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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先生的《江苏藏书家小史·序言》讲：“学者苟能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勒藏书家故实为一书，则数千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动，地方经济之盈亏，顾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在吴晗先生看来，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是社会生活、文化学术乃至于地方经济变迁的一种反映，足见他对私家藏书研究的重视程度。但吴先生的观点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可以讲自1949年以来，我们开始进行私家藏书研究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真正的研究成果则在八十年代才陆续出现。
研究私家藏书的著作综而述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藏书史料的汇编。如由曹景英、马明琴主编，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出版的《海源阁研究资料》；由仲伟行、吴雍安、曾康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等。二是对藏书家的记述与研究，这当中有可以按所收藏书家的地域范围分全国性的、某一地区的和某一藏书家个体，像郑伟章、李万健合著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所收藏书家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而由钱亚新所著、江苏图书馆学会1984年印行的《浙东三祁藏书与学术研究》则是对浙江这一地区的藏书家加以研究的著作。相同性质的著作还有王绍曾、沙嘉孙两位先生所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山东藏书家史略》等。1991年台湾汉美图书公司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研究私家藏书个体的著作，较具代表性的有：蔡佩玲著《范氏天一阁研究》、张碧惠著《晚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和蓝文钦著《铁琴铜剑楼藏书研究》；之后又有何广棪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陈振孙生平及其著述研究》；李性忠著，文物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刘承幹与嘉业堂》；徐桢基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的《潜园逸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它》；曹培基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铁琴铜剑楼研究》等。三是从宏观上以私家藏书事业发展为脉络，讲史论述相结合的学术著作，当以四部书为代表，其中2001年就有三部著作同年面世，即由任继愈主编、萧东发任执行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藏书楼》；由傅璇琮、谢灼华主编，宁波出版社出版《中国藏书通史》和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范凤书所著《中国私家藏书史》。其中前两种著作分别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第13届中国图书奖；徐凌志所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史》，则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
就以学术著作的成果形式而言，三十年来，对藏书史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特点：我们研究成果的数量过少，这与我们所拥有的漫长私家藏书事业发展史以及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所做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在对藏书家个体的研究方面，我国的台湾走在了大陆的前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汉美出版公司所出版的一系列私家藏书研究著作，多是源自时任台湾大学研究所教授潘美月先生所指导的硕士毕业论文，她还指导了王珠美的《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研究》、陈惠美的《徐乾学及其藏书刻书》等，以潘先生为代表的台湾学者为推动中国私家藏书的研究作了不懈努力，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对祖国文化的认同，而且也说明他们对传统治学理念的一种努力传承，值得我们尊敬。
对海源阁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二阶段是随大陆研究藏书史的兴起而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第一阶段正在海源阁藏书遭匪劫而流散之际，一些关心挂念海源阁书藏的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章介绍海源阁的历史记述藏书现状。
王献唐先生在1930年先后发表了《聊城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一种）和《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理》（《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一期），前者介绍了海源阁藏书之来源、杨氏主要藏书之所、书藏的数量及受损情况和劫余善本书的现状；后者记述海源阁书藏遭匪劫后，流散至北平、天津和济南的一些情况，建议当局对海源阁藏书严加保护，并就此提出几种解决方案。
1931年，刘阶平先生在《东方杂志》二十八卷第十号上发表《杨氏海源阁藏书劫后之保存》一文，在记述了杨氏藏书的基本情况后，引柯劭忞《楹书隅录·跋》中之语感叹道：“杨氏以藏书为事业，宋椠元抄，集诸家之大成。故藏弆之富，鉴别之审，海内推先生第一”，之后又简要地介绍了海源阁藏书的递藏来源，叙述了1929年遭匪患后的情景，以及劫后存留善本书的介绍等。
同年的5月27日的《大公报》上刊登了傅增湘先生的《海源阁藏书记略》，在介绍海源阁书藏流散至坊肆时，字里行间充斥着痛惋之情，发出救书于危难的呼号。
此阶段对海源阁的研究记述是基于尽快对匪患后余留典籍的保护，以及对流散到社会上的海源阁旧藏加以控制抢救，因此目的性极强，所以这时的研究活动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被动色彩。从文章的内容看，大多是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对海源阁的过去和现状加以记述，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分尚有所欠缺，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可靠的记述，才给以后研究海源阁书藏的散佚经过提供了充足的史料保障。
从海源阁研究第二阶段的成果形式看，著作与文章皆备，在这一阶段，人们注重的是对海源阁历史资料的收集，对旧藏典籍目录的整理，对海源阁书藏某一方面问题的探讨与考证，因此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单纯目的，所以第二个阶段的研究是主动的、自觉的。
以著作形式面世的研究成果有三：资料汇编、专业读物和藏书目录整理。
1991年山东友谊书社出版了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编，曹景英、马明琴任主编的《海源阁研究资料》，书中分“杨氏家世·轶事”、“海源阁藏书及流散情况”、“有关海源阁藏书的序跋”三部分，共收录了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记述海源阁的文章、有关杨氏海源阁的文献和序跋五十余篇，是一部网罗有关海源阁资料最丰富的图书，高志超先生在序中说：“就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研究‘海源阁’兴衰历史及其藏书聚散情况的重要成果。”《海源阁研究资料》的出版为研究海源阁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保障。
聊城大学历史系的杨朝亮所著《中国著名藏书楼海源阁》作为《齐鲁历史文化丛书》第十辑中的一种，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这是最早一部介绍杨氏海源阁内容的专书。全书分七个部分对杨氏家世、书藏来源、藏书之所、善本规模、散佚经过和贡献意义进行了详细记述。就其写作方式而言，虽缺少考据、分析等研究手段的应用，但可将相关史料、文献合理运用，将海源阁历史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不失为一部质量较高的专业读物。
在第二阶段，对海源阁藏书书目整理出版的主要成果有两部。
山东省图书馆编，任宝祯、王运堂主编的《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1991年，山东省图书馆在《山东海源阁书籍目录》和《海源阁善本书目》的基础上，重新整理馆藏海源阁旧藏，1991年成《馆藏海源阁书目》，后又多次对其增补修订，于199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书目收录馆藏海源阁旧藏典籍2163种，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入类，先编号，次书名、卷数、著者、版刻年代，后为行款、藏书印、索书号等。这是全国惟一正式出版的馆藏海源阁旧藏的登记式目录。在前言里，编者特别提道：“在这部书目的编纂过程中，山东大学古籍所王绍曾先生、杜泽逊先生对本书的收录范围、编纂体例等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想法和建议，并审阅了书目的定稿，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可见王绍曾先生、杜泽逊先生从这时起就参与指导了对海源阁旧藏书目的整理编纂工作。
2002年，王绍曾、崔国光、杜泽逊等整理订补的《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由齐鲁出版社出版。书中将《楹书隅录》、《楹书隅录续编》、《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海源阁藏书目》、《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海源阁书目》及相关书目补遗汇为一帙面世，整理者对见于书目记载的每种典籍的授受源流进行了详细的考据，并尽力收录了近代藏书家的相关题跋，纠正了原有目录记载的一些谬误；通过调查筛选成《楹书隅录补遗》四卷、《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补遗》一卷、《海源阁书目补遗》一卷，从而完善了海源阁藏书的书目体系。因此《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性书目著作。
本人一直关注海源阁学术研究，采用多种方法多渠道搜集有关海源阁的文章，包括利用学术期刊网，获文献148篇，再经筛选，得出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文章八十余篇。这些学术文章从探讨的内容上看可分六类：
对海源阁楼主杨氏的研究，以宋红《一门三代藏书家——记杨氏海源阁三世主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李小红《杨以增治河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为代表；
论述海源阁对中国私家藏书发展史的贡献以及其文化意义，马明琴的《论“海源阁”藏书的历史地位》［《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和刘淑荣的《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海源阁探究》（《图书馆学刊》2006年第4期）等就属这类文章；
对海源阁书藏来源、藏书结构和书散经过等分析、论述，如李泉《聊城海源阁藏书聚散考略》（《文献》1991年第3期）、李云《析海源阁藏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2期）等；
分析论述海源阁藏书特色或善本书藏的特点，代表者有丁延峰的《“南瞿北杨”藏书比较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4期）、崔国光的《海源阁藏书精品述略》［《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以及徐建霞的《海源阁藏四经四史考述》（《收藏家》2004年第4期）等；
对杨氏藏书活动的论述，如张一民《海源阁主人在清江浦的聚书活动》（《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2期）、丁延峰《海源阁杨氏刻本〈蔡中郎集〉考述》（《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7年第1期）、丁延峰《海源阁杨氏版本学研究述论》［《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等；
对海源阁书藏散佚经过及书藏去向的分析与记述，如丁延峰《傅增湘与海源阁遗书》（《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年第4期）、李勇慧的《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见海源阁原藏秘籍经眼记》（《文献》2008年第1期）等。
综合海源阁研究第二阶段的成果，不均衡性是其主要特点。
它首先表现在成果形式数量的不均衡，以图书形式出版的成果数量仅为四种，研究论文数量则达八十余篇。
其次，在八十余篇的学术文章中，研究内容多集中在或从宏观的角度对海源阁发展历史和贡献加以论述，或叙述书藏的来源、散佚的过程等，而对书藏善本的结构、善本书的递藏源流、杨氏藏书思想和目录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却没有有说服力的文章。研究角度的过于集中，造成海源阁研究成果内容分布的失衡。
学术文章质量不均衡，大概是由于研究所用的参考材料相同，加之对已有成果的过多参照，造成许多文章内容多有相似，质量不高，仅就论及“四经四史”内容的文章而言，没有一篇能正确讲述其所包括的典籍数量。但在八十余篇论文中有十余篇为聊城大学的丁延峰博士所作，他采用考据、分析、综合等方法对海源阁的室名、藏书特色、版本学思想、刻书活动、书藏去向等进行探究，文章考辨精道、分析透彻、论述深入，其研究水准达到了一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