无疑就必须得改写。

林放和李明霞故事中的许多章节，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片空白。渐渐地，我们之间交往越来越少，开始变得生疏。听说他的心思大都用在了恋爱上，被李明霞迷得神魂颠倒，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接下来一波三折，他与李明霞的距离越走越近，关系越来越密切，自然而然地与我们就越走越远。最后，历经磨难修成正果，梦想变成现实，南京文学界的肖邦和乔治·桑，终于走到了一起。

林放和李明霞说结婚就结婚了，也许一开始太不容易，太艰难了，真成功了，心中的美人真追到手，反倒会有种巨大的失落感。新房还是原来那间，重新粉刷一遍，据说李明霞对它非常不满意，因为睡在这间老房子里，只要一关上灯，她就会联想到林放先前的未婚妻张跃，眼前就会浮现当年可能会发生的种种情形。这里的一切都让李明霞不开心，尽管林放不止一次跟她赌咒，不止一次对天发誓，说自己只是与张跃领了个证，只是订了个结婚的日子，他们之间绝对没突破最后防线。林放一再强调，他们家非常传统，非常的传统，他母亲是个很古板的女人，根本不给他们机会，晚上只要天黑，一过了黄昏时分，就不再允许儿子与张跃单独在一起。

“我要是相信这话才怪，你那个妈根本就不是那一号人，她才不保守呢。”

林放说：“干吗要骗你？我说的都是真话。”

这样的对话照例不会有个愉快结束，注定不会有好结果。一方面，林放确实说了实话，他母亲确实保守，确实在婚前不允许儿子与张跃有那种关系；另一方面，在对李明霞的态度上，似乎又采取了完全不一样的应对策略。她老人家显然是睁只眼闭只眼，有时候，睁只眼闭只眼就是纵容就是鼓励。这又说明什么呢，说明内心深处究竟在乎呢，还是根本就不在乎。老太太显然别有用心，显然希望儿子能够既成事实地拿下李明霞。也许已意识到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头脑发热时可能做过的那些事，正好是林放母亲所乐意见到的。反正说一千道一万，李明霞与林放结婚，总有一种生米被强行煮成了熟饭的上当感觉，她觉得自己被这家人算计了，被林放的文学成就迷惑了。李明霞骨子里从来就不是一个浪漫的女人，她觉得自己是公主下嫁，鲜花插在牛粪上，吃了很大很大的亏。

七

那也是我个人灰心丧气的年代，那时候，悄悄地写了一大堆东西，自我感觉差不多已经是个作家，可是到处碰壁，经常遭遇退稿，文学的信心大打折扣。对于我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那个时代的文学辉煌，只有在回忆中才觉得美好，只有在回忆中才感到温馨。事实上，我个人最初的文学经历惨不忍睹，灰溜溜地不堪回首。虽然靠着林放的推荐，我也算用笔名发表了几篇小说，这几个短篇一点影响都没有。

一九八三年秋天，我开始读研究生。尽管对学校生活早已厌倦，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赖在学校里。直接原因也是对前途感到迷惘，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出路在什么地方。记忆永远是最不靠谱，一位年轻学者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充满了一种羡慕，觉得那个年代生机勃勃，全都是正能量的东西，当红的青年作家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报纸上有鼓舞人心的“十三大”报告，万元户靠利息就能吃穿再也不用发愁，大家都在听邓丽君的歌曲，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总之一句话，那个年代充满温情，充满阳光。

有一天，新婚不久的林放到学校来找我，告诉我他很快就要当爹了，有些垂头丧气，一点都没有即将为人之父的兴奋。同时，他还带来两个让我沮丧的坏消息，一个是退稿，另一个还是退稿。两篇小说的退稿过程却不一样，其中有一篇内容出格，早预感到它不会发表，不可能发表，被退稿是理所当然。还有一篇小说，编辑部已通知要刊登，终审已经签字，没想到最后还是被退稿。

后一种退稿感觉特别不好，因为通知过要刊登，我一直在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年头，文学刊物都喜欢预告目录，我在报纸上一期接着一期追着看，希望能在目录广告上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林放还是像过去那样为大家推荐稿子，我当年几乎所有的小说都经过他的手，不仅对我这样，他对我们这个文学小圈子里的人一视同仁。不管谁写出了什么东西，先互相传阅，互相提些意见，然后做出相应的修改，然后再由林放选一个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刊物寄过去。他总是热心过度地向文坛推荐，不遗余力地为我们鼓吹。当林放不动声色地将退稿还给我的时候，我努力做出不太在乎的样子，可是仍然掩饰不住沮丧。习惯早已成为自然，我已经习惯了被退稿，像这样定下来要发表的小说，最后被活生生地退回来，即将到手的鸭子又飞了出去，毕竟还是第一次，心里很不是滋味。

伴随着退稿的还有一封退稿信，字迹花里胡哨十分潦草，有几个字连猜都猜不出来，信是写给林放的，大意是说你推荐的这篇小说还算有些特色，不过它是前领导决定要用的，现在更换了新领导，新领导觉得这篇小说在主题思想方面，恐怕还有一些不合时宜，因此不得不“完璧归赵”。退稿信中写上“完璧归赵”这四个字，在我看来，它既是活生生的讽刺挖苦，又有点滑稽，有点蛮不讲理，纯粹就是一种对作者的戏弄。

“退稿对你真算不了什么。”宿舍里还有其他人，我们在那儿谈话不太方便，便相约往楼下走。大约是看到我的脸色很不好看，林放一边下楼，一边回过头安慰我，说你的小说已有了明显进步，要知道，现在别人看不上你的小说，丝毫也不意味着你不行。楼道上不时有人上上下下，我不想让别人听见我们的对话，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写小说，故意不接他的茬儿。我们住在六楼，下楼的过程中，林放走在我前面，每拐过一层楼梯，也不管我要不要听，都要回过头来对我唠叨一句。

楼前有一片空地，有人在打排球，乒乒乓乓大力扣着球。一个球向我们飞过来，林放迎上去就是一脚，他的体育素质太差了，憋足了劲儿，本意是想把球踢还给别人，可是他的那一脚，反倒是把球踢飞了，踢往更远的方向。跑过来捡球的同学很不高兴，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林放继续谈论我的写作，继续对我进行鼓励和安慰，不过他跑来找我，显然不是为了谈别人的小说。我们沿着校园的林荫道漫步，目的地和方向都不明确，走到哪儿算哪儿，哪里人少就往哪里钻。话题很快到了自己的写作上，林放告诉我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写得很少，可以说是几乎没写。告诉我他遇到了巨大的写作瓶颈，突然觉得继续写下去一点意思都没有。跟他约稿的人还是很多，他的小说还是可以发表在头条上，但是文学风气已在悄然改变。林放说他知道文坛现在最需要什么样的文章，知道什么样的文风会占便宜，可是那样的文章，恰恰又是他最不愿意写的。

“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你他妈的根本不知道文坛究竟需要什么，到底是缺什么，就知道一个劲儿地瞎写，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而我呢，正好跟你相反，太敏感了，太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文坛，太知道写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讨好取巧。”

林放说他对伤痕文学从来就没什么好感，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写的那些所谓有影响的作品，那些差点得全国奖的小说，看上去稍稍有些出格，说白了，也仍然还是伤痕文学的套路。十年前，林放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批判孔子的文章，这是他的成名之作，当时还是“文革”中，正是这篇批判文章改变了命运，他因此从街道的小厂借调到一所中学去教语文，从此和文学有了不解之缘。林放一直觉得红极一时的新时期伤痕文学，其实就是“文革”中大批判文章的变种，是一脉相承，是一种以小说形式写成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文章，而作者也差不多是同一拨人，使用着同一种思维方式，在精神上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穿过一片小树林，来到一栋女生宿舍大楼前，我们找了一条长石板凳坐下来，林放继续他的宏论，继续对当时的文学现象进行批判。有些话不止一次听他说过，我早习惯了他在文学上的口若悬河。他属于那种总是有理的人，在他嘴里，别人基本上都是错的，他说自己正在考虑写一组现代派风格小说，不玩时髦的意识流，意识流已过时了，老掉牙了，他要写那种最新潮的小说，要最新，要有点荒诞，要有点黑色幽默，还要有点古典的莎士比亚。林放特别强调不能具有拉美小说的风格，因为马尔克斯这家伙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人都会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模仿。林放谈论文学的特别之处在于，看法经常独特，信心永远爆棚，他说对就是对，他说不对都是不对。

接下来，林放谈到了李明霞，这个话题是突然开始的，因为发现我根本没在听他说什么，他注意到了我的心不在焉。我们坐在石凳上，正对着女生宿舍大楼，一排排窗户前挂满晾晒的衣服，一个女生正探出脑袋来准备收衣服，看见我们坐在楼下，有些犹豫，对我们若无其事地看了一会儿，还是把自己晾的亵衣拿了回去。那年头女大学生的内衣内裤还根本谈不上性感，既没有花里胡哨的蕾丝花边，尺寸基本上也是偏大一号，松松垮垮跟大妈穿的并没什么区别，然而依然已是红红绿绿，像鲜艳的万国旗一样很刺眼。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种细长的卫生带，当时的女孩子尚未开始流行用卫生巾，出于卫生的考虑，都喜欢在太阳下肆无忌惮地暴晒这些玩意儿。明知道自己这么做有些无聊，可是在林放唠叨个没完的时候，我忍不住要在心里进行计算，计算那一排排的窗户前面，一共挂了多少条卫生带。数目居然是惊人的，几乎每扇窗户底下都有，有的窗前还不止一条。

“李明霞这个人就是脾气太坏。”林放突然提到了李明霞，说他新婚的妻子已怀孕，在医院里做过B超，是个男孩，再有几个月，他就要当父亲了。林放说他结婚前绝对不会想到李明霞脾气会那么糟糕，发作起来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就像生理周期一样，也许每个女人都会有歇斯底里的一面，林放瞥了我一眼，继续抱怨婚后的不称心不如意。他说人生有很多事，不结婚看不出来，一男一女一阴一阳，两个人不是真正地生活在一起，不是他妈的朝夕相处，有些矛盾根本不会凸显出来。

八

事实上，自从他与李明霞结婚，我与林放的往来就变得越来越少。作为见证人，他们的短暂婚姻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印象，无非是林放当年如何为了爱情奋不顾身，如何小心翼翼地躲着张跃。婚后的李明霞显然不太乐意林放继续与我们交往，她一点都不喜欢我们这个小圈子，对文学的兴趣说没就没了。很难想象她是因为小说，才跟林放走到了一起，很难想象她还与我们不止一次参加文学活动，一起听讲座，一起参见来南京的外地作家。记得有一次，我们当中有个人无意中对她提到了“乔治·桑”这三个字，问她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了，李明霞立刻变脸，变得很不高兴，冷冰冰地提出了警告，希望以后别再跟她提什么小说不小说，她十分不屑地噘了噘嘴，说她不知道“乔治·桑”是谁。

仔细想想，关于这位李明霞，关于这位林放的前妻，我们真正知道的确实不多。能够回忆的东西，更多的是些不太靠谱的传闻，是些流言蜚语的碎片。最初印象永远深刻，伴随着对林放的回忆，我总是会想到那家部队医院，想到林放与李明霞的初次认识，想到医院的急诊治疗室，想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想到戴着口罩的李明霞，想到她穿着宽大女军服的样子。很多年以后，林放和我回忆起李明霞，用到了性感这词，说我们当年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性感，通常只是用好看和有味道来谈论女人。那年头的女兵最有魅力，最容易让男人有不好的念头，李明霞是护士长，相当于副营级干部。林放死命地追求她，为了心中的爱情不顾一切，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将一个女军官压在自己身下，这很了不起，很有征服感。

林放写过一个短篇《决定进入》，这是当年唯一一篇不被评论界注意的小说。他自己却很看重，说的是一个没有隐秘的年代，孤男寡女好不容易获得了一次单独相对的机会。两个没有性经历却跃跃欲试的青年男女，躲在一间小屋里，差不多把什么都做了，可就是没完成最后一步。在当时，这离咸湿的色情只有一步之遥，或者换句话说，基本上已经是色情小说。运用了无数联想，到处都是隐喻象征，许多暗示其实就是明说，生存还是毁灭，进入或者不进入，在绕来绕去的小说中，成为一个非常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很多年后，在豪华别墅的迎湖平台上，林放说起往事依然无限感慨。时间进入到了新世纪，从二十世纪过渡到二十一世纪，我们两鬓斑白，都步入中老年行列。这时候，林放与绢子同居了好多年，而张跃和李明霞的故事都已经太遥远。我和林放坐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怀古追忆往事。绢子正在不远处喂鸡，他们居然在别人的别墅里养了十几只草鸡。那条黄狗不时地跑过来向我献殷勤，它摇着尾巴，非要从我腿下钻过去。这条乡间常见的草狗叫小黄，是林放从附近老乡那儿抱来的，憨态可掬，你不理睬它，它拼命地向你献媚，跳上跳下，在你腿边磨来磨去，想尽一切办法引人注意，想尽一切办法来表示它的存在。弄到最后，它也玩累了，趴在地上喘粗气。我摸了摸它的脑袋，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它又开始跳上跳下，仿佛刚充了电一样。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当初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李明霞呢，很可能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林放非常不愿意和别人说起李明霞，那天却主动打开了话匣子，跟我共同回忆这个早已消失的女人。他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遇到了李明霞，她的容貌已完全改变，充满了沧桑，在一开始，他甚至都没有认出来。林放说李明霞这人永远都会让人感到陌生，永远都会让人捉摸不透。不过有一点没有改变，这是不会变的，他们又干了那事，即使离婚以后，他们也不止一次这么干过，她并不会拒绝这个，有时候甚至比他还主动，比他更迫切，让林放最忍受不了的，不是她在做这件事时的疯狂，而是事情刚结束，她就会立刻翻脸不认人，说翻脸就翻脸，说不高兴就不高兴，离婚前离婚后都这样。

林放母亲曾在一个军人家里当保姆，那一家的背景与李明霞家很相似，夫妻两个都是军队干部，住在部队大院里，有两个比林放年龄略大的女儿，一个即将升入中学，一个还在上小学。林放自小就羡慕部队大院的环境，那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生活，营区门口站着佩枪的哨兵，大院里到处深不可测，大得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它有多大，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去都会觉得没有尽头。事实上，林放母亲在这家当保姆的时间并不长，林放也没去过几次，然而就算是不多的几次，留下的印象已经刻骨铭心。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林放刚上小学，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都在与饥饿抗争，他记得喝过一次豆腐和豆芽煮的汤，这两种东西搁在一起煮，那个味道简直好吃极了。

我始终想不明白豆腐和豆芽搁一起煮，会是怎么样了不起的一道美味。重提往事，林放也想不明白当年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么好吃，那样让人念念不忘。“很可能搁了些猪油渣，你不知道那个年代有多糟，在部队当兵又有多好，什么东西都发，什么东西都分配，那豆芽还是我妈做的，我妈会发豆芽，豆腐和猪油渣是部队里发的。”我比林放小不了几岁，就因为小这么几岁，总是理解不了当年的饥饿。对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没一点印象，从来没有那种吃不饱饭的记忆。林放说他母亲特别记恨那家女主人，为什么会那么记恨，他也弄不明白。

“恨和爱一样，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林放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回过头来，看着不远处的绢子，喂完了鸡以后，她又开始收拾菜地，正在采摘黄瓜。他对她喊了一嗓子，嘱咐绢子不要过于疲劳，然后又继续跟我说话，继续先前的话题。“也许我妈自己是大小姐出身，你想，这样出身的女人，本来是应该有丫鬟侍候的，结果自己去做了保姆，心里肯定会不平衡，我记得我妈那时候总是在背后埋怨，她总是抱怨那个女人这不好那不好。”

“也许那家的男主人看上你妈了，”我胡乱地插了一句嘴。

“这个也不是没可能，我妈那人你也见过，年轻时绝对是美女。不过，我对那家男主人一点印象都没有，好像就没见过这个男人。现在想想，也就是个不大不小的军官吧，没什么多大的了不起，印象中只有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女儿。‘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记得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过那家的大女儿，她已经到部队里去了，已经是正经八百地当了兵，你知道，部队大院的那些小孩，当兵和参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当回事，他们那日子不要太好过。想当年，我们这些人全部都要下乡，不下乡的，像我这种死皮赖脸留在城里，绝对会被人看不起。因此我跟你说，说一千道一万，想当年，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怎么都还是平民百姓，跟李明霞她们完全不是一路人。”

“这么一说，我倒真是被你林放的话给绕糊涂了，你究竟是喜欢她们，还是记恨她们？”

“说不清楚，真说不清楚，”林放一时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怔了一会儿，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也可以说是喜欢，也可以说是记恨，有时候，喜欢和记恨是一回事。”

“结果呢就是，你如愿以偿，达到了目的，硬是把李明霞这个女人追到手，对了，应该说是把那什么乔治·桑给追到手了。”

这时候，绢子不经意之间，已站在了我们身边，手上捧着几根刚洗净的黄瓜。林放从她手上拿过一根黄瓜大口就啃，同时让我赶快尝尝他们种的绝对没有污染的绿色食品。绢子那天的气色看上去很不错，一点儿也看不出身体上有什么大碍，她显然已经听见我们在说什么，带有几分天真地问林放，你们说的那个什么桑是谁？林放对绢子看了一眼，根本不打算回答她的问题，继续示意我吃黄瓜，继续对我强调这黄瓜的优良品质，强调它的口味与大棚里种植的如何不一样。绢子见林放不愿意搭理自己，不想告诉她正在说的女人是谁，知道再等下去他也不会说，便非常识相地走开了。

九

说老实话，我跟着林放吃得津津有味，咀嚼的声音非常响亮，但是完全吃不出那黄瓜有什么特别。黄瓜就是黄瓜，再好吃都是黄瓜，再好吃也还是黄瓜。这就和我们都想不明白李明霞最后为什么非要那么做一样，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走极端，选择那样一种残酷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些事的答案太复杂，怎么琢磨也不会明白。在我们看来，李明霞当初与林放结婚，最不可思议最不合理，是她心里会一直不能放下张跃。这才真是地道的有理说不清楚，地道的无事生非和自寻烦恼，当然，也是地道的蛮不讲理。这个醋吃得莫名其妙，我们都觉得应该是张跃不能放过李明霞，应该是张跃找李明霞去兴师问罪才对，因为这个李明霞才是真正的第三者，是她在半路上杀出来横刀夺爱，然而事实恰恰就是完全颠倒过来。

张跃后来成了一个富婆，非常有钱，她的故事也可以写一篇好小说。很多结局都是想不到的，在一开始，我们还都能记得张跃的那种不情愿，记得她的失魂落魄，记得她如何不愿意放弃林放，记得她像祥林嫂一样对我们喋喋不休。强扭的瓜毕竟不甜，到后来，说分手也就真分手了，说放下也就真放下了，张跃与林放从此一刀两断，各走各的路，各组各的家。让大家想不明白的一点，反倒是婚后的李明霞一直在纠缠，她的心里一直放不下，一直在追究林放与张跃之间究竟有没有那种实质性关系。关于林放夫妇为这事没完没了的折腾，我们在过去就有所耳闻，相互之间也曾当作笑话议论。时隔几十年，这一切早就烟消云散，林放又一次和我重提旧事，也仍然整理不出个头绪，仍然是一个剪不断的混乱，仍然是一笔理还乱的糊涂账。李明霞已死了很多年，不管别人是不是相信，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林放认为还是有必要再跟我重申一遍：

“说老实话，想当年，我跟张跃真没做最后那一步，差一点就是差一点，前面的事都做了，大家也就是动动手，那时候她连打飞机都不会，更不会用嘴，哪像现在。就是摸来摸去，你摸我的，我摸你的——”

林放说这些话的时候，绢子就在我们不远处站着，她完全可以听见他说什么。林放根本不在乎她能听见，她呢，对这些话也无动于衷。林放说他当初跟李明霞说过无数遍，解释了无数次。可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没用的话无论多少都白搭，废话永远是废话。大家心里都明白，李明霞其实就是不乐意嫁给他，她觉得嫁给林放太亏了，是亏大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想当年，文学实在太热，当红作家一度曾像今天的娱乐明星一样耀眼，头顶上闪耀的文学光环，掩盖了林放身上的种种缺点，不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林放自己心里也一清二楚。很显然，李明霞刚结婚就后悔了，或者换句话说，还没有结婚都已经追悔莫及。

林放与李明霞结婚不久，他们就开始闹离婚。李明霞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四千金中脾气最大的一个，性格最倔强。她最后屈尊下嫁给林放，用林放自己的话来描述，很可能完全是因为赌气，因为要和她父母憋一口气。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说来说去，都应该感谢文学，是文学的红娘鬼使神差，让两个原本完全不搭界的人走到了一起。当然也应该怪罪文学，如果不是文学的缪斯女神在中间牵线搭桥，南辕北辙的两个人也不会睡到一张床上，后来惨烈的悲剧就不复存在。

我们始终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他们结婚不久，李明霞有了悔婚之意。只知道林放一直在试图挽救婚姻，一直在努力消除他们夫妇之间的那种不和谐。因此，真得到离婚消息以后，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安慰林放。我们一致认为，林放离婚后表现出来的那种满不在乎，那种神气活现，那股快乐劲儿，多少有些装腔作势。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十分敏感的人，狂妄背后很可能掩盖着自卑，自信后面隐藏着极大的不自信，肯定还有很多话不方便对别人说。

婚后不久，林放便有了一个儿子，初为人父的他开始对我们抱怨，因为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已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写作。如果说与李明霞恋爱，意味着林放个人的文学事业达到顶峰，那么这个孩子到来，就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记得那一段时间，在我们面前，林放总是尽可能摆出一副当红作家的派头，开口还是谁追着他约稿，某某刊物又要邀请他开笔会，他的一篇什么小说再次差点得奖。我们对这些一向都信以为真，都在内心羡慕和嫉妒，毕竟同为写作之人，什么约稿呀、笔会呀、得奖呀，对我们来说都是不沾边的事，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差不多也就是那段时间，林放开始下海做生意。最初是留职停薪，那些日子，下海是个非常响亮的词语，听上去很励志，充满了诗意。好像是个做生意的人就能发财，摆个小摊卖茶叶蛋都会赚大钱。我们都记得他一开始做的是麻袋生意，为什么最初会选择做麻袋生意，大家从来没有弄明白，反正吹得神乎其神，给人的印象就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轻轻松松地就能把钱给赚了。靠写作养家糊口过上好日子太不现实，文学再火也不能当饭吃，林放觉得李明霞之所以后悔嫁给自己，说穿了，还是因为他太穷。

促使林放下海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夫妇带着儿子去李明霞三姐家受到了刺激。李明霞的三姐只比李明霞大一岁，因为年龄靠得太近，都争强好胜，小时候两人经常闹别扭。三姐夫是干部子弟，属于第一批下海做生意的佼佼者，他爹的官并不大，手上正好有那么点小权力。时间是大冬天，那天正好特别冷，北风凛冽雪花乱飘，到了三姐家，就看见迎面沿墙放着一大排电油汀，都是从法国进口的，都开在了最高档上，房间里的温度像春天一般暖和。从一进屋开始，林放夫妇不停地减衣服，先是脱去棉大衣，因为他们是骑自行车去的，为了保暖，穿了很多很多。然后开始脱棉袄，最后不得不十分狼狈地跑进卫生间，将厚厚的毛线裤脱了。

那年头，南京人除了偶尔有几家会生了火炉取暖之外，大多数老百姓过冬天都是死扛硬撑，靠衣服穿得多来对抗。都说南京人最抗冻，零下八度十度等闲过。结果那天在三姐家也没什么别的话可以说，说来说去，都与法国进口的电油汀有关。先是说这价格，很贵很贵，一般人买不起。再说它的用电，很多很多，动不动就跳闸，一般人家即使真拥有了，也仍然还是用不起，负担不起昂贵的电费。然后是关于这些神奇法国油汀的神奇来历，三姐夫朋友的朋友从哪儿弄到的批文，如何通过海关，如何巧妙地转一转手，一下子立刻赚到了多少钱。

林放曾经将那天的情景写进小说，用的是一大段意识流，这种写作手法在当时比较流行，但是他看来早已经过时了，整整一页纸的心理描写，没有用一个标点符号，他将自己与李明霞一件接着一件不断脱衣服的过程，把当时的活思想，一五一十地都如实记录下来，两个人的意识像热水一样搁在同一口大铁锅里煮，锅底下火力正旺，烈焰熊熊，水终于烧开了，热气腾腾地溢了出去，然后那热水就像有灵性的神龙一样，各走各的道，朝着不同的方向流淌，又突然交融在了一起，像麻花一样绞在一起，变成一根又粗又黑又大的辫子，李明霞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自己内衣的一个破洞上，明知道三姐夫不可能看见这个破洞，但是，她仍然认定他是可以看见的，这个男人是可以看见的，三姐夫的眼睛完全可以透视，三姐夫的眼睛像X光机，三姐夫的眼睛里全是那种欲望，在三姐夫的注视下，李明霞顿时有一种一丝不挂的窘迫，两条腿不知不觉地夹紧了，出汗了湿润了，她的皮肤很白皙，上面还有成片的小红点，那是最近一次食物过敏留下的，李明霞自小就觉得她比三姐强，和三姐相比，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她高出一头，她的学习成绩比三姐好，个子比三姐高，乳房比她大比她饱满比她硬实，人也比三姐漂亮，不管怎么说，李明霞是李家四千金中最好看的一个，三姐是李家四千金中最差劲的一个，三姐这样的女人这样的相貌，配配林放这家伙还差不多，他们才应该是一对，这个想法正好与林放不谋而合，林放也是这么想的，也许三姐夫也是这么想的，大家可能都是这么想，李明霞的活思想仿佛蠕虫一样进入了林放大脑，林放也意识到了李明霞内衣上的破洞，他觉得自己有些对不住李明霞，真有些对不住她，对不住她黑色内衣上的那个破洞，那个破洞放大一点就像女人的那玩意儿，那个看不见的破洞像个大苍蝇，破洞周围很多断线头像是苍蝇脚。

春风满面的三姐夫成了林放下海经商的领路人，不过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很快就分道扬镳，最后是谁也看不上谁，谁也不愿意把对方放在眼里。在一开始，初出茅庐的林放不得不跟着三姐夫一起干，做麻袋生意就是三姐夫的点子，靠了这个，林放赚到了第一笔钱，这笔钱在当时就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那年头，做生意赚钱实在太容易了，就跟随随便便穿上一件西装那么简单。那年头，文学固然还是有那么一些火热，但是真要跟轰轰烈烈的做生意发财相比，绝对小巫见大巫，绝对相形见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停薪留职下海驰骋商场以后，林放的文学创作势头没有停止，反倒又向前走了一步。

林放在我们面前始终放不下带头大哥的架子，他总是对的和正确的，无论说什么，永远都是振振有词，永远都是理直气壮。他说对就对，他说不对就不对，在文学方面，他永远是一个革命者，永远是一个造反派。他的嘴里永远也不会吐出好的象牙来，因为他总是在说别人怎么不对，总是在唠叨别人的文学观念出了什么问题。老一辈作家不入他的法眼，新的刚冒出来的文学新秀提到了就上火，先锋派现代派寻根派山药蛋派都会成为他恶毒攻击的对象，甚至对他自己过去的作品也毫不留情。他说的话常常前后矛盾，好在大家都已经听习惯了，很少愿意去跟他较真。文学这桩事光凭玩嘴是不行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那一阵子，林放赌咒发誓要写一部畅销小说，他觉得自己终于想明白了，靠获文学奖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已不现实。纯文学说穿了就是一块遮羞布，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非常通俗的东西，凭什么要用“纯”这个字眼儿来描述当代的文学。文学玩雅了就是一条死胡同，文学必须得通俗，应该大俗，你们看看世界文学名著，琢磨琢磨那些文学大师，想想老巴尔扎克，想想大仲马和雨果，还有俄国的托尔斯泰，还有现在世界上活着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哪一个不是畅销书作家，哪一个不是。林放决心要写一部够吃一辈子的书出来，这才是他的人生目标，大丈夫能屈能伸，现在下海做点小生意，敷衍几篇文学刊物喜欢的中短篇小说，都只是权宜之计，都只是暂时的求生手段。

既然李明霞一直在纠缠他与张跃根本不存在的那种关系，既然她喜欢无中生有，林放干脆就在气头上，把这件事非常爽快地承认下来。他承认了，石头也就落地了，铁板上也就钉上钉子。现在，执迷不悟的李明霞可以彻底安生了，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荒唐，到结束仍然还是荒唐。对于一个乐意钻牛角尖的人来说，事实真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不能接受自己的判断失误。李明霞始终都有一种吃错药的偏执，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她宁愿无事生非，宁愿冤假错案。然而对于身心早已十分疲惫的林放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懊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林放获得了东北一家刊物颁发的文学奖，正好有笔生意要在那边做，他借着领奖出差去了东北，这也是他第一次去长春，有一位热心的女编辑来接他。女编辑刚离异，人很热心，长得也挺漂亮，打扮火辣，在颁奖期间对他非常照顾。颁奖活动结束，林放因为要与客户见面，多耽搁了几天，也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居然和女编辑有了那种关系。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出轨，活儿干得十分漂亮，又干净又利落，胆子大得让自己都吃惊，完全像个偷鸡摸狗的老手，把女编辑弄得神魂颠倒。

这以后，林放便意识到和李明霞的婚姻真的已走到了尽头。哀莫大于心死，李明霞动不动要玩一回离婚威胁，动不动就回娘家不归，这把戏早让他忍无可忍。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来一次破罐子破摔，林放开始主动出击了，他故意激怒她，故意当着她的面，开始和别的女人调情搞暧昧。这一招无疑是玩火，而且也玩大了，玩得太大，李明霞似乎有所察觉，意识到他这是存心要毁家，意识到他是在故意这么做。夫妻本是同林鸟，真到了要劳燕分飞的时候，她倒好像有些于心不忍。然而假作真时真亦假，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个习惯了进攻的女人是不擅长防守的，有些狠话早已说习惯了，早就说顺了嘴，让她一下子还真改不过这个口来。

结果就是很爽快地离了，也不能算是快刀斩乱麻，这一刀砍下去了，乱麻还是乱麻。好在当时也没什么积蓄，更没什么财产，因此也就没什么大的纠葛。林放选择了净身出户，单位新分配了一套旧房子，是别人得了新房子让出来的，也没进行装修，人家前脚刚搬走，他们立刻后脚搬进去住。那年头还没房改，所谓有房没房，也就是一个居住权，大家对住房的要求都很低，有个地方能安身就行了。林放仍然搬回老宅去住，他母亲有些舍不得孙子，毕竟是孙子，老太太与儿媳有过矛盾，孙子一直都是她在吃辛吃苦地照顾，是她老人家一把屎一把尿帮着带大的。

离婚以后的林放，一开始还伪装出快活的样子，很快就意识到离婚的男人是真快活。离了婚，真的是自由了，真的是解放了。他再也不用听李明霞没完没了的唠叨，再也不用跟她没完没了地玩冷战。再也不用去管儿子了，有个半大不小的孩子确实很麻烦，再也不用为儿子进不进幼儿园操心，儿子生病，也不用他陪着去医院。逢年过节也可以过得很安心，很踏实，再也不用硬着头皮去老丈人家看脸色，一向很势利的丈母娘肚子里憋了再多怨言，准备了很久的刻薄话，也已经没办法说给他听。

那段日子，林放活得非常潇洒，让人不得不羡慕，很显然，我们都曾有过想效仿的念头，因为大家境遇都有几分相似，都是结婚不久，都是刚有孩子，都有几分穷困潦倒。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家庭之累永远会是个很大束缚。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的林放，现实生活中尚且如此狼狈，我们这些到处碰壁、不断被退稿的业余作者，日子自然更不会好过。那时候我研究生毕业了，在出版社当小编辑，刚开始独立生活，新婚不久，女儿一岁多，家中没有一分钱存款。年轻人不会理财，每次领到工资，都是迫不及待地先赶往食堂，买上一大沓饭菜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月底不会挨饿。现在想想，真应该好好地感谢食堂，不敢想象没有食堂会是怎么样。贫贱夫妻百事哀，人穷万事难，我不会当家，太太更不会当家，为了是否该为女儿买辆学步车，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结果为省下十一块钱，我被太太讥笑为天下最抠门的父亲。

我承认当时曾产生过离家出走的念头，而且不止一次，为了能够静下心来写作，甚至想到过要出家当和尚。正在写的小说一次次被中断，白天规规矩矩地去上班，要编稿子，晚上好不容易等孩子睡了，刚摊开稿纸准备写点什么，各式各样的状况便接踵而来。用习惯的黑墨水没了，台灯的灯泡突然坏了，火柴因为受潮怎么也划不着，好不容易将香烟点着了，从梦里醒来的太太又开始嘀咕干涉，说女儿还在咳嗽最好少抽烟。为了排除身边的干扰，我总是一边写作，一边戴耳机播放磁带听音乐。记得当时最喜欢听贝多芬的交响乐，耳边无数遍地播放着《命运交响曲》，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励志。

有一天，林放神气活现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上身是紫色灯芯绒西装，脖子上系着一根通红的领带，下面是牛仔裤，脚上一双布鞋，样子很滑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大特点是反差巨大，变化太激烈，无论你多么不和谐都没关系，都不为过。离婚后的林放看上去更像个做生意的文化人，或者说像玩弄文化的生意人，唯一与身份不太符合的地方，是居然还背着个军用书包。自从我们认识，每次见他，只要是还背着挎包，都是这个过时褪色的军用书包，这已经成为他的招牌，成为一个标志性的道具。绿色军用书包在“文革”时期非常流行，它基本上就是个“文革”符号，而林放现在还在用的这个书包，早在当年夜校做语文老师时已开始使用，用林放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人身上只要还挎着这么一个旧书包，就仿佛背着过去的历史。

林放从书包里掏出一套香港版的《天龙八部》，金庸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原来他此次来出版社，目的是想问问能不能出版这套书。那年头根本没什么版权意识，出版社随便找本港台畅销书出版，可以毫不费力地赚上一大笔钱。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的买卖实在太好做了，我所在的文艺出版社，最初就是靠盗版琼瑶小说发家致富。问题在于上级领导不让出这些书，主管部门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考虑，对港台文艺作品始终保持戒备，谁要是胆敢冒风险偷偷出版，坚决严惩不贷。

我带着林放去见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编辑听说此事，一口拒绝了，斩钉截铁没任何商量余地。上面最近又一次打了招呼，口气十分严厉，用词更加坚决，擅自出版没有报批的港台作品，一律严惩。林放为此似乎也早有心理准备，他做出了很能理解的样子，微笑着对我们总编点了点头，然后若无其事地告辞，与我一起离开总编室，再次回到我工作的地方，继续跟我大声聊天。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在工作，他开始天南海北一个劲儿地胡吹，谈笑风生，终于把别人都吓跑了。他的声音太大，别人在他干扰下根本没办法编稿子。

林放看了看四周，确定真的没有旁人，办公室的其他人都出去了，便再一次打开书包。这一次，居然摸出厚厚一沓钱来，不，应该说是整整三沓。那时候还没有一百元和五十元的钞票，面额最大也就是十元钱，他告诉我这些钱加在一起，三千元整。整整三千元，刚从银行取出来，只要我愿意，愿意将这一百五十万字的《天龙八部》压缩一下，缩写成三十万字的小说，这三千元便是干活报酬：

“别跟我说这还是笔小钱，别跟我说你根本就不在乎。”

我有些忐忑地说：“这还真不是小钱。”

“是小钱我也不会找你，跟你说，这活儿你真的能干，真的可以干。”

林放对我的处境十分了解，那时候还不流行“屌丝”这词，然而在当时，我确确实实有些狼狈，确确实实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屌丝。文学青年都是屌丝，林放对我的境遇一清二楚，他知道我孜孜不倦写了一大堆小说，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写过长篇，写过中篇，还攒了不少短篇，最后却一篇小说也没能发表。一个人的自尊心是必要的，但是自尊毕竟也不能当饭吃。他翻了翻我案头正在编辑的小说稿，非常不屑地白了一眼，说看看你编的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就算是为人作嫁，起码也该编点像样的文章，这算什么呢，是在给别人改病句，在找错别字，你看看这又臭又长的一句话，你看看，究竟说的是什么呀。

林放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脑子里在飞快盘算着，一百五十万字压缩成三十万，每天干掉三千字，一百天就可以拿下。豁出去拼三个月，可以活生生地挣三千元钱。三千元，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有这笔意外之财，冰箱也可以买了，彩电也可以买了，还可以给女儿买辆儿童三轮车。那时候，我们夫妇每月的工资，加一起还不足一百块钱。是可忍，孰不可忍，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突然间，我那可怜的大脑里，全都是该如何花掉这三千元钱的念头。

很快到吃饭时间，带着林放一起去食堂。他非常奇怪我居然准备三个碗，还带有一口小锅。我向他解释，告诉他为了图省事，常常在中午就把晚上的饭菜顺便准备好了。我的住处离食堂不远，晚上用餐的人太少，食堂基本上不开放，要开也不会有什么菜。林放便笑我真会偷懒，说这个过日子的办法倒是不错，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定是生活能力太差，一个自小家中就有保姆的人，大约从来都不会知道烧饭做菜是怎么回事。他判定我太太也是个不会当家的女人，判定我们夫妇平时为了生活琐事，一定没少拌嘴。

从排队买饭菜，到坐下来开始吃，自始至终，他都在大声喧哗，食堂里本来就吵就闹，你想不大声说话都不行。在这用餐吃饭的人大都互相认识，都是出版社系统的人，林放作为一个陌生人有些显眼，何况他嗓门儿又那么大。我们在角落里找了张桌子，正好有两个位子空出来。吃饭途中，他突然悄悄地告诉我，已跟他离婚的李明霞，最近又有了要复婚的念头。他一直是在大声说话，突然压低了嗓音这么跟人交流，我还真有些不习惯，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旁边的人也把好奇目光投了过来。

“这事我说什么都不能干，好马不吃回头草，你说对不对？”林放若有所思，说离就离了，好不容易把婚离了，不能刚从虎口出来，又回到狼窝里。刚说完，他立刻进行纠正，说这个比喻不太对，不准确，不恰当，不应该说虎口狼窝，其实人生就这么回事，一千句一万句，说白了，当初就不应该结婚，就不应该离婚，当然，如果真离了婚，你更不应该再结婚。林放说自己不仅不会和李明霞复婚，而且一辈子也不打算再结婚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手上的调羹一直举在那儿，说完了，仍然高高地举着调羹，眉头紧锁，继续保持深思熟虑。我以为他还会再说些什么，他的话说着说着突然没了，接下来，干脆什么话不说，开始埋头吃饭，大口大口吃，吃得差不多了，又开始表扬食堂的菜做得不错，很符合他口味。

从食堂出来便是分手，林放从书包里拿出那套《天龙八部》，加上一千元现金，郑重其事地交给我，说一千元是预付金，完稿时，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后不管用还是不用，书能不能折腾出来，他都会立刻把剩下的两千块付给我。一千块现金放在书上面很显眼，光天化日之下，当时就有熟人远远看见了，这让我觉得尴尬，因为自己并没有答应要做这件事，然而在林放看来，事情已经是明摆着，不拒绝就意味着接受，本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拒绝呢？

《天龙八部》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武侠小说，与林放对武侠的一概不屑不同，我是金庸的忠实粉丝。我喜欢托尔斯泰，喜欢海明威和福克纳，喜欢法国新小说，喜欢拉美的文学爆炸，同时也喜欢金庸。还是在大学三年级，我就把能找到的金庸小说都读了。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一步到位，那时候想见到一套香港版的金庸全集，非常不容易。那时候，再也没什么小说比金庸作品更适合用来放松心情，想当年临时抱佛脚，应付无聊的期末考试，考完了，躺床上通宵读金庸，差不多就是一种神仙日子。金庸小说给人的感觉很长，太长了，厚厚的一本又一本，总能让你一口气看下去，总能让你爱不释手，总能让你欲罢不能。

记得我们看的那些金庸小说，都是出自吕晓明家。吕晓明父亲是位很不错的工笔画家，那套金庸作品全集是位香港画商送的，那时候，吕晓明的父亲还不像后来名气那么大，一幅画能卖很多钱，送套金庸全集便可以换他两张画。吕晓明是师范学校的美术系学生，当时最大兴趣不是画画，而是跟我们一起写小说，写得相当出色，是一种非常现代派的风格。他也喜欢金庸，大家看武侠一个个入了迷，碰到一起就没完没了切磋，这让林放非常不高兴，他觉得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太没出息，都是准备要玩纯文学的，竟然会沉迷在武侠小说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事实上，即使是现在，林放准备出版缩写的金庸作品，对武侠小说的评价依然不高。金庸在他眼里仍然算不上什么好作家，赚钱归赚钱，文学地位是文学地位。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我沉浸在《天龙八部》中，一边阅读，一边在痛苦琢磨。有时候被故事所吸引，完全忘乎所以。看着看着，又突然想到这只是个挣钱的活儿，自己应该考虑将哪些内容删了，怎么样才能既保持精华，没有伤筋动骨，又很省事，轻而易举地便把压缩任务完成。凡事一带功利就会变得无趣，变得索然寡味。连续两晚上的煎熬，我终于意识到这事很难完成，金庸小说如果从中挑出一些精彩篇章，改编成一部电影或许会很成功，但是要想进行整体压缩，把摩天高楼变成一栋居民楼，把大树压缩成一棵盆景，这难度实在太大，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

我不得不把一千块钱预付金和《天龙八部》退还给林放，为此专门去了一趟他家。那时候，林放还是住在先前的房子里，离婚以后，他又搬回老宅去住了。对我来说，这里是故地重游，所能见到的一切都非常熟悉，都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亲切。刚认识林放时，他就住在这里。房子不大，却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文学梦想开始的地方。想当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有空就纷纷赶到这里聚会，大家在这交流写作经验，分享文学甘苦。把林放获得的成功，看作是自己的成功，把他取得的成绩，当作自己的成绩。我们在这庆祝林放公开发表小说，为他有影响而高兴，为他出现评论而欢呼，最后又为他错失了全国奖而深感惋惜。青春岁月无限美好，我们在这里煮酒论英雄，当时除了林放扬眉吐气，都还是跃跃欲试不得志的文学青年，然而大家非常快乐。

也不过七八年工夫，很多事情完全改变了。青春已逝风光不再，林放仍然居住在这老宅里，还在断断续续写点小说，看上去更像个不折不扣的商人。吕晓明去西班牙留学了，专心画画，与文学早已没有一点瓜葛。美丽的董文方再也不写诗了，汪诚专心研究学问，邹越华在组织部给部长当秘书。丁磊磊的老公做生意发了财，她成了家庭主妇，据说成天在家打麻将，而且手气特别好。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当年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现如今一个个都消沉了，都现实了，跟文学再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林放似乎早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根本就不意外，冷眼看了看我手中拎的包，不怀好意地笑着，不说话。我跟他解释说自己干不了，说自己决定反悔，不想再缩写《天龙八部》。林放便说这很正常，说我应该能想到这事你干不了，说我根本就不应该高估你，像你这样的公子哥，怎么吃得了这样的苦。我知道他不会这么说两句就轻易放过我，果然停顿了一会儿，又开始继续奚落，说你小子当时能放下架子接受，就已经让人很意外了，我当时就在想，这小子一定是穷疯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小子一辈子还没缺过钱呢，现在一定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可惜这有些钱呢，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赚，有些个钱，只是看起来好赚，这钱看着好像就在你手边，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真要想得到并不容易。

我心服口服地认输：“你说得对，这钱我确实是赚不了。”

林放决定放过我，他表现得很宽宏大度，说你真还算聪明，没正式开始干活就反悔了，你说你要是干到一半，突然不想干了，这又算个什么事呢，还是现在这样最好，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没有损失。那一段日子，大约是林放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他踌躇满志，说话气势一如既往的强大，很快就把话题转移到自己的生意上，他告诉我能赚钱的办法很多，只要想做，只要你肯吃苦愿意做，只要你胆子够大，只要有这关系那关系，只要你会利用关系。我觉得林放在我面前口若悬河，无非是在暗示，是在向我卖弄，表明他已赚了很多钱，已经很有钱了。在我印象中，林放确实是个传奇，他干什么都会比别人强，比别人容易。

那天晚上，林放请我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家小馆子吃饭，不止是请我一个人，还有一位在南京大学学习的德国女学生。我始终没搞明白这人与林放究竟是什么关系，反正说着话，又高又壮的德国女学生就来了，骑着一辆男式自行车，背着一个山地包，大大咧咧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很显然，她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进了房间，显得比我还熟门熟路，比我还更像这里的常客。林放为我们做介绍，她听说我刚从南大研究生毕业，立刻眉飞色舞，哇啦哇啦叫了起来，说想不到彼此还是同学，因为她是中文系的留学生，说我们很可能在一起上过课。我也感到吃惊，中文系确实有不少留学生，不过我从来没和他们一起上过课。

这位德国女学生有个中国名字，时隔多年，我早忘了她叫什么，只知道是准备研究中国民间戏曲，正在拜师学唱昆曲。用林放的话来说，洋人就是洋人，反正是个玩儿，用不着太当真，师拜了，学也学了，可从来就没唱像过，怎么唱都还有些歌剧味道，都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想到《茶花女》里的咏叹调。因为德国女留学生的加入，结果那天的谈话，很多话题都集中在德语文学上，我们从歌德与席勒说到了卡夫卡，从托马斯·曼说到了亨利希·曼，从茨威格说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那时候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还没翻译过来，因为获得了好莱坞的最佳外语片奖，能够谈论它也是挺时髦的一件事。德国女留学生很吃惊我能跟她聊这些，她觉得在中国玩文学的人很有意思，一说起外国文学经常头头是道，好像比外国人自己都更熟悉，很多留学生同学都有同样印象，她说在中国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茨威格，说起伯尔，其实这两个人在德国根本算不上多有名，不错，伯尔应该还是有点名气，他得到了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在德国人看来，就算你得了这奖，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们每人喝了两瓶啤酒，林放经常在这家小馆子里吃饭，伙计和老板认识他，都过来打招呼。那时候刚开始流行称别人老板，小伙计一口一个林老板，叫得十分亲切。林放给人的感觉，也确实像个生意场上的老板。那年头，全民都在想着发财经商，下海做生意的风气，与八十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文学热相比，丝毫也不见得逊色，而且一波接着一波。是条幽深的小巷，就会有个卖盐水鸭卖烤鸭的摊位，到处都在破墙开店，到处都是新开设的贸易公司，到处都有倒卖进口旧衣服的、贩卖磁带的、转卖四喇叭录音机的。当时有个流行词叫“脑体倒挂”，意思是干体力活比干脑力活儿更挣钱，研究导弹的科研人员不如卖茶叶蛋的，上班当公务员的不如卖烤羊肉串的，大学名教授的收入，远远赶不上各种收费学习班的野鸡老师。

也许啤酒喝多了，大家都有些尿急，周围又没有公共厕所。说老实话，早在林放家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了尿意，老房子照例没有卫生设备，都是使用马桶或者痰盂。从小餐馆出来，我急着开溜，匆匆向林放作别。本以为德国女留学生找他还有什么事，没想到她也迫不及待，也是脸色通红地要告辞。恰巧我们又同路，这意味着大家都还得在路上再受会儿罪。和中国所有城市一样，公共厕所总是个问题，总是很稀罕很尴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收费公厕，我们憋着一泡尿上路了。人高马大的德国女留学生跨上自行车，她的上车姿势很奇特，先让车倒下来，人有些笨拙地跨上去，然后拨正了龙头，猛踩一下，笔直地朝前冲出去。

一路上因为内急，都在注意有没有厕所，说什么话都心不在焉。自然会随口说到林放，说到他的小说创作，说到他眼下正在做的那些生意，然而显然只是在找话说。路上行人不算太多，我们一边骑着车，一边东张西望。南京人都知道，在新街口广场有个著名的公共厕所，早在民国年间就有了，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能用自来水冲洗的公厕。为了能去方便，我们特地绕了点路，没想到赶到那里，厕所的门已被封死，是要拆了重建，还是干脆就要移走，也弄不明白，反正就是不能再使用了。这让我们感到很郁闷，哭笑不得，只能皱着眉头继续骑车上路。

十

李明霞的故事始终是个谜，就像不明白德国女留学生与林放究竟是什么关系一样，天底下让旁人想不明白的事太多了，我对林放的这位前妻有着太多不了解。当然，即便亦师亦友的林放，我的所谓了解，也仍然有太多空白，留下了太多的不知道。说到底，大约只能算认识很久的熟人，自以为很熟悉，其实是熟悉的陌生人。认识的时间长，并不意味着彼此了解就一定有多深入，更谈不上有多全面。大家心目中，林放就是那个半途放弃了写作的人，这也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件事，他的写作势头那么好，在文坛上曾经那么风光。

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眼前人。林放遇到了不称心，常会用这句话来解嘲，来表达自己的狂妄和不得意。很长时间，没弄明白出处，不知道是属于林放原创，还是借用别人名言。终于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副对联，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写的，只差一个字，下半句的“眼前人”写成了“眼中人”。眼前无人和眼中无人，意思看上去差不多，仔细品味和琢磨，却有着略微不同。眼中无人是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看不上，心目中根本没人。眼前无人是没看见中意对象，潜台词是还存在中意者，还是能看上某些人的，只是目前所见之人都达不到那个审美标准。林放或许属于前一种，看谁都看不上，看谁都不顺眼。接下来的几年，我与他完全失去联系，大家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各忙各的事，各走各的路。俗话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能听到的都是传闻，譬如他做生意发财了，发了大财，成了有名的书商，出手阔绰，在金陵饭店包了房间长住。金陵饭店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高楼，当年南京最高档的宾馆，不要说长住，能在这睡一两个晚上都会觉得牛×。

传闻往往不靠谱，小道消息也绝非空穴来风，只要有点影子，通常八九不离十。好的传闻有，不好的传闻也会有，譬如听说林放犯事了，说出事就真的出事，出版了违禁的书，作为严打的典型，竟然被判了三年徒刑。又譬如他的前妻李明霞跳楼自杀，从七楼的楼顶上一头栽了下来，这事在当年非常轰动，本地几种报纸都有过详细报道。可惜我不读报，也不看电视，更不会听广播，对各式各样社会新闻没任何兴趣。当然，就算碰巧在报纸上看到，也不会想到这则新闻事件中的李某某，会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李明霞。事实就是，我听说李明霞的故事很晚，已经是林放出狱以后。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我的运气突然好转，屡被退稿的小说，接二连三有了发表机会。好运气来了，拦都拦不住。不仅发表小说，而且有了好评，还得过几个奖。突然间，从默默无闻走投无路，变成一个略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仿佛林放当年一样，居然也会有编辑专门跑来约稿。听说林放被判刑，我立刻想到要去监狱探望，不过时间太晚，他刑期都快到了，都快要被放出来。林放家老房子正在拆迁，一拆一大片，全拆光了。他家变成了一大片工地，到处坑坑洼洼，好几台打桩机正在紧张工作，震耳欲聋。我感到十分茫然，当时也没手机，一旦失去联系，要想再取得联络还真有些麻烦。现在，主动权在他手里，林放出狱后存心要找我也不难，可以去出版社，我还在那里上班，如果暂时还不想找，我只能守株待兔，耐心等候他的出现。根据多年的交往经验，我相信他会出现，我相信他会来找我。

林放再次来找我，我已经离开出版社，去了作家协会。还住着出版社房子，过去的同事为他指点位置，画了一张草图，他很轻易地找到了我。说老实话，出版社福利很好，当年研究生毕业，我就是冲条件好而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社是福利最好的单位，文化人削尖了脑袋都往这儿跑。上班不久，大约也就两年多，分配了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是接龙的旧房，前面有高楼，一冬天没有阳光，我仍然心满意足。最让人感激的是，出版社并没有因为这套房子不让人调动，当时说好了，以后作协再分配房子，必须将现在的住房退还。

因此林放跟我见面，先兴致勃勃参观，为我降临的好运表示祝贺。牢狱之灾没产生任何影响，他若无其事地一边参观，一边感慨，说一个人起码要拥有这样的写作环境，才可以写出好作品。他说一个作家最起码的写作条件还是必要的，你总得有个安静的书房吧，总得有个地方能放下一张写字桌，像你过去那样，就一间紧挨着大街的破平房，又要拖儿带女，老婆动不动跟你吵架，还得上班应卯替人作嫁，还得看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脸色，那确实有点太艰苦了。不过呢，艰苦也好，艰苦可以磨炼人的意志，有苦难才会有作家，有痛苦才会有好作品，这也都是必需的，说来说去，你这小子最大优点是不肯放弃，不管写得好不好，小车不倒只管推，都还能坚持写下去，写下去，这也不容易，应该表扬。

说到最后，才随口问了一句：

“对了，最近又在忙什么呢？”

我告诉他正在写长篇，已写了十多万字。很显然，林放对别人在干什么毫无兴趣，注意力集中到了我那台电脑上，说没想到你已开始用这么个时髦玩意儿，这玩意儿究竟怎么样？我觉得它肯定会影响写作。接下来一段时间，我跟他解释电脑打字原理，示范如何使用五笔，他依然心不在焉，不相信电脑可以代替纸和笔。很快，林放开始喋喋不休自己的事，他的出现不会平白无故，虽然好多年不见，一个人本性不会改变。他依然信心满满，告诉我在狱中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一说起这个就非常得意。完全又是你所熟悉的那种语调，林放反复强调这部作品很重要，凝聚了他生命中最有力的东西，能够而且应该传世，已寄给了某刊物准备先发表，今天来这，是希望我所待过的出版社能够出版。

很遗憾人离开了，当然林放也知道，即便我还在出版社，这书也不是想出版就能出版。他知道我只是普通小编辑，在出版社还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卒子。最为关键的一点，他知道这长篇很可能不赚钱，这年头，钱是最大的王八蛋，让出版社出版一本赔钱书，必须是很大面子才行。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林放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当红作家，人走茶凉时过境迁，他当年的位置已被别人取代。作为一名曾经的书商，林放对文学市场了如指掌，他说前些年通俗文学还能畅销，还多少能挣些钱，现在风气完全不一样，不管纯文学还是俗文学，包括伟大的世界名著，只要跟这该死的文学沾点边，都不太会好卖。

从一开始，我就不太相信这长篇是坐牢期间写出来的。林放很神秘地向我透露，他的入狱与那场运动有关，本来还是留职停薪，不拿工资，好歹也算是个有单位的人，一判刑便什么都没了，彻底的无牵无挂。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很难说清楚，很多人都喜欢这么说，很多人都喜欢编类似的故事。接下来，林放跟我大谈小说内容，开头怎么样，结尾怎么样，中间写了什么，要表达什么样的深刻主题。纪实与虚构如何交融，如何以悲剧的笔调写喜剧，以喜剧的气氛表达悲剧。如何既体现了传统小说的功力，又完全是现代派的技巧。我发现有些内容过去听他叨唠过，这意味着早在入狱之前，他的小说已开始构思。此外，关于李明霞自杀的章节，肯定是出狱以后才撰写的，因为林放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在出狱之前，他对李明霞的跳楼一无所知。

由于林放一再强调，有关李明霞跳楼自杀的那些文字绝对写实，没有任何虚构，因此当他撂下手稿离去，我按捺不住好奇心，情不自禁地先翻阅这些章节。在小说中，李明霞竟然连名字都没改，完全是一种纪实风格，从他们的离婚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她如何跳楼自杀。不过我很快看出了破绽，小说永远是小说，所谓纪实，说到底还是蒙人的手段，还是吸引读者的花招。根据林放的描述，他们夫妇离婚后，一直处在反悔位置的其实是他，他一直想复婚，想重新回到老婆和孩子身边，想为他们母子挣一大笔钱。然而性格最终决定命运，错误接着错误，结果这两个人始终在纠缠，始终藕断丝连，始终充满了敌意。用现代医学来解释，李明霞显然是位抑郁症患者，她的精神方面一定出现了严重问题。

根据林放小说中的描述，李明霞最后结局异常惨烈。都说虎毒不食子，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她选择了要带着儿子一起离去，结果便是每登上一步台阶，都会在内心深处狠狠地咒骂一声林放。或许这只是林放自己的想象，事实上，没人能够想明白最后为什么会这样。李明霞根本没什么必须要死的理由，她拉着七岁的儿子林开明，悄悄地走到省军区干休所一栋宿舍的楼顶上，在上面盘桓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人开始注意到了他们，有人听到了小孩子断断续续的哭声。再接下来，楼上楼下有了围观人群，人越来越多，李明霞紧拉着儿子的小手，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像两只飞翔的小鸟一样，从高空坠落了下去。在半空中，她松开了儿子的手，或许在这时候，她才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拉着儿子共赴黄泉，后悔没给儿子留条活路。在落地前一瞬间，画面被定格了，仿佛武侠电影中的慢镜头，李明霞依依不舍看了儿子最后一眼。

林放的小说最后并没有问世，刊物上没发表，出版社也没能出书。没有一家杂志愿意刊登，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落水凤凰不如鸡，过气作家受人欺，这部长篇成了心头抹不去的一个隐痛，只要一想到，就好像是在提醒人生的失败。它在我这儿存放了很多年，几乎成为一种负担，我总是徒劳地在为林放说好话，一次次帮他推荐出去，一次次复述着作者和小说中的故事，然后人家又一次次退还给我。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好在林放自己留有一份底稿，因此，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太担心小说会丢失。心高气傲的林放曾经嘱咐过，书稿如果真没有出路，也就不用再退还给他。

十一

林放注定不会被文学的世态炎凉打败，文学不能让人东山再起，干脆就远离文学而去，天底下可以干的事情太多，好男儿没必要非得在文学这棵老树上吊死。这部小说是林放文学活动的绝唱，接下来很多年，他又一次在我面前消失了。既然长篇不能出版，我们不再继续往来倒是个不错选择，起码可以避免见面时的尴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事在人为，有些事怎么努力都没用，相信林放不会埋怨我举荐不力，不会认为我没真心帮忙，他肯定也知道，小说最后发表不发表，能不能出版，绝对不是我能左右。

况且大家心里都明白，就算小说有机会出版，也不会产生了不得的影响。文学一跺脚满世界晃动的风光年代早已一去不返，说句不客气的话，他的小说根本不像想象的那么出色。林放的优点在于永不服输，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承认失败。与离婚相比，与坐牢相比，小说不能出版又算什么。林放这辈子还没怎么被退过稿，这部小说的遭遇，正好让他也体验一下不成功的滋味。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不会被打垮的，就像当初与李明霞离婚分手时满不在乎一样，林放对自己的坐牢，不但不当一回事，甚至还有那么点得意扬扬：

“男人嘛，必须有了这样两件事，才能算功德圆满。你得像我一样，离一次婚，坐一次牢，没这个，你的人生一定会有缺憾，一定。没经历过这个，你成不了好作家。”

差不多有十年时间，我们没再见面。他的长篇还放在我家里，伴随着灰尘和十多封退稿信，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如果我们见面，那些退稿信完全能够交代，足以证明我曾为他不懈地努力过。和过去一样，多多少少还会有些他的消息，或者正面或者负面，所有传闻都和文学无关。出狱后的林放并没像大家想的那样一蹶不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人也活得越来越潇洒。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人生就是这样，越是看上去走投无路，可以走的路越是更多更开阔。

这期间，林放开过餐馆和茶馆，经营过画廊和宠物店，还与人投资拍摄过一部电视纪录片。赚了不少钱，又赔了不少银子，坑害过别人，也被别人所坑害。有一段时间，林放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传奇，交往的女人一个接着一个，中外不拒老少通吃，都是逢场作戏，都是时间不长久。有钱的时候，俨然是钻石王老五，专泡那种没心没肺的傻妞。做买卖亏空了，走投无路了，便跟在富婆后面瞎混，帮有钱的阔太太打理生意。虽然算不上什么小白脸，年纪也不小了，凭借文化人的文化招牌，应付那些有钱的妇人却绰绰有余。用林放自己的话来说，富婆没一个有文化，有文化的男人对她们就是天生的杀手。

那些日子的林放肆无忌惮，像神仙一样快乐。有一天，开车违章闯单行线，被交警拦下来，一言不和吵起来。交警又要罚款，又要扣驾照。他急中生智，便给当年一起写小说的邹越华打电话，邹越华刚提拔为处长，正是如鱼得水神气得不行，立刻帮林放打电话找关系，七转八转，一波三折，终于解决问题。最后双方握手言和，那时候很多事不太正规，时间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街上还没有那么多私家车，交通也不是那么容易堵塞，林放扬言有路子要找人，交警同志的执法权威受到挑战，恰巧也不是省油的灯，咽不下这口气，就在大马路上与林放僵持。僵持了很长时间，许多人在围观看热闹，临了，一名交警骑着摩托赶过来，对先前的那位交警耳语了几句，又对林放说了几句，然后假装要批评他，装腔作势轻描淡写，然后挥手请旁边的围观者赶快散开。

林放属于最早拥有私家车的人，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过着一种是男人都会羡慕的快活日子。很显然，无拘无束的他现实生活中既无权也无势，却很会借力打力，巧妙利用别人的权势化解危机。林放结识了许多与文学无关的朋友，荒唐之处在于，这些人心甘情愿地乐意结交，恰恰都是觉得他曾经是个作家，是个文化人。很多人都相信，林放的小说出版不了，文学道路上不能再继续走下去，最直接的原因是与政治有关，是因为参与了小说中带到一笔的那场运动。太多与文学无关的成功人士，年轻时都做过天真的文学梦，都有过不成熟的政治热情，现在这些人混好了，混阔了，林放放下架子和他们交往，跟他们成为好朋友，正好可以提供一个机会，帮助他们回忆逝去的青春岁月。

又一次见到林放是在邹越华母亲的生日宴会上。老太太过八十大寿，邹越华打电话给我，想借此机会，召集二十多年前一起写东西的老朋友聚聚。那时候，邹越华已离开了组织部，干上了副区长。我始终搞不明白组织部的一个处长和副区长，哪个官更大一些，反正他的能耐够大，到场祝贺的人竟然有二十多桌。是个很大很热闹的场面，我被安排与媒体的官员坐在一起，这让人感到很不自在。当年一起写东西的老朋友也没来几个，丁磊磊带着已上大学的儿子，与几个阔太太模样的女人坐一桌，她拉着邻桌的董文方过来敬酒，我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们。邹越华忙得不亦乐乎，我挥手把他叫了过来，问林放今天有没有来。

“他当然得来，今天这日子，他怎么能不来？”

丁磊磊和董文方也很想见林放，顺着邹越华的指点，隔着好几张桌子，我们远远地看到了他，便相约一起过去敬酒。这时候，林放在那头正好也往这边看，显然是看到了我们，然而他的目光立刻就转移开了。我们高高兴兴地赶过去跟他打招呼，让人感到意外和尴尬的，他的反应是好像根本就不认识我们。丁磊磊很亲热地摇他的胳膊，他这才做出刚想起我们是谁的样子，十分不屑地说：

“哎哟，原来是过来了几个有文化的名人。”

丁磊磊立刻反唇相讥，说：“别搞得不得了好不好，你说说清楚，谁是文化名人？”

林放说：“谁是谁知道，反正我已经发过毒誓，再也不和文化人打交道。”

自始至终，林放都不太愿意搭理我。我都已经站在他面前，他仍然继续装作没看见我。这是故意的装腔作势。我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就在琢磨，毕竟许多年不见面。当时的场面乱哄哄，人声鼎沸，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大叫才行。主持人出来宣布，领导马上要讲话了，请大家保持安静。我抓紧时间向林放先敬酒，他很傲慢地白了我一眼，笑着说自己已经宣布过了，不再跟所谓的文化人打交道，尤其是不再和写小说的人来往，因此这酒他不能喝。

我端着酒杯傻站在那里，丁磊磊和董文方也都莫名其妙，与林放一桌的人瞪着眼睛看我们，大家就那么僵持着，彼此都很尴尬。领导开始讲话，话筒里发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林放的戏似乎不太好意思再演下去，也没办法继续往下演，他有些做作地跟我们干杯，跟丁磊磊碰杯，跟董文方碰杯，然后再跟我碰杯。当然，谁都可以看出来，他这杯碰得非常勉强，纯属是在敷衍我们。

接下来，林放也觉得自己行为过分，突然又变得热情起来，大大咧咧地向他的同桌介绍我们。领导讲话声音很大，又是用了话筒，林放不得不停下来，等领导把话说完。偏偏这位领导同志话很长很啰唆，级别大约也还说得过去，官腔十足套话无穷，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听，眼见要结束了，又扯开了一个新话题。终于说完，稀稀拉拉鼓几声掌，林放继续介绍，介绍完了我们，又介绍他的同桌。一个个轮着来，说到最后，终于轮到他身边那个年轻的短发女孩：

“这一位嘛，看来我还得隆重介绍一下，叫绢子，对了，你们就叫她绢子好了，是我的女朋友。”

事后我们一直都在议论，这位胖乎乎的短发女孩与林放究竟是什么关系。尽管说得很明白，她是他的女朋友，可这位叫绢子的丫头也太年轻了。丁磊磊后悔当时没追问清楚，宴会结束，她过来跟我相互留电话号码，喋喋不休地还在说这事。她说男人看来还真是得离次婚玩玩，离婚的男人是个宝，而且不妨还可以再坐几年牢，坐过牢的男人好像更有魅力，要不然林放怎么可能这么神气活现，怎么可能这么春风得意，怎么可能泡这么年轻的姑娘。转眼间，林放已无影无踪，丁磊磊便责问邹越华，跟他讨要说法，问林放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干吗这么阴阳怪气，干吗非要在老朋友面前搞成苦大仇深的样子。

“说老实话，这个我也搞不太明白，”邹越华也是一脸无奈，也解释不了林放的变化，“你们说林放那脾气，他那些臭毛病，我们肯定都是知道的，我们还能不了解他？他现在变成这个屌样子，肯定是有原因。凡事都会有原因，但是，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叫绢子的女孩可不一般……”

十二

这个叫绢子的女孩和林放结识以前，有过很多故事。她来自苏北农村的大海边，是名中专生，冒冒失失跑南京来读书，因为喜欢绘画，和艺术系一个男孩走到一起。结果便越来越艺术，书也念不下去了，毕业证书也不要了。那男孩很快抛弃了她，于是男友一个接一个地换。据说林放喜欢她的重要原因，就是绢子的没心没肺，什么样挫折都不怕，什么样困难都能接受，什么样男人都会喜欢。林放与她的故事有许多版本，甚至他自己的叙述也每次都不一样。

反正跟画廊有关，开画廊的想法源自吕晓明。吕晓明从西班牙学成归国，已是个很有名气很有市场的画家，知道未成名的青年艺术家蕴藏着重大商机。画廊前身是林放的那家茶馆，不景气的茶馆华丽变身为画廊很容易，地点也好，就在艺术学院后门口，代卖和收购青年教师以及学生的画作，同时也兼卖绘画用品。林放和绢子便在这里不期而遇，与跟李明霞的一见钟情不一样，林放和绢子见了无数次面，相处了相当长时间，才突然有了感觉。

画廊最初由几个朋友合资，在一开始，林放也不怎么去，只是合资方之一，他是画廊前身的那家茶馆老板，说白了就是二房东。茶馆生意不好，画廊的生意也不怎么样。现实和想象总有很大距离，有一天，合伙人召集开会，吕晓明大发脾气，一个劲儿地指责负责画廊业务的经理，说他水平太业余。这经理是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刚提了副教授，被吕晓明训得不敢吭声，临了，弱弱地回一句嘴，说现在的年轻人中哪会有什么毕加索，哪会有什么莫迪里阿尼。说完意犹未尽，又接着加了一句，说今非昔比了，也别指望还有徐悲鸿和傅抱石。那天开会的结果，是画廊还得继续开下去，方针必须改变调整，改办绘画补习班，专门辅导准备考艺术学院的学生。年轻的副教授不再继续聘用，原来负责看店的小姑娘绢子先留着，找到合适的新画廊经理前，这里一切先由林放打理。

林放接手画廊，补习班立刻红火了一阵，有段时间人满为患，想报名都报不上。他的面子很大，像吕晓明这样成名的大画家都被拉过来给孩子们讲课。一来二去，林放与绢子自然就熟悉了，渐渐地，渐渐地，不知不觉走到了一起。一开始，绢子称呼他林叔，后来有了那种关系，也是这么叫，再以后，两人干脆同居了，像夫妻那样生活，仍然不改口，还是这么称呼。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们的这种关系，年龄悬殊太大，林放快五十，绢子刚过三十。两个人的生活态度都过于随便，作为一名离婚男人，又坐过三年牢，林放男女问题上有足够的想怎么就怎么的资本；绢子呢，又是个离不开男人的女人，生来就要有男人照顾，不是林放，也会有别的男人。

林放接手画廊不久，发现绢子是艺术学院副教授的小情人，那家伙的老婆也是老师，跑来跟绢子谈判，先礼后兵，大骂她不要脸。再后来，副教授夫妇干脆一起来闹，因为绢子怀孕了，他们哭着喊着骗她逼她去流产。最后绢子便去堕胎，然后那副教授又来纠缠，又想重温鸳梦，他太太又来闹。绢子不再理他，她开始迷恋上了更好的画家，有一天吕晓明过来看望林放，林放恰恰不在，便坐在画廊里翻看学生作业，无意中看到了绢子的几张画，大加赞赏。吕晓明当时不过随便说说，觉得她这样的平常女孩画成这样不容易，目的只是鼓励，绢子却当了真。

这以后，绢子一直纠缠林放，让他带她去见自己心仪的吕晓明。学绘画的女孩多少都会有些疯疯癫癫的，想看上谁就敢看上谁，说爱就爱，根本不会计较后果。吕晓明的名气很大，画的价格已经相当高，他竟然会说她的画好，这让绢子深受鼓舞。于是林放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这种疯癫，他跟绢子不断重复吕晓明的故事，说吕当年刚开始学画时如何如何，又说他当年怎么样屁颠屁颠地跟在自己后面学写小说，反正专拣绢子爱听的话说。为了哄她高兴，为了兑现承诺，林放甚至带着绢子去了一趟吕晓明家。吕晓明在郊区有栋漂亮的别墅，第二任太太对他看守得很紧，像防贼一样提防别的女人，而吕晓明看了绢子最新的一批习作，也不像上次那样叫好，态度完全改变了，一口一个你不能这么画，不能那么画，说到最后，干脆撂下一句狠话：“这么画下去，你一辈子也画不好。”

绢子不吃不喝，失魂落魄了好多天，受伤害程度甚至比堕胎还要严重。好在类似打击也不是第一次，她在艺术学院后门口转悠了十多年，考本科没考上，考研究生没考上，遭形形色色的男人玩弄，被学生甩，被老师甩，继续画画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隔行如隔山，林放也不太明白她的画到底有没有前途，究竟是好还是坏。新一轮补习班又开学了，绢子抹干眼泪，开始跟着新来的学生一起听课，一起画素描，完全是决心要从头再来的样子。她成了画廊员工中的一个异类，别人都在背后笑话，绢子自己也知道别人在笑话，笑话就笑话吧。

绢子就住在画廊，林放一直觉得最好是让单身的男员工住在这里看店，可是从一开始就这样。一开始，画廊里住着三名女员工，后来搬走了一个，还有一个外面有了男朋友，经常不住回来，因此画廊里更多的时候，都是绢子一个人住。林放几乎没花什么功夫，略使了一些小手段，就和绢子走到了一起。有一天黄昏，空空的画廊里剩下绢子一个人，林放说今天是我生日，不想一个人过，我请你吃顿饭吧。于是出去吃饭，喝了点酒，要了一大碗面条，酒足饭饱，林放便带着绢子去开旅馆。绢子自始至终很听话，都听从他的安排，到最后，林放有些悲哀地看着绢子，说我肯定不会娶你。绢子没说什么，然而意思也很明显，她根本没想过要嫁给林叔。

其实那天也没真干，没干成，真刀真枪是后来的事情。那一阵子，林放也不缺少女人，他正跟一个叫朱红娣的女富婆打得火热。朱红娣经常来画廊看他，大家都知道林放与这个有钱的女人关系非同寻常，一看到那辆红色法拉利豪车停在画廊门口，便躲在背后叽里咕噜议论。朱红娣的性格就像她那辆法拉利的发动机，来了从不掩饰，举止嚣张劲爆热烈，当着员工的面，公开地与林放打情骂俏。林放在应酬女人方面早已炉火纯青，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收放自如运筹帷幄。他自然是不想让朱红娣看出端倪，然而女人最会看女人，女人最容易看出女人的心思，女人看女人一看一个准。有一天下午，朱红娣跟林放一边喝着金骏眉，一边把绢子叫了过来，酸溜溜地公开吃起醋来，对林放捅破了那层薄薄的窗户纸：

“喂，老牛吃嫩草的感觉怎么样，很爽是不是？”

邹越华母亲过八十大寿，林放与绢子已正式交往了一年多。这时候，他的人生走下坡路，性情开始变得古怪，说话腔调变得尖酸刻薄。画廊也办不下去了，补习班的买卖都这样，说好就好，说不行就不行。眼见着赚的钱还不够缴房租，几个合伙人又聚在一起商量，决定散伙。搁过去，聚散根本不是事，林放反正孤家寡人，撑不死饿不着，现在有了绢子，情况便不一样。在别人眼里，他和绢子的关系注定始乱终弃，没人看好他们，连他们自己都不会太看好。最初结果也是大家预料的那样，画廊停办后，两人分分合合，好一段日子，坏一段日子，混一天算一天。没人会想到最后会是那样，他们自己肯定也没想到，这两个人的最终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因为邹越华母亲生日那天没赶上，吕晓明为了表示歉意，特地在金陵饭店的璇宫设宴招待大家。林放事先也说好了要带绢子过来，最后还是爽约，打手机怎么都不接。我们一边喝酒，一边等，等等不来，等等不来，便知道他又要玩花头。联系到生日那天宴会上的表现，他再玩什么都不奇怪。吕晓明选择金陵饭店还是有用意的，想当年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写作，正是这栋大楼的建造年代，记得刚盖好试营业，董文方姑夫是筹建部门的负责人，他曾带着我们这伙人参观过一次，并请大家在璇宫喝咖啡。那年头能在金陵饭店最高处喝杯咖啡绝对奢侈，一转眼快二十年了，我们一个个早已青春不再，现在能聚在一起，很有些旧梦重温的意思。

吕晓明点了一大桌菜，跟我们大谈林放当年往事，说他留学期间，有一次从西班牙回来，曾在这里拜访过林放。那时候，正是林放最风光的年头，他居然敢在金陵饭店包了房间长住，这在还是穷学生的吕晓明眼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当时也是街上闹得最欢的岁月。记得那天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吕晓明好不容易穿过人群挤进金陵饭店，在高速上升的电梯里见到了李明霞母子，然后大家一起吃了一顿中饭，他第一次吃到了这里的看家菜“炖生敲”。就在这高高在上的璇宫，他们甚至还能看到楼下的游行队伍。林放和李明霞的关系看上去也还算融洽，根本看不出他们是一对离了婚的夫妻。事后在厕所里，吕晓明问林放有没有复婚的可能，林放一个劲儿摇头，说绝不可能，既然离了，干吗还要再复婚。说他又不缺女人，想找也不太难，要找个比李明霞好的女人更是易如反掌，比她好的女人多得是。

一旁憋着不吭声的丁磊磊忽然插嘴了，她有些想不太明白，打断了吕晓明的回忆：

“你是说，林放和李明霞离婚后，他们还有来往，他们……”

十三

这以后，差不多又过十年，二○一三年春天，才又一次见到林放。见面地点很传奇，居然是南京远郊一个别墅区。当时，我躲在那里写长篇小说，进展顺利，工作极有效率。开发别墅区的董事长是熟人，一个文学发烧友，听说有人想找个僻静地方写作，便提供了一间管吃管住还带卫生间的员工住房给我。

是个能让人安心写东西的好地方，透过写字桌前的大玻璃窗，可以看见一大片灰蒙蒙的湖面，看见湖对岸的青山。一期别墅早卖了，都是豪华型，最便宜的一套也要超过一千五百万。二期别墅刚开始销售，价格更高，买的人并不多，双休日才会有人过来看。我沉浸在小说中，与正在写的人物共命运，有时候，突然会觉得外面不再安静，叽叽喳喳有喧闹声，销售人员领着想买别墅的人从湖边走过，我才意识到一个沉寂的星期又过去了。日复一日，一周接着一周，春天像卡片一样打开，一页页翻过去，梅花开了，木兰花开了，迎春花也开了，然后桃红柳绿。卖别墅的销售人员都是俊男靓女，大多数时候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用干，就在我隔壁房间玩电脑游戏。我们互不干扰，食堂刷卡吃饭时才会相遇。他们知道我是作家，正蛰伏在这儿写东西，每次看我的目光难免异样，多少带些同情。很显然，吃写作这碗饭不容易，看着我面如菜色的惨样，都觉得当作家太辛苦了。

那些日子很死板，上午写作，吃过中饭，再写两个小时，然后午睡，睡一两个小时，便去散步。晚上基本上在看书，给家里打电话，偶尔上会儿网。常看的那本书是波拉尼奥的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女儿推荐的。

与林放相遇，我的长篇小说已接近尾声。那是一个写作者心情最好的阶段，牢狱即将结束，大功就快告成。我没想到林放也在这里，没想到他会住在一期的别墅区。我们的相遇非常偶然，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去看看那些早已卖出去的别墅。通常情况下，我散步都在别墅区之外，周围环境更好，已销售的别墅属于私人领地，并不欢迎别人参观。有钱人总让人羡慕，又总让人觉得愚蠢，关于别墅区的笑话，在这里我已经听说很多。几千万的豪宅更像是摆设，有钱的业主很少来居住，目前最真实现状就是，除了土豪们偶尔摆阔搞次聚会，百分之九十的别墅都属空置。

沿着湖边一直往前走，很快到了湖对面。突然，一条半大不小的黄狗迎面跑过来，吓我一跳。我一向害怕狗，销售人员经常抱怨，别墅里喜欢养大型犬，不是德国大狼狗，就是比利牛斯山大白熊犬，还有人家养凶猛的藏獒。虽然有高高的围墙，有很厚实的铁栏杆，听到恶声恶气的狂吠，你就会很紧张，担心它们会跑出来。我遇到的那条黄狗非常友好，它向我一个劲儿地摇头摆尾，在草地上就势打了个滚。这时候，我发现自己站在一栋漂亮的大别墅前，院门大开，黄狗正是从这儿跑出来的，门口还躺着两只大花猫，懒懒地趴在水泥地上，听见动静，将头转了过来，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或许出于好奇心，我伸长脖子往里看。一个穿条纹睡衣的女人，拿着一袋垃圾正走出来。她看人的样子有些奇怪，我也觉得面熟，只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将垃圾扔进路边垃圾箱，意味深长地又看我一眼，转身往回走，重新回到院子深处，走到临湖的大平台上，与坐在那里看风景的一个男人说着什么，然后就看见那男人起身，朝我这边张望，看见他大大咧咧地向我走过来。没想到那男人竟然就是林放，毫无疑问，我们当时都很意外，不仅因为很多年没见，关键是不可能想到，会在这个神奇的地方见面。

一时间，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招呼对方，我几乎立刻想起上次见面时的不友好，想起了他没有缘由的阴阳怪气。人生总是会有很多预想不到，我的脑海里闪过很多念头，他为什么会在这儿？这套漂亮的别墅难道是他的？对了，这个女人难怪面熟，她不就是那个绢子吗？林放许多年不见，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想不到人家已发了大财，这年头，有人不知道怎么就发财了。林放显然也在琢磨，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他面前，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好在很短时间，简单的几句对话，我们已初步弄明白了状况，很快就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

“我说呢，原来你是躲在这里写东西。”

原来我们都不属于这里，都不是这里的业主。林放脸上的疑惑解除了，十分灿烂地笑着，很中肯地说此地环境是很不错，非常适合写作。一时间，大家都变得很轻松，林放说他跟我一样，也不过是暂时借住在这里隐居。说着说着，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假想的贫富鸿沟并不存在，他又变为我所熟悉的那个林放，我呢，也还是他心目中那个写东西有点好赌气的执拗家伙。林放告诉我，别墅是他一个朋友的，反正空闲在这儿，他和绢子就搬过来住了，绢子身体不好，正好可以休养一阵。他们在这儿住了都快两年了，有钱人很傻的，花大价钱买了豪宅，自己没时间居住，反倒是让他这种没钱的闲人来享受。

接下来，我们坐在迎湖亲水平台上聊天。越过宽阔平静的湖面，我指着远处隐约能看得见的窗户，告诉林放，过去几个月，天天上午，我都雷打不动地在那里写作。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居然是隔湖相望。林放笑了，很有诗意地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我们不属于这里，并没有实际拥有这里的财富，可是只要你愿意，这里却可以属于我们，或者说有可能可以属于我们。我觉得他的话太浪漫了，太想当然，很显然，这里的财富根本就不可能属于我们。

以后的一段日子，每天黄昏时分，散完步，我都会到林放那里去坐一会儿，聊聊天。那条叫阿黄的狗到时间就出现在会所周围，它是专门来接人的，一看见我立刻上蹿下跳，然后陪我散步，前前后后地来回跑，最后又把我送到林放那里。阿黄是一条非常通人性的草狗，看上去实在太普通了，据说现在连农民都不愿意养这样的草狗，但是性格真的非常可爱。我和林放坐那里聊天，它喜欢在我们身边打转，拼命地讨好我，只要你一招惹它，便在地上撒欢打滚。

林放的田园生活让人很羡慕，有个院子，有一块地，种了好几样蔬菜，养了十几只鸡。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生活，并把这层意思说给林放听，林放听了，讥笑我太贪婪，说你也不好好想想，凭你写那几本破书，也想买这样的豪宅？他说现在的作家难怪写不出像样东西，原来都像你一样，都还在做着资产阶级的美梦。林放一向喜欢强词夺理，喜欢曲解别人的意思，我告诉林放，说自己从没想过要拥有这样的大别墅。吃不着葡萄的人，完全有资格说葡萄是酸的，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这样的豪宅太奢侈了，是个太大而且没有必要的负担，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它，只是希望能像林放这样，心态充分自由，帮别人看守别墅，有个相爱的女人陪着，养条草狗，养几只下蛋的母鸡，吃自己种的蔬菜。

只不过是随便一说，没想到林放听了我的话，神情立刻有些异样，有些沮丧，皱起眉头，似乎正在思考，准备用强有力的话反驳。想了一会儿，他笑着摇摇头，不准备再说了。那种不跟你计较的态度，让人十分意外，让人有种踏空的感觉。在我印象中，林放向来得理不饶人、无理时说话也要占上风。过了一会儿，林放说，我还能不明白你的意思？按照你的逻辑，按照你们的逻辑，不就是想说我林放不成气候，不就是觉得我让你们失望了？出水再看两腿泥，我知道不止是你，其实你们都对我很失望，都觉得自己看走眼了，都觉得我不应该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要这么说，林放说你们想的都不错，既然我有那么多不一般的经历，离过婚，坐过牢，阔过，穷过，有过数不清的女人，我当然最应该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好作家：

“不过可惜了，很可惜我还不是！”

林放笑着自我解嘲，多少有那么点做作。他以退为攻，说要失望也只能让你们失望，只能是对不住大家。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有时候想想，连他都会觉得对不住自己，也不甘心这么一个结局。林放只比我大三岁，感觉上要大许多，或许当过老师，或许很早就在文坛上成名，在我面前他永远都像个前辈。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第一次在他眼神里看到了忧郁，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表情，那可不是我所熟悉的应有表情。正是一年中的最好季节，春暖花开，落日下湖面波光粼粼，远处青山绿意盎然，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很愿意与他一起重温过去，回忆青春，很希望能够畅谈一次文学，希望林放能关心一下我即将完成的长篇小说，可是很显然，他对这个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们漫谈的话题，基本上都和文学无关，有一次，说到三十年前的一次聚会，那是一九八三年秋天，踌躇满志的林放请我们去他家吃饭，理由不是因为小说得奖，而是他那篇呼声很高的小说没得奖。那年头，作为一名当红小说家，春风得意的林放当仁不让地成为无冕之王，前辈作家都老得不行了，他觉得他们再也写不出像样东西，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派头。他请我们吃饭，畅饮散装的鲜啤酒，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愿意与得奖作家为伍的特立独行。记得当时的所有话题，都和文学有关，那时候文学是多么辉煌的一件事。转眼间，三十年过去，文学还是文学，文学已不是文学。

林放和我聊天的时候，绢子显得非常文静，她不是一个人在树底下画画，就是到菜地里摘弄蔬菜。对我们的唯一打扰，是过来送新采摘的黄瓜和西红柿，都是自家菜地长的，每次吃到，都能感受到一种他们的得意，这毕竟是他们的劳动成果。林放常会很细心提醒绢子要注意身体，让她加一件衣服，让她起来在院子里多走几步。对于女孩子，他一向都是这么体贴和关心。在闲聊中，林放不无得意地跟我卖弄这些年的艳遇，说自己经历的女人已太多了，对爱情早就麻木。他嘲笑所谓的爱，想明白了也就那么回事，说他这辈子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事坏事都没耽误，总算是没有白活一场。说到最后，当然不能不说起绢子的身体，他告诉我绢子的肾不好，说她患有严重的腰子病，目前只能是依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我对透析并没什么了解，大致知道这是比较麻烦的事，难怪绢子看上去有些虚胖和浮肿，总是病歪歪的样子。

十四

我的小说写完，离开的日子也就到了。别墅楼盘的董事长说好要从北京赶回来，一起吃顿告别饭，可是临时又有了别的更重要应酬，改由别墅的销售负责人李总宴请。这位李总是位精明强干的大美女，她向我表示祝贺，祝贺小说完成，欢迎以后继续来这里写作。我向她表示感谢，并有些讨好地告诉她，在小说结尾处，已标明了写作地点。李总没太听明白这话的意思，或许也是觉得无关紧要，她很认真地对我说，这小说能拍成影视就好了，电影和电视的影响大，如果真要拍摄，她愿意提供赞助。

早在前一天，就跟林放和绢子说过再见，道过别了，因为今天是绢子要去透析的日子。李总跟我毫无目的地漫谈，谈文学，谈经济形势和房价，谈影视，谈男女演员的秘闻。她听说我经常去一期别墅区，去跟那个叫林放的人闲聊，一到下午那条叫阿黄的草狗会来迎接我，便兴致勃勃地跟我大谈林放。这让人感到很意外，虽然我口口声声地说是老朋友，可是李总对林放的了解，似乎一点也不比我少，居然知道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事，而她知道的这些，正好能够解决我的很多疑问。

首先，终于弄明白那栋别墅的业主不是谁，过去只知道是林放的一个朋友，究竟什么样的朋友一直存疑。林放曾带我参观过别墅内部，我注意到主人卧室里的照片，女主人看上去很像林放的初恋女友张跃，那一双眼睛特别像。如果真是这样，便是个非常有趣又带点暧昧的故事，我确实听说过张跃很有钱，而且听说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后来确实还有过来往。无巧不成书，事实上，我一直都在做着这样的假设，很遗憾，老情人终成眷属的猜想并不成立。

其次，女业主既不是张跃，林放与别墅主人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朋友。说白了，他们之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只是帮人家看管别墅，业主按月付钱，好像是每月五千块钱。林放要负责的任务也就是打扫院子，种点蔬菜，业主来别墅度假时为主人做做饭。李总告诉我，这里的别墅给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有钱人太忙，买了豪宅，根本没时间好好享受，基本上都是用来养狗养鸡养保安。因此，虽然受雇于人，听上去不那么好听，林放才属于真正享受别墅的人。那套别墅是这里的楼王，是那片区域中最好的一栋，业主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大老总。

李总告诉的第三件事，林放正准备为绢子捐肾。关于这个，事先我还真一点都不知道，而这恰恰是他在此地广为人知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人家大老板才愿意沽名钓誉，为林放提供了一个看管别墅的好差事。记者专门采访过，一本家庭类杂志上有过长篇报道。故事也不算复杂，绢子要比林放年轻许多，但是她的肾已坏死，要想拯救的唯一办法是肾脏移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必须有一定婚姻年限的夫妻才能捐献，为此，他们补办了结婚手续，此前林放和她只是一般同居关系。会所的工作人员都相信我来这里，是要写这个动人的老少恋艳情故事。一个老男人为了爱情，不惜为心爱的女人捐出自己的肾脏，这剧透听上去就不错。

为了给绢子治病，林放卖掉了自己名下唯一一套房产，那是他家祖居拆迁后分得的。由于对此事一无所知，结果我只能像个局外人，一边喝酒吃菜，一边十分惊奇地洗耳恭听，听李总说她所知道的林放，听一起吃饭的工作人员讲他们听到的段子。大家好像都喜欢带着正能量的故事，有点伤感有点悲情，当然，更有点伟大和崇高。只有为你爱的人做出奉献，才是真正的爱情。当时在场的人对我难免有看法，难免不理解，都想不太明白。不明白这个作家天天躲在他们会所里，究竟写了些什么玩意儿。不明白这个所谓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天天还跑去聊天，对林放要捐肾的事却一无所知。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忽然觉得过去的那些日子，非常不真实。

告别宴会说结束就结束了，说好李总的小车带我回南京。一路上，都还在继续说林放，继续探讨肾移植。李总的一个亲戚也准备做这手术，现如今这样的移植已很成熟，关键是肾源匹配，像林放这样正巧配型成功，可以说非常难得。李总亲戚已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一直在等待合适肾源。或许耳边有关林放的声音太多，或许李总一直在念叨，突然间我有些冲动，有些热心过度，说我来帮你问问林放，拿出手机就给他打电话，号码拨过去，得到的回答却是：“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这号码是很多年前邹越华给我的，从来没用过，没想到第一次使用竟然这样。李总回过头，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显然她也听见手机的应答，那声音很大。一时间，有些尴尬和狼狈，不知道如何向李总解释。我干脆不解释了，打不通就打不通，也没什么大不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算真打通，事已如此，又能跟林放说什么呢。 oNMV/scuPgu4B//w+dL4nVFxPsov8KliVbc3dU1xpURCRAob3oC7/cowQaOgOI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