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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客养伤恢复的一年半里，徐锡麟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护送胡客回到大通学堂后，徐锡麟派陈伯平和马宗汉轮流去八字桥守候，数日后接应到了平阳党首领竺绍康和张伯岐等人，不久后又接应到了乌带党首领王金发和裘文高等人。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徐锡麟“昼步行百里，夜止丛社间”，先后到诸暨、义乌、东阳、缙阳等地，联络了龙华会、双龙会、伏虎会等会党，各会党首领如沈荣卿、张恭、周华昌、刘耀勋等人都秘密前来大通学堂，陶成章和魏兰也联系了不少白布会的骨干成员前来。这些人进入大通学堂的特别班进行学习和训练，不久后相继加入光复会。作为各山堂会党的首领，这些人少则驾驭数百人，多则统领数千人，光复会的势力也因此得以扩大数倍，逐渐覆盖了整个浙江省。
大通学堂的人员大幅增加，目标自然也就大了许多。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徐锡麟和陶成章想出了不少办法，如每逢学堂开学或学生毕业时，都要设宴飨之礼，邀请绍兴城内的大小官吏和有名望的士绅前来，举行开学或毕业仪式，官绅和学生还要一起合照，照片分送衙门及各学校留为纪念，毕业文凭须加盖府衙官印才发放给学生。这几招下来，在外人的眼中，大通学堂俨然成了官办式的府立学堂，拥有了正经的名分，自然也就不会对此产生怀疑。
在大通学堂的礼堂背后，有一座时常锁着不允许外人出入的抱厦，里面悬挂着一副对联。这幅对联写道：
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
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勿忘寇盗满中原。
徐锡麟每次进入抱厦，都会望着这副对联怔怔出神。
卧薪尝胆，不忘血仇，修鳞养爪，颠覆满清，这副对联所表达的意思，正是徐锡麟心中的信念，是整个光复会的信念，也是国内外所有革命党人的信念。
光复会的势力在浙江省如此迅速地扩张，让徐锡麟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
与此同时，他也看到革命形势虽然在江南地区日益高涨，但和思想活跃的南方比起来，北方至今仍是一潭死水，如果能将革命之火烧到北方，对清廷的统治将是致命的打击。
正因为如此，在大通学堂秘密培训会党成员的同时，徐锡麟只身一人离开了大通学堂，北上展开活动。
这一趟北上，徐锡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远甚至到了吉林的边疆一带。沿途之中，他接触了不少绿林好汉，但始终没有收获预想中的结果，比如他到东北时，与当地赫赫有名的大盗冯麟阁联络，但被冯麟阁推拒，当徐锡麟离开后，这位后来与张作霖争雄一时的东北大盗，转过头去便接受了清廷的招安，出任巡防营统带一职。
南与北的这种巨大反差，令徐锡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
他认识到清廷在北方的统治仍可谓根深蒂固，满清的势力依旧很庞大，光复会乃至整个革命党的力量与之相比，仍然显得过于渺小，单靠浙江省一带的山堂会党来进行武装起义，很难取得最后的成功。
徐锡麟的目光开始转移，很快瞄准了另外一个群体——清廷在新政中所编练的新军。
“庚子国变”后，清廷大行新政，停止武科科举考试，在全国范围内裁汰旧军，后来又设立练兵处，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帮办大臣，开始大范围地编练新军。这些新军完全按照西式军制来编练，征召入伍的大都是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读过书见识广，敢于持有不同的政见，不同于旧军官兵那般一味地效忠皇权，因此是革命党人可以争取和依靠的力量。
“要想革命成功，非握有军队不可，”徐锡麟对陶成章说，“尤其是新军！”
陶成章赞同徐锡麟的看法，但新军是清廷的清军，要想掌握新军，就必须打入清廷的内部。
徐锡麟想到的办法是花钱捐官。
光复会的成员中，有不少人家境殷实，拿出一部分钱财来捐官，是可行的办法。于是在接下来光复会的一场会议上，陶成章和徐锡麟提出，眼下光复会的首要任务，是向官府花钱捐官，然后赴日本学习军事，学成后回国打入军界，逐步掌握新军。
光绪年间，买官跑官已经是公开化的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来当，之所以称为“捐”，只是为了听起来不那么刺耳而已。
捐官是公开化的，再加上徐锡麟的表伯父俞廉三曾是湖南巡抚，因此徐锡麟等人的捐官计划很容易就得以实现。
在花费了一笔不菲的钱财后，徐锡麟捐得道员，陶成章捐得知府，龚宝铨、陈得谷等人捐得同知。徐锡麟十几年前便考中了秀才，但他目睹清廷腐败，心中耻于为官，因此放弃了仕途，想不到十几年后竟然花钱买了清廷的官来当，虽然目的有本质的区别，但他还是觉得十分别扭。
花钱捐官后不久，徐锡麟等人均被获准前往日本学习陆军。不久后，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陈伯平、马宗汉等十余人赴日留学，准备在日本学习陆军。但此时日本文部省已应清廷的要求颁布了十九号文令，即《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加强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管理。当时负责管理留学生事务的，是清廷驻日公使馆参赞王克敏，此人嗅觉灵敏，觉察到陶成章、徐锡麟等人来日留学似乎另有所图，因此从中作梗，想方设法加以阻挠。在王克敏的阻挠下，徐锡麟最终因为近视而不得入学，其他人则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无法入学。
在日本耗了一段时间后，徐锡麟等人被迫放弃留学的计划，返回了国内。在陶成章等人放弃了打入军界的想法时，徐锡麟仍然坚持不变。此路不通，他就走另外一条。
徐锡麟前往湖北省武昌府，拜见了表伯父俞廉三，表达了希望进入军界任职为朝廷效力的愿望，恳请俞廉三代为推荐。俞廉三虽已因病辞去官职，但门路仍然很广，他不知道徐锡麟是光复会成员，因此将徐锡麟推荐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却足够老到，怀疑徐锡麟与革命党有关联，不敢加以重用，但又不好拂俞廉三的脸面，因此以进为退，将徐锡麟推荐给执掌北洋军实权的袁世凯。徐锡麟怀揣着张之洞和俞廉三的推荐信，北上谒见袁世凯，希望能借此机会，进入专门负责编练新军的练兵处。但袁世凯同样是老江湖，和张之洞一样，他也怀疑徐锡麟与革命党人有关系，因此找了诸多借口，总之就是不接见徐锡麟。无奈之下，碰了一鼻子灰的徐锡麟只好悻悻地返回武昌府，再请俞廉三推荐别的门路。
这一次，俞廉三经过再三考虑，最终决定将徐锡麟推荐给自己的得意门生、刚刚升任安徽巡抚的于库里·恩铭，为避免徐锡麟像去北京那样白跑一趟，俞廉三先写了一封信寄给恩铭。
恩铭是俞廉三的门生，心中一直感念恩师的栽培，在收到俞廉三的推荐信后，他立马致函回复，欢迎徐锡麟到安庆府任职。徐锡麟于是带上陈伯平和马宗汉，前往安庆府拜见恩铭。
因为是恩师推荐来的人，所以恩铭对徐锡麟没有丝毫怀疑。在热情地接待了徐锡麟后，恩铭任命徐锡麟为安徽陆军小学堂的总办。这一职务没什么分量，恩铭这样安排，是打算一步步地栽培徐锡麟，让徐锡麟先从底层开始锻炼，日后干出名堂后再予以升迁。
徐锡麟自然懂得恩铭的意思，因此尽职尽责地办事，以图恩铭尽早提拔，获得更为有利的职务。
就在徐锡麟当上安徽陆军小学堂的总办后不久，受中国同盟会派遣回国的刘道一、蔡绍南等人，经过了一整年的策划和筹备，趁着汉历十二月清吏“封印”之时，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
这场起义所依靠的力量是当地势力较大的山堂会党，如洪江会、哥老会和武教师会等，三万多义军头系白布，手持土枪和大刀，群起而动，攻打各县重地。当地官兵猝不及防，乱作一团，频频呼救。清廷急调湖南、湖北、江西和江苏四省五万多清军飞驰会剿，并调海军开赴九江府进行封锁。这是自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廷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起义军鏖战匝月，与清军交战二十余次，终因寡不敌众而惨遭镇压，刘道一、蔡绍南等革命党人相继牺牲。起义被镇压后，数万清军分驻浏阳、醴陵、萍乡三县的各乡镇，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清乡”，被杀义军及亲属不下万人。
在同盟会领导的萍浏醴起义爆发的同时，为了遥相呼应，牵制清军，陶成章和龚宝铨等人计划在浙江、安徽和福建诸省发动会党成员，成立光复军，分浙东、浙西、江南、江北、江左、江右、皖南、皖北、上闽、下闽十路，密谋同时举事。但因谋事仓促，计划泄露，起义未能实施，便被清廷侦破，陶成章和龚宝铨等人为避风声，被迫逃往日本。
徐锡麟远在安庆府，陶成章和龚宝铨避祸海外，大通学堂顿时陷入无人主持的局面，浙江省各地的山堂会党人心惶惶。“鉴湖女侠”秋瑾临危受命，女扮男装从上海赶赴绍兴府，于光绪三十三年初出任大通学堂督办，正式接手大通学堂。
大通学堂是光复会在浙江省的秘密据点，秋瑾接办大通学堂，实际上就成为了光复会在浙江省的总负责人。
接手大通学堂后，秋瑾与当地官绅搞好关系，与各山堂会党加强联络，在逐步稳定了浙江省的革命局势后，她又进一步强化大通学堂内的军事训练，并秘密成立了光复军。秋瑾计划发动皖浙起义，因此派王金发前往安庆府联络徐锡麟，征求徐锡麟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