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考试笔试最后一门课结束了。

我走出考场，仰天长啸，大吼一声：“终于考完了！”然后把所有的复习资料分门别类打好包。我不是要收藏，而是要把它们系统而完整地全部扔掉，经过5个月的艰辛努力，我不想也不敢再去回忆关于考研的任何记忆。我要把它们从我的记忆里彻底销毁。这也是我全力做事情时的一个习惯，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用尽全部的力气，做完之后就不再想了。

考完研之后，我开始彻底放松，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补觉，然后在一所很小的英语学校兼职上一些英语课，用挣来的钱交学习法语的学费。当时，我在法国大使馆的“法语联盟学校”学法语，学费非常贵，一个月大概要700元人民币。我当时兼职教英语可以挣到1 000元左右，所以每个月过得很拮据。

就这样在等待中度过了3个月。这3个月，因为每一条路都很模糊，所以我对未来何去何从毫无概念，心情就像坐过山车，有时候觉得未来特别美好，有时候又觉得美好的未来离我那么遥远。

3个月以后，在得到清华面试通知的当天中午，我还在武汉。武汉下着罕见的倾盆大雨。我手里拿着打工辛辛苦苦赚来的1 500元工资，上了一辆出租车。下车的时候，记住拿伞了，却忘记了拿放在座椅前面的钱。呜呼，这可是我准备去清华面试的路费！当时我的心情极其悲壮，甚至想要放弃面试。还好后来母亲借给我一笔钱，我才去了北京。“祸兮，福之所伏”的老庄哲学在我身上得到了经典演绎。

其实面试之前，我担心最多的不是能否被录取，而是到哪里弄一套像样的西装。好在我当时借宿的那间寝室的兄弟们身材比较统一，A师兄借给我一套休闲西装，B师兄借给我一双皮鞋，C师兄借给我一条领带，让我得以“闪亮登场”。回忆起来，那副样子一定非常可笑——一个西装革履、长发披肩、不伦不类的北漂艺术青年，报考的居然不是清华美院而是国际新闻专业。

迄今为止，我唯一一次留长发就是在清华面试的那一个月，想来真叫人后怕，幸好当时没有叛逆到戴耳环。

面试那天傍晚，我走进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二楼的一个新办公室，里面已经坐了三排紧张沉默的人，整个房间非常安静。我感觉那里的气氛不太自然，至少报考新闻传播学的人不应该这样沉默，于是我试图把现场的气氛弄得活跃一些。这是我的强项。在一个大家彼此陌生的环境里，我非常善于主动打破僵局。这或许也是我后来在“新东方”如鱼得水的原因，我知道怎样让学生们放开来说英语。

看了看周围，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不想找那种看起来特别自信的人聊天，以免带给自己太多压力。我找了一个坐在我身边看起来非常矜持的女孩，我感觉她有些紧张，于是主动找她聊天。

“紧张吗？”我问她。

“还行，反正没有太大把握。”她笑着回答。

“我也是，因为我的总分才370。你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彼此的分数，之所以假装“无意”地这样说，是因为满分不过400，我自信地想，370分无论如何也算高了吧。

“我比你高一点儿，385。”她依然非常稳定地微笑。

啊？这可不是高一点儿，要知道，15分可以挤掉很多人。

就在我们讨论分数的时候，陆续有人加入进来，慢慢地，彼此的分数大概都知道了。最高分是390分左右，我的成绩只能算“中等靠后”，不占太大优势。不过后来我知道了，这种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报考的方向不同，连考卷都不一样。

聊完了分数，大家又开始聊别的，比如面试完了要怎样爽一把云云。不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氛围里，每个人说话还是非常小心，除了在哪里读的本科，什么专业，就不愿意透露更多信息了。这使得气氛更加紧张。

据几个消息灵通的人士说，这满满一屋子面试的人，最后留下的不足10个，其中还包括若干“免试推荐”的名额。我的心凉了半截，原本以为，凡是能来面试的，最后都能被录取。更让我心灰意冷的是，参加面试的人大多是国家重点学校出身，来自省重点学校的，似乎只有我一个。

我被排在了第二个进场。虽然走的是“艺术青年”路线，但对某些细节我还是非常谨慎。比如我精心做了一份简历，详细列举了我获得的各类奖项，以及发表在《大学生》杂志上的一篇篇“豆腐块”。尽管面试通知写得很明确：无需带任何材料，但我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同样的做法，在后来申请美国名校的过程中屡试不爽。因为我深知在激烈的竞争中，谁能够准备一些别人没有的“亮点”，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关注。

考场里坐着一排老师，我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法庭，面临着“集体审判”。毕竟，这是我走进清华的最后一关。我不想浪费来北京的火车票。

一进门，我就毕恭毕敬地给每位老师奉上简历，趁他们埋头看的时候，我调整了一下状态，准备接受“审讯”。

大多数专业相关问题都是复习时准备过的，和之前笔试内容非常相似，比如新闻史上某一个运动是哪一年，有什么意义等等。我甚至觉得提问的老师就是出考卷的人。在来之前，我翻了翻课本，所以问题都能比较流利地回答出来。我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即使不知道答案，也能以极其自信的状态扯点儿别的。本来以为一帆风顺，可是到了最后一个环节，我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坐在最边上的一位教授突然发问：“你从清华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

听到这个问题，我的第一感觉是自己已经被录取了。“都开始关心我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了，看来我非常受器重啊！”

殊不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清华有非常强的主流传统，老师们更希望新闻系的学生毕业之后走进党和国家主流媒体或者党政机关，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最佳答案大概应该是：“我想进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至少应该表达做记者的愿望。

而我的回答却是：“毕业之后我想去法国留学，感受和学习一下国外的媒体如何运作。”这的确是我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不想做记者是我早在大四就萌生的念头，也许是我因为过早体验了站在舞台中央的荣耀，所以我要做被采访的人，而不是采访别人。况且，我心中的法国情结依然非常深厚。

我的回答太透明了，不带任何掩饰，给老师们的直感是，这个学生想把清华当成出国的跳板。

直到4年以后，我才从小道消息得知，那天我之所以第二个进入考场，是因为我的笔试成绩在同一个报考方向中排名第二，而这个回答让我失去了很多选票，面试成绩倒数第一。

还好，当时有位老师替我说了一句话：“他想出国留学也没有错，他的外语很好，出国学学再回来会更有优势。”

所有参加了面试的人，第二天都需要去清华校医院参加体检。也就是说，体检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最终的考试结果，每个人都悬着一颗心。不知道有没有人因此被查出心律不齐。更要命的是，检着检着，就会发现一些人不见了，其中包括和我一同面试的几个“熟面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接到了未被录取的通知，提前回家了。

当我穿行于各科室之间检查心肝肺的时候，并不知道老师们正在激烈地讨论着要不要录取这个“艺术青年”。正是最后发表意见的那位老师和他的那句“出国学学回来会更有优势”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有惊无险地从“死刑场”被拉了回来。

于是，我惊险而幸运地走进了清华。当时和我一起面试的同学中，有很多强手，但是他们后来都消失了。有一位来自北大的专业课最高分，只因英语成绩的1分之差被淘汰出局。还有几位虽然笔试成绩很好，但是面试表现平平，所以未经录取，或者调剂到其他系。

这段经历过后，我最深的感受是，人生就是一场等待，越美好的事情越需要时间和耐心。并且，要做成一件看起来希望渺茫的事情，需要非常大的耐心和勇气，哪怕只有0.1％的希望，也要尽自己全部所能。这样，才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jDyH7cg/O63/hPKaYqNSNb5IZBpriyUh5y27XLLFAZpC6ddhsDDpoFa2F3f/rI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