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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虻审片的场面，被誉为央视“南院”的一道风景线。
他去世后，我们从网上收集到不少纪念文章，对此景此情都有深刻的记忆与深情的追念：机房里聚满了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陈虻一头飘逸的长发，端坐中央，俯身盯着编辑机。手边几块饼干，一瓶水，一包烟。
他不会放过任何瑕疵。审片专注时，长发随着节奏渐渐下滑，遮住眼睛，猛地向后一甩，长发复位，如此反复。
一部片子阅毕，就开始点评。编导们把陈虻的点评称作“痛批”，往往痛批的时间比片子还长。众人掏出本子记下他的真知灼见，戏称“这是看别人犯错误，自己长见识”。
“你骂人很狠，但被你骂过的人无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网友 头发接着乱 在博文中写道：“听你审片，几个钟头，胜读数年书。你的精确、清晰、尖锐、超越，一针见血，无人能及。 ”
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骂。他不骂人，骂事儿。编导们说，听他骂完了出来，业务确实有长进，也知道他是为我们好。被他骂是骄傲，说明他看得起你，觉得你有出息，能骂出来。
这就是陈虻的气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在整理相关资料时，我们注意到了他曾经多次阐述过自己的审片原则与价值理念，也注意到了在陈虻部下和同事的回忆文章里，有诸多对这些原则和理念的呼应。它们已经内化为许多人思想的一部分、行动的一部分。陈虻的生命，获得了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本篇博文的关键词： 节目管理、审片原则、思维方式
陈虻： 既然文如其人，为何不从做人开始？
1993年，陈虻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为这个栏目重新定位。他写下的创作宗旨是：表达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是那种需要用真切和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栏目的标版语也是他想出来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这句话里最关键的词是“自己”，表明了节目制作者的自我定位，不居高临下，不唯书、不唯上，不板起面孔说教，而是把自己当作老百姓的一员。陈虻说：在这个基础上去实现一种“人文教化”，或者说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引导人们去进行思考，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加合理的人际关系。
栏目定位如此，决定了陈虻对节目管理、人员管理，包括审片，都是同样的精神气质，同样的价值观念。陈虻说：我可以不在乎某个片子播出的效果，不在乎栏目的一时之短长，但在乎的是制作节目的人的变化，在乎的是一支队伍的整体提高。
他说：我不是在改片子，我是在改人。你是以怎样的态度在做人，怎样的态度面对生活，你将会告诉你的观众。 观众不仅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被拍摄的他们自己，也可以看到拍摄他们的你们。既然文如其人，做节目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
2002年 3月 23日陈虻作客上海电视台《经典重访》栏目，他举了一个例子解释自己的改片原则：我们拍过一个片子，讲的是一个唱歌的女孩，她的父亲发明了一种发声方法，可以唱得特别高，没有人能够唱到那么高的音，他们就来到北京，希望北京的一些乐团可以在棚里为她录一首歌。但都被这些乐团的团长都拒绝了。审片子时，我们感受到父女二人对音乐的执着，也同时感受到那几个团长的冷漠。看完以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从画面的影像看，你没有偷拍，你是直接把机器架在那儿去拍的。那么团长们从容的影像告诉我什么呢？他们是允许你拍摄的，他们的拒绝是问心无愧的。而当这个片子剪出来以后，怎么就感觉他们问心有愧了？请你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相信这里边有真相。那个编导说：是有真相，这些乐团连每个月职工的 200元钱工资都发不出来，他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所以没法给这个女孩子录音。
我马上问：这些事实为什么被贪污了？谁让你贪污的？谁规定这些事实不能表达？我们恰恰把一个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拍片子的时候像一个输入了程序的机器人。所以，你要想拍片子，就要首先学会做人，像人一样地去感受生活、触摸生活。
审片时，陈虻就是用这样的点评，去删减一个个细节的同时修理着编导，就像用斧子砍去不必要的枝枝蔓蔓，让一棵棵小树逐渐成材。编导们都说：《生活空间》进来很容易，但进来以后，必定有一个人格重塑的过程。重塑什么呢？人文情怀，用一种新的视角认识人性、认识真实和世界。
陈虻： 我在审节目的时候，对自己有两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怎么样更好；第二，不是告诉你怎么改，而是激发你自己修改的欲望。
听陈虻审片过瘾、痛快。网友 平安侯 说，他能准确地拎出你要表达的东西，以及你错在哪儿，我们所有的毛病与弱点在他面前全都无法隐藏。
一位从 2000年开始就在陈虻手下干活的编导说：陈虻讲片，很善于从表象出发进入本质，从片子的毛病分析到你创作的动机，解剖你认识事物的角度，然后从根本上改变你的创作理念，让你从心里往外感到清晰、透亮。
这个感受说到了陈虻的心坎上：“这位兄弟懂我！”他几次在培训或者讲课中都反复强调：对一个节目提出意见的时候，只要不是政治性缺点，我从来不强令修改。我最后一句话总是说：你认为对的，你就改，你想不通的地方可以不改。我认为重要的是分析造成错误的心理原因，如果心理上的原因找到了，你又找到了说服他的方法，他自己就知道怎么改。
激发他自己修改的欲望，比修改这个片子更重要。如果我告诉他怎么改，他照着我的话去做了，他就仅仅是工具而已。如果我通过分析片子的错误，告诉他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找到修改的路径，那么他自己想改的就不仅仅是片子，改的是思维方法，改的是判断体系。
陈虻爱用这样一个比喻： 我希望我的说法不是铁锹，是馒头。给你一把铁锹你就只能挖坑。我给的应该是馒头，你吃下去浑身是劲，愿意干啥就干啥。 你觉得有劲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拆房就拆房，想种树就种树，干啥都行。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能量的交换，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足矣。
陈虻在给一些栏目讲课的时候，最后也要强调：
我说的东西不是教条，是你们思考问题的起点，不是对你们思想的限制。我这么说了，你就得这么拍片子，不对，不是这么个概念。这是我总结的经验，根据《生活空间》原来的 40多人的创作经验，我自己这么揣摩，我们是这么干的，不一定准确。因此你们把我说的这些话，当成批判的靶子，或者是起跑线都可以，不是标准答案。
即便到后来，那个始自《东方时空》充满理想、激情、才华的时代渐渐过去，陈虻仍然在和节目较真儿，仍然坚守着他审片的那份理念。《东方时空》前编导周文飞在回忆文章中说：晚上八九点钟，他一脸倦容地走进机房，刚看完《社会记录》，在之前是《纪事》，在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讲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时空连线》。
直到生病住院，陈虻还常常和前来探视的兄弟们谈做节目、编片子。他竟然能够记得起三四年前审过的片子，提到那些细节，目光炯炯，侃侃而谈，解释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批评，片子的问题在哪里。
当年，这些兄弟们几乎都得到过陈虻的当头棒喝：不怕你片子做不好，就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片子。
陈虻： 审片的四层次：主题、结构、细节、节奏
每一年，陈虻要审看的节目数量接近上千部，他审看的每一个节目都要保证安全播出。
网友 @ 故园风雨前 在微博里，描述了陈虻审片的状态：他是一个一个，一遍一遍审。《生活空间》日播，片长 10分钟，审一次常规说 2到 3小时，偶尔更长。《百姓故事》日播，片长 10分钟，审一次常规说 1小时以上，偶尔更长。《社会记录》一周 5播，片长 29分钟。审一次常规说 1小时，偶尔更长。《时空连线》、《实话实说》未算在内。所以你可以算出来他的生命是怎样度过的，因为刨除这些跟编导们在一起的时间，剩下的并不太多了，简直太少了。
以《生活空间》时的审片为例，陈虻出任制片人之后，每一部片子他都看过、审过、评过，平均看过三遍以上。大部分片子是从拍摄前的构思立意就开始参与并出谋划策的。他看过就评，从选题的文化意蕴到结构的逻辑顺序，从段落的衔接到景别的搭配，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评。
陈虻说：对于一个片子的审查，我一般分四个层次：第一，看主题，看一个主题有无错误，有没有意义；第二，审结构，有了一个主题，看你用什么方式结构，结构过程中的每个段落，都承载着逻辑功能，是不是每个段落都实现了这个逻辑功能；第三，观察细节的表达；第四，检查节奏。
摘引陈虻对一个片子的一段评价，可以看出他审片时的用心程度，对技术把关的严格：这个片子在处理的详略上，在处理的节奏上，在处理内容的表述上，在逻辑关系上，在镜头的剪接上，在很多方面，我觉得是很严谨的，而且应该说他的技巧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个片子所要表达的内容，形式和内容非常吻合。
如此高强度的审片和高标准的要求，逼迫陈虻必须随时准备灵感闪烁、火花迸发、新招迭出。陈虻开玩笑地说：我自己都佩服自己能这么思如泉涌、妙语连珠了。
《共同关注》栏目的编导陈钰洁 【2】 在《智者的背影》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
当天傍晚，陈虻老师审了两个片子。审片的时候，机房满满的都是人，目的只有一个，“听陈虻老师审片”。听说这样的情景，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有句话说“文人相轻”，当一个人能够自动地吸引周围人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散发出来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其实，我是抱着挨批的心理准备聆听审片意见的，但陈虻老师对于片子却只说了三点：第一，片子的亮点在于挖掘了救援人物的矛盾心理，但纯属歪打正着（一语中的，心里暗自佩服）；第二，应该多一些特写，放大细节。第三，紧张的情绪并不依赖于音乐音效，而在于剪辑的节奏。仅仅几句话，却让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而此后陈虻老师的一番话更是让我终身难忘，他说：我不要求你们改片子，我希望改的是人，一个片子改得再好，收视率再高，终究是一个片子，而你真正在这个片子中学到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我希望你们能把功夫腾出来，多在节目外做做功课，多学习，不要只是跟一个片子较劲，不要总熬夜，这样下去，把身体弄坏了，什么片子都做不出来。
陈虻讲片子非常注重细节，他举过一个例子：连战去年来北京，台湾TVBS、东森、中天都来记者了，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全不一样，当然跟咱们的新闻比就更有区别了。比如同样的一个镜头，胡锦涛接见连战代表团，台湾的电视可以把胡锦涛跟代表团员们握手的时间读秒，最后统计出来，胡主席跟某某、某某握手时间都是三秒钟，跟某某、某某握手时间长达六秒，最后发现这些六秒的人，都是台湾泛绿阵营，属于台独的激进分子。
从网络上收集到的纪念文章中，有一篇关于陈虻审片的记录，很珍贵。此篇文章出自《东方时空 ·东方之子》一位年轻编导之手。据这位编导回忆，他当时向陈虻请教：“选题越来越窄，怎么办？”
陈虻说：老“炒现成饭”，说明你们的选题思路没有变化。白岩松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以前评论部是知不可为而为之，现在是知可为而为之，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有的选题、人物，上面觉得敏感，觉得是个禁区，咱们是不是可以努一努，想办法碰一碰，不碰怎么知道不行呢？以前的《东方时空》，哥儿几个凑一块儿，总想碰碰不让碰的选题。碰，不是瞎碰，好片子出来，必须认识深刻、表达深刻，还要包装深刻，恰当有分寸地表达是获得信赖的方式。为什么把某个题材列为禁区，上面有上面的道理，怕播了出乱子，你通过有分寸地表达，上面一看，播了没事儿，下回就可能还让你继续往深里做。
这位编导是个有心人，在日记本上还摘要记下了他印象深刻的几句话：关于敏感选题的触碰，陈虻说，不能冒进，否则在某一个选题上前进一大步，就可能付出整体后退的代价；关于对我党新闻事业的忠诚问题，陈虻说，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比不上带血的忠诚可贵。
关于典型人物的宣传，陈虻说，要学会挖细节，换角度。
这篇日记的时间是 2007年 12月 1日。陈虻胃出血出院以后，还在带病坚持工作。转年的三月，他就被检查出胃癌晚期再度入院。
陈虻：别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我更在意的是你的思维方法，包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包括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在审片的过程中，陈虻很重视如何与编导实现有效的交流。
他老爱问编导：你在现场这么提问的动机是什么？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你意识到了什么？你的心情怎样？他还会问：你是不是还拍下了某某镜头？为什么没有用上？
2006年 6月 6日陈虻到《纪事》栏目组讲课，与一位新来的女编导讨论一个片子。问答交手几个回合下来，陈虻就敏锐地发现两人交流的过程有问题。他说：“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样聊下去，交流的成本太高，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
以下是我们从录像带扒下来的文字记录，尽量保留现场交流时陈虻语言的原汁原味。
陈虻先讲了以前和一个编导发生的故事：我给他讲片子，我说你这片子主题应该是这个，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再讲下一段，他还是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我一拍桌子，下次我审你片子之前，你怎么想的，你先写在纸上。然后我如果真的讲的就是你写纸上那个，把你的纸亮出来，我给你跪下。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严厉地批评他？“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什么错？人家不就接一下茬儿吗，你陈虻干吗那么不饶人？为什么不饶人，就因为他接受信息的方式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他不尊重我，而是因为他在听我说话的时候，老在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相同的部分，而不是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部分。但是，他只有寻找到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那一部分，他才会真正有变化。他总是寻找相同的那部分，只能通过我来印证他是对的。一个人天天都这么听别人说话，他一辈子都改变不了。
因此你不能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就是说我给你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是在想这个道理本身，你在想，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有我的道理的，是有我的原因的。所以你永远领悟不了我跟你说的东西，这就是排斥。排斥并不是对我的不尊重，不是咱俩之间的关系，是你在社会生活中，你在学习过程中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所以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听人说话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对事不对人，你千万别觉得这是丢人，你要在这儿工作，就要养成这样一个心理，就是说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你有变化，而不是为了把你说得不是一个人似的。你应该适应这种文化。还有啥问题，妹妹，请你给我再提问提问。
前《纪事》主编邓蕾 【1】 在她的回忆文章《记忆的碎片》中，描述了陈虻是如何改变她的：
刚到《生活空间》陈虻指出片子的问题时，我总是着急辩解：没拍到那个镜头是因为没有带子了，没写上那句词是因为拍摄对象不让说，状态留得不足是因为有人破坏了现场氛围等等。开始的时候陈虻耐心地听，直到有一次，在我急急解释的时候，陈虻轻轻说了一句：你的片子不是只给我看，你是给所有的观众看的，你能把所有的理由解释给他们吗？那之后，我学会了不再给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
我讲话的语速快，想要表达的东西多，很多时候在陈虻说话的空档时，我会插空将我想说的话说出来。有一晚审片，我又在忙着表达自己的想法，陈虻说：其实你一直没在听我说什么，你之所以听我说话，是想办法找我的断点，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你这是倾诉的另一种方式。那之后，我开始学习倾听。
《生活空间》早期有四位能干的女编导，被称为陈虻的“四朵金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郭佳是其中之一。她在谈到陈虻如何与自己交流的时候说：陈虻他不是要建立一个权威，那在一个不想建立自己权威的人面前，就谈不上对抗，只有交锋和交流。陈虻就是用他的所有的兴趣、灵魂、激情来做这样的一个栏目，然后他又很有天分。他一个学光学物理的人，对人文的这些东西无师自通，而且他的感悟力那么好，他的表达能力恰恰也有同样的好。在这样的一个人面前，你会愿意跟他说话，你觉得跟他交流，就是很通透的，他会把你的整个技术、你的价值观、你的思维方式全部都打通。
陈虻： 自我教育所取得的效果胜于他人枯燥乏味的说教。
当年在《生活空间》当制片人的时候，陈虻从地方台挖来不少做纪录片的好苗子，一一把他们带出来。当了部门主任以后，看到这样的“苗子”，他一如既往地热情推荐和提携。
原《百姓故事》的编导元波 【3】 ，忘不了 2002年初秋的一个下午，他刚来北京不久，被一位做纪录片的老哥带着去见陈虻。元波回忆：陈虻突然向他发问，问了许多问题，完全就是考试。
元波形容自己面对这咄咄逼人的言语和凌厉的思维，回答得“慌不择路”。最后，陈虻问他做过什么片子。元波讲了自己拍过的一群猴子出逃的故事。陈虻认真听完，立即点评：你这是造了一辆车，但是一辆空车，车里没拉货。你要是高级，可以拉一车金子；低级，可以拉一车砖头。但你什么也没拉，纪录片一定要有思想。
但陈虻最后还是点头了：我挺愿意和年轻人这么聊聊，我看人很主观，虽然没有看你的片子，但我觉得你还行。
他开始打电话，几番通话以后对元波说：“你去《百姓故事》吧，去找陈真，一位纪录片的前辈，现在就去吧！”他还具体指点着，告诉元波怎样从央视西门走到南院。
李伦 1993年即进入《生活空间》，他原来是学服装工程的，和电视、纪录片、新闻一点儿不搭界。但和陈虻接触以后，觉得“他们这群人不错，干的活也挺有意思”，于是怀着来电视台学一门技术、学一点手艺的心思，来到陈虻麾下。他对陈虻带实习生或者新编导有一番独特的感受：实习生就是墙角里的蘑菇，进来以后，可能把你扔到墙角，然后大家都会往上泼脏水，扔垃圾，你要干最苦最累的活儿。直到有一天，那一堆垃圾上长出一个蘑菇，制片人路过，这个蘑菇好啊，就把你摘走了。所以对初来乍到的人、实习的人来讲，你要正视这个现实，没有人应该把你放到桌子上来。我觉得陈虻没有对我们进行那种呵护式的关照，但是他给了你一个很强大的内心，你能正视这件事。我知道他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陈虻是这样的制片人，虽然他会把你扫到墙角，但是他会每天看一眼那里长出什么了没有。
李伦当年经受住了陈虻这种残酷的训练，后来在自己做制片人带新人的时候，觉得这种方法还是挺有用的，他说：因为我们拍片子，是在创作，不是在训练一个做重复性工作的熟练工种。陈虻要求的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压力才有足够的自我反省力，这样，有一天你才会有认识世界和人性的能力。
陈虻：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陈虻审片除严厉、严格之外，还有动人的温情：《百姓故事》制片人陈真 【4】 ，和陈虻结识近 20年，也是做电视纪录片出身的。他说：我常想起陈虻审片时的情景，每当节目中出现感人的场景时，眼圈最早红的一定是他。为我们节目中的人物和故事，陈虻经常感动得泪流满面。
在参与过《生活空间》创办的蒋樾记忆中，陈虻“是一个性情中人，经常被感动得流眼泪，但基本上他流眼泪的片子都是很难通过的片子”。《实话实说》编导郑宇鸿 【5】 ，在第一次听陈虻审片时，就有一个奇迹般的发现：“审着审着片子，我们就听到细微的声音，开始以为带子有问题，一扭头，看到主任哭了，满脸的泪水。那些关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话语，常常会叩开他敏感的神经，他很容易被感动。 ”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阿忆，在崔永元生病期间，曾经代班过《实话实说》的主持人。他在《陈虻三周年祭》的微博上跟了一帖：他骂人很损，但确实太有见地，由他负责审查《实话实说》的 3个月，是俺代班主持这个节目时收视率最高的时期，审查《长大不容易》那期的过程中，他哭了 3次，多么率性的大哥！
还有一次，审一个关于“非典”的片子。那时，“非典”题材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再加上那期访问的对象，是一位女患者，她是将“非典”从南方带到北方的第一人。片子能否通过，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都很大。网友闹闹在博文《平视陈虻仰视陈虻》中回忆：陈虻审片，认真听了那个女子的叙述后，他几次动容，坚持播出。还连夜和栏目制片人讨论了这期片子的主旨、该采用的素材和剪接节奏等。其胸怀、魄力和专业水准让人大开眼界。
还是这位 闹闹 ，在另一篇博文《最后的告别》中写道：
审完《唐山姐妹》，你对我说，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那滴泪，如今挂在我脸上。
最后一次，山西卫视研讨会，你说最可怕的是没有标准，做人、做事、做节目。我记得了。
2006年陈虻在赣州为《我的长征》剧组讲课的时候说：确实我每一次看你们做过的那些片子，我每次都流泪，我也推荐了中央电视台很多的栏目来报道这个活动。为什么呢，这些人确实让我感到非常纯粹，他们内心非常纯净，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理想，让我非常地感动。
经陈虻之手，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电视人。他们深深受益于他。正如崔永元所说的“陈虻不光是栏目的负责人，他像一个主讲，像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有这样的理念、意识、能力的人。”如此真诚无私的“传帮带”，在当今世道是稀缺的，恐怕也已成为央视的绝唱。
《生活空间》前编导樊馨蔓说：我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就是说我这一生都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是为了有一天我有机会说：我的老师是陈虻。《生活空间》前编导倪俊说：在我二十二三岁，特别青春年少的时候，我把青春搁在了那个地方，放在了这个人身上。我想其他人跟我是一样的心态，就是我们把这段青春放在那个地方了，我们和陈虻一起去燃烧了。燃烧之后，我们可能各自去成长了，但他还在那儿坚守，还在推进他的很多东西。
附文：
为纪念《东方时空》开播 20周年， 2013年 5月有一部 8集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东方时空 >传奇》面世。其中有 2集在拍摄过程中采访了当年《生活空间》的 15位编导与摄像师。 1996年加盟这个栏目任编导的李玉，在纪录片中接受了访谈。
这位以代表作《苹果》、《观音山》在中国电影界声名鹊起的青年女导演，谈起她在《生活空间》的四年，款款深情，娓娓道来：一辈子不可磨灭的记忆都在这里面。《生活空间》是让我的青春充分燃烧的地方，也是让我逐渐有勇气面对这个世界的地方。虽然当时也是有一些吵吵闹闹的事情，但是它留不到我的记忆里，我记住的都是大家那些特别美好的东西。
她特别谈到陈虻的审片：
每次到审片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但是陈虻说话很有意思，他能够讲到很本质的东西上，让你真正去感受到，每次都是收获。我觉得修行在个人，每个人听到的感受都不一样，陈虻分给大家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有些人的感受会更深一点。我可能是一个还算倔强的人，他说得再难听，我都会忍住，但是恰好有时候他认同你，你会特别辛酸，因为打击太多了。
当时很多编导都被骂哭了，被陈虻骂完好几天都特别瘪，但是瘪过之后，刺激出来的是更大的心气，想去做更好的东西去征服陈虻的一个感受。他不太像领导，而是像一个和你对撞的人，你撞得过他，就能真正对上话，你撞不过他，就只有被他的东西消灭。
这种方式。今天想起来非常棒。他粉碎你的时候，是希望你重建，所有的东西都重建。他刺激你思考，不是用比较婉转的方式说，但他的方式真的是刺激你思考。如果你足够坚强，去接受和消化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成长得非常快。我觉得我今天能做导演，所有性格上的坚强，以及坚强里头同时又柔韧的方面，都是那个时候摔打出来的。那是我一生当中成长最快的几年。
后来当我听说陈虻去世的时候，我在济南，就坐在电脑前呆着，我把陈虻的照片做成屏保，我就不相信他会离去。不光是难过，而且是精神上也空了一块。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什么是对他最好的怀念，就是做人的态度、做片子的态度。
【1】 邓蕾： 1995年加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 .生活空间》栏目任编导。后任《纪事》栏目主编，现任《新闻纪实》栏目副制片人。
【2】 陈钰洁：时任（ 2008年 12月）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编导，现任经济新闻部记者。
【3】 元波：时任（ 2008年 12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 .百姓故事》栏目编导，现任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编导。
【4】 陈真：时任（ 2008年 12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 .百姓故事》栏目制片人，现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审片部副主任。
【5】 郑宇鸿：时任（ 2008年 12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策划，现任新闻中心策划部综合组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