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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松
一个月来，我在公共汽车上陆陆续续地读完了这部动物行为学著作的校样，《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会心的微笑，读得舍不得下车。
弗朗斯·德瓦尔是美国的灵长类动物学家， 1975 年，他来到荷兰阿纳姆的一个动物园，对那里的黑猩猩进行了连续多年的观察，写下了这部著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 25 周年纪念版。动物行为学强调观察，观察没有人类干预情况下的动物活动，而不像动物心理学那样，为了研究相对抽象的动物行为规律，设计种种特殊的情境，把动物当作实验的对象。
阿纳姆的黑猩猩每一个都有名字，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特的、活生生的个体。德瓦尔的观察和描述丰富而细腻，在某种意义上，他所书写的是这群黑猩猩在某一时段（ 1975 — 1979 ），围绕着大妈妈、耶罗恩、鲁伊特、尼基这几个核心角色展开的历史。大妈妈是年长富有威望的雌性，另外几位是这段时间最强壮的雄性，都曾做过阿纳姆雄一号。这是不可重演，不可再现，具有惟一性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行为。德瓦尔自己也说，要将历史方法引入到他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对黑猩猩的行为进行统计，求其平均值。与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相比，这部著作首先是黑猩猩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其次才是黑猩猩的社会学。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已经对这些黑猩猩产生了感情，并为他们的生活和命运而唏嘘感慨。
德瓦尔所观察的虽然不是完全自然条件下的黑猩猩，但已经尽可能地接近了。黑猩猩们几乎生活在一个孤岛上，游客只能在 20 米之外隔河而望。如果想近距离观察，需要登上瞭望塔，其间也有 6 米的距离，而且隔着厚厚的玻璃——既防止游客喂食，也防止黑猩猩对人的攻击。虽然这个黑猩猩群落最初的成员是人类强行放在一起的，但在几代繁殖之后，也形成了一个准自然群落。
不过，与野生黑猩猩最大的差别是，这个群体衣食无忧。野生黑猩猩要花一半的时间觅食，而他们可以把全部时间用来从事“精神性的”活动。德瓦尔说：“他们难免会觉得有点儿无聊，结果是他们的社会生活得到了强化。他们有太多的时间来‘社会化’。另外，由于所处的空间有限，他们绝不可能将自己与群体完全隔离开来。”在没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这群必须在一起相处的黑猩猩会结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在以往我们习惯的描述中，动物是野蛮的、崇尚暴力的，常常在生存竞争中斗得你死我活。人类早期也是这样野蛮、暴力。而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在于从野蛮走向文明，开始知道妥协，知道分享，并有了向往和平的愿望。我们姑且假设，动物果真是野蛮的、暴力的，那么，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大家都能吃饱的情况下，还会有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吗？如果人人都有饭吃，动物们会不会从事艺术活动——比如音乐、舞蹈，乃至于哲学呢？还是说，动物的本性就是贪婪、自私，永远没有满足，自己吃饱了，也不愿与别人分享，宁可把别人饿死呢？这样的问题一直让我念念不已。
德瓦尔的观察让我有颇多意外，也颇感欣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阿纳姆的黑猩猩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于和平的渴望，对于暴力的克制，以及对于妇女和孩子的宽容和关爱。就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黑猩猩会经常发生暴力纠纷。但是，在冲突过后，黑猩猩会迅速寻求和解。德瓦尔写道：“在一场战斗刚刚结束不到一分钟，两个原先的对手就会急切地跑向对方，长时间热烈地相互亲吻和拥抱，而后互相帮助对方护理起毛皮来。”“不过，有时候，这种具有强烈情感意味的接触也会在一场冲突结束几小时之后才发生。经过细心观察，我发现：如果对手们没有就他们的纷争达成和解，那么，他们就仍然会处于紧张和疑虑状态。然而，就在那样的时候，坚冰会突然消融，对手中的一方会主动接近另一方。”
友爱、和睦才是黑猩猩社区的常态。在人类社会中，一个村庄的两个家族，或者同一家族内的两个兄弟；一个单位里的两个领导，或者一个办公室里的两个员工，竟然能够长年处于敌对、防范、冲突的状态，在黑猩猩看来，会是多么不可思议啊！这种状态，是黑猩猩无法忍受的。
只有最终恢复到和睦的状态，黑猩猩的内心才会平安。德瓦尔转述了另一位研究者伊冯的故事。一次，伊冯把一个名叫巧蔻的小黑猩猩带到家里，巧蔻很淘气，折腾个不停，惹得伊冯大为光火，把巧蔻训了一顿。巧蔻平静下来，伊冯坐在沙发上看书，把这件事儿给忘了。这时，“巧蔻突然跳上了她的膝盖，将双臂环绕在她的脖子上，然后对着她的嘴唇给了她一个典型的（张着嘴的）黑猩猩式的响吻。”想起童年时，与玩伴相处，伤害从来不是单向的，如果感到同伴受到了伤害，哪怕不认为自己有错，也会内疚、自责，所谓伤人一百，自损八千。直到获得谅解，才会解脱。“巧蔻的拥抱不仅感动了伊冯，还给了她一次深深的情感冲击。她从来不曾期望一只动物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在这里，我们看到，黑猩猩的感情超越了物种的界限。
达成和解的方式很多，德瓦尔还观察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两个雄性黑猩猩在冲突过后，一时无法达成和解，就会有雌性黑猩猩居中调和。德瓦尔感慨地说：“黑猩猩寻求和解的需要是多么强烈，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动物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寻求。”
人们常常对某些极度的暴力和残忍斥之为兽性大发。然而，在德瓦尔的描述中，黑猩猩有着高度的自制力。
“雄黑猩猩们强壮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有能力杀死对手，但也有着自我控制的能力。尼基实质上带有一把刀，然而，在与雌黑猩猩打斗时，他却总是赤手空拳。”尼基是阿纳姆最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这里说的刀，是指犬牙。“犬牙的使用严格地限制在雄黑猩猩们自己的战斗中，而这种战斗是罕见的，即使在那种时候，黑猩猩们通常也是受一种非常严格的行为规范支配的。”
雄性黑猩猩的战斗常常是有迹可寻的，每次发动武力攻击之前，总要向对方进行一段时间的武力炫示，如果对方在此时表示屈服，实质性的武力攻击就会泯于无形。在武斗中，如果一方示弱，比如逃到一棵树上，武斗也会终止。有意思的是，如果被攻击的一方跑到一位强壮的或者有地位的黑猩猩附近坐下，攻击者就会停止攻击。如果那位强者不愿意庇护这位求助者，则会站起来走开。这与我童年所熟悉的儿童行为非常相似。一个小孩子 A 在遭到一个大孩子 B 攻击的时候，会跑到另外一位大孩子 C 身边，不用言语，已经表示了求助的意图，即使 A 、 C 并不熟悉，甚至互不认识， C 通常也不会拒绝。因为被求助，意味着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认可；而如果拒绝提供帮助，则有他惧怕 B 的意味。在孩子的意识中，胆怯是比失败更加可耻的行为，这会使 C 丧失名誉。这时，如果 B 依然穷追不舍，就会导致 B 与 C 之间的冲突。人与黑猩猩，其相似何其乃尔。
德瓦尔还观察到，在雄性之间发生武斗时，雄一号常常会前往干涉，有些雌黑猩猩也会主动调解，使武斗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在两个最强壮的雄性之间发生武斗的时候，常常会有一方求助于最有地位的雌性黑猩猩，使暴力得到缓冲。
体力常常被认为能够决定动物在群体中的地位。不过，德瓦尔说：“体力并非是决定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惟一因素，而且，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它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一只黑猩猩能够成为首领，不仅取决于他的体力是否强大，还取决于能否得到广大群众，尤其是雌性黑猩猩的支持。“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战斗的结果决定社会关系，而在这里，战斗的结果却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德瓦尔还发现，保障群体和谐，保护弱者，保护雌性，是雄一号的职责。鲁伊特是阿纳姆黑猩猩的第二任雄一号，在成功取代前任之后，他就承担了维护群体公平的职责。具体体现是，在两个黑猩猩争斗的时候，站在弱者一边。“一年后，鲁伊特支持输家的比例更进一步上升到 87% ，”德瓦尔说，“作为雄一号，鲁伊特本来就应该使自己成为和平与安全的捍卫者，并通过支持弱势者来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因而他的这种行为并不令人吃惊。”而如果雄一号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体力超强，也很难坐稳他的位子。德瓦尔写道：“一个未能保护雌性成员与孩子们的雄一号，在他对他的潜在对手进行反击时，是不能指望得到帮助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雄一号的控制职责并不完全是一种作为义务的善行，事实上，他的地位依赖于此。”雄性黑猩猩尽管强壮凶猛，他们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却无一例外地宽厚、容忍。
最近读卢风教授与杜维明教授的对话《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颇多启示和共鸣。杜维明教授认为，“在文明对话中，学习是比宽容更谦逊的态度。”如果我们认为动物同样具有文明，我想，杜先生的话也能适用。
人类研究动物，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可以建立起一个连续谱，那么，在人类学和动物行为学之间，也可以建立一个连续谱。有意思的是，在阿纳姆的黑猩猩社区刚刚成立的时候，《裸猿》的作者莫里斯曾到场致词。十几年前，他这部离经叛道、耸人听闻的著作曾让我遭受巨大的情感冲击。《裸猿》以描述动物的方式来描述人的行为，可视为是人类的动物行为学，与德瓦尔这本黑猩猩的人类学，正好位于这个连续谱上的相邻两点。
起初，人类学研究是西方殖民化运动的一部分，研究者常常怀有某种猎奇心理；然后，人类学把进步论（进化论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相信文明人是从原始人或野蛮人进化而来。研究者当然自视为文明人，所以研究原始人类，就是在研究自己的起源。通过对进化到不同阶段的原始人类、传统民族进行研究，就可以排出一个文明进化（进步）的序列，就如从猿到人的化石序列一般。
现在，人类学早已普遍摒弃了进步论，把文化相对主义作为研究的起点。人类学家不再居高临下地看待被研究者，而只是一个观察者。人类学家可以告诉我们，在地球的某个区域，还有一群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的人；他们并不认为这群人比自己落后，也不认为这群人应该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走向现代化。现在，当工业文明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也日趋激烈，人类学则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反过来观照自身。人类学让我们看到，现代化不是惟一的方向，不是惟一的道路，另外的文明模式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人类学，现代人获得了反思自我的机会，也拥有了借鉴和学习的对象。
把这个命题进一步延伸，动物行为学同样可以给人类提供一面观照自我的镜子。
在获得意外的食物时，雄一号黑猩猩在取走了自己有限的份额之后，就会慷慨地分给大家。相比之下，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老板们，他们自己已经很有钱了，却忍心从尚未温饱的穷人嘴里夺食；那些热衷于拆迁的人们，竟然敢于把推土机开向还住着人的房子。人与人之间长期的冷酷和冷漠，早已超出黑猩猩所能容忍的心理极限。
如果说，贪婪、自私、残暴并不是黑猩猩的本性，那么，也不应该是人这种灵长类动物的本性。如果人类表现出了贪婪、自私、残暴，那是人的社会性，而非生物本性，或者说，是所谓文明的结果。今天，人类拥有了比黑猩猩强得多的掌控、侵占物质世界的能力，但是，我们的社会比黑猩猩的更好吗？爱护妇女和儿童，是黑猩猩都会的事情。如果人类把这作为文明的成果而炫耀，那恰恰表明，人类所声称的文明，是大可怀疑的。
人与动物之间，与自己的灵长类亲戚之间，究竟有多遥远的距离？德瓦尔说：“将人类与黑猩猩相比较也可能会被看做是对人类的不折不扣的侮辱或者甚至可能比这还要严重，因为这种比较的结果是，人类的动机似乎变得更具动物性了。”（ P248 ）在人的社会性和动物性，黑猩猩的动物性和社会性之间，我想，是很难画一条截然的界限的。一方面，人类的行为充满了动物性；另一方面，黑猩猩的行为已经具有了充分的复杂的社会性——耶罗恩、鲁伊特和尼基之间错综复杂的合作与利用的关系，几乎是一部《三国演义》的黑猩猩版。
在当下的一般描述中，人类一向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万物之灵长，相信人类与动物之间有着截然的分别。只是在达尔文之后，人类才意识到自己与猴子是近亲。最开始，文明人还不愿意认这门亲，这种难受的心理，我自己在幼小的时候也曾有所感。
然而，这其实是出自现代性视角的一种表述。人类忘记了自己是动物的一员，是在广泛地接受了现代性思想之后。把人与动物截然分开，并且人类高踞于动物之上，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其实是现代性的一个结果，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渊源。一旦回到我们古老的传统之中，就会看到，人们相信自己与动物是亲戚关系，甚至相信自己的祖先是某种动物，其实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儿。很多传统民族都有这样的神话，而神话，对于先民来说，并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哲学，是历史，还是律法。后现代与前现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目前动物权利以及自然权利的主张，在当下充满了现代性的大多数人看来，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大多数传统民族的生存前提。
我常常被指斥为用前现代来反对现代，而我现在这样的描述，似乎有用动物社会来反对人类社会之嫌，岂不是更加倒退？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德瓦尔追述到， 1980 年的一天夜里，耶鲁恩和尼基联合行动，对鲁伊特施行了极端的暴力，咬得他遍体鳞伤，还摘除了他的睾丸。鲁伊特伤重，不治而死。这个结局又让我意外和伤感。一个和谐的黑猩猩社区，竟然以这种不和谐的方式收场，真辜负了我对他们的赞美。
或许我可以这样自辩，这种极端行为，相对于人类而言，实在太微小了。我特别强调了黑猩猩的和谐，是想要反衬人类内部的敌意。我想，人类文明的演进，其实把动物之间的可能性统统放大了，尤其是放大了可能实现的恶。而黑猩猩的行为，则给我们立了一面镜子。
是为序。
2009
年
4
月
27
日
北京阳光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