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些深居简出、职业略带神秘的美国使馆高级官员在一起,我了解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信息,开始向往美国。
真正激发我冲击美国名校梦想的是一个女孩,她叫张晓楠,曾是“新东方”非常有名的托福老师。
晓楠是“新东方”为数不多的女老师之一,模样很可爱,外号“小丸子姐姐”。她很有头脑,本科毕业的时候,只身从西安跑到北京“新东方”,主动请缨教托福。俞敏洪老师刚开始并不看好她,因为女老师很难站稳脚跟,高强度的工作是她们难以承受的,而有一些“课堂语言”从女孩口里讲出来,也会被认为不庄重。但是晓楠以其难以抗拒的亲和力迅速征服了学生。
成为新东方名师以后,晓楠又毛遂自荐,当上了俞敏洪老师的秘书。“总裁秘书拿行政工资,月薪大概相当于平时讲两节课的收入。为了多挣点钱,周一到周五给俞老师上班,周末教一点课。那几年,我累得快吐血了。”
这么一个努力的女孩在第一次申请美国的时候却铩羽而归。她仅仅拿到了一所普通大学的offer,还在签证的时候被拒了。晓楠申请失败,让我们对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更加信以为真:“新东方曾和美国ETS有过沸沸扬扬的托福考题版权官司,在美国名声很差,所以新东方老师去美国是不可能的。”
不过晓楠没有放弃,第二年,她不声不响地又努力了一把,居然申请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等多所名校的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并且这一年,美国人对她的态度大为改观,卡耐基梅隆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系主任居然亲自写信邀请她去那里读书。晓楠的妈妈看不懂信,但是听晓楠讲完之后大胆推测:“楠楠,那个系主任是不是看上你了?”
■ 从清华毕业原本是一件很欢乐的事情,但是我却欢乐不起来,因为我正在承受申请美国院校的压力。
晓楠最终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专业,这也是杨澜当年就读的专业。临走的时候,我们几个好朋友去晓楠家给她送行,看见她家门口挂着一个她妈妈为她做的倒计时牌,上面写着“距离楠楠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还有最后20天”。那个牌子让我很受刺激,我甚至有把那个“楠楠”换成自己名字的冲动。
晓楠去了美国,我也从清华毕业。毕业典礼上,“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的校歌响起时,我热血沸腾。典礼后,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准备新的生活,而我却回到家里大哭一场,哭得惊天动地,前所未有。
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就要改变了。
那年6月,我开始疯狂地准备托福和GRE。如果想第二年去美国留学,我必须在当年的10月14日和21日将托福、GRE在一周之内考完,否则我就错过了最晚的考试时间。我在清华南门对面的中科院租了一套小房子,除了在新东方上课和做讲座,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托福和GRE上。
我拿出了当年考研的那股劲,恨不得把过去三年浪费的时间全部弥补回来。考GRE的人都得背俞敏洪老师的一本《GRE词汇精选》,业内称之为“红宝书”。我一边背“红宝书”,一边看湖南卫视的《大长今》,电视剧情节起伏跌宕,长今尝尽人间苦难,于是我安慰自己,“我也会像长今一样苦尽甘来”。
考完托福、GRE,我开始准备申请材料,这时,路透社的朋友帮了我很大的忙。
这群世界顶级的英语记者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其中一位叫Tamorra的英国女记者更是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调整申请材料。Tamorra是路透资深记者,中英混血儿,嫁了一位法国丈夫。我和她一起采访了很多重大事件,比如当时沸沸扬扬的美国起诉中国货物倾销案件。貌似关之琳的Tamorra魄力非凡,和政府高官愉快交谈,我在旁边努力地记录,由此诞生了一篇路透月度好稿。她很佩服我的勤奋。除了她,路透的几个总编也都帮我润色申请材料。阅稿无数的大编辑润色我的小文章,简直易如反掌。
忙到圣诞节,我把申请材料全部寄出,又在“新东方”教了一个寒假的课。我感到自己疲惫到了极点,并且申请结果还没有出来,我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假,只身去了三亚。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地和海洋生活在一起,巨蟹座的我,很羡慕海滩上的那些螃蟹,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我也想一直待在三亚,做一只螃蟹。
不过还是得回到现实生活中。一个星期以后,我坐上了回北京的飞机。登机的时候,我阴错阳差地把刚花了5 000多块钱买的一款新相机放进了托运的行李,结果回到北京,行李被打开了,相机没了。那天晚上,我正在向好朋友埋怨时运不济,一个电话插进来,我得知自己被哥伦比亚大学提前录取了。
2005年,上天关闭了一扇通往法国的窗;2006年,又打开一扇通往美国的门。从3月1日起,在半个月时间内,我陆陆续续收到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波士顿大学、波士顿学院这7所学校的奖学金或者录取通知。而在那漫长的半个月里,我的睡眠被严重破坏,每天晚上都会好几次醒来查看邮箱。
除了哈佛,我申请的每一所学校都录取了我。哈佛迟迟没有消息,我只好在斯坦福、哥伦比亚和耶鲁三所大学之间反复选择。
美国名校发了录取通知书之后,都会催你早日回复,到底来不来。如果你不去,后面还有一支长长的队伍在等着。我不想再等哈佛,因为给我通知书的学校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3月14日,在我扔了三天硬币,综合考虑学校排名、奖学金数额还有学校热情程度等因素后,决定去斯坦福大学。
那天,我到新东方看望老朋友、多语种部的主任范猛。范猛为了给我送行,要请我吃午餐。我说:“借用你的电脑查一下邮件,看斯坦福的奖学金落实了没有。”
第一次刷新邮箱没有任何邮件,我又刷新了一次——申请美国学校的人都习惯于成天这样“刷offer”。刷第二次的时候,突然蹦出一封信,标题是“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Noti fi cation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通知)”,我颤抖着打开邮箱,第一句话是“Dear Yang, I am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 have been admitted to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to begin full-time study in academic year 2006—2007”。
■ 离开清华去哈佛读书前,全家人在清华二校门前合了一张影,2002年我从门外走进来,走进了北京,现在我从门里走出来,走向了世界。
当我看到那个pleased,就知道自己成了!看美国大学是否录取你,只需要看电子邮件第一句话是sorry还是pleased,如果是pleased,就证明是录取通知书。包裹的话,就看分量,如果是一个小信封,不打开也许更好,因为这肯定是一封拒信。如果是一个厚厚的包裹,那就证明,你被录取了。
2006年3月14日中午12点,我拿到了走进哈佛大学的门票。那是我出国留学混战的终结。
美国胜出。
从那以后,母亲更加自豪了。据我所知,自从我考上哈佛以后,她就没再去过医院,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家乡有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包括一些“官太太”,都慕名到我们家探讨教子之方。于是,母亲专心地在我们那个小城普及她的教育理念,不厌其烦地给客人们介绍我的成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