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面试结束后，虽然清华校方已口头通知我被录取了，我还是觉得不保险，在接下来的那一个月里每天早、中、晚三次去学院的门房查邮件，盼着早点儿收到正式的录取通知。
我一向不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爸爸妈妈买的彩票让我来开，我连5分钱也没有给他们赢回来过。这样的小概率事件真的落在我头上了吗？那么多考生竞争屈指可数的几个公费名额，一旦考上，国家不仅免掉学费、住宿费，每个月还发350元补助——如果考上清华等于中了头彩，彩票的面值就是5万元人民币外加巨大的无形价值。
■ 宁静的清华园，却处处充满竞争的压力。
惴惴不安的日子里，我发现自己头脑里潜藏着巨大的想象空间，每天都生活在“波浪起伏”之中，美到巅峰，或惨到谷底。最富有创意的想象是清华临时改变了主意，电话通知我：“今年所有的考试成绩作废，大家都得重考一次。”
那时，清华于我的印象，就是西校门那座高大的牌楼和两只威严的石狮，校门里则是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
当年5月底，我快要毕业的时候，终于拿到了那张精美的紫色录取通知书。
接下来，我过了一段非常风光的日子。身边很多同学都在忙着找工作、面试，我却轻轻松松地睡大觉，享受着苦尽甘来的味道。
有一个心理测试，一碗饭和一小块肉摆在面前，你会先吃没有味道的米饭，还是会先吃美味的肉。我想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吃掉那碗饭之后再去吃那块肉。把最美好的感觉留到奋斗的最后一刻，那一刻，我可以忘掉之前所有的痛苦。
不过，随后的那个暑假我过得并不轻松，因为我的银行账户只有不到1 000元的存款了。要解决去北京的路费，以及未来一段时期的日常开销，有点儿困难。
我需要钱！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钱”的紧迫。以前都是父母每月给我500元生活费，但是现在我已经22岁了，不能再从家里拿钱了。
我开始尝试着做生意——提前借用“清华”的名声，在老家的小镇上开了一个英语补习班。我在家里做了很多张海报，贴在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大致意思是“清华硕士开办补习班，帮孩子提高英语水平”，还像各式“办证”小广告一样，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同时，我托母亲的一个教师朋友帮我找了一间教室，正值暑假，免费借用。
生意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好，仅仅有5个学生“慕名而来”，最大的正要升初三，最小的只有9岁。我给他们上了5天英语课，每天5小时，每个人的学费是300元。于是第一次“下海”，我的净利润是1 500元。
我拿出其中500元答谢那位帮我找教室的阿姨，带着另外的1 000元，来到了北京。
刚进清华的时候，白手起家，所以开销很大，1 000元钱转眼所剩无几，而学校提供的350元补助还要再等上一个月。为了节省开销，我尽可能地不出校门，将每天的支出压缩在15元以内。
当然只靠“省”是不行的。清华是全国教育网的枢纽，已经实现了部分无纸化教学及办公。眼下，我迫切需要一台电脑，否则学习和生活会非常不方便。我的银行账户里，余额只够买一个键盘和一只鼠标。无奈之下，我只好向父母借了3 000块钱，买了一个配置不高的机箱，又找老师借了一台很旧的显示器，这才拼凑起一台简陋的电脑。
初来清华的“精英感”被拮据的生活慢慢打碎，而被打得更碎的，是我积累了4年的自信。
大学本科时，我最自信的就是自己的英文水平。但是来到清华，我很快遭受当头一棒。每一个新生都要参加清华英语分级考试，考到90分以上的可以免修英文。我带着满腔的自信和舍我其谁的架势走进考场，结果却是，我们院“免修”一大片，唯独我落榜了。为此，我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一年英文。
后来我和那些免修的同学聊天，发现他们来头都很大。有很多清华北大“土著”（在清华北大读本科的人），还有一位是武汉外国语学校毕业的，早在初中时就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形象大使”的头衔，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到世界各地参加慈善活动。而那个年纪的我才第一次摸到英文书。
都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回我有了切身的体会。所谓的“优越感”瞬间覆没，我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后来，我在学习法语的同时，每天晚上坚持听CNN（全称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语新闻，周五到人民大学英语角去练习口语。通常，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都是不紧不慢的，我因为遭受打击，反倒从中获得了动力，整天都像上紧了发条一样忙忙碌碌。第一学年结束，我的英语课口语和笔试都得了满分，尤其是考口语的时候，我拿出了当年参加湖北省英语演讲比赛那种滔滔不绝的气势，把考官彻底“震”住了。
我扳回了一小局，但是依然改变不了整个局势。我的导师也给了我不小的“刺激”。
在清华我有三位导师。一位是曾经非常欣赏我的刘建明教授，他在国内的新闻理论研究领域的地位非常高。我当初报考的就是他的研究生，但进入清华之后，我突然意识到，研究新闻理论并不是我的强项。我是属猴的，性格也是猴急猴急——天生坐不住，让我坐在书桌前研究新闻理论，我一定会得抑郁症。
于是，我不得不重新选择导师，从新闻理论转到国际新闻方向。这个专业实践多，并且对英语要求高，正好是我的强项。因为“背叛”，我觉得非常对不起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也曾经无法理解我的离开。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敢见他。但是后来，这位善良的教授发现了我刻苦和上进的一面，最终理解并原谅了我。我从清华毕业以及去哈佛之前，都专程去他家拜访过。他和师母还请我喝他们家珍藏的陈年老酒。
我后来投奔的两位导师是清华国际新闻方向的名师，一位是曾经在肯尼迪学院做过访问学者的李希光教授，也是副院长，另一位是剑桥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学者董关鹏老师，刚刚回国担任院长助理。
我感觉，有海外学习背景的人，视野非常开阔，可以发现很多别人发现不了的机遇，也可以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记得李希光老师从哈佛归来之后，告诉我们，一所学校的影响力与它对于社会和政府的影响力是成正比的。哈佛和耶鲁之所以在美国排名前两位，就是因为它们是美国政府的智囊团。他的这种办学思路非常有道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短短的两年中得到飞速发展，与持有国际观点的海归学者是分不开的。
在董关鹏老师的办公室。我看到了很多海外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在剑桥硕士毕业典礼上跪着接受学位的照片。肃穆的剑桥礼堂里，一个穿着学术袍的年轻人单膝跪地，教授将学术帽戴在他的头上。看到这张照片，我多想把自己也放进相框里，亲身经历那神圣的一刻。
董老师经历非常丰富，做过鞍山市外贸局副局长，也做过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和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在清华教书的同时，还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董老师的教学思路是，只有参加大量的实践，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这种教学法非常适合我。
在董老师的帮助下，我利用课余时间到国务院新闻办、美国大使馆和路透社实习，这些实习是大多数普通学生难以接触到的机会。除了专业实习，董老师还总是带我参加一些级别比较高的社会活动，这让我见到了更大的世面。印象最深的、最高规格的是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鞍山市国际推介会，我给当时鞍山市的市委书记、也是现在的辽宁省省委副书记做翻译。当时我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导师慷慨地送给我一套很高档的三件套西装，我一直珍藏到现在。
在导师的帮助下我渐渐适应了清华，告别了过去的一些“土气”。
或许很多初到清华的人都和我一样，以为求学生涯可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了，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最大的梦想莫过于此。可是，如果“清华”
只是梦想的结束而不是开始，也就不会令一代又一代学子前赴后继了。在这所号称“留美预科班”的学校里，据说10个人中有8个人都不满足于仅仅拿到国内的学位，也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出国留学”。他们的目标是——最好的国际高等学府。
我的起点并不高，但我偏偏成了这8个人中的一个。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三年，我无法有一刻轻松，必须为一个更大的梦想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清华读书的三年，是我的“三国混战时代”。这场战争的三个主角是英国、法国和美国。
如愿以偿地考入清华加重了我的名校情结。在这所中国最有名的大学里，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优越感。
我的母亲和父亲一生中从未如此地骄傲过。和很多出生在50年代的人一样，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母亲没有获得推荐读高中和大学的机会，早早地“上山下乡”，18岁就参加了工作。父亲的户口上虽然写着“文化程度：高中”，可是连他自己都不明白那个高中文凭是怎么混出来的。由于政治运动，祖父母在父亲出生的时候就被组织上动员离婚，祖母养不起三个孩子，只好把他送到了一个非常穷的农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他必须干很多活，根本没有时间专心读书，虽然“高中毕业”，他在心里只将自己的文化水平定位在初中。
父母亲读书少，我考上清华自然是件光宗耀祖的大事。从此，母亲上街买菜的时候，最愿意别人关心她的儿子在哪里读书。如果和别人聊了三句话，别人还没问起她儿子在哪里读书，她一定会主动制造话题告诉别人：“我的儿子在清华读研究生，全国没有几个孩子能考上那个学校。”每次回家，母亲都会自豪地牵着我的手上街，享受路人和朋友羡慕的眼光。
名校圆了家人的读书梦，也带给他们强烈的幸福感，父母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很多。考上清华都能让他们如此幸福，如果我考上更好的学校呢？我曾经问过父母，如果我考上世界名校她会怎么样？母亲说，她做梦都能笑醒。父亲说，他会找他们单位那个曾经不太瞧得起他的领导开玩笑：“我儿子马上就要从清华毕业了，不太好找工作，不知道您能不能让他试用一个月？”
我真心地期望能够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更重要的是，清华的确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让我看到了一个从未看过的精彩世界。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在武汉读书的时候，我充其量只能去一些省广播电台、小报社实习，可是在清华，我的实习机会都是国家甚至是国际级的。我们当时有很多奖学金及实习项目，比如韩国KBS（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的到韩国实习一学期的机会，比如路透社提供的“清华路透奖学金”，比如国务院新闻办和美国大使馆提供的“全国高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等等。这些实习机会让我们挑花了眼，一般的小实习单位我们都看不上了，一个劲儿地往外钻，感兴趣的是谁谁又要去韩国了，谁谁刚从日本考察回来。
在清华读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接触到很多国内外一流的学者、企业家和政治家。我当时就参加了很多神秘人物的讲座，国内的有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杨振宁、杨澜、敬一丹、水均益等等，国外的有美国第一位华裔女市长、百人会
领袖陈李宛若女士、丹麦总理、雅芳全球第一位女总裁、法国雷诺汽车董事会主席等等。和这些人接触多了，让我们产生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总想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
以前，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我。来到清华，别人总会介绍，这是清华的研究生张杨。
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柄难以解释的双刃剑。清华带给我荣耀的同时，也带给我巨大的麻烦，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我无法像本科时代一样静下心来读书了，这也让我的出国之路无比坎坷。
受导师的影响，我在清华做的第一个梦是去剑桥留学。老师不停地鼓励我，让我觉得此事能够轻而易举地达成，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雅思成绩。对我而言，雅思应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于是，我拿出积攒了几个月的生活费，报名雅思考试。
雅思考试分为四个部分：作文、听力、阅读、口语，每个部分满分是9分，剑桥大学要求每科至少7分。考前，我买了一本模考题，做了一遍，感觉还不错，于是带着这种不错的感觉走进了考场。结果，那一次考试我惨败。作文和口语只有6分，阅读7分，只有听力勉强上了7.5分。拿到成绩的那一刻，我甚至觉得是考官把我的成绩登错了。
不过，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惨败的事实，决定再考一次。做这个决定是很艰难的，因为每考一次，我就得交1 200多元报名费，在存款有限的情况下，每考一次，生活质量就会倒退一年。
不过还是得考。我决定好好复习。但是我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怪圈，雄心勃勃地制定一个宏伟的复习计划，很想投入地复习，可是每天生活得非常松弛。心里有股劲，可是怎么也使不出来。没课时，早上睡到自然醒，往电脑前一坐就不想再动，在网上东瞅瞅西逛逛，一天时间转瞬即逝。
清华的校园网极其发达，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水木论坛、FTP等新奇的东西，总觉得网上有无穷的内容和乐趣——我中网瘾了，沉浸在无穷无尽的网页和下载的电影中。这是很多名校学生的通病。走进名校之后，总有种错觉，仿佛身在清华自己就是杨振宁，身在北大自己就是季羡林。这个时候，躺在名校的光环里，舒舒服服地睡睡觉、上上网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
那段时间我生活得非常矛盾。第二次考雅思，再遇滑铁卢，阅读考了7.5分，其他的单项都在6分左右徘徊。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于是考第三次。但松弛的心态让我实在没法集中精力到复习上，结果，我的作文依旧只有6分。三次失败的雅思考试，让我彻底放弃了去剑桥读书的梦想。我安慰自己，英国已经是二流国家，剑桥、牛津不再是大英帝国时代的世界一流名校。为何不剑走偏锋，去清华学生鲜有问津的法国读书？
法国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情结。我从大三开始跟着华中师大的杨芬老师学习法语。这是英语系学生的“二外选修课”，我本来不能选的，但是善良的杨芬老师收留了我，让我跟着英语系的学生一起学。因为机会来之不易，每次上课，英语系的学生坐在后排聊天，而我坐在第一排听得比谁都认真。学了一年后，我又到法国大使馆在中国办的武汉法语联盟学校继续学习法语。
到了清华，学法语成了一件头疼的事情。清华没有法语专业，只给英语系学生提供法语二外选修课。显然，已经有两年法语基础的我是不满足仅仅选修一门二外课程的。我只有一个选择，去北大法语系旁听。
但北大法语系并不欢迎我。他们认为我不在清华好好待着研究我的新闻传播，跑到北大来学法语简直是不务正业，扰乱课堂秩序。我实在不想把法语荒废了，所以找到当时北大法语系的田海鹰主任。
“田老师，我是清华的学生，但是我希望能够有机会来北大法语系旁听课程。”我在北大法语系办公室门口等了一天，终于等到了田老师。
田老师很和善，但是她并没有直接答复我，说要开会讨论一下。
几天之后，田老师告诉我，系里同意我跟着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旁听，但是每学期需交1 500元钱。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限制，比如不鼓励上课发言，以免影响课堂秩序；不鼓励和外教有太多交流，因为外教资源有限；不鼓励领取课堂资料，允许我听课并不意味着老师会为我准备额外的课堂资料……
我成了一个真正的旁听生，“旁”得很彻底。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学习法语的决心。在保证清华课程的前提下，我尽量不漏掉北大的法语课。我骑着一辆简陋的自行车，每天穿梭在北大和清华之间。为了拿到课堂资料，我尽量和北大法语系的同学交朋友，经常请他们吃饭，这样他们就会提前帮我复印材料，不至于上课时没有教材。运气好的时候，他们还很乐意带我参加一些法语系的活动。
为了和外教搞好关系，我还有个格外的高招——经常利用晚饭后的休息时间跑到北大勺园外教楼，陪他们练中文。我发现北大的外教非常喜欢看中央3套晚上7点播出的《动物世界》。
“语言节奏很慢，很久才蹦出一句话——‘漫长的冬天过去了，北极熊出动了。’我们喜欢听。”外教们告诉我。
这一招用来学外语着实不错。我也模仿他们看法国的纪录片，对话不多，容易理解，很适合用来提高听力和语感。
■ 用业余的时间学习法语，却敢于参加专业组的比赛，现在想想，真是少年无畏。
坚持了一年，我的法语水平达到了“巅峰”状态。我甚至报名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法年北京大学生法语演讲比赛”。虽然我的法语说得不是特别好，但是凭借多次中英文演讲比赛的丰富经验，我得了专业组的二等奖。敢以“非专业”比拼“专业”，并且取得不错成绩的，唯我一个。
这个奖让我对学法语的信心也到了一个巅峰。我决定报考心目中神秘的法国名校——巴黎高等政治学院，简称巴黎高政。这是法国政治家的摇篮，法前总统希拉克的母校，刚好这个学校也有新闻专业。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开始准备申请出国留学的文书。我到处找外教帮我修改申请材料，去参加当时在法国文化中心举行的面试前，我背熟了厚厚一沓公文纸的法文问答题。
和我一起参加面试的，大多是北大、北外、复旦法语系的学生，还有不少是高中开始就不学英语只学法语的外校学生。我挤在这样一群人里面，还能保持踌躇满志的状态，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自信。
面试的考官是当时巴黎高政驻中国的总代表Alyssia女士，她生于意大利，嫁到法国，精通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她看起来非常和善，问我的问题也不很尖锐，比如北京沙尘问题该如何解决，我为什么要报考巴黎高政等等。这些问题我都有准备，尽管我掌握的法语单词没有英语单词那么全面，但是我至少能够应答如流。
面试完之后，我回到学校等结果。Alyssia的面试鉴定至关重要，她看中的学生，十有八九会被录取。我的导师董关鹏老师为了帮我申请，还邀请Alyssia女士来清华新闻传播学院考察了一番，探讨两校合作的可能。Alyssia女士欣然而至，宾主相谈甚欢。这一切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觉得自己肯定能被录取。
我担心更多的是自己能否获得法国政府的“埃菲尔奖学金”。这项奖学金是法国政府专为外国留学生提供的，数额相当可观，每月1 000欧元，折合人民币1万有余。如果能拿到这份奖学金，就意味着可以更加从容地享受法国生活了。
其实我的自信不无道理，我觉得自己符合所有被录取的条件——名校毕业，又有中央电视台和报社的实习经历，在新东方工作过两年，有足够的资金，而且英语非常好……
带着这样的信心，我逢人便说我要去法国留学了，然后频频参加各类饭局，就差收拾行李了。
巴黎高政公榜的时间是12月18日晚上9点。那天，我早早通知家人等候我的好消息，然后就安静地等待结果。我喜不自胜地暗暗盘算，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我该是何等激动的心情呢？到了法国，我该先到哪些地方旅游呢？
9点到了，我再次郑重地刷新了一遍网页。名单公布了，我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唯独没有我，只有一个叫Zhang Yan的人。我想法国人真粗心，把名字都拼错了，掉了一个g。于是我马上给Alyssia写信，告诉她把我的名字改过来。但是Alyssia的回信是此Zhang Yan是厦门大学的一个女生，并不是我。简直难以置信，不顾深夜，我给Alyssia打了一个电话，结果她告诉我，我真的是没有被录取，具体原因她不方便透露。
这是我长到那么大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打击，使我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距离清华毕业还有半年的时候，我的出国梦彻底破灭了。英国、法国都不接纳我，美国呢？当然更不可能！
我马上给导师打了一个电话，他也替我打抱不平，安慰我说：“法国学校没有录取你，是因为他们觉得你应该去更好的学校。”
巴黎高政失败之后，我还是不甘心，心情异常低落的我居然又申请了几所更差的法国学校。难以理解的是，那些我之前绝对看不上的学校也拒绝了我。
法国梦彻底破灭，我跌入了人生低谷。
如果不是英国法国梦破碎得那么彻底，我根本不会考虑美国。如果不是法国学校那么干净利落地拒绝我，给我以巨大打击，我绝对走不出清华的光环，依然是那只跳不出温水的青蛙。
法国梦破灭后，我暂时打消了出国的念头。当时已经是1月份，我的同学已经陆续找到了工作，而我连工作怎么找都不知道，也根本没有做过找工作的准备。我的前途一片黯淡。
为了帮助我走出低谷，导师建议我马上申请“清华路透实习奖学金”。学了这么多年国际新闻，我还没有系统地在国际新闻媒体实习过。路透社是全球最大的金融财经通讯社之一，所以如果能够走进路透社，也许我会遇到一些新的机遇。
在导师的努力下，我得到了去路透社面试的机会。当时我还没有从申请法国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整个人看起来非常低迷。来不及做太多的准备，我穿了一套西装就来到了“燕莎”旁边的盛福大厦21层。这里是路透中国的总部。
给我面试的是路透中国首席记者罗朗先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他，娶了一个中国太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罗朗向我提出的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在值班的时候，发生了一场空难，所有记者都出去采访了，你会怎么做？”
我的回答是：“我会打电话到民航总局和航空公司核实消息，然后迅速发布这条新闻。”
罗朗接着问：“如果这两个单位都不接记者电话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记者经验，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又不能沉默，所以我非常老实地回答：“那我就真实地报道出去，说某地发生了空难，但是有关方面拒绝回应。”
罗朗笑了笑，接着问了很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一个比一个难。比如中国上一年的GDP是多少？中国房价的走向如何？中国股市会不会有大的波动？
我被他问晕了，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没有太多的财经背景，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绝望地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很快地去学。”
这是我第一次被问得哑口无言。
路透社面试之后，我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当时我觉得生活悲观极了，彻底走出了清华光环的虚幻感，但是又一不小心落入了轻度的抑郁。
大概三周以后，在我已经放弃了所有希望的时候，罗朗给我的导师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被路透录用了。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精美的清华路透实习奖学金通知书，每个月实习奖学金是2 000元，实习时间6个月。
绝望之后的希望令我格外珍惜。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做早新闻，每天早上我5点就起床，从北四环赶到东三环，7点准时到达。因为如果再晚一点儿，到了9点，大家都上班了，就没我什么事儿了。
路透实习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个国际通讯社里，我通过发表大量的稿件极大地提高了英文写作水平，这一直是我的薄弱环节。同时，路透让我结识了很多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记者朋友。他们大多毕业于牛津、斯坦福、康奈尔等名校，尤其是罗朗先生，据说经历更加传奇。他最初就读于斯坦福比较热门的机械专业，但是擅作主张，换成相对冷门的政治学专业。他的父亲为此很多年都没有理他，差点儿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长期和这些来自英美名校的人一起工作，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的出国梦还“有戏”，不如斗胆尝试着申请一下美国。
此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美国留学，因为听说美国签证很难拿，奖学金很难申请，生活费高昂。还有一点叛逆的念头，既然大家都想去美国，我偏偏不去，我应该酷酷地背着包，讲着法语，到普罗旺斯去流浪。
促使我决定申请美国源于一个巧合：我意外地结识了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裴士莲女士和公使衔参赞裴孝贤先生。
当时国务院“全国高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正在各省轮流举办，以省厅级干部为培训对象。美国大使馆的这两位高层也应邀参加。
在石家庄举办河北省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前一天，翻译临时有事请假，董关鹏老师让我去试试。于是，我跟着裴士莲女士以及大使馆的高级新闻助理王培女士去了石家庄。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做了大量的准备，甚至熬夜在网上读完了英文版《政府新闻发言人手册》。
■ 美国前驻华公使衔参赞裴孝贤是给我很大支持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员，后来我去美国读书时还去了他华盛顿的家中做客。
第二天，我和裴士莲女士进行了完美的合作。由于准备充分，我不仅准确地翻译了那些专业术语，甚至连她讲的笑话都翻译出来了。裴士莲女士对我这个还没有毕业的清华学生非常赞赏，逢人便说：“他不仅翻译得很顺畅，而且翻译得很幽默。”讲座结束后，我们三个人坐火车回北京。
车上人很少，大家一起聊天，得知裴女士年轻时曾在南开大学留学。“那时，我是个无忧无虑的美国学生，中国人还没有见过太多的美国人，为了了解中国，20年前，我就把中国跑遍了。”很难想象这位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刁难刀枪不入的新闻发言人也有这么随和的一面。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裴士莲女士在新闻圈里很有名，因为她在任期间，中美之间发生了很多大事，比如中美撞机事件、克林顿布什赖斯访华、六方和谈，而这位老太太是美国大使馆在中国唯一的官方发言人。
回北京的第二天，王培女士就通知我把简历寄过去，“老太太希望你到大使馆长期做翻译，也可以挣点零花钱”。于是，我开始了和老太太的长期合作。我们一起到南京、长沙、石家庄、昆明等城市，为政府高级官员做新闻发言人培训。
此外，我还与时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的裴孝贤先生合作。他工作起来相当严肃，私下里却非常健谈。从北京到长沙、兰州路途遥远，我们在飞机上可以一路聊过去。裴先生问我最喜欢哪位美国电影女明星，我说是奥黛丽•赫本。没想到裴先生的评价是：“我不喜欢她，她太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