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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期，戏剧巡回演出不仅风靡法国、瑞士和比利时，也席卷了北部非洲。我那时只有十岁。我的母亲外出巡回演剧，我和弟弟住在她的几位女友在巴黎郊区一个村庄的家中。

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正面的墙上爬满了常春藤。英国人称作“凸肚窗”的一扇凸起的窗户延伸了客厅的长度。房子后面是一座梯形花园。在花园的第一座平台的深处，吉约坦医生 的坟墓掩映在铁线莲之中。他曾经在这座房舍里生活过吗？他曾经在这里改进他的断头台吗？在花园的高处，生长着两棵苹果树和一棵梨树。

客厅里，一些装甜烧酒的长颈大肚玻璃瓶上用银质细链拴着小搪瓷牌，上面写着品名：伊扎拉、谢里、居拉索。花园前的院子中央，忍冬蔓生到石井栏旁。在客厅的一扇窗户旁，电话机放在一张独脚小圆桌上。

一道铁栅栏护卫着稍稍缩在多尔代恩医生街后的房屋正面。一天，人们为这道栅栏抹上铅丹，之后重又涂上油漆。这种扎根在我记忆里的橘红色涂料的确是铅丹吗？多尔代恩医生街看起来颇为乡土，尤其在街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女修院，然后是一座人们去那里买牛奶的农场，再远一点，是城堡。沿街而行，右边的人行道上，你会路过邮局；路的左面，邮局的对面，你可以看到一道栅栏后的花匠的暖房，那位花匠的儿子是我班上的同桌。稍微再远一点，在和邮局同一边的人行道上，是梧桐树丛遮掩的贞德学校的围墙。

在这座房屋的对面，是一条呈缓坡的林荫大道。它的右侧是基督教堂和一片小树林，在这片树林的矮树丛中，我们曾经找到一个德国士兵的钢盔；在这条大道的左侧，是一座长条形的白色住宅，正面还带有三角楣，旁边是一个大花园和一棵垂柳。再往前，隔着这片花园与住宅相望的是罗班·代·布瓦旅店。

斜坡尽头，与它垂直的是条大路。往右是车站广场，这片广场始终很冷落，我们在广场上学会了骑自行车。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你可以到达公园。在左边的人行道上，有一座骑楼，底层依次排列着报亭、电影院和药房。前药剂师的儿子是我的一位同班同学，一天夜里，他的父亲在平台上拴上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人们似乎都在夏天上吊。在别的季节，他们喜欢溺死在江河里。这是镇长告诉报贩子的话。

然后，是一块空地，每逢星期五人们都到那儿赶集。有时候流动马戏团的帐篷和赶集商人的临时木棚也支在这块空地上。

接着出现在你面前的是镇政府和平交道。过了平交道口，你就到了镇上的大马路，大马路通往教堂广场和死难者纪念碑。我和弟弟曾经当过这座教堂合唱队的儿童队员，参加过一次圣诞弥撒。

■

在我们俩住的这座房子里只有几位妇女。

小埃莱娜约莫有四十岁，棕色头发，前额宽大，长着高颧颊。她的身材非常矮小，使我们觉得她很亲近。由于一次工伤，她走路时有点瘸。她曾经当过马戏演员，后来又当过杂技演员，因此，她在我们中间很有威望。我和弟弟一天下午在梅德拉诺发现的那家马戏团是一个我们想加入的世界。她对我们说过她已经很久没操旧业了，她给我们看过一本相册，相册上贴着她身穿马戏演员和杂技演员服装的照片，还有杂耍歌舞剧场的一些节目单，上面登着她的名字：埃莱娜·托克。我经常问她借这本相册，我可以睡觉前躺在床上翻翻。

她、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三个人组成一个奇特的小圈子。阿妮的金黄色头发剪得很短，鼻子笔挺，面孔清秀娇嫩，双眼炯炯有神。但是她举止中的粗鲁与她的清秀面目形成对照，这或许是因为那件栗色旧皮茄克——一件男式茄克——她白天把它套在身上，下身穿着黑色的窄筒裤。晚上，她经常穿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腰间束着一根宽大的黑带子，我喜欢她这样的装束。

阿妮的母亲和她长得不一样。她们真的是母女吗？阿妮叫她玛蒂尔德。灰色的头发盘成发髻。一副线条生硬的面孔。总是穿着深色衣服。她让我感到害怕。我觉得她衰老了，其实她并不老：阿妮那时二十六岁，她的母亲五十岁左右。我记得她别在短上衣上的浮雕宝石。她说话有南方口音，后来我发现在尼姆长大的人也有这种口音。阿妮没有这种口音，她像我和弟弟一样带着巴黎口音。

玛蒂尔德每次对我说话时都叫我“幸运的傻瓜”。一天早晨我走出房间去吃早饭，她像平时一样对我说：

“你好，幸运的傻瓜。”

我对她说：

“你好，夫人。”

在过去许多年之后，我仿佛依然能听见她带着尼姆口音用她生硬的嗓音回答我说：

“夫人？……你可以叫我玛蒂尔德，幸运的傻瓜……”

小埃莱娜虽然和蔼可亲，但大概是一位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女性。

后来我得知她在阿妮十九岁时与阿妮相识。她对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结果这两位妇女抛下F先生和她一起出走了。

事情一定是这样的：有一天，小埃莱娜所在的马戏团驻扎在阿妮和她母亲生活的一个外省小镇上。阿妮坐在乐队旁，号手们通报，小埃莱娜即将骑在一匹披着银质马铠的黑马上出场。或者在我的想象中，她站在高高的秋千上，正准备做危险的三连跳。

演出之后，阿妮到小埃莱娜和吹奏蛇形风管的女人住的篷车里去找她。

■

阿妮·F的一位女友经常到家里来。她名叫弗雷德。今天，在变为成年人的我看来，她只是一个五十年代在蓬蒂厄街开设夜总会的女人。在那个时期，她看来与阿妮年岁一样大，其实她稍微老一点，大约三十五岁。她棕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身段纤细，面色苍白。她穿着收腰的男式上衣，我还以为那是骑马的女人穿的上衣。

有一天，在一家旧书店里，我翻阅一期旧的《巴黎星期》，这期杂志是1939年7月出版的，上面登着电影院、剧院、杂耍歌舞剧场和夜总会上演的节目。我惊奇地看到弗雷德的一幅很小的照片：她二十岁时就已经在经营一家夜总会了。我买下了这份节目单，就像获得一件物证，一个你不是在做梦的确实的证据。

节目单上写着：

侧影

蒙马特

洛雷特圣母街，58号

从22点到次日凌晨

弗雷德推出

她的女子夜总会—舞会

从瑞士归来

著名的唐·马尔约乐队

吉他演奏家伊齐多尔·朗鲁瓦

霎时间，我重新看到了我和弟弟过去看到的弗雷德的形象。那时候，我们放学回来看见她在屋子的花园里，像小埃莱娜一样，这个女人属于马戏世界，一个充满光环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弗雷德在巴黎率领着一个马戏团，这个马戏团比梅德拉诺马戏团小，它支着带有红色条纹的白布帐篷，名叫“卡罗尔”。这个名称经常从阿妮和弗雷德的嘴中说出：卡罗尔——蓬蒂厄街的夜总会——我仿佛看见红白相间的帐篷和身材苗条、穿着收腰上衣的弗雷德驯养的动物。

有时候，在星期四，她陪着她的侄子，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孩到家里来。我们三个人整个下午都在一起玩耍。他对卡罗尔马戏团的情况知道得比我们详细得多。我记得他对我们说了一句难以理解的话，这句话至今还在我心中回响：

“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

或许他从他姑妈嘴里听到了这句话，但并不明白它的意思。当他的姑妈不能陪他来家里，我和弟弟在星期四吃过午饭后就到车站去接他。我们从来不叫他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叫他“弗雷德的侄子”。

■

她们雇了一位年轻姑娘去学校接我，并且照料我们。她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她把头发梳成一个非常光洁的发髻，她的眼睛是淡绿色的，衬托出目光的清澈。她几乎不说话。她的沉默和她那双透明的眼睛使我和弟弟感到害怕。对我们来说，小埃莱娜、弗雷德和阿妮属于马戏团的世界，而这位梳着黑色发髻、长着淡绿色眼睛的沉默的年轻姑娘是一位奇特的人物。我们叫她“白雪”。

我还记得我们有好多日子都聚在一起，在那间用作餐厅的房间里共进晚餐。那间房间与客厅被进口处的走廊隔开。白雪坐在桌子的末端，我的弟弟在她的右边，我在她的左边。阿妮坐在我身旁，小埃莱娜在对面，玛蒂尔德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天晚上，由于停电，房间里点着一盏油灯，放在壁炉上的油灯在我们周围投下微光。

其他的人像我们一样叫她白雪，有时候叫她“我亲爱的”。她们用“你”称呼她。她们很快变得亲密起来，白雪也以“你”称呼她们。

我猜想她们租下了这座房子。除非小埃莱娜是这座房子的主人，因为村里的商人都知道她。或许房子属于弗雷德。我记得弗雷德在多尔代恩医生街收到许多信件。每天早晨，在上学之前，我到信箱前去取那些信。

■

阿妮几乎每天都开着她那辆淡灰褐色的四马力汽车到巴黎去。她回来很晚，有时候，直到第二天才回来。小埃莱娜经常陪伴着她。玛蒂尔德不离开家。她去买东西。她购买一本叫《黑与白》的画报，许多期画报散乱地放在餐厅里。每逢星期四下午，天又下着雨，我们听着收音机里的儿童广播节目，我就翻阅这些画报。玛蒂尔德从我的手里夺过《黑与白》。

“别看这种画报，幸运的傻瓜！这不是给你这样年龄的人读的……”

白雪和我的弟弟在学校门口等我，我的弟弟年龄太小，还不能上学。阿妮为我在多尔代恩医生街尽头的贞德学校报了名。女校长问她是不是我的母亲，她回答说：是的。

我们俩都坐在女校长的办公桌前。阿妮穿着她的旧皮茄克和一条浅蓝色布裤子，这条裤子是她的女友齐娜·拉凯弗斯基从美洲给她带来的：这是一条蓝布工装裤。齐娜有时会来我们家串门。那时候，在法国很少见到这种裤子。女校长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

“您的儿子应当穿一件灰色罩衫来上课，”她说，“就像他所有的小同学那样。”

回家的路上，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阿妮在我身边走着，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对她说我是你母亲，因为要对她作出解释，那太复杂了。你同意吗，帕托施？”

而我，我在好奇地想象着我该像其他小同学一样穿的灰色罩衫。

我在贞德学校做学生的时间并不长。由于铺着煤渣，操场的地是黑的。这种黑色与梧桐树的树皮和叶子很相称。

一天上午，在课间休息时，女校长向我走来，并且对我说：

“我想见你的母亲。请她在今天下午开始上课前过来。”

她像平时一样以生硬的语气对我说话。她不喜欢我。我对她做了什么错事？

在校门口，白雪和弟弟等着我。

“你愁眉苦脸，有什么事不顺心？”白雪说。

我问她阿妮是否在家。我只担心一桩事：怕她夜间没有从巴黎回来。

幸亏，她回来了，但回来得很晚。她还在房间里睡觉。她的房间在走廊尽头，窗户对着花园。

“去把她叫醒。”小埃莱娜对我说。我已经告诉埃莱娜校长要见我的母亲。

我敲响了她的门。她不回答。弗雷德侄子说的那句神秘的话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是的，她到中午还睡着觉是因为她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

我转动门把，慢慢地推开门。阳光照在房间里。阿妮没有把窗帘拉严。她躺在大床的边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为什么她不睡在床中间呢？她在睡觉，胳臂放在肩膀上，仿佛感到冷，不过她是和衣而睡的，她甚至没有把鞋子脱掉，她还穿着她的皮茄克。我轻轻地摇她的肩膀。她睁开眼睛，皱着眉头朝我看：

“啊……是你，帕托施……”

她和贞德学校的女校长在操场的梧桐树下踱来踱去。女校长要我在她们谈话时在操场上等她们。我的同学们在两点差五分响铃时回到了教室，我看见他们在那儿，隔着玻璃窗，坐在课桌后面。我想听听她们在说什么，可是我不敢走近她们。阿妮在一件男衬衫外面套着她的旧皮茄克。

随后她丢下女校长向我走来。我们俩从在围墙上一扇面对着多尔代恩医生街的小门走出了学校。

“我可怜的帕托施……他们把你开除了……”

我想哭，可是当我抬头看她时，我看到她在微笑。这使我定下心来。

“你是个坏学生……像我一样……”

是的，她没有斥责我，我感到放心，不过我还是有点惊讶，这件事在我看来事态严重，但她却付之一笑。

“不用担心，我的老帕托施……我们会替你到另一所学校报名……”

我不认为自己比别的学生坏。贞德学校的女校长大概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她或许察觉到阿妮不是我的母亲。阿妮、小埃莱娜、玛蒂尔德，甚至还有白雪：奇特的家庭……她害怕我为班上的同学树立一个危险的榜样。人们能责怪我们什么呢？首先是阿妮的谎言。它大概立刻引起了女校长的注意：她显得比实际年纪轻，她本该说她是我的大姐……还有她的皮茄克，尤其是那条浅色蓝布工装裤，那时候这种裤子是如此罕见……对玛蒂尔德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她的深色衣服、她的短上衣、她的浮雕玉石和尼姆口音……她是一位普通的老妇人。相反，小埃莱娜带我们去做弥撒或去村子的商人那里时却穿着奇特：马裤塞在靴子里，长袖女衬衫的袖子鼓起，又在手腕处收紧，黑色的滑雪裤，或者镶着螺钿的开襟短背心……人们猜到她过去从事的是什么职业。然而，报商和糕点商似乎很喜欢她，并且总是很有礼貌地对她说：

“你好，托克小姐……再见，托克小姐……对于托克小姐，这是？……”

人们能指责白雪什么呢？她的沉默、她黑色的发髻和她透明的眼睛令人肃然起敬。贞德学校的女校长一定纳闷，为什么是这位年轻姑娘来到校门口接我，而我的母亲却不来；为什么我不像其他的小同学那样独自回家。她大概认为我们很有钱。

谁知道呢？女校长只要见到阿妮就会对我们产生怀疑。我自己就曾在一个晚上无意中听见小埃莱娜和玛蒂尔德之间谈话的片言只语。那时阿妮还没有开着她的四马力汽车从巴黎回来，玛蒂尔德显得不安。

“她什么事都干得出，”玛蒂尔德带着沉思的神色说，“您知道，利努，她是个狂热的冒险家。”

“她不会做出格的事，”小埃莱娜说。

玛蒂尔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您明白，利努，您结交一些怪人……”

小埃莱娜的面孔阴沉下来。

“结交怪人，您这是什么意思，蒂尔达？”

我从未听到过她用这样生硬的语气说话。

“别生气，利努。”玛蒂尔德带着惊恐和温顺的神色说。

她这时不再是把我称作“幸运的傻瓜”的那个女人。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阿妮外出时并不是把整夜的时间用于在卡罗尔哭泣。她或许在做一些严重的事。后来，当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人们回答我“非常严重的事”，这就像我已经听过的一句话发出的回声。可是那天晚上，“狂热的冒险家”这个说法使我不安。不管我怎样看阿妮的脸庞，我在那上面看到的只有温柔。在这双清澈的眼睛和这副微笑的面孔之后，难道有一个狂热的爱冒险的头脑吗？

■

我现在成了镇小学的学生，这所学校比贞德学校稍微远一点。需要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走到尽头，并且穿过通向镇政府的道路和平交道口。一道双扉大铁门开向操场。

在那里，我们也穿灰色罩衫，但是操场上没有铺煤渣。只有泥土。我的老师很喜欢我，每天上午他要我在班上朗读一首诗。一天，因为白雪不在家，小埃莱娜来接我。她穿着马裤、靴子和那件我称为“牧童衣”的上衣。她与我的老师握手，并且对他说她是我的姑妈。

“您的侄子诗念得很好。”老师说。

我总是念同一首诗，我和弟弟熟记的那首诗：

啊，多少水手，多少船长……

在这个班上，我有一些要好的同学：多尔代恩医生街花匠的儿子，药剂师的儿子，我想起我们得知他父亲上吊自杀的那个上午……梅兹村的面包师的儿子，他姐姐年龄和我一样大，金黄色鬈曲的头发一直垂到她的踝骨。

白雪经常不来接我，她知道我会和我们的邻居——花匠的儿子一起回家。下午放学后，如果没有作业，我们就成群结队地到村子的另一头，比城堡和火车站更远的地方，一直到比埃弗尔河边的大水磨旁。水磨一直在运转，不过它显得破旧，似乎被废弃了。每逢星期四，当弗雷德的侄子不在的时候，我就带我的弟弟到那儿去。这是我们应当保守秘密的冒险。我们从墙的缺口钻进去，然后相互靠着坐在地上。水磨的大轮子转动着。我们听到马达的轰鸣声和瀑布的哗啦声。这里很凉快，我们呼吸着水汽和潮湿的青草的气味。昏暗中闪亮的大轮子使我们有点害怕，但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望着它转动，我们并肩坐着，胳臂交叉地放在膝盖上。

我的父亲在两次去布拉柴维尔 旅行的间隙来看望我们。他不开车，因为需要有人用车把他从巴黎带到我们的村子，他的朋友轮流送他来：阿内·巴代尔、萨沙·戈尔迪恩、罗贝尔·夫利、雅克·布多拉莫特、乔治·吉奥尔吉尼、热扎·佩尔蒙，还有肥胖的吕西安·P，每次他坐在客厅的一张安乐椅上，我们都害怕椅子会在他的重压下倒塌或裂开；斯蒂奥帕·德·D戴着单片眼镜，穿着毛皮大衣，他的头发上涂着厚厚的发膏，在他颈项靠着的长沙发和墙上留下了污迹。

我父亲都是在星期四来看望我们，他带我们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阿妮和小埃莱娜不在家。玛蒂尔德留在家里。只有白雪陪同我们一起吃午饭。有时弗雷德的侄子也陪我们一起吃。

我的父亲从前经常光顾罗班·代·布瓦旅店。有一次在我们吃午饭时他对他的朋友热扎·佩尔蒙谈到这个情况，我听着他们的谈话。

“你记得吗？……”佩尔蒙说，“我们那时和埃利奥·萨尔泰尔一起来这里……”

“城堡毁坏了。”我父亲说。

城堡位于多尔代恩医生街的尽头，在贞德学校的对面。半掩的栅栏上钉着一块半腐的木牌，上面写着：“美国军队征用财产，供弗朗克·阿朗准将使用。”每逢星期四，我们就从栅栏的两扇门扉里钻进去。草地上，我们陷在齐腰高的杂草中。在草地深处，耸立着一座路易十三风格的城堡，正面的两侧有两座凸出的小楼。后来我得知它是在十九世纪末建造的。我们在草地上放风筝，飞机形状的风筝是用红蓝两色的布做成的。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把它弄上天。在那儿，在城堡的右边，是一个种着松树的小丘，有一张石凳子，白雪坐在上面……当她在读《黑与白》或者织毛衣时，我们爬到松树的树枝上。不过我和弟弟会感到头晕，只有弗雷德的侄子能爬到树顶。

到下午三四点时，我们沿着从小丘延伸出去的路，在白雪的陪伴下进入森林。我们一直走到梅兹村。秋天我们就拾栗子。梅兹的面包师是我同班同学的父亲，每当我们走进他的面包铺时，我朋友的姐姐都在那儿，我喜欢看她垂到踝骨的鬈曲的金发。然后我们从来时走的路回去。暮色中，城堡的正面和凸起的两座小楼显得阴森可怕，我和弟弟的心怦怦乱跳。

“我们去看城堡？”

从此，这成为我父亲在每次午饭后说的话。像别的星期四一样，我们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行走，从半开的栅栏钻到草地里。只有在我的父亲和他的一位朋友——巴代尔、戈尔迪恩、斯蒂奥帕或罗贝尔·夫利——陪伴我们的日子，我们才不去那里。

白雪在她常坐的地方，松树脚下的凳子上坐下。我的父亲走近城堡，他凝视着城堡的正面和被堵死的高大的窗户。他推开大门，我们走进一个大厅，大厅的石板地面被瓦砾和枯叶盖住了。

“是的，我认识这座城堡的主人。”我父亲说。

他看出我和弟弟都感兴趣。于是他给我们讲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的故事。这位侯爵二十岁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飞行英雄。后来他娶了阿根廷女人并且成为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我父亲说，阿尔马尼亚克是科萨德侯爵萨尔泰尔酿造的酒，他把这种酒装在非常漂亮的瓶子里成卡车地出售。我父亲说：“我那时帮他把所有卡车上的货卸下来。我们一箱箱地数着。他买下了这座城堡。他在战争结束时和他的妻子一起消失了，但是他没有死，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我的父亲小心翼翼地把贴在大门背后的一张小布告揭了下来。他把这张布告送给了我。今天我还能毫不犹豫地背出它的全文：

7月23日星期二14点

没收非法所得

坐落于梅兹村的

豪华房地产

包括城堡和300公顷森林。

“留心这座城堡，孩子们，”我父亲说，“侯爵回来得会比人们认为的早……”

他漫不经心地向我们招手致意，然后，登上了那天为他充当司机的那位朋友的车子，当车子向巴黎开去时，我们还看见他的手在车窗玻璃后面缓缓地挥动。

■

我和弟弟决定在夜间去巡视城堡。要等家里的人都睡着才能去。玛蒂尔德的房间在院子深处的一座小楼楼下，所以没有被她撞见的危险。小埃莱娜的房间在二楼，在走廊的另一头，白雪的房间在我们房间的旁边。走廊地板有点嘎吱作响，但是我们只要一到楼梯底下就什么也不用怕了，道路会是畅通的。我们将选择一个阿妮不在家的夜晚——因为她睡得很晚——一个她在卡罗尔哭泣的夜晚。

我们在厨房的壁橱里拿了手电筒，一只银白色的金属电筒，投射出黄色的光线。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在睡衣外面穿上毛衣。为了不至于睡着，我们谈论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我们两人都对他作各种不同的猜测。我弟弟认为，在侯爵来到城堡的那些夜晚，他乘坐来自巴黎的最后一班火车到达村子的车站，那班火车在23点30分到，我们能从我们房间的窗户听到它有节奏的轰鸣声。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他避免把汽车——它会显得可疑——停在城堡的栅栏前。他像一个普通的散步者一样在夜间步行前往他的庄园。

我们俩都坚信：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在这些夜里就呆在城堡的大厅里。在他到来之前，有人清除了枯叶和瓦砾，然后又把它们铺上，以便不留下他来过的任何痕迹。而为他的主人的来访做这样准备的就是梅兹的猎场看守人。他住在森林里，在村庄和维拉库莱伊机场边缘之间。我们在和白雪一起散步时经常遇见他。我们曾经问过面包师的儿子，这位严守秘密的忠实仆人叫什么名字：格罗斯克罗德。

格罗斯克罗德住在那里并非出于偶然。我们在飞机场周围的森林地带发现了一条改作他用的降落跑道，还有一个大车库。侯爵在夜间利用这条跑道乘飞机前往一个遥远的地方——南方的一个海岛。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从那儿回来。而格罗斯克罗德在那些夜晚在跑道上安置了一些小小的信号灯，好让侯爵顺利着陆。

侯爵坐在一张绿丝绒安乐椅上，对着巨大的壁炉，格罗斯克罗德在炉里生了火。在侯爵身后，摆好了一张饭桌，上面有银烛台、花边织物和玻璃器皿。我和弟弟走进大厅。大厅只被壁炉的火光和那些蜡烛的火焰照亮着。格罗斯克罗德首先看到我们。他向我们走来，他穿着靴子和马裤。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他的声音充满威胁。他可能会给我们每人两个耳光，然后把我们推到外面去。在我们进入大厅时，最好尽快走向科萨德侯爵并且对他说话。我们希望事先准备好我们要对他说的话。

“我们来见您因为您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

将由我来说这第一句话。随后，我们每人都会对他说：

“侯爵先生，晚安。”

我还会补充一句：

“我们知道您是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

不过，有一个细节却让我忧心忡忡：那就是埃利奥·萨尔泰尔·德·科萨德把脸转向我们的时刻。我父亲曾经对我们讲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次空战中烧伤了脸，此后他在皮肤上涂上一层赭石色的油膏以便掩饰伤疤。在这间大厅里，在蜡烛和木柴的火光下，这副面孔一定会令人不安的。但是我将终于看到我想在阿妮的微笑和明亮的眼睛后看到的东西：一个狂热的爱冒险的脑袋。

我们拎着鞋子，踮着脚走下楼梯。厨房的闹钟指向11点25分。我们在身后轻轻关上了房子的大门和朝着多尔代恩医生街安装的铁栅栏小门。我们坐在人行道边系鞋带。火车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了。它在几分钟后就要进站，在站台上只会留下一个旅客：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

我们挑选的日子都是天空晴朗、群星和新月闪耀的夜晚。我们系好鞋子，手电筒藏在我的毛衣和睡衣之间，我们需要走到城堡。月光下空旷的街道、四周寂静无声。我们感觉要永远离开家了，我们渐渐放慢了脚步。走了五十米左右，我们又往回走。

现在，我们解下鞋带，重新关好房子的大门。厨房的闹钟指着11点40分。我把电筒放在壁橱里，我们踮着脚登上楼梯。

我们蜷缩在我们两张相对的床上，感到一种轻松。我们低声谈论侯爵，各自都发现一个新的细节。时间已过午夜，在那儿，在大厅里格罗斯克罗德侍候他用夜宵。下一次，在往回走之前，我们将在多尔代恩医生街上再往前走远点。我们将走到女修院。再下一次，更远，到农场和理发铺。下下次，再更远，每夜多走一段路。那么就只用再走十几米路，就可以到城堡的栅栏前。再下次……结果我们睡着了。

很快，我发现阿妮和小埃莱娜在家里接待了一些像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一样神秘和令人感兴趣的人。

是阿妮保持着和他们的友好联系吗？还是小埃莱娜？我想二者必居其一。玛蒂尔德在他们在场时持谨慎的态度，她经常回到她的房间里。或许这些人使她害怕，或者她对他们丝毫不怀好感。

今天我试图回想起我在门廊下和客厅里见到的所有的人，但我说不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真糟。如果我把一个名字和在我记忆中掠过的十来个人联系起来，我或许会让今天活着的几个人感到难堪。他们会回想起他们当时结交的一些坏人。

那些形象至今很清晰的人是罗歇·樊尚、让·D和安德烈·K。当时据别人说后者是“一位有名气的医生的妻子”。他们每星期都到我们家来两三次。他们和阿妮及小埃莱娜一起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午饭后，他们在客厅里还呆上一会儿。或者，他们在家里吃晚饭。

有时，让·D独自一人来。是阿妮用她的四马力汽车把他从巴黎带回来的。他看来与阿妮最亲密，大概是通过他阿妮结识了另外两个人。让·D和阿妮年龄一样大。当让·D在罗歇·樊尚的陪伴下来看望我们时，他总是乘罗歇·樊尚那辆带有活动车篷的美国汽车。安德烈·K不时地陪伴他们同来，她坐在美国汽车的前排座位上，在罗歇·樊尚的旁边；让·D坐在后排座位上。罗歇·樊尚那时大约四十五岁，安德烈·K三十五岁。

我回想起我们第一次看见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停在屋前的情景。那是在放学后，快到中午的时候。我那时还没有被贞德学校开除。从远处，这辆带有活动车篷的巨大汽车——淡灰褐色的车身和红皮软垫座席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让我和弟弟大为惊讶，仿佛我们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见到了科萨德侯爵。后来我们互相吐露心事，原来在那个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这辆车是科萨德侯爵的车，他是在种种奇遇后回到村子的，我的父亲曾要求我们拜访他。

我对白雪说：

“这辆车子是谁的？”

“是你教母的一位朋友的。”

她始终把阿妮叫做“你的教母”，确实，一年前在比亚里茨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市镇。的圣马丁教堂我们接受了洗礼，我的母亲请阿妮做我的教母。

当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客厅的门开着，罗歇·樊尚坐在凸肚窗前的长沙发上。

“来问好，”小埃莱娜说。

她在三个杯子里倒满饮料，然后塞紧一个挂着搪瓷牌的长颈大肚甜烧酒瓶。阿妮在打电话。

罗歇·樊尚站起身。我觉得他个子很高。他穿着一身浅色方格细呢制服。他的头发是白色的，往后梳理得很光洁，但他看起来并不老。他向我们俯下身。他对我们微笑着。

“孩子们，你们好……”

他握了我们每个人的手。我放下我的书包和他握手。我还穿着我的灰罩衫。

“你放学了吗？”

我说：“是的。”

“在学校里还好吧？”

“还好。”

阿妮把话筒放好，和小埃莱娜一起走到我们身边，小埃莱娜把甜烧酒盘子放在长沙发前的矮桌上。她递了一杯给罗歇·樊尚。

“帕托施和他的弟弟住在这里。”阿妮说。

“那么，为帕托施和他弟弟的健康干杯。”罗歇·樊尚笑容满面地边说边举起他的杯子。

这个笑容在我的记忆中是罗歇·樊尚的主要特征：它永远挂在他的嘴唇上。罗歇·樊尚沉浸在这微笑中，这微笑并不快乐，而是冷淡、迷惘，就像笼罩在他身上的一团轻雾。他的微笑、他的声音和他的举止都给人低沉压抑的感觉。罗歇·樊尚从不发出声响。你听不见他到来，当你转过身时，他已经到了你身后。我们从我们房间的窗口有时看见他开着他的美国汽车到达。它停在屋前，像一艘汽艇，马达熄灭，被拍岸浪花托举着缓慢靠岸。罗歇·樊尚从车中走出来，动作迟缓，微笑挂在嘴角上。他不会把门弄得砰然作响，而是轻轻地关上。

那天，我们和白雪一起在厨房吃过午饭，他们还呆在客厅里。玛蒂尔德则在照管玫瑰花，这些花是她种在花园的第一层平台上的，就在吉约坦医生墓旁。

我手里拿着书包，白雪陪我去贞德学校上下午的课。这时阿妮出现在客厅的门框里，她对我说：

“好好学习，帕托施……”

在她身后，我看见小埃莱娜和露出惯有的微笑的罗歇·樊尚。他们肯定正要离家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

“你步行上学吗？”罗歇·樊尚问我。

“是的。”

即使当他说话时，他也带着微笑。

“我用车送你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看见罗歇·樊尚的车子了吗？”阿妮问我。

“看见了。”

她一直叫他“罗歇·樊尚”，怀着热爱和尊敬，仿佛他的姓和名不能分开。我听见她在电话里说：“喂，罗歇·樊尚……您好，罗歇·樊尚……”她用“您”称呼他。她和让·D很钦佩他。让·D也叫他“罗歇·樊尚”。阿妮和让·D在一起谈论他，他们似乎在互相讲述“罗歇·樊尚的故事”，就像人们互相讲述古老的传说一样。安德烈·K，“有名气的医生的妻子”，仅仅叫他罗歇，并且用“你”来称呼他。

“你乐意我用这辆车把你送到学校去吗？”罗歇·樊尚问我。

他猜到了我和弟弟的想法。我们俩都坐到车子的前排座上，在他的身旁。

他在大街的缓坡上来了个漂亮的倒车，然后车子开上了多尔代恩医生街。

我们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滑行。我听不见马达的声响。我和弟弟是第一次乘一辆带活动车篷的汽车。这辆车很大，似乎和整条街差不多宽。

“那儿就是我的学校……”

他停住车子，伸开胳臂，亲自为我打开车门让我下车。

“勇敢些，帕托施。”

我很自豪他叫我“帕托施”，仿佛他早就认识我。我的弟弟现在独自一人坐在他身边，他在这张红皮长椅上显得格外瘦小。我在走进贞德学校的操场前回过头来。罗歇·樊尚向我挥手示意。他微笑着。 djTKHtkg/GlxidvYC1Qm+M4a8Ja559IxHnhR5nq3rPN+I3A4IU6GdKFGazM3a0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