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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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到莫斯科为美国的一个展会开张剪彩。这个展会主要展示了美国在科技研发和物质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专门复制了一个样板房，陈列美国普通工人家居的全貌：地上铺满了地毯，客厅里摆放了电视机，有两个厕所，装有中央取暖器，厨房里还有洗衣机、滚筒式烘干机和冰箱。

在对美国的展会进行报道时，一家苏联报纸激愤地指出，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家庭根本就不可能过上如此奢华的生活，要求它的读者认清楚这不过是美国政府的宣传而已，并揶揄地把它称为“泰姬陵”。

当时，尼克松带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参观了展会，赫鲁晓夫显然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在它的厨房外，赫鲁晓夫看见了一个电动柠檬榨汁器，并向尼克松表达了他的感受：一个头脑稍稍正常的人是不会想到弄来这样一个“怪物”的。

尼克松回应说：“任何能帮助妇女减轻其繁重家务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打断了尼克松的话，厉声说道：“在你们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都是工人；在我们国家，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那天晚上，稍晚些时候，尼克松受邀在苏联电视台发表演讲。当然，他免不了要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宣扬美国生活的优越性，不过，他很讲求技巧，并没有直奔主题，说美国如何民主，人权如何得到了保护，而是先从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和所享受的物质生活说起。尼克松说，西方国家的人民在短短的数百年间，通过勤奋创业，在18世纪中叶就已经基本消灭了贫穷和饥荒，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人们仍生活在贫穷之中。他告诉苏联的观众——当时的苏联人都很少有自己家的浴室或淋浴器——现在美国人拥有5600万台电视机，1430万只收音机，有约3100万的美国家庭购买了自己的房子，他们每年能添置9套正规的衣服和14双鞋子。在美国，供人们选购的房子可以有近千种不同的建筑风格，而且这些房子多数都比电视演播室还要宽敞。赫鲁晓夫当时就坐在尼克松身旁，他狂怒地握着拳头，不时地嘟噜：“放屁！放屁！”——有一篇报道提及，他当时还轻声地骂了一句：“操你奶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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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尼克松并没有撒谎。在他发表演说之前的200年间，西方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人民生活的变化之大和提升之快，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西方各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还是农民阶层。他们大都生活贫困，营养不良，饱受饥寒和恐惧之苦，死神也常常纠缠着他们。他们通常活不过40岁，死前还往往免不了病痛的折磨。劳作了一生，他们最值钱的家当也不过是一头牛、一只羊或一只铁锅。在那个时期，饥年不断，百病丛生，常见的就有佝偻病、溃疡、肺结核、麻风病、脓肿、坏疽、肿瘤和马蹄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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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初，英国引导了西方世界的关键性变革。由于采用了新的农业技术（如轮作制、科学喂养牲畜和土地综合利用等），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从1700年到1820年，英国的农业产量翻了一番，不仅积累了大量资金，而且解放了大批劳力。这些资金和劳力开始流往城市的工业和商业。蒸汽机和织布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社会观念。城市的规模迅速膨胀。1800年在英国，伦敦是惟一的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但到了1891年，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就有23个。先前只有上等人才可能得到的物品和享乐，如今普通百姓就能享用。先前的奢侈品，逐渐变成了上档次的东西，而原先上档次的产品逐渐变成了生活必需品。18世纪上半叶，丹尼尔·笛福游历英格兰南部时就目睹了一些大型商场的开张剪彩。他在游记中写道，这些商场都有非常迷人的橱窗，里面的商品更是琳琅满目，让人流连忘返。在人类历史上，服装的式样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间隔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有所变换，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每年都有不同的服饰潮流（如1753年时尚的女装流行紫色调，1754年则转为有粉红图案的白色麻质面料，而接下来的1755年，是浅灰色调引领时尚）。

到了19世纪，英国生活消费方面的变革继续扩展、深化。在欧洲和美洲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大型商场，如巴黎的博恩百货公司和春天百货公司、伦敦的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和怀特利百货公司、纽约的梅西百货公司等。

这些商场面向普通民众，而里面提供的商品在先前却只有皇室才能享用。1902年，芝加哥12层楼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商场开张了，在其剪彩仪式上，商场经理戈登·塞尔弗里奇声称：“我们建造了这个巨型商场，面向的就是普通百姓。我们将致力于使这个商场成为普通百姓的商场，成为他们在市区里的家和购物大本营。”他还说，这个商场绝非只是为那些“感觉良好的富人”提供服务。

这个时期的大批科技发明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旧的对世界的看法——以为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只是循环往复，以为来年只是和今年一样（也就是一样糟糕）——已经让位于一种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们坚信生活会不断进步，直至完美。下面就是这些科技发明中的几种：

玉米片 1895年J·H·凯洛格申请了此项专利。完全是出于巧合，凯洛格得到了这样一个主意：在疗养院，他为室友准备一份各种谷物掺杂的食物时，由于处理不当，这些杂物都变硬，且碎成片状，他就有了制作玉米片的想法。

开罐刀 1870年有了专利。

安全别针 发明于1849年。

缝纫机 1851年由I·M·辛格发明。从19世纪60年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购买成衣。19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了机器生产的内衣。

打字机 发明于1867年（1883年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是第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手稿）。

加工食品 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克罗斯—布莱克威尔公司每年就生产27000加仑的番茄酱。19世纪80年代初，化学家阿尔弗雷德·伯德发明了一种不含鸡蛋的牛奶蛋糊。19世纪70年代有了牛奶冻，90年代，果冻也问世了。

照明 19世纪30年代硬脂蜡烛开始取代了先前的油脂蜡烛，照明时间大为延长。

卫生设施 1846年，道尔顿开始生产涂有釉层的陶制水管，为大城市的地下污水处理带来了革新。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欧洲和美洲开始有了公共厕所。乔治·詹宁斯于1884年发明的“坐式马桶”引起了轰动，因为正如它的广告所声称的“能用仅仅2加仑的水冲走10只苹果和一大堆松蛋糕”。

电话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于1863年发明了电话。

干洗 1849年由巴黎的一名叫贝林的裁缝发明。他不小心将松油泼到桌布上，发现松油溅到的地方，原本有的污渍消失了。1866年，在英国的珀斯，普拉斯一家人改进了贝林的干洗液，代之以石油和苯的混合物，并开始在英国提供两天便可取衣的邮寄干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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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物质生活的进步更加迅猛了。普里斯特利在他的《英国旅行记》一书中描画了正在成型的全新英国，国内的道路四通八达，到处都是独立的小平房；在这里，哪怕是最普通的工薪阶层也能读到各种小报，能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在闲余时间逛商店，而且相信自己的收入会逐年增加。他在书中写道：“在英国，老百姓第一次能过上和他们的老板差不多一样的生活。”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狮子和独角兽》（1941）一书中也记下了物质进步的各个方面：

“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公民现在都一样能使用便捷平坦的道路，享用清洁无菌的水，受到警察的保护，免费使用图书馆，还很有可能得到免费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穷人能和富人阅读同样的书籍，观看同样的电影，收听同样的节目。因为是大批量的生产，服装不再昂贵，再加上居住条件的改善，穷人和富人在生活方面的差异日渐缩小。要想寻找英国未来的雏形，你只需在那些轻工业区和公路沿线溜达一圈就可以了。不管是在斯劳、达格纳姆、巴尼特，还是在莱奇沃思、海斯，事实上，在任何大城市的郊区，你都能发现旧的生活模式已经日渐为新的模式所替代。在那些由玻璃和砖石砌成的新型城区里，人们的生活已然缺乏文化上的情趣。人们变得浮躁不定，和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无非是听装食品、宣传海报、收音机和内燃机等。”

有人问富兰克林·D·罗斯福，如果要让苏联人知道美国人生活的舒适和优越，他会向苏联人推荐一本什么书？罗斯福的答案是：西尔斯公司的广告宣传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再次腾飞，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顾客的地位最高，同时受广告骚扰也最多。

在美国各地，设有空调的大型购物中心大量建成，人们可以在这些购物中心转悠上一整天，人们对生活的新需求也不断地涌现。1950年明尼苏达的南溪谷购物中心正式落成营业，它的广告词是“每一天都是南溪谷的完美购物日”。

统计资料显示，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在购物中心转悠的时间最长，仅次于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呆在“泰姬陵”般的家里的时间。

平等、期望和妒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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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的西方文明发展到了近代，在西方各国显现了相似的优越性：财富迅猛增加，粮食产量极大提高，科技知识突飞猛进，消费用品极度丰富，生理保健高度加强，预期寿命大为提高。商机无处不有。物质的进步是如此令人炫目，然而，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让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西方各国普通民众对自己身份的焦虑不断加剧，他们越来越在意自身的重要性、成就和收入，对此，尼克松在其对苏联人的演说中却只字未提。

令人奇怪的是，人类物质方面的实际拥有极大地丰富了，随之而来的竟然是一种挥之不去且愈显强烈的“一无所有”的感觉，以及对这种感觉的恐惧！同那些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地上辛勤耕作却对岁尾收成毫无把握的祖先比起来，现在的生活富有且充满机遇的这些欧洲后裔们对身份的焦虑、对所有之物的担忧远甚于他们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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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人们对“怎样才算足够的”判断标准中隐含的心理情愫，他们这种对“一无所有”的忧虑就并不奇怪了。我们从来就不会孤立地形成我们对事物（如财富和社会尊重）的相应期待，我们的判断必然有一个参照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们比较，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合适的期待视野。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欣赏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与中世纪祖先进行比较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拥有。同样，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身处一个繁荣富足的历史时期而沾沾自喜。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同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些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即使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间透风漏雨、周围环境极差的小屋子，但只要我们清楚和自己层次相当的人的生活情形也大致如此，这时，虽然我们也了解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社会中的贵族住在规模宏大的庄园里，房间还有暖气供应，我们还是能认命并接受这一现实，对自身的处境亦无太多的哀怨。我们当然会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滋生妒嫉的温床。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融乐的家庭，一份舒适的工作，但我们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发现一些老同学（再也没有任何群体比旧时的同学更堪为比照群体了）住的房子比我们大，工作更优裕，我们回家后反倒更容易生发强烈的不幸感。

如果我们的比照群体比我们更加优越，更有成就，我们感到自己原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焦虑，甚至愤恨会接踵而来。我们也许矮小，但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群矮人之中，那么，我们就不会为自己的矮小而烦恼。道理就是如此简单（如图1）。

然而，如果情势变了，我们这群人中有人比我们略高了一些，虽然我们还是那样高，并不曾矮了一寸，我们很可能会突然不自在起来，对自己心生不满，进而妒嫉他人（如图2）。

我们每天都会经受许多不平等的对待，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就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而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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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论》（1739）中，戴维·休谟这样写道：

“产生这种妒忌的不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远远不成比例，反而是我们的互相接近。一个普通的士兵对他的将领不如对军曹或班长那样妒忌，一个卓越的作家遭不到一般平庸的小文人的多大妒忌，而却遭到和他地位相近的作家的妒忌。的确，人们也许会以为越是不成比例，比较之下所感到的不快必然越大。但是我们可以在另一方面考虑，远远的不成比例，就切断了关系，或者使我们根本不与我们距离很远的人物比较，或者就减弱了比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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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把更多的人看作是同一级别，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我们为之妒嫉的人也就越多。

18、19世纪政治和消费生产的巨大进步尽管极大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为人类心理造成了难言苦痛，因为同社会体制和生产进步一起伴生的还有一种全新的理想——每个人都深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深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实现自己的任何理想。

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导观念却同这种新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完全相左：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是正常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才算明智。绝大多数的人深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只能接受剥削，而且逆来顺受，只有极少数的人渴望财富和实现自己的抱负。

早在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宣称：“显然，一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天生就适合做奴隶。对这些天生适合做奴隶的人而言，奴隶制度不只是可行，也是无可厚非的。”他的这一观点几乎得到了所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执政者的赞同。在古代，奴隶和底层民众通常被视为缺乏理性，与动物无异，天生就适合过悲惨贫苦的生活，就像黄牛正适合于拖着沉重的犁耙埋头耕地。对那些精英而言，让这些奴隶享有权利，或者认为他们可以追求幸福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其荒谬程度不亚于探讨锤子或镰刀的思维状态和幸福水平。

就是这些被压迫的底层人民也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至少是不可改变的。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就开始传播。基督教义宣扬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是正常的、不可改变的，而许多的底层人民接受了这一教义，接受了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尽管基督教教义也宣扬平等的观念，但基督教政治理论家几乎都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上帝的信徒能公平地享用世间的财富，我们是否可以对世间的社会等级结构做些改革和调整？是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尘世就可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对神学家而言，理想的基督社会应该是教皇统治下等级森严的社会，这正反映了天国的秩序。在天国，上帝掌控一切，上至天使，下至蟾蜍。同样，上帝也掌控现世的一切，上帝指派尘世的各级统治者，他也安排了所有臣民的地位和等级。人世的统治者在尘俗的地位有如上帝在天国的至尊，人世的一切人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村野农夫，均应听命于他们的君王。正因为有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所以，我们很难把中世纪的英国贵族们对比他们地位低下的人表现出来的态度称为“势利”。只有平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势利”这一带有贬抑和歧视色彩的用语才可能出现。

在中世纪，一代又一代的人把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视为天经地义。约翰·福蒂斯丘是英国15世纪的一位法官。他认为：“任何天使，不论其地位的尊卑，相对于比他等级高的天使，都是卑微的；而相对于比他等级低的天使，他是尊荣的。人世间一切也是如此，不管他是人还是虫，他也注定比某些生物尊贵，又比另外一些生物卑微。”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如果有人胆敢质询为什么有些人注定要在农田里辛勤劳作，而另一些人又命定要在宫廷里饮酒作乐，那么他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他挑战的是造物主的旨意。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因为在《论政府原理》（1159）一书中将社会比作身体的各个部位而闻名遐迩，成为最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他用人体的部位来比照社会制度，藉此强调社会等级的正当性。他认为，国家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可以对应人体的相关部位：最高统治者对应人的头颅；国会对应心脏；法院对应两肋；法官和各级官员对应眼睛、耳朵和舌头；财政部对应胃肠；军队对应双手；底层工人和农民则对应双脚。他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不可更易的。既然命定在某个位置上，他就必须安分守己，不可有非分之想，因此，一个农夫断不可痴想住进一所庄园并染指国政方略，因为这有如让一个脚指头来充任人的眼睛，非常荒谬，也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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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17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思想才开始对平等的理念进行思索和探讨。

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指出，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出现。个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加入社会组织中，他们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和权利，来换取社会的保护。这一革命性的论述在几十年后又在另一学者约翰·洛克笔下得以强调。在其专著《政府论两篇》（1689）中，洛克指出上帝并没有把地球作为私有财产给予亚当，而是把地球给予了世间所有的人，期冀所有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否应该服从他们，完全取决于这些统治者是不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这样，一个让人震惊的现代观念诞生了：政府的正当性在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

大约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纸上谈兵，终于在1776年美国革命后，所有对政治的平等和在社会、经济方面机遇均等的呼吁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现。在西方历史上，美国革命在这方面的意义也许最为深远（比其后的法国大革命还要重要），即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排定身份的基础，世袭的贵族统治废除了，取而代之是充满活力的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贵族统治制度下，社会提供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机遇很少，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他的家族历史和名望；而在新的社会秩序下，人的社会地位只与每一代人的自身成就相关，特别是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成就。

到了1791年，地理学家莫尔斯把新英格兰描写成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至少认为自己不比他的邻居差，而且坚信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美国，甚至礼节规范也凸显了民主。仆人们不再称他们的雇主“主人”或“夫人”，先前对上层的一些尊称如“阁下”也被废除。美国各州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制度，女儿和寡妇也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1778年7月4日内科医生和历史学家拉姆齐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的积极意义的演讲》。在演说中他把美国革命的目标表述为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政府职位对那些德才之士开放，至于他们的出身和当前身份并不重要。这个国家的最高执政者也可能出生在一个最贫寒的家庭，只要他具有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的必要素质”。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自传中也有近似的表述。他说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取代旧的倚仗特权而且往往愚不可及的贵族统治制度，“使那些德才兼备的精英们能脱颖而出”。

在《草叶集》（1855）中，沃尔特·惠特曼指出，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那里人人平等，不需要屈从任何的权威：

“在美国，天才也许并不存在于政府机构、立法机关，不存在于驻外领馆、作协、高等学府、教堂或各种高级俱乐部，也不存在于报馆和商界……合众国的天才的最佳表达者是普通人……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相处，这些普通民众不知手足无措为何物。选举的影响是巨大的——总统向他们脱帽而不是他们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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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即便是那些对物质进步和民主革命心怀赞美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创建的这个新的现代社会已经遇上了一个特别的难题。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是第一个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思想家。

19世纪30年代，这位法国律师和历史学家在年轻的美国旅行时，看到有一种人们未曾料及的“疾病”正在蚕食这个新国家的每个公民的心灵。的确，美国人非常富有，但这种富足并不能阻止他们想要获得更多，一旦发现别人拥有自己所没有的资产时，他们便寝食不安。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精到地分析了“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和“平等”之间的关系：

“世袭的特权没了，与生俱来的财富也没了，一个人可以选择任何职业，这时，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当然会自命不凡，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一项更重要的职业。然而，这一切纯然是一种幻觉，现实的生活很快会让他清醒过来。以前，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规律，因而即使再严重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意。而现在平等了，人和人之间差异甚少，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为什么生活在这个民主富足的国度里，人们仍有一种莫能名状的烦愁？这就是原因。为什么这里的人民生活平静安逸却又时时会诅咒生活？这也是原因之所在。在法国，我们担忧的是日渐增高的自杀率。在美国，自杀较少见，但据说精神病人却比任何国家多。”

当然，托克维尔非常清楚贵族统治制度的局限性，他并非想要回到1776年或1789年前的社会里。他看到了西方现代社会里广大民众的生活远胜于中世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然而，他也指出中世纪底层的民众却享有一种精神的宁静，这是现代的人们永远无法得到的。对此他颇觉欣慰：

“由皇室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其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很难想见的。由于从没有构想过另一种社会形式，每个人仅仅了解自己的身份，而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绝不会产生和自己的上级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时的人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有任何怀疑。对他们的艰苦境遇，既无敌对反感之情绪，也无堕落蒙羞之心态，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们只能接受。农奴的地位非常低下，但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视为自然的法则。正因为如此，尽管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命运如此迥异，但各个阶层之间并无恶意。你可以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的不平等，但你不会看到人们的心灵会因此而蒙羞。”

但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樊篱。一个人也许生活拮据，在物质方面远不如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理论上觉得他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多么穷困潦倒，他们眼里都写满希望，同时心里无不对富人们的安逸舒适心生妒嫉。”贫穷的国民打量着邻近街区里的富人们，坚信有一天自己也会过上富人们的生活。当然，他们的梦想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确有不少出身寒门的美国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尽管如此，例外并不代表普遍情况，美国仍然有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先前的贵族统治制度下的穷人不同，美国底层的人把他们差强人意的生活现状归咎于期望的泡汤或理想的受阻。

以仆人对主人的态度为基点，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对贫穷的看法大相径庭。在贵族社会里，底层的仆人能泰然地接受他们的命运，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他们能“愉快地生活，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不失自尊”。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的只是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是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但在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多数的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他们会转而变得意志消沉，内心极度痛楚，并轻贱自己，同时也憎恶自己的顶头上司们。

直到18世纪，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实施的还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除极少数例外情况，社会个体几无改变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可能。这种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约翰·福蒂斯丘所高度颂扬的社会制度，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显然是极端不公正的，但它却让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有了一种自在和自由：他们不必将自己同社会中其他的人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照，因而，在心理上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严重缺乏社会身份，也没有如今底层人们那种强烈的一无所有和一无是处的焦虑。

7

在托克维尔对美国进行考察数十年后，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的是一个美国人——威廉·詹姆斯。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种因社会使每一成员产生无限期望而带来的困扰。

詹姆斯认为，对自己感到满意，并不要求我们在任何领域都取得成功。失败并非任何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羞辱，只有某件事情我们不仅尽力而为了，而且在一开始就觉得此事关涉我们的自尊和成就感，结果却还是做砸了，这时我们才会觉得羞愧。因此我们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决定了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解读。詹姆斯，这位哈佛的心理学教授，曾经期望自己成为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理想，他会觉得自己颜面顿失。因此，他承认自己必定会妒嫉那些在心理学方面比自己更有研究的人，并感到羞愧。然而，如果有人能翻译整部《会饮篇》，而他费尽心思甚至还弄不明白该书的起首几行文句，对此，他倒不会有什么不自在，因为他从未立志学习古希腊文字。詹姆斯认为：

“对于我们未曾想去尝试的事情，就不可用成败来衡量；既无失败，何来羞辱？人生在世，我们的自尊完全受制于时时鞭策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为理想所付诸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实际的现状同我们对自身期待之间的比率。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

詹姆斯的这一算式清楚地表明，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往上高一级，我们遭受羞辱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一分。因此我们所理解的正常生活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再没有人会比那些不再风光的影星、风头已过的政客，或如托克维尔所说的不能如愿以偿的美国人更痛苦了。

这一算式同时也隐含了两种提升自尊的策略：其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其二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对于第二个策略的好处，詹姆斯表述如下：

“减少对自身的期望会使人有如释重负的快意，这同实现自己的期望一样，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倘若一个人在某个方面一无是处，而自己仍处之泰然，这将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如果有一天我们决定不必费心去减肥，也不再为青春难驻而烦忧，我们的生活该有多愉快呀！我们会说：‘谢天谢地，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终于都见鬼去了！’我们给自己增多一份期望，就是增多一份负担，虽然这也可能给自己增多一份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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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西方社会并不鼓励人们去降低对自己的期望或坦然面对人之将老，欣然接受自己肥胖的事实从而提升个体的自尊，至于贫穷和卑微，则更不为社会见容。相反，社会的风向标总在催促我们追求那些上辈人所不能从事的事业或拥有他们无从想象的东西。依据詹姆斯的算式，西方社会过度地抬高了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其结果就是足够的自尊将永无可能实现。

一个人若对来世的可能丧失信念，在希望受挫后他遭受的打击可能会更大。那些相信现世的一切只是永生世界的短暂序曲的人可能觉得他人在现世的成功不过是永恒世界中一现的昙花，因而不易心生妒嫉。

一旦人们觉得来世不过是一种臆想，或者从科学的角度把来世视为一种并不存在的精神鸦片，这时，追求现世成功和实现人生理想的压力就会无时无处不在，这使他们躁动不已，因为他们清楚人生苦短，任何的机会都可能稍纵即逝。现世的一切不再视为永恒世界的一段序曲；相反，现世的成功就是人生的一切。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坚信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这一信念也就成了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资产，成为人们面对苦难时的精神支柱。然而现代的社会观念使得人们充满渴望和期盼，也无情地改变了先前人们所固守的人生来就是受苦的理念。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427）中不无悲悯地将不幸描述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艰难生存境遇”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尽情地嘲讽了“那些宣扬生活在极度痛苦中的人们也能建起欢乐大厦的荒谬论调”。正是受圣奥古斯丁的影响，法国诗人德尚这样描述人在世间的一生：

充满哀伤，也不乏诱惑， Temps de doleur et de temptacion，

处处有眼泪，妒嫉和磨难 ，　　Aages de plour，

这就是该诅咒的生活， d'envie et de tourment，

人们如何能振作…… Temps de langour et de dampnacion...

在得知自己年仅1岁的儿子不幸夭折，勃艮第公爵菲利普（善良的）这样表达他的感受：“上帝若能让我在1岁之时辞世，我会觉得那是一件幸事。”言语之间流露的正是现代社会观念尚未诞生前根植在人们心底的以人生为苦境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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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代社会对这种人生皆苦的悲观理论不再持赞许或支持的态度。

自19世纪初，一些白手起家的英雄自传，以及各种讲述人性升华、迅速发家并尽享人生乐事的励志书籍充斥了书架。这些书籍一方面让读者阅后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但另一方面，也无意间让读者沮丧不堪。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1790年他死时，这本自传尚未完稿）可以说是这类书籍的始作俑者。在《自传》中，富兰克林讲述了他的传奇经历——父亲是一位波士顿制蜡匠，有17个小孩。富兰克林完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一个不名一文的年轻人变为一位不仅富有，而且广交社会名流，并赢得各界尊重的成功人士。富兰克林不断进取的人生经历和他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的格言警句（“早睡早起，让人健康、富有、聪明”，“没有付出，必无收获”）成为激励19世纪西方读者的众多文学作品的一部分。此类书籍还有威廉·马修斯的《成功立足》（1874）、威廉·马厄的《致富之路》（1876）、埃德温·T·弗里德利的《成功秘诀》（1881）、莱曼·阿博特的《成功法术》（1882）、威廉·斯皮尔的《成功法则》（1885）以及塞缪尔·法洛斯的《年轻人如何搬开成功路途中的绊脚石》（1903）等。

即便是现在，此类书籍仍然热销。安东尼·罗宾斯1991年出版了他的畅销书《唤醒心中的巨人》。书中写道：

“现在，你就可以做出决定：找所大学进修，练就一副好嗓子或成为一个步态优美的舞蹈家，完全掌控你的收入状况，甚至可以决定去学习驾驶直升飞机……只要你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并做出了决定，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你。因此，如果你对目前的生活不满意，你现在就可以做出决定，去改变这一切；如果你不满意眼下的工作，同样，你可以做出决定，换一个工作。”

罗宾斯在书中通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任何改变都是可能的。他出身低微，早期的生活境况很不如意。到了20出头，他还只不过是一个寂寂无名的管理员，住处狭小，脏乱不堪。没有女孩子看得上他，所以晚上他独自窝在家，和尼尔·戴蒙德 的歌声做伴。他身材也不怎么样，体重超标38磅。突然有一天，罗宾斯做出了决定，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在自己的意念中找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并促成了他的转变：

“我凭着这股‘神奇的力量’改变了我的体型和体魄，硬是除掉了身上那38磅的赘肉。随后，我也赢得了我梦中的女人的青睐，我娶了她，和她一起搭建了一个温馨的家。同样是凭着这股力量，我改变了自己的收入状况，从先前仅仅维持温饱提升到年入百万。我搬出了那个狭小的住所（在那里，我曾经只能在我的浴缸里刷洗碗具，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厨房），搬进了我目前在德尔·马尔城堡的家。”

罗宾斯认为，如果我们恰好也生活在民主的社会里，在其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以他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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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对自身的期望变得更高了。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英国《每日邮报》的创办者，在1896年报纸首发仪式上坦率地告诉民众，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就是那些虽然现在“年收入只有100英镑”，心里却梦想着“来年能有1000英镑进账的人”。与此同时，在美国则有《妇女家庭杂志》（1883年创刊）、《大都市》 （1886年创刊）、《芒西》（1889年创刊）以及《时尚》 （1892年创刊）等刊物杂志将各种奢华的生活推至读者眼前。例如，19世纪末的美国《时尚》杂志告诉读者的信息不外乎如下：美洲杯赛过后，有哪些人上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诺马哈游艇狂欢，寄宿学校里最时尚的女孩正如何穿戴打扮，纽波特和南安普敦谁在筹办最棒的舞会，还有正餐的鱼子酱应该和什么配在一起（土豆和酸奶油）。

此外，电台广播和影视资讯也使人们越来越有可能了解上流社会的生活情况，并和上流阶层攀上一定的关系。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每周耗在电影院的时间高达1.5亿小时，至于收听广播的时间更是高达10亿小时。1946年还只有0.02%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机，而这一比例到2000年已经攀至98%。

这些新的媒介所传达的内容和信息助长了人们对生活的渴望，而穿插在节目之间的广告更是推波助澜。在19世纪30年代，广告在美国开始出现，但很不成熟。到了1900年，它却已发展为价值5亿美元的重要产业。正是在1900年，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一侧矗起了可口可乐的巨型标志，而在峡谷上飘悬的则是美能牌浴室清洁粉的巨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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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质疑现代社会的优越性，对于这些质疑，现代社会的热情拥戴者很容易找到还击的依据：只要列举出现代社会制度为它的人民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就足以令那些怀疑者无以招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将现代社会令人惊叹的生产能力同原始的狩猎和采集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源进行了不无揶揄的比较，在斯密看来，人类的早期社会近乎赤贫，生产所得的粮食远不能填饱人们的肚子，基本的生活物资都相当短缺，稍有不测，人类就无法照顾儿童、老人以及社群中的穷困者，只能任凭“各种野兽吞噬他们”。然而，现代社会改进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亦即开始有了斯密所谓的“劳动分工”，能够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只有无知者、心怀浪漫情绪的人才会希望倒转回先前的社会，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各种便利就远非是任何原始人所能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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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国富论》发表的22年前，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让人深感不安却很有说服力的声音。这声音戛然独响，近乎怪异，表达的是一种对原始人的欣羡。这声音的源头就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中，卢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若将现代人同原始人进行比较，其结论是否和绝大多数人固有的想法大相径庭？因为二者之中生活更如意的，在卢梭看来，显然是原始的野人。

卢梭的主要论点基于对财富的阐释。他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我们现时的拥有，不管我们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我们是富有的。

卢梭争论说，有两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富有：要么给他很多的钱，要么限制他的欲念。至于前者，现代社会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它在使人们有更多的金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动人们的物欲，使得人们对本可以引以为傲的成就不以为然。让人们觉得更加富有的最可行的方式也许并非是赚取更多的金钱，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同那些和我们处在同一等级但又比我们富有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在情感方面也应该疏远他们。我们无须争取成为“一条更大的鱼”；相反，我们应该全神贯注，努力使自己周围的“鱼儿”不比我们大，这样，我们自身的大小才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

诚然，现代社会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我们的收入，至少使我们看起来更为富有。实际上，现代社会给人们真实的感受却是我们愈来愈感觉到贫穷。现代社会激发了人们无限的期望，在我们想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在我们实际的地位和理想的地位之间造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我们可能比原始社会里的野人更觉得一无所有——诚如卢梭所言（他的论断在此达到了最令人难以信服的地步），原始的野人只要有一块屋顶遮住他们头顶的天，几只苹果和坚果填饱了他们的肚子，在晚上拨弄“某些粗糙的乐器”来聊以自慰，或“用石斧做渔船”来消磨时光，他们心中的满足就无以复加了。

卢梭对现代人和野蛮人之间幸福程度的比较使我们很自然联想到詹姆斯所说的期望对幸福的决定作用。也许我们拥有的不多，但由于期望的减少我们能知足常乐；反之，现代社会鼓励人们追求一切，尽管我们已经非常富有，我们却终日焦虑多愁。

卢梭所言的野人可谓衣不遮体，一无所有。但同现代社会中住在“泰姬陵”里的人相比，他们至少能够享受因渴求很少而导致的极大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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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期待的远超出我们祖先们的想象，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MKa2LXHwc/T9B2FIdQXTbxI470Fh5p5n4ygoIsHne0yaCMDxZm/ies9xGsHGBq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