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本书可以连续行销 25 年，那么，它所谈论的话题肯定具有永恒的魅力。政治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浸渍于政治之中，所以，我们立刻便能看出其中的诡计——即使是在人类范围之外的事务。如果我们同意哈罗德·拉斯韦尔关于政治的著名定义——政治是决定“谁在何时并如何获得什么”的社会过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黑猩猩也在从事政治。由于那个过程涉及对于人类或我们的近亲们都适用的各种威胁、结盟与孤立的策略，因而，我们有理由使用某个通用术语。

对某些人来说，这样一本书为贬低人类中的政治家们提供了依据；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又被用来提升猿的地位。也许我们有各种理由来缩小政治家们的膨胀的自我，特别是在当他们自以为拥有这个世界的时候。《黑猩猩的政治》已被有效地用于这一目的。例如，本书法文版的出版者将弗朗索瓦·密特朗和雅克·希拉克共同搂着一只黑猩猩的形象放在了书的封面上！我个人并不觉得这样做有趣。用猿类来嘲笑人类实际上说明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对待猿类，这与我所想要传达的思想恰恰相反。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种视角：我们的近亲们的行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本性的重要线索。除了政治操作外，黑猩猩在许多行为——从工具应用技术到群落之间的战争——上都表现出了与人类的相应行为相似的特征。事实上，正是大量的相似性这一背景才使得我们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地位得以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一个发现的世纪

当柏拉图试图将人类定义为惟一不长羽毛并用两条腿走路的动物时，他立即遭到了第欧根尼的反驳。第欧根尼在演讲厅中放开一只被拔光了毛的小鸡，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自从那时以来，人类就一直被紧逼着去寻找自己独特性的终极证据。例如，制造工具曾经被看做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以至于出现了一本名为《人是工具的制造者》的书。这一定义一直被人们沿用着，直到人们发现野生黑猩猩会用经过特别加工的树枝探入白蚁穴里以获取白蚁这一现象为止。另一种独特性主张与语言有关，这种独特性被界定为交流的符号性。但是，当语言学家得知猿类已经学会美国手势语后，他们又用他们当前所强调的句法替换了他们原来当做必备条件的符号性。人类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成了一种随心所欲的主张或一种像龙门架那样可以移来移去的东西。

我们对猿类知道得越多，他们看起来与我们就越像，正如他们的遗传物质所暗示的那样。人类关于他们的行为的知识积累是从 20 世纪早期的一批实验科学家开始的。沃尔夫冈·科勒曾描述过下述情景：一串香蕉被挂在了手伸不到的地方，房间里有一些可供使用的箱子和棍子，那些试图获得香蕉的黑猩猩会坐在那些东西旁边，直到突然悟出一种解决方案：至今，圈内人士仍将这种灵光一闪的现象称为“科勒瞬间”。罗伯特·耶基斯记录了猿类的性情；娜杰日达·拉德金娜科茨沿着查尔斯·达尔文的足迹前进，并提供了她养在莫斯科家里的一只雌黑猩猩与她儿子之间面部表情的点对点的对比情况。

人们也在自然栖息地里观察黑猩猩，但在那个时候，在自然栖息地中的工作曾经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因而不被赞成，只有实验室里的实验才被认为能提供科学所要求的可控制性。直到今天，这些不同研究途径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尽管黑猩猩研究的历史实际上是实验室研究与实地考察之间的杂交所产生的力量的展示窗口。黑猩猩行为研究的下一次推进发生在 1930 年代，当时的一些短暂的远足标志着对荒野中的黑猩猩进行研究的最早的认真尝试。例如，亨利·尼森在几内亚待了三四个月，对黑猩猩的摄食习惯进行了记录。直到 1960 年代，两个先驱性的长期项目才开始启动。在坦桑尼亚的坦噶尼喀湖东岸，简·古多尔在贡姆河自然保护区［ Gombe Stream Reserve ］建立了营地，西田利贞则在贡姆河以南 170 公里处的马哈尔山［ Mahale ］上扎了营。

这些实地研究打碎了黑猩猩作为和平的素食者的形象，并使它们令人惊异的社会复杂性得以曝光。在灵长类动物里，食肉性一直被认为是只有人类才有的特性，但黑猩猩会捕捉猴子，撕裂它们，将它们活活吃掉。尽管人们起先认为除了母黑猩猩与依赖于她们的幼仔之间的关系外，黑猩猩之间是缺乏社会联系的，但研究者们经实地考察却观察到森林中某个特定区域内的所有黑猩猩个体经常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聚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相邻区域中的个体之间如果发生互动的话，那么，这种互动往往是敌对性的。科学家们已开始使用“团伙［ community ］”一词以避免使用“群体［ group ］”这一术语，因为：黑猩猩很少聚集成大集体，它们依照一种被称为“分裂—融合”的社会体制分化成许多时刻在变化着的，即不断分分合合的小“帮伙［ party ］”，并以这种“帮伙”的形式在森林中穿行。

当人们发现我们并不是惟一会杀害自己的同类的灵长类动物之后，另一种关于人类的独特性的论调被抛弃了。关于黑猩猩群落之间因领土争端而浴血奋战的报告对于战后关于人类的侵略性的起源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0 年代见证了关于黑猩猩的第二波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这一次，研究的对象是圈养区中的黑猩猩。这些研究在认知上将他们放到的与人类接近的程度比任何人曾经想象过的还要近。戈登·盖洛普证明：猿类能够认识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这表明：他们具有一定水平的自我意识，正是这种自我意识使人类和猿类拉开了他们与所有的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距离。埃米尔·门泽尔曾做过这样的实验：他将一只知道某件东西藏在何处的猿与他的不知情的同伴们放在一起。他的实验揭示了猿类是如何互相学习与互相欺骗的。几乎与此同时，荷兰的阿纳姆动物园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生活在户外的黑猩猩群落之一，在那儿，我开始了我对黑猩猩的观察与研究，并因此而于 1982 年出版了《黑猩猩的政治》一书。

历史编纂

在 1979 年至 1980 年间写作《黑猩猩的政治》一书时，我只是一个三十出头刚出道的科学家，没什么可患得患失的。至少，那时我是这么看的。那时，我不会在意凭直觉和信念办事，无论这样做可能多么具有争议性。我在心里记着：这是一个不用耸起眉毛就可以公然在同一个句子中提及“动物”与“认知”这两个词的时代。我的大多数同事都因怕被指责为拟人主义而对动物也有意图和计划之类的说法退避三舍。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必要否认动物也有内心生活，而是因为他们遵守着行为主义的教条，即：既然动物的思想和感受是人所不可知的，那么，也就没什么谈论它的余地了。我仍然记得自己在发着臭气的黑猩猩睡觉处上方的金属网格上一站就是几小时，将那个建筑物中仅有的一部电话听筒贴着我的耳朵，和我的那个总是很支持我但也比我谨慎得多的教授简·范·霍夫通电话，以试图说服他相信我的另一种疯狂的猜想。正是在这些讨论中，简和我第一次开玩笑式地将那个群落中出现的各种发展变化的情况称为“政治”。

对于这本书的其他重要影响来自大众。多年以来，我向许多由各式各样的动物园的参观者所组成的群体发表过演讲，听众包括律师、家长、大学生、精神治疗医师、警官和鸟类爱好者等等。对于一个以科学普及与推广者自诩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共鸣板”了。当我谈及一些最热门的学术话题时，那些参观者可能会打哈欠；但是，当我开始谈起一些我已经开始看做理所当然的关于灵长类动物的基本心理学知识时，他们却又会表现出认可和强烈的兴趣。

由此，我知道：惟一能让我的故事吸引人的方法就是将黑猩猩的人格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并将注意力放在实际的事件上而不是科学家们特别喜欢的抽象概念上。我就这样受益于我先前的经验。在我到阿纳姆之前，我在乌得勒支大学做过一个关于长尾（或爪哇）猕猴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项目。这篇发表于 1975 年的题目叫做《受伤的领袖：被关养的爪哇猴之间的竞争关系结构的一次自发产生的临时性变化》的论文是我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它源于我对雄猴之间的地位变化情况的观察。我的那篇论文的封面上的图案反映出了猕猴之间的权力游戏的复杂性，在那张图中，我将猴子们比作象棋中的各种棋子。我注意到：在面对社会戏剧以及阴谋诡计时，动物行为学家们的那些形式化了的记录是多么彻底的无用。我们将搜集标准数据的目的放在对于事件的计算上。我们用计算机程序来处理所有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类，从而创建出关于攻击性事件、毛皮护理的次数或者任何我们所感兴趣的行为的一个个简洁的摘要。

那些不能被量化和用图表来表示的事项就会有被当做“轶事”而扔在一旁的危险。轶事是指那些难以归纳的独特事件。但这能证明一些科学家对于它们的蔑视是正当的吗？让我们来看一个人类的例子：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在《最后的日子》一书中描述过理查德·尼克松对于失去权力的反应：“尼克松抽泣着，面容哀伤。……一次普通的盗窃怎么会闯下如此大祸啊？……他跪了下来……弯下身子，用拳头重重地砸在地毯上，大声哭喊道：‘我做了什么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辞职的总统，因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轶事。但是，这会降低那个观察的意义吗？我必须承认：稀少独特的事件对科学归纳来说有很大的弱点。正如我们将要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我所观察和研究的黑猩猩之一也在相似的情况下以与尼克松相似的方式发了一顿脾气（只不过那只黑猩猩没有说尼克松所说的那些话而已）。从我早期的研究中我认识到：要想分析与理解这样的事件就必须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事情是如何展开的，每一个个体是如何卷入的，以及与先前的情形相比他们后来的境遇又有什么特殊之处。我决意要将历史编纂工作引进我的研究项目，而不只是对黑猩猩的行为做做加法和求出平均值的工作。

通俗化

于是，一到阿纳姆，我就打开了日记本。我着了迷似的满怀激情地忙碌着。我坐在一个木头凳子上，花了几千个小时眺望着那个小岛，决意要作出关于一场（人类或非人类的）权力斗争的最详细的记录。几年之后，在对我的海量的笔记做了一番彻底的详审细查后，各种事件之间的联系才显露出一个头绪，《黑猩猩的政治》一书开始成形。

1982 年，由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首次面世时并未引起什么争议。无论是在普通读者圈还是在学术界本书都受到好评而不是攻击。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开始被一些人过誉地称为“经典之作”。这本书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其中的高度清晰可辨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惊叹的猿类的故事。即使现在以一种后见之明去看，这本书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本书的基础性假设完美地契合了 1980 年代的时代精神，当时，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

由于我当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孤军奋战而与当时在美国出现的认知心理学无关，所以，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并非探索这一智力新领域的孤家寡人。这种情况说明：科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完全独立的。因此，当我第一次读到唐纳德·格里芬的《动物的意识问题》一书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这正如我的《黑猩猩的政治》一书显然没有引起大多数灵长动物学家的惊讶一样。

《黑猩猩的政治》一书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但它却又找到了通向课堂和商业顾问们的道路，甚至成了美国国会新任议员们的被推荐读物。由于各地读者对于本书的历时 25 年都没有消退的兴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和我判定：出一个周年纪念版应该会受到那些准备探索他们与黑猩猩之间关系的新读者的欢迎。这个继 1998 年修订版之后的 25 周年纪念版收录了初版上没有的彩色照片，更新了某些重要“人”物的资料。

为了解释我的研究中出现的那些洞察，我喜欢用岛屿生物地理学来做类比。生态的复杂性与动植物种类的数量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容易理解。然而，岛屿上的生物种类通常要比离它们最近的大陆上的少。岛屿上的物种的相对简单性使得从查尔斯·达尔文到爱德华·威尔逊的博物学家们能够形成可以应用于更复杂的系统的概念。与此相似，阿纳姆动物园中的黑猩猩岛上也只住了数量有限的黑猩猩，并且，与赤道附近的雨林相比，这里的环境也要简单得多。想象一下：这个群落中的雄性玩家要比通常情况下的野生黑猩猩群体中的多出两倍，或者，黑猩猩们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岛。那样的话，我很可能没有能力搞清楚在我面前上演的这出戏会有多大的意义。就像一个在岛屿生活的传记作者一样，我看到的东西多是因为要看的东西少。然而，我所发现的一般原理却不仅适用于岛屿上的猿类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地方所发生的权力斗争。

我想写一本通俗读物的愿望来源于我长期以来对关于动物与科学的大众读物的爱好。这类著作其实远比许多貌似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更重要。正是这类著作吸引着学生们进入一个学术领域并使这个领域以一种大众化的面貌出现。继《黑猩猩的政治》之后，我又写了其他一些通俗著作，有关于波诺波（黑猩猩的近亲）的，也有关于谋求和平的，甚至还有关于道德与文化的起源的。

因为我还监管着一个活跃的研究团队，所以我一直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我们做我们的科学研究；而到了晚上与周末，我就写我的通俗著作。这些著作使我能够处理一些更大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几乎是无法在科学文献中论及的。

除了偶然的暗示外，《黑猩猩的政治》尽量避免与人类的政治作直接的对比。例如，我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像耶罗恩这样一个年长的雄黑猩猩所拥有的权力与人类中老年政治家所拥有的权利是惊人的相似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迪克·齐奈和特德·肯尼迪在幕后操纵。作为上了年岁的过来人，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政治家经常利用较年轻的政治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来获取巨大的权力。我也没有在互为竞争对手的黑猩猩通过给雌黑猩猩护理毛皮或逗她们的孩子来取悦她们，与人类中的政治家抱起并亲吻孩子这种他们在选举期之外很少做的举动之间做明显的类比。尽管这样的类比多得不胜枚举，甚至在非言词的交流上同样如此（例如大摇大摆地走路和压低自己的声音），但我还是回避了所有这些类比。对我来说，这些事情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因而，我很乐意将它们留给我的读者们。

关于阿纳姆的黑猩猩经历了些什么，我做的是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报告，没有受到“人类在类似情况下会怎么做”这些联想的影响。这样，聚光灯就可以直接照在我们的近亲们的身上了，而我们也就可以从他们自身去理解他们的行为了。但任何一个细心观察过办公室、华盛顿的政治圈或大学里的院系的人都会发现：社会的原动力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刺探与挑战、结盟、破坏他人的联盟以及为了强调某一观点而拍桌子等游戏一直都存在着并等待着任何一个观察者去观察。权力欲望是人类所普遍具有的。我们这个物种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忙于使用各种权术，这也是任何人都不必对本书所指出的进化上的联系感到惊讶的原因。 UF70q0HfygBt2kpz9yvSp/uLFq5GiBM9EKZb07gGJlMwLeAJNxMS8e85hsHKE5Z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