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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国传统私家藏书发展历史,明清的私人藏书事业呈现出持续发展、渐趋鼎盛的态势。经济发展的繁荣,社会浓郁的文化氛围,使江浙在这一时期成为私家藏书事业的中心。直到道光年间杨以增在山东聊城建海源阁以储江南故家旧籍,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始有突破。其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湖州陆氏皕宋楼,形成四足鼎立之势,史称清末四大藏书楼,而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则又以所藏珍本丰富、存续时间长亦得“南瞿北杨”之美誉。

观海源阁之历史,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时,值汪士钟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杨以增乘便利多收汪氏递藏周锡瓒、袁廷梼、顾之逵、黄丕烈等旧藏,以粮船运载回乡,以此奠定海源阁藏书基础。之后,其子杨绍和为官京城,适逢怡府明善堂书流入市肆,遂将原属毛晋、钱谦益、季振宜、徐乾学几位藏书大户之典籍购入海源阁,使海源阁的藏书数量和品质有大幅度提升。于是海源阁就有了王绍曾先生所说的“杨氏藏书,半得于北,半得于南,吸取两地精帙,萃于山左一隅”。经杨绍和之子杨保彝补充谨守,海源阁藏书历经三代近百年,直到第四代阁主杨承训时期屡遭兵燹匪患散佚殆尽。但海源阁藏书的归属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对幸运的,那些散出去的图书,经王献唐先生、周叔弢先生、傅增湘先生等诸多爱国学人们的努力,今天多为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等国内公藏机构所藏,成为社会公共古文献服务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海源阁的研究向为学人所重视,散见于各种刊物上的研究文章有数十篇之多。李云在随我念硕士研究生期间就对海源阁有所关注,记得当时我把曹景英、马明琴主编的《海源阁研究资料》送给他,而这本《海源阁史》则是在他论文的基础上逐步充实完善而成的。

书中详细论述了海源阁形成的背景、杨氏三代聚书的过程和特点、海源阁藏书规模及所藏珍本特征、杨氏藏书活动的具体内容,理清了海源阁藏书散佚的过程、去向和当今的归属。是一部内容翔实,且据我所知现今不多见的私家藏书楼历史个案研究著作。在审读这部书稿时我发现,李云在对某些历史细节的描写与论述时并不一味地参考现成的一些学术文章,而是以大量的书目题识内容为根据,这不仅还原了当初的历史事实,而且也纠正了一定数量的以讹传讹的不正确说法。更重要的是他在读研时我曾经和他讲过,藏书目录不单是用来查的,它是可以当学术著作来读的,看来他是记住了。他不但读了《楹书隅录》等相关的目录,而且能熟练地将里面的诸家题识文字用来作为还原与论述某些历史过程细节的依据,足见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书中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李云在论述之后,还用了多幅结构图来形象地说明海源阁典籍的递藏传承关系。这让我想到了他的毕业论文《海源阁研究》,记得当时他就用了一幅递藏结构图来说明杨氏藏书的传承关系,后来这部分内容以《析海源阁藏书》为题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上,在我的印象里,他是第一位用这种图形的方式来表述私家藏书传承过程的研究者。形象、直观、清晰。这次书中的递藏结构传承图更加丰富,更加细化,更加接近历史原貌。我想如果能根据明清以来私家藏书目录的记载,将重要的私家所藏逐一地用这种递藏结构传承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岂不就是一部中国私家藏书传承的图史。

李云自毕业后一直没有放松学术研究,而且目标专一,结合本职工作,以传统私家藏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先后发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参加了由我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和《藏书·中国》丛书的撰写工作,独立完成并出版了《中国私家藏书(清代及近现代)》一书。他不但研究传统私家藏书,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对私家藏书给予充分重视。他自2011年担任北大图书馆古籍善本部主任一职后,更加兢兢业业,在朱强馆长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对以近代藏书家董康诵芬室旧藏为核心的日本“大仓藏书”的收购工作,耗时两年,这批书终于在去年年底成功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是一百年来我们第一次成规模地回购留存在海外的我们自己的典籍。我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而高兴,我为母校北京大学而骄傲。

最后,我希望李云在学术上继续保持多年来勤勉坚毅的状态,在藏书史的研究上能继续有所建树,希望他能写出一部《中国私家藏书史》的专著,我答应到那时还给他写一篇《序》。

萧东发
2014年8月15日 CwqhJfWe5JwL00b9NLVS5CyPfUdVAbA1c+DFItSdo67BPHRbhBep7AtiNuVH8U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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