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天才之忧（上）

“仅靠智商很难区分两个聪明孩子。”

超级智商

2008年，美国智力竞猜电视节目“以一敌百”（1 vs.100）邀请到了一位特殊嘉宾，他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弗·兰根（Christopher Langan）。

“以一敌百”是一个类似于“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节目的真人秀电视节目。每期节目都邀请100名普通观众组成“大众团”，他们每周需要与一位特邀嘉宾比拼智力，获胜方将赢取100万美元奖金。这位特邀嘉宾要足够聪明，他必须比“大众团”答对更多的问题。以这样的标准，特邀嘉宾中没有几个能与克里斯托弗·兰根的战绩匹敌。

“今晚，‘大众团’将面临最最激烈的竞争，”主持人说道，“有请克里斯托弗·兰根，大家公认的全美国最聪明的人。”随后一位50多岁，个头不高，肌肉结实的男人出现在画面中间。“普通人的智商是100，”主持人继续说道，“爱因斯坦为150，而克里斯托弗的智商达到了195，目前他正致力于宇宙万物的理论研究。今晚，克里斯托弗超大号的脑袋能否战胜‘大众团’的集体智慧，最终获得100万美元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欢迎收看‘以一敌百’！”

兰根在热烈的掌声中大步走上舞台。

“请问，你是不是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节目，你不需要动用你的高智商就能做得很好？”主持人鲍勃·赛奇劈头盖脸问道。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兰根，就好像兰根是刚从实验室跑出来的怪物。

“实际上，我觉得高智商有时反而是累赘，”兰根用深沉而坚定的音调回答道，“智商高的人，做事倾向于专注，思考更深入，并忽略无足轻重的细节。但是现在，我看到这期的‘大众团’，我觉得我能做好。”他瞥了一眼“大众团”，目光中似乎流露出一丝不屑。

过去这10多年，克里斯托弗·兰根从默默无闻变至声名鹊起，他成为美国天才的代言人，“异类”中的名流。他在电视新闻和杂志人物传记中频繁出现，甚至成为导演埃洛尔·莫里斯纪录片中的主角，这一切都源自他有着智力超凡的大脑。

一次，一个名为“20/20”的新闻节目请来神经心理学家给兰根做智商测试，然而，因为兰根得分太高，超出测试表格范围，此事最终不了了之。还有一次，兰根参加专测超常人智商的超级IQ测试，最终仅差一题便全部答对 ^[19] 。他6个月大时开始说话，3岁时收听周末广播中的笑话还能跟着学，进而发展到可以自主阅读。到了5岁的年纪，他就开始问祖父诸如“上帝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且在得到不满意答案时还会表现出满脸的失望。

等到了上学的年龄，兰根可以在完全不上课的情况下参加一门外语考试，他只需要在监考老师来之前浏览一下教材，就能在考试中得A。当他刚满10岁，还在家里农场干活的时候，他就开始博览物理学理论著作，16岁的时候，他还自学伯特兰·罗素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默德合著的深奥难懂的著作《数学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 ）。他在SAT考试中甚至睡着了，但最后还拿了高分。

“他先学1小时数学，”兰根的弟弟马克在谈到兰根高中暑假都做些什么的时候说，“然后学1小时法语，然后是俄语，然后是哲学。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全心全意，整个暑假每天如此。”

兰根的另一个弟弟杰夫说道：“当克里斯托弗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常以画画作为消遣，他的画逼真得跟相片一样。15岁那年他就能像亨德里克斯 ^[20] 那样弹奏吉他。很多时候，克里斯托弗不需要去学校，就能在考试中获得最优异的成绩。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通常，一个学期的教科书他两天就看完了，这不耽误他每天做该做的事，也不耽误他做其他感兴趣的事儿。” ^[21]

让我们再回到“以一敌百”现场，此刻的兰根沉着而自信。他压低声音说话，双眸放射出犀利的目光。他说话不绕圈子，从不用刻意寻找确切表达，也不会重复问题来拖延时间。他也不说“嗯”、“呃”这些语气词，他说话好像急行军，一句接一句，优雅而利落。主持人赛奇抛给他的每一个问题他都轻松拿下。当赢到250 000美元的时候，他显然暗中盘算了一下，再玩下去有可能失去前面所得一切，这个风险开始大过继续得分的可能。忽然，他停下了。“我现在退出比赛，提取奖金。”他说。他坚定地握了握主持人的手走下台去——在最巅峰的时刻收手，这正是天才们的行事方式。

超常“特曼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开始观察一个特别聪颖的男孩亨利·考埃尔。考埃尔出生在一个贫穷的下层社会家庭，因为和同龄的孩子合不来，他从7岁开始就不再上学。后来考埃尔待在离斯坦福校园不远的一个小校舍当看门人，白天的时候他常常开小差溜出去玩儿，或者溜进学校教室偷偷弹钢琴。然而，他弹的每一首曲子都很动听。

特曼尤其擅长设计智商测验；在随后的许多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做了名叫“斯坦福–比奈”的智力测验，特曼就是这个测验的发明人。现在他准备为考埃尔做智商测验。这个男孩思维严谨，说话行事条理性强，十分聪明。他的智商测验得分是140分，这可是天才级别的得分。特曼不禁怅然，有多少天才少年被埋没在尘世之中啊！

于是，特曼开始有计划地寻找天才少年。他找到了19个月能遍识字母表的女童，以及4岁能读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作品的女童。他还发现了一个被法学院的教授赶出学校的年轻人，他被扫地出门的原因是教授不相信有人能靠大脑逐条背诵大段法律条文。

1921年，特曼开始研究天才人物的人生历程。在一笔联邦基金的支持下，他组织了许多现场调查组，深入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中小学进行研究。他先让教师们挑出班里最聪明的学生，并对这些学生进行第1轮智力测验；然后把得分排在前10%的学生抽出来做第2轮测试；再把第2轮得分超过130的孩子组织起来进行第3轮测试。特曼认为，经过这样的层层筛选，他可以挑选出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大规模的调查结束后，特曼从25万中小学生中挑选出1 470个智商介于140到200的孩子。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天才少年，正式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他们被统称为“特曼人”。

在随后的岁月里，特曼成了坚守职责的“老母鸡”。他跟踪、测试、测量，分析“特曼人”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疾病情况、心理健康、工作升迁等，特曼一五一十记录下来。他甚至为“特曼人”写工作推荐或研究生入学推荐，给他们提供生活中的建议与指导。最终他将研究报告写成厚厚的红皮卷著作——《天才基因的研究》（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

“除了道德之外，没有什么比人的智商对人生的影响更重要了。”特曼在一次发言中说道。他认为，正是那些高智商的人“领导了从科学到艺术，从政治到教育，再到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全面进步”。随着“特曼人”慢慢长大，特曼不断收集“特曼人”获得的非凡成就，加入其编年体著作中以证明他的观点。当被测学生们还在高中阶段的时候，他这样写道：“在你翻看报纸，寻找任何有我们‘特曼人’参加的竞赛、活动的时候，你总能在优胜者中找到几个‘特曼人’的名字。”他把“特曼人”中有文学素养的学生写的作文拿过来，与著名作家的早期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他认为两者差不多。他说，所有迹象表明，“特曼人”命中注定是美国未来各行业的中流砥柱。

今天，特曼当年的思想仍旧主宰着人们对成功的看法。一些学校设有“天才班”，学生想考取重点大学就必须通过智力测试（如SAT）。今天的高科技企业，诸如谷歌和微软，也对求职者进行认知能力测试。这一切都出自这样的理念：智商高的人具有更大的潜力。最著名的要数微软公司对求职者进行的一系列智力测试，其中一道经典题目是这样的：“为什么井盖是圆的？”如果你回答不上来，你就进不了微软公司。 ^[22]

如果我有某种神秘力量，能将你的智商提高30分，你会说谢谢，太好了——对么？你觉得你可以借此在生活中抢占先机。每个人第一次听说克里斯托弗·兰根故事时的本能反应，与一个世纪前特曼遇见亨利·考埃尔时的反应一模一样：我们对此深感敬畏。天才的确是终极程度的“异类”，我们确信这根本不在人力范围之内。

但是，这是真理吗？

到目前为止，本书讨论的主旨是，与其说非凡的成就取决于天赋，不如说这取决于机遇。在本章，我将深刻挖掘下面这个主题：为什么那些“异类”看上去总像是纯粹依靠他们自身的天赋取得成功。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从特曼那样的人那里获得对高智商人群的感性认识。但是，我即将要说明的是，特曼的判断出错了。假如他对“特曼人”的错误判断延伸到16岁就看《数学原理》的克里斯托弗·兰根身上，他判断的结果也一样会出错。特曼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实世界中的“异类”，而这种错误理解仍旧在现代人的观念中流传。

智商的门槛效应

我们常见的智力测验中有一种叫：瑞文标准推理测验（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这种测验并不考察特定语言技能或已掌握的特定知识体系，仅考察人的抽象推理能力。瑞文测验包含48道题，题目难度逐级增加，你的IQ得分取决于正确答案的数量。

以下是一道典型的瑞文测试题：

怎么样，做出来了么？我想大多数人都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C。但是下面这道题就比较难了，这是瑞文测试中排在最后的难题：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我得承认我没有做出来，我想大多数人也没能做出来。然而克里斯托弗·兰根一定做得出来。当我们承认像兰根这样的人真的十分聪明的时候，我们的本意是指，这些人可以做出像第2道题一样难的智力测验题。

多年以来，人们做了大量研究，探讨高智商者能否在其人生中获得成功的课题。人们普遍认为，智商测试的低分者（70分以下）存在生理缺陷，而普通人得分一般会在100分左右；当然人们要是有更高一点的智商，便可以更顺利地完成高等教育。想成功完成竞争激烈的研究生课程，智商起码需要115分。一般来说，一个人IQ得分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工资也越高——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人寿命也更长。

但是这里面还另有玄机。智商与成功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一旦某人的智商超过120分，此时更高的智商并不意味着同比转化成更多的现实优势 ^[23] 。

“有充足的实例证明，智商170分的人比智商70分的人的思维更加缜密，”英国心理学家利亚姆·哈德森（Liam Hudson）写道，“即便是分值差异小些，但只要存在差异（如100分和130分），情况就都差不多。但是，当两个人的智商都很高，这种规律就被破坏了。一个智商130分的科学家跟一个智商180分的科学家都一样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用哈德森的话说，智商值更像篮球队中球员的身高值。身高为1.68米的人能不能进职业篮球队？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想进入职业球队打球，身高起码要1.83米，当然1.88米优于1.85米，1.91米优于1.88米。但是自身高超过某一高度后，身高的作用就会骤减。一个2.03米的球员并不一定会优于一个1.98米的球员。（伟大的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其身高就是1.98米。）一个篮球运动员只需要身高足够高，超过职业队的身高门槛就可以了。同样的，智力也是如此，智力门槛同样存在。

本章一开头提到的“以一敌百”节目里说，爱因斯坦的智商是150分，兰根的智商为195分。但你不能说因为兰根的智商比爱因斯坦高30%，兰根就比爱因斯坦聪明30%。这种类推是荒谬的。我们根据智商所能得出的结论是，若要研究类似于物理这样复杂的学科，他们两个都足够聪明，都能够胜任。

说智商存在一个门槛，这可能有违许多人的直觉。我们总是认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智商一定极高，他们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一定得满分，他们一定获得学校所有奖学金；他们在高中时代一定名列前茅，总是被各大名校争相录取。

但是请仔细看一看下表，表中列明的是美国近年（自2007年起）25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大学本科所在学校名单：

安提亚克学院

布朗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华盛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凯斯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

哈佛大学

汉密尔顿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

迪堡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

圣母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耶鲁大学

联合学院肯塔基分校

伊利诺伊大学

得克萨斯大学

圣十字学院

阿默斯特学院

盖茨堡学院

亨特学院

很明显，并不是所有大学都是美国顶级名校。诸如耶鲁、哥伦比亚和麻省理工这些自然是顶级名校，但是迪堡大学、圣十字学院和盖茨堡学院只能算是说得过去，而这就是“好”学校的名单。

同样的，下表是美国近年25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大学本科所在学校名单：

纽约城市学院

纽约城市学院

斯坦福大学

俄亥俄州的戴顿大学

佛罗里达州的罗林斯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格林内尔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麦吉尔大学

佐治亚理工学院

俄亥俄卫斯理大学

莱斯大学

霍普学院

杨百翰大学

多伦多大学

内布拉斯加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哈佛大学

伯里亚学院

奥格斯堡学院

马萨诸塞大学

华盛顿州立大学

佛罗里达大学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哈佛大学

很明显，要想获得诺贝尔奖，你起码要有足够高的智商，能被圣母大学或伊利诺伊大学这样的学校录取，情况就是如此 ^[24] 。

说起来有些偏激。设想一下你女儿拿到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所是哈佛大学，一所是位于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你想让她去哪家？我猜你会选哈佛，因为哈佛更有名。哈佛学生的入学成绩要比普通学校高10%至15%。

人们通常认为学校和参加赛跑的选手一样，可以通过排位确定优劣，人们约定俗成地用这种方法分辨智商高低。但是我们这种认识是不合理的。乔治敦大学的学生在智力测验的绝对值上可能没有哈佛学生的高，但是我们从以上两个表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所学校的学生同样聪明，诺贝尔奖得主不仅来自哈佛，也可能来自乔治敦。

心理学家巴里·施瓦兹曾经发出倡议，建议名牌大学放弃统一的入学考试，通过摇奖方式在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中确定入学者名单。“仅把学生分两类，”施瓦兹说，“符合要求的和不符合要求的。符合要求的进入摇奖池，不符合的退出。”施瓦兹承认这种建议的可行性不高。但是，他的意见绝对正确。这正如哈德森在其著作中所写（请不要忘记，他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顶尖的男生寄宿学校的学生 ^[25] ），“仅靠智商很难区分两个聪明孩子。” ^[26]

让我再举一个“门槛效应”的例子。与美国其他精英学校一样，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在招收有特殊背景的学生时会有一些政策上的照顾。该校法学院每年会招收大约10%的少数族裔学生 ^[27] ，对他们的招收条件和入学分数会适当调低——一般约低于3%。如果将少数族裔和非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比较，很明显白人学生要更优秀。这并不奇怪：如果这些本科生入学成绩高，那么他们在校学习成绩也会相应较好。这也是平权行动 ^[28] 备受争议的一个原因。实际上，美国高等法院正就密歇根大学的平权行动引发的问题进行讨论。精英学校招收资质差的学生让许多人感到不快。

多年以前，密歇根大学曾就法学院少数族裔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过调研。调研内容包括收入水平、职位、对职业的满意度、对社会与社区的贡献度、获得社会认可程度等，这些指标都是社会公认的成功的标准。研究结果令人吃惊。

“我们了解到，我们少数族裔学生中的大多数人毕业后过得十分不错。”密歇根大学调研报告作者之一的理查德·兰伯特说，“我们本来以为会有一半，甚至2/3的学生发展得没有他们的白人同学好。但是，结果完全出乎意料。我们发现他们发展得和白人学生一样好，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和白人学生有任何区别。”

兰伯特的叙述所依据的是法学院唯一关注的标准——即毕业生现实生活情况，其结论是：少数族裔学生一点都不比白人学生差，他们和白人学生一样优秀。为什么？原因是，尽管法学院少数族裔学生入学成绩比白人学生稍低，但是他们依然足够聪明，能达到入学的基本门槛。也就是说，仅靠法学院入学成绩很难区分两个差不多聪明的法学学生。

充满想象力的心灵

让我们对“门槛效应”这个概念进一步进行探讨。既然智力因素仅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那么超越这一程度，智力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另外一些因素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又有点像打篮球：一旦你的身高足够高，人们就开始关注你的速度、球感、灵活性，以及球技和投篮准确性了。

那么，另外一些因素是哪些因素？现在，我不再给你智力测试题，我会给你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测试。

请看下面两件物品，尽可能多地写出它们的不同用途：

1. 砖块

2. 毛毯

这是一道所谓的“发散性思维测试”。（这与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是不同的。那类智力测试要求你将可能性分类，排除其他可能性，并努力找到唯一答案，属于收敛性测试。）发散性测试要求你运用想象力，寻找尽量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在这类测试中，不存在唯一答案；测试的目的是得出你答案的数量和独特性；测试分析的不是你的智力，而是你的创造力。发散性测试和收敛性测试一样具有挑战性，如果不信，你可以试试这个“砖块–毛毯”测试。

下面是利亚姆·哈德森收集的关于“物品用途”答案。答题者是英国顶级中学的一名学生普尔。

砖块：入室抢劫；盖房子；俄罗斯轮盘游戏 ^[29] （10步以外，拿砖的人转圈并扔出砖，其他人不许躲）；系在鸭绒被四角当坠子；砸扁可口可乐空瓶罐。

毛毯：床上使用；在野外偷情时可以遮羞；点燃后冒烟做帐篷用；做信号；做船、马车或雪橇的帆；当毛巾用；近视眼人进行射击练习的靶子；接住从失火大楼跳下来的人。

我们通过答案可以对普尔的具体思路有个大致概念。他很有趣，有颠覆性，也有点好色，具有某种引人注目的天资。他的点子从暴力，跳跃到性，跳跃到失火的大楼逃生的人，竟然还有系在鸭绒被四角当坠子，他的想法都是些具体形象的事物。如果再给他些时间，他肯定会再多想出20个用途来 ^[30] 。

现在，作为对照，我们看看另一个叫弗洛伦萨的学生的答案。哈德森介绍说弗洛伦萨是个神童，是他们学校智商最高的学生。

砖块：建造物体；投掷。

毛毯：保暖；灭火；绑在树之间并睡在上面（像吊床一样）；做担架。

弗洛伦萨的想象力到哪里去了？他仅仅指出砖块和毯子最普通、最常用的功能就没下文了。弗洛伦萨的智商比普尔高，但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它只能说明两个学生都有资格进入顶级中学读书。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普尔的想象能从暴力跳跃到性，跳跃到失火大楼逃出来的人，而弗洛伦萨却不能？现在请设想一下：他们两个人中，哪一个更有可能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诺贝尔奖得主？

这正是圣十字学院也能像哈佛一样出诺贝尔奖得主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哈佛挑选学生从来不依据“砖块用途测试”——实际上，“砖块用途测试”很可能是潜在诺贝尔获奖者的试金石。这也正是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没有发现受特殊政策照顾的学生和其他学生区别的另一个原因。一个成功的律师需要的是比智商更重要的许多东西，其中就包括像普尔脑子里那丰富多彩的想象力。这也说明，密歇根大学少数族裔学生即便入学成绩稍为落后，这也不意味着他们缺少其他方面的长处。

事与愿违的试验结果

特曼错了。他过于固执地推崇处于智力金字塔尖上的“特曼人”（1%的佼佼者中精选出来的1%），而忽略了一个事实——智力在现实中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等到“特曼人”成年，特曼结论的谬误性就显现出来了。这些天才少年长大后有几个后来出书，写文章，在商业方面获得成功；另外几个担任公职，其中有两个担任高等法院法官，一个担任市法院法官，还有两个在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供职，最出色的一个在州一级政府担任高官。但是，“特曼人”之中很少有全国知名的人士。他们的收入还算可以，但并不属于高薪。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职业只能算是普通，其中一个人的职业成就即便按照特曼自己的标准也算是完全失败的。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天才最终没有一个成为诺贝尔获奖得者。实际上，特曼的调查组当年也测试过两个小学生，他们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但是当时他们两个都没有被选中，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高”。

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在一篇犀利的批评文章中写道，如果特曼当年随机选取和“特曼人”有相同背景（摒除智商因素）的学生作为观察对象的话，多年以后这些学生的成就可能跟他精挑细选出来的差不多。“没有想象力或其他天赋条件，”索罗金说，所谓的‘天才群体’也只不过是一个‘有天赋的’群体。”当特曼出版第4卷《天才基因的研究》时，“天才”一词几乎从他的文字中消失了。“我们发现”，特曼带着失望总结道，“智力与成就之间并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关联。”

我在本章开头介绍的克里斯托弗·兰根的超常智力，对于理解他在社会中能否成功没有多大帮助。是的，他有一颗万里挑一的头脑，16岁就能够读懂《数学原理》，他说话清晰有序，抑扬顿挫且富有感染力。但是，然后呢？如果我们想了解他能否成为真正的“异类”，我们还需要知道他生活中更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