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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岁月如飞，我当信差大概有一年了。这时，楼下办公室的经理约翰·P·格拉斯上校，因为频繁地外出，开始不时地要我在他不在时帮他照看一下办公室。格拉斯先生是一个极受欢迎的人，也有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他的外出时间变得越来越长，并且日益频繁，于是我很快熟悉了这方面的工作：接受公众的函件，监督那些从操作间送出的信件是否恰当地分派给信差们，以便及时传递。
这也是件令人苦恼的差事。那时，因为我无需做分内之事，这便遭到了其他信差的嫉恨，因此在其他信差中我并不受欢迎。此外，我还被指责为吝啬、小气，因为我从不乱花送远程信件而赚得的外快。我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下每一便士，以应付家庭开支。父母明辨事理，对我的行为，他们从来不加阻碍和拒绝。家里有三个劳力—父亲、母亲和我，对于家中的各项收入与支出，我一清二楚。我们把个人赚得的钱都放在一起，以便家里添置一些家具和衣物，每添一件小东西都能使我们快乐不已，或许从来没有一个家庭能像我们这样团结。
日复一日，母亲把牙缝里节省的钱积攒下来，仔细地收藏到一个长筒袜里，直到攒够了200个便士，便用汇票将20英镑寄给慷慨解囊相助的汉德森夫人。那天我们都十分开心：卡耐基家终于不再债务缠身了。噢，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天啊。金钱债务总算还清了，但人情债，对雪中送炭的人的感激之情，却是无法还清的。汉德森夫人至今依然健在，我回丹弗姆林，到她家拜访时，那情形犹如造访一座圣殿。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对她，我永远不会忘怀。（当我读到这些写于几年前的字句时，我哽咽了：“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安息吧，亲爱的、母亲高贵的朋友。）
在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一件事一直令我难以忘怀，当时它给我的感觉更像是把我送上了云端。当时是一个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给孩子支付当月的薪水。我们在柜台前排成一排，格拉斯先生按顺序给每一个人发工资。我在队首，当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25美元，我伸手去拿，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绕过我，付给了下一个男孩。我想他肯定是弄错了，因为我一直都是头一个领工资的。可是接下来，他只按顺序给其他人工资。我的心沉了下来：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没有做？难道我将被告知，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工作了，我将使我的家庭蒙羞，那是我最无法忍受的痛楚了。当其他人领到钱离开之后，格拉斯先生把我带到柜台后面，对我说，我应该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他决定每个月付我13.50美元。
我当时几乎傻眼了，是不是我听错了？格拉斯先生把钱点给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向他道了谢，似乎没有。我拿着钱一下子跑出门去，一路狂奔回家。我清楚地记得，我是跑着，更准确地说，是跳着从桥的一头跨到另一头，跨过了阿尔勒格尼河—在马车道上，因为人行道太窄了。那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25美元交给了妈妈—家里的财务主管，但对装在我口袋中的剩下的2.25美元更是喜不胜收—它们在当时对我的意义，远超过我现在所赚得的百万巨款。
汤姆当时9岁，他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上床后，我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了弟弟。即便年幼，他还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幻想未来。那是第一次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创立“卡耐基兄弟公司”，一同搏浪商海。父母将会有自己的马车，而我们，则将拥有一切被认为是财富的东西，实现一切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与包袱。曾经有一位苏格兰的老太太，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伦敦商人。女婿请她去伦敦住，并向她保证说，她将“坐在自己的马车里”。而她却回答说：“我坐进马车又有什么好呢？斯拉斯堡的亲人们再也见不到我了。”
但在我们的计划中，父母不仅可以在匹兹堡见到我们，而且还可以前往丹弗姆林，去探望他们的老家。
星期天早晨，全家在吃早餐时，我拿出了那额外的2.25美元。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一开始他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很快地，父亲的眼里便充满了骄傲和疼爱，母亲的眼睛被泪水湿润得闪闪发亮：这是他们的孩子第一次成功，他是个可造之才。虽然我后来获得的荣誉与成功不计其数，但从来都没有哪一次能像那次一样令我激动不已。当时，我一直沉浸在幸福与喜悦之中。
因为每天早上都要打扫操作室，所以在报务员到来之前，孩子们便可以在电报机上练习练习。这又是一个新的机会，我很快就学会了用键钮和其他接收站的孩子们交谈，他们和我有着相同的目的。当一个人学会了一项本领后，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找机会投入实践。
有天早上，我听见电报机呼叫匹兹堡的信号特别强烈，看起来好像是有人迫切希望取得联系。我壮着胆子做了回答，原来是费城要立刻给匹兹堡发一份“死亡通知”。我可以接收吗？我回复说，如果他们慢点发的话，我可以尝试一下。最终，我成功地接收了这条信息，然后带着它跑去找布鲁克斯先生。布鲁克斯先生来了，我告诉他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责怪我的鲁莽，而是对我的灵活与机智大加赞赏。他提醒我要小心，不要出错，然后便让我走了。之后，每当报务员需要离开议会的时候，我经常被叫去照看一下仪器。就这样，我学会了发电报的技能。
我的成功还是受益于一个非常懒惰的报务员，是他让我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那时，报务员要做的是从移动的纸带上获得信息，并且把它念给抄写员。但是，有传闻说西部有个人根据声音就可以获得信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我开始练习这种新方法。而公司的麦克琳先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掌握了这种办法，他的成功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很轻松地，我就学会了这门新语言，容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一天，当操作员不在时，我请求收一条信息，那位老抄写员对我不屑一顾。于是我停掉了纸带，拿起笔和纸，开始自己接收信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当时的惊讶之态，他请求我把纸和笔还给他，从那以后，科特内·休斯和我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他成了我忠诚的朋友和抄写员。
这件事结束之后不久，约瑟夫·泰勒—离匹兹堡30英里的格林斯堡的报务员要请两个礼拜的假，要布鲁克斯先生派一个人去代替他。布鲁克斯先生把我叫去问我是否能够胜任此项工作，我立刻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好吧，”他说，“那我们就把你送到那里试一试。”
我是搭坐邮政马车去的，旅途十分愉快。大卫·布鲁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籍律师，我碰巧与他和他的妹妹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出行，也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新大陆国家的风光。我还是第一次在酒吧就餐，那是在格林斯堡的旅馆，饭菜味道相当不错。
这是在1852年。格林斯堡附近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工地正在挖沟筑堤，早上，我常常到那里散步并顺便去看工程进展，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之后不久会进入那家大公司工作。这是我在电报公司第一次担当如此重要的职务，所以我丝毫不敢擅离职守。一天夜里，屋外雷电交加，我坐在办公室里，虽然已经深夜，但仍不愿切断联系。当时我太冒失了，坐得离按键太近，一道闪电就把我从凳子上打了下来，这差点摧毁了我的事业。从此，只要有暴风雨，我坐在办公室里就会格外地小心。我成功地完成了在格林斯堡的这个小任务，博得了上司的喜爱，最终载誉而归。因此很快我就获得了晋升，公司需要一个新的报务员，布鲁克斯先生亲自向詹姆士·D·里德（他当时是公司在那条线上的总经理，苏格兰人的另一个模范，后来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发电报推荐我来担任助理报务员一职。很快，路易斯维尔就带来了明确的答复：既然布鲁克斯先生认为我值得信任，那么里德先生非常愿意提升“安迪”。结果我又成了一名报务员，每月拿25美元的巨薪，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从信差升到报务员，我的华丽转身要归功于里德先生和布鲁克斯先生的栽培。那年我17岁，我完成了学徒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再是一个每天赚1美元的小孩了。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电报公司的操作间就是一个超级棒的学校。在那里，他必须用纸和笔，借助不断的创新与进取来做好工作，而我对英国和欧洲的些许了解则在我的工作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毫无疑问，知识就是财富，只是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那时候，国外新闻是通过莱斯角的线路接收的，而接收那连续不断的“蒸汽机新闻”则成了最为荣耀的一件事情，我对它的热爱胜过任何其他的工作，很快，这项工作就心照不宣地分配给了我。
那时候，电报线路的状况较差，如果遇上了雷雨天气，很多内容就只能靠猜测。在这方面我的能力很强，我经常把丢失的一两个单词自行补上，而不打断发报人，以此作为消遣。在收听外国新闻时，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即便报务员大胆做了什么不当的改动，那也没什么，他并不会因此陷入麻烦之中。我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从此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英国的认识，如果有开头的一两个字母，我的猜测一般不会错。
当时，匹兹堡的报纸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派一个记者到电报公司抄写新闻。不久，所有的报纸都派一个人前来。派来的人建议说，所有接收到的新闻都应被制成多个版本。后来我们之间达成这样的协议：我把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复印5份，而他将每周另外付我1美元。这是我第一次为媒体工作，当然，收入并不算多。但这使我每个月的薪水变成了30美元，当时的每1美分对我来说都是很值钱的。于是，家里的积蓄渐渐增加，百万富翁似乎已逐步显现。
另一个对我影响深远的举动则是我和我5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起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会”。我们志同道合，彼此亲如兄弟。而入会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进步。此前我们曾组织过一个小型的辩论俱乐部。当时是在菲利普斯的父亲家，汤姆·米勒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我曾对“司法机关是否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一问题，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半小时。对此，我们还是姑且假设他犯了一个错误。“韦伯斯特”是当时城中最著名的俱乐部，因此我们为能入会颇感自豪。要知道，之前我们只在皮匠的房间里做过准备。
参加这样的俱乐部对于年轻人的成长真的大有裨益。这里的书籍有助于我日后的辩论，使我受益匪浅，它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稳定。而后来我之所以能在公众面前保持冷静，毫无疑问应该归功于“韦伯斯特”的这段经历。那时候（现在也如此）我演讲的两条原则是：轻松自如地跟观众交谈，而不是生硬地向他们作报告；尽量做自己，按自己的方式谈话，除非不能自持，千万不要过于夸张地“演讲”。
我终于成为一名听声音就可以辨识信息的报务员，所以我完全抛弃了打印纸条的方式。那时候只有极少数人掌握了此项技艺，为此很多人跑到公司来参观。当那场大洪水破坏了斯托本维尔和惠林之间所有的电报联系时，这一本领便让我备受关注。两个城市之间相距25英里，我被派往斯托本维尔接下所有的业务，然后往返于东西方之间，每隔一小时或者两小时，在河中一艘小船上将信号发给惠灵， [1] 回程时再带回来一批，发往东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就通过这种方式，东西方之间经由匹兹堡的电报联系一直保持着。
在斯托本维尔时，我得知父亲要到惠灵和辛辛那提去卖他自己织的桌布，我便登上了同一条船，但是他一直到深夜才抵达。我下去接父亲，发船舱的票，一直坐在甲板上。我记得当时我有多么伤心：这样好的一个人却不得不吃这样的苦。我心中感到愤愤不平，但嘴上却宽慰说：
“嗯，爸爸，很快你就可以和妈妈坐进自己的马车里了。”
父亲通常很内向、矜持、敏感，他也很少表扬人（典型的苏格兰性格），使得我不至于太飘飘然，但情到深处，也会情不自禁。这一次便是如此，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他用那种常见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慢慢地咕哝着说：
“安德鲁，我为你骄傲！”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向我道了晚安后，就嘱咐我赶紧回办公室，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不得不擦去眼角的泪水。他的那些话常在我的耳边响起，日复一日地温暖着我的心田。苏格兰人是多么地矜持啊，他感受最深的地方却表达得最少。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块圣地，谁要是侵犯了这块圣地，那真是大逆不道。有时候，沉默比话语更能打动人心。我觉得父亲是最可爱的人，为他的朋友和亲人所深爱着。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但不属于任何教派，也没有任何派别的宗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他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但他完全有资格上天堂。尽管矜持不善言辞，但他生性善良。他在西行归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而我们刚刚可以给他一个较为悠闲而舒适的生活。
回到匹兹堡不久，我认识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托马斯·A·司各特，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称他为“天才”也丝毫不过分。作为宾夕法尼亚区铁路驻匹兹堡的主管，他和他的上司—阿尔图纳的总裁罗姆贝特先生之间频繁的电报联系是必需的。有一段时间司各特先生来电报公司，而碰巧我是报务员，我们因此而结识。我认识他的一个助理，有一天我惊讶地听他告诉我，说司各特先生曾问他是否可以让我去做他的文书和电报报务员。这个年轻人告诉了我他当时的回答：
“这不可能，他现在已经有个报务员了。”
但听到这些后，我立即说：“别这么快下结论，我可以为他效劳，我不想干一份仅仅窝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请你转告他。”
结果是，1853年2月1日，我成为司各特先生的文书和报务员，每月的薪水是35美元。工资从每月的25美元升到35美元，这是我所知的最大的涨幅了。公用电报线临时接进了司各特先生在火车站的办公室。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可以在不影响电报公司业务的时候使用这条线，直到铁路公司当时正在修建的电报线路完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