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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事不昙花。”这是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里描述民国大藏书家、袁世凯第二子袁克文的一首诗。从诗的表面文字看，伦明把袁氏所藏置于中国私家藏书的发展链条中加以赞颂，他认为私家所藏是在不断变化的。记得在读书时，导师萧东发先生经常跟我们讲，研究私家藏书个体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动态环境下考察，因为每个私家藏书个体的形成实际上就是文献集合的重组过程。
从宏观上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式的上升趋势，即总体上不论是藏书家数量、藏书规模、藏书品质，还是对藏书的整理使用、保护方式及刊布传播等藏书活动，都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其水平得以不断提升。但由于封建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自然环境的突变以及藏书家自身的变故，给藏书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形成“书厄”，导致某一特定时期私家藏书事业发展的进程衰缓。“书厄”之后，藏书或毁或散，散者流至他处，为藏书家之间的书藏传承在客观上提供了契机，私家藏书集合呈现出此散彼聚的现象。因此，历代私家藏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私家藏书系统的生存机制极强，其分散零藏、彼此散聚、频繁兼并的特色，使其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强韧性及‘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广泛可适性”。
因此可以讲，中国私家藏书史就是藏书集合不断重组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私人藏书家对典籍进行典藏保护、整理研究、刊布传播等一系列文化学术行为的总和。对个体私家藏书的研究可不断为私家藏书史的研究增添新的论据材料，而私家藏书史的研究成果又可以为分析个体藏书集合的聚散、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以及藏书楼的历史地位等提供宏观把握和理论指导。
观中国私家藏书史，春秋战国时期，随学术下移，百家争鸣，较为自由、开放的风气为早期的私家藏书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施惠、墨子等成为中国私人藏书家的早期代表。汉唐两代由于皇帝对私人藏书家以赐书的形式给予实质鼓励和科举制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藏书活动的开展，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逐渐进入了黄金期。宋代，雕版印刷的初兴推动了私家藏书事业的持续发展，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随着清代考据学风的盛行，藏书成为读书治学的一种必需，私家藏书事业达至鼎盛。私家藏书事业的辉煌期是私家藏书文化与个体藏书集合经过漫长的积淀与发展而形成的，这期间社会环境的变迁、统治者的提倡、取仕机制的督促、出版技术的进步、学术风气的引导等诸多因素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个人的藏书活动中，使得这一时期的个体私家藏书楼都独具特色，它们交相呼应，彼此映衬，共同编绘出一幅中国私家藏书文化鼎盛辉煌的秀美画卷。
对私家藏书鼎盛期的时间界定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它们均同意是明清两代，但对其衰落的时间，看法不同。一种观点以为当在清末民初，由任继愈主编、萧东发执行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即持此种观点，这样，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吴兴陆氏皕宋楼和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清末四大藏书楼被认为是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后辉煌的标志；而在由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中则认为在道光二十年（1860）以后，中国的私家藏书事业走向衰落，其理由是外敌入侵、农民起义等战乱造成社会动荡、经济衰败、书散楼毁，私家藏书事业已失去了它继续发展的根基。我认为后者的观点似乎有失全面。首先，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未受战乱殃及的地区，私家藏书事业仍能平稳持续发展，另外在我们为被所毁掠的典籍而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应从典籍重组的角度看到，战乱地区的藏书流散，也为其他地区的藏书家提供了扩充家藏的来源，新的藏书家也在此时出现，从私家藏书的整体上看，此间的个体数量和藏书实践活动的水平并未有所降低。其次，这一时期无论从藏书规模、藏书质量，还是从藏书楼持续的时间长度看，四大藏书楼，特别是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在中国藏书史上都是一种辉煌的标志，尤其是海源阁，它的建立更是私家藏书中心由江浙向北方转移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