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结束后，虽然清华校方已口头通知我被录取了，我还是觉得不保险，在接下来的那一个月里每天早、中、晚三次去学院的门房查邮件，盼着早点儿收到正式的录取通知。

我一向不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爸爸妈妈买的彩票让我来开，我连5分钱也没有给他们赢回来过。这样的小概率事件真的落在我头上了吗？那么多考生竞争屈指可数的几个公费名额，一旦考上，国家不仅免掉学费、住宿费，每个月还发350元补助——如果考上清华等于中了头彩，彩票的面值就是5万元人民币外加巨大的无形价值。

惴惴不安的日子里，我发现自己头脑里潜藏着巨大的想象空间，每天都生活在“波浪起伏”之中，美到巅峰，或惨到谷底。最富有创意的想象是清华临时改变了主意，电话通知我：“今年所有的考试成绩作废，大家都得重考一次。”

那时，清华于我的印象，就是西校门那座高大的牌楼和两只威严的石狮，校门里则是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

当年5月底，我快要毕业的时候，终于拿到了那张精美的紫色录取通知书。

接下来，我过了一段非常风光的日子。身边很多同学都在忙着找工作、面试，我却轻轻松松地睡大觉，享受着苦尽甘来的味道。

有一个心理测试，一碗饭和一小块肉摆在面前，你会先吃没有味道的米饭，还是会先吃美味的肉。我想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吃掉那碗饭之后再去吃那块肉。把最美好的感觉留到奋斗的最后一刻，那一刻，我可以忘掉之前所有的痛苦。

不过，随后的那个暑假我过得并不轻松，因为我的银行账户只有不到1 000元的存款了。要解决去北京的路费，以及未来一段时期的日常开销，有点儿困难。

我需要钱！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钱”的紧迫。以前都是父母每月给我500元生活费，但是现在我已经22岁了，不能再从家里拿钱了。

我开始尝试着做生意——提前借用“清华”的名声，在老家的小镇上开了一个英语补习班。我在家里做了很多张海报，贴在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大致意思是“清华硕士开办补习班，帮孩子提高英语水平”，还像各式“办证”小广告一样，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同时，我托母亲的一个教师朋友帮我找了一间教室，正值暑假，免费借用。

生意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好，仅仅有5个学生“慕名而来”，最大的正要升初三，最小的只有9岁。我给他们上了5天英语课，每天5小时，每个人的学费是300元。于是第一次“下海”，我的净利润是1 500元。

我拿出其中500元答谢那位帮我找教室的阿姨，带着另外的1 000元，来到了北京。

刚进清华的时候，白手起家，所以开销很大，1 000元钱转眼所剩无几，而学校提供的350元补助还要再等上一个月。为了节省开销，我尽可能地不出校门，将每天的支出压缩在15元以内。

当然只靠“省”是不行的。清华是全国教育网的枢纽，已经实现了部分无纸化教学及办公。眼下，我迫切需要一台电脑，否则学习和生活会非常不方便。我的银行账户里，余额只够买一个键盘和一只鼠标。无奈之下，我只好向父母借了3 000块钱，买了一个配置不高的机箱，又找老师借了一台很旧的显示器，这才拼凑起一台简陋的电脑。

初来清华的“精英感”被拮据的生活慢慢打碎，而被打得更碎的，是我积累了4年的自信。

大学本科时，我最自信的就是自己的英文水平。但是来到清华，我很快遭受当头一棒。每一个新生都要参加清华英语分级考试，考到90分以上的可以免修英文。我带着满腔的自信和舍我其谁的架势走进考场，结果却是，我们院“免修”一大片，唯独我落榜了。为此，我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一年英文。

后来我和那些免修的同学聊天，发现他们来头都很大。有很多清华北大“土著”（在清华北大读本科的人），还有一位是武汉外国语学校毕业的，早在初中时就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形象大使”的头衔，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到世界各地参加慈善活动。而那个年纪的我才第一次摸到英文书。

都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回我有了切身的体会。所谓的“优越感”瞬间覆没，我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后来，我在学习法语的同时，每天晚上坚持听CNN（全称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语新闻，周五到人民大学英语角去练习口语。通常，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都是不紧不慢的，我因为遭受打击，反倒从中获得了动力，整天都像上紧了发条一样忙忙碌碌。第一学年结束，我的英语课口语和笔试都得了满分，尤其是考口语的时候，我拿出了当年参加湖北省英语演讲比赛那种滔滔不绝的气势，把考官彻底“震”住了。

我扳回了一小局，但是依然改变不了整个局势。我的导师也给了我不小的“刺激”。

在清华我有三位导师。一位是曾经非常欣赏我的刘建明教授，他在国内的新闻理论研究领域的地位非常高。我当初报考的就是他的研究生，但进入清华之后，我突然意识到，研究新闻理论并不是我的强项。我是属猴的，性格也是猴急猴急——天生坐不住，让我坐在书桌前研究新闻理论，我一定会得抑郁症。

于是，我不得不重新选择导师，从新闻理论转到国际新闻方向。这个专业实践多，并且对英语要求高，正好是我的强项。因为“背叛”，我觉得非常对不起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也曾经无法理解我的离开。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敢见他。但是后来，这位善良的教授发现了我刻苦和上进的一面，最终理解并原谅了我。我从清华毕业以及去哈佛之前，都专程去他家拜访过。他和师母还请我喝他们家珍藏的陈年老酒。

我后来投奔的两位导师是清华国际新闻方向的名师，一位是曾经在肯尼迪学院做过访问学者的李希光教授，也是副院长，另一位是剑桥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学者董关鹏老师，刚刚回国担任院长助理。

我感觉，有海外学习背景的人，视野非常开阔，可以发现很多别人发现不了的机遇，也可以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记得李希光老师从哈佛归来之后，告诉我们，一所学校的影响力与它对于社会和政府的影响力是成正比的。哈佛和耶鲁之所以在美国排名前两位，就是因为它们是美国政府的智囊团。他的这种办学思路非常有道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短短的两年中得到飞速发展，与持有国际观点的海归学者是分不开的。

在董关鹏老师的办公室。我看到了很多海外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在剑桥硕士毕业典礼上跪着接受学位的照片。肃穆的剑桥礼堂里，一个穿着学术袍的年轻人单膝跪地，教授将学术帽戴在他的头上。看到这张照片，我多想把自己也放进相框里，亲身经历那神圣的一刻。

董老师经历非常丰富，做过鞍山市外贸局副局长，也做过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和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在清华教书的同时，还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董老师的教学思路是，只有参加大量的实践，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这种教学法非常适合我。

在董老师的帮助下，我利用课余时间到国务院新闻办、美国大使馆和路透社实习，这些实习是大多数普通学生难以接触到的机会。除了专业实习，董老师还总是带我参加一些级别比较高的社会活动，这让我见到了更大的世面。印象最深的、最高规格的是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鞍山市国际推介会，我给当时鞍山市的市委书记、也是现在的辽宁省省委副书记做翻译。当时我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导师慷慨地送给我一套很高档的三件套西装，我一直珍藏到现在。

在导师的帮助下我渐渐适应了清华，告别了过去的一些“土气”。

或许很多初到清华的人都和我一样，以为求学生涯可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了，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最大的梦想莫过于此。可是，如果“清华”

只是梦想的结束而不是开始，也就不会令一代又一代学子前赴后继了。在这所号称“留美预科班”的学校里，据说10个人中有8个人都不满足于仅仅拿到国内的学位，也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出国留学”。他们的目标是——最好的国际高等学府。

我的起点并不高，但我偏偏成了这8个人中的一个。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三年，我无法有一刻轻松，必须为一个更大的梦想付出巨大的代价。 gpMyiZox/GWAyM7ox52unwR2gwCvBqMoWbUOt4Om+xZAjCkleDQEHh4pl50mM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