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1933年10月

曾有一年半时间，谨以此文抒发赞赏之情的笔者是林·拉德纳最熟稔的伙伴；而在此之后，因两地相隔，我们极少联络。1931年我和妻子见了他最后一面，当时他看起来似乎已经躺上了临终的床榻——目睹这个六英尺三英寸的好人羸弱地躺在病房里，真是教人无比伤心。他的手指夹着一根火柴直打哆嗦，紧贴在他那俊美的头颅上的皮肤就像是一副面具，上面写满了无限悲伤和紧张的痛楚。

1921年当我们初次相逢时，他给我的是全然不同的印象——他看上去浑身都洋溢着一股安静的活力，这股活力能让他比谁都活得长，也会帮他应付足以摧毁任何体格的、旷日持久的工作与玩乐。当时他刚刚因为那则著名的“幼貂与大衣”的传奇而震惊全国（与之相关的是一个就“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打的赌，赌注是“将幼貂做成毛皮衣”），而那场赌的证据——一件漂亮的貂皮大衣，当时就被他太太穿上了身。在那些岁月里，他对人，对体育、桥牌、音乐、舞台、报刊杂志和书本都很感兴趣。然而，尽管我浑然不觉，他的变化其实已经开始——那难以排解的沮丧与他如影相随了十余年，直到他与世长辞。

他几乎不眠不休，毅然牺牲短暂的假期，献给简单的娱乐，大部分时间是和朋友一起打高尔夫球，格兰特兰德·莱斯或者约翰·维勒。许多许多个夜晚，我们就着一箱加拿大淡啤酒侃侃而谈，直到天色大亮，于是林站起身打个哈欠：“好吧，我猜这个钟点孩子们已经去上学了——我也该回家了。”

好多人的悲伤都萦绕在他心头——比如，医生对漫画家塔德宣判的死刑（事实上，他差点就要比林活得更长了）——他似乎认定，对这样的事情他有能力也有义务做点儿什么。彼时他一直在拼命完成稿约，其中一部以“二流棒球手”为主角的连环漫画真可谓“骇人听闻”，显然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失去了方向，只能沦为“文案”了。于是他希望将自己那份颇有喜剧性的责任感转化成替他人解决问题的渠道——把某个朋友引荐给一位剧院经理啦，替某个朋友找份工作啦，设法让某个朋友加入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啦。这样的努力常常超出实际需要；隐藏在背后的真相是，林在退出——虽然到死他都是个既忠诚又尽责的职员，可早在他去世十年前，他就已经无法在工作中找到任何乐趣了。

大约就在那时（1922年），一家出版社打算重出他的旧作，并将他新近写的短篇小说集结成册，这让他觉得自己在文学领域及公众世界获得了一席之地，而且，门肯和F. P. A一再发表评论为他正作家之名，这也给了他某种满足感。不过，我想那时他并不在意——尽管很难理解，但我想，除了他跟某几位的私人关系之外，他真的对别的事情一点都不在乎。可以拿来作例证的是他对于仿效者的态度，除了衬衫之外，他身上的一切都给他们扒光了——只有海明威遭受过同样彻底的洗劫——此事给仿效者们带来的困扰，倒要比给林带来的困扰更多。他的态度是，如果他们写到一半给堵住了道，那他乐意帮他们渡过任何难关。

在这段收入丰厚且在“高眉”和“低眉”两端的声名都日渐稳固的时期，林却认为，有那么两项雄心壮志，要比那些日后令他被人们铭记的工作更重要：他想成为一名音乐家——有时候他颇为自嘲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倍受挫折的作曲家——他还想写戏剧。他跟剧院经理们做的买卖说来话长：他们总是会把先前约他干的活忘得精光，还收下他们压根不会拿去制作的脚本。（林留下了一份含讥带讽的齐格菲尔德语录。）只有为人实在的乔治·考夫曼帮他实现了梦想，而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无法从中得到应有的满足了。

上述段落的要点在于，无论林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都不及他“能够”取得的成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林对自己的工作抱着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这种态度最早应该追溯到何时？——追溯到他在一个密歇根村庄里度过的青年时代吗？当然还应该追溯到他混迹在“童军” 中的时光。在那些年月里，大部分有出息的男人都接受成人教育，而林则在“战斗学校”里跟十几个文盲作伴，一起玩“男孩游戏”。这个“男孩游戏”的各种可能性都没有超越一个男孩子能够掌控的范围，它给封闭在四面围墙中，将新奇或危害，改变或冒险挡在墙外。这种素材，以及在这种环境里形成的观点视角，成了林在心智最为规范化的那段时间里学习的教材。作家若想将他的历险记吹得天花乱坠，可以等到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五十岁以后，但是衡量、评价这些冒险的标准早在二十五岁就已经形成，且无可逆转。无论林切入得怎样深，他那份蛋糕的直径就跟弗兰克·强斯的钻石一样大。

这里说到的是艺术性问题，而这一点预示着将来的麻烦。只要他写的东西局限在那个小天地里，那么成果就是极为出色的：在那里，他听到的、记录下的，是一片“大陆”的声音。然而，不可避免地，当他的兴趣渐渐超出这个范围时，林还剩下什么呢？

他还剩下他那精妙的语言技巧——他只能无助地守在那些小小的地盘上。在那个塑造了他的世界里，他那种喜气洋洋的反讽得到了释放。他奋力走自己的路，试图洞悉人们的动机，以及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可能诉诸的方法。可是现在他有了个新问题——该怎么处置这些材料呢？他继续注视着，视神经又恢复了“洞察力”，但是再也不能把它们扔进小说里了，因为这些洞察力再也不能用老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了。他的商业价值完全建立在他对于体育的鉴赏力上，这一点从来不是最最致命的问题；麻烦的是，他找不到更为优雅的东西。想象一下，设若将人生设计成一项由美妙的肌肉组织构成的事业——一种崛起，一番努力，一次恰到好处的暂停，一滴汗水，一场沐浴，一顿饭，一份爱，一段睡眠——想象这样的人生已然达成；再想象一下，如果试图拿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复杂得可怕的人生，在那里，一切——哪怕是最伟大的观念、工作和成就——都是乱麻一团、污迹斑斑、曲折蜿蜒——这样一比照，你就能想象，当林走出棒球场，他面对的是怎样的混乱。

他坚持记录，但他再也不会刻意筹划了，如此日积月累，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这也让他晚年的精神倍受伤害。阻碍他的并不是对密歇根州奈尔斯的牵挂——而是保持沉默的习惯，那是在面对他曾赖以生活、工作的那块“象牙” 时养成的。记住，那可不是一块卑贱的象牙——对此林作过论证——它是一块傲慢的、专制的、常常还有夸大狂症状的象牙。他先是养成了沉默的习惯，后来又养成了压抑的习惯，最终，他在《纽约客》上发表古怪的、声讨色情歌曲的小檄文，以这种形式来发泄这份压抑。他跟自己达成了协议，只把一小部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笔者曾向他提议，在他能充分展示才能的地方搭建起某种结构框架，它应该是某种深度个人化的东西，某种林能够从容面对的东西，可他根本没把这主意放在心上；他是一个已经感到幻灭的理想主义者，但他对他的命运女神恪尽职守，别人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就与他灵犀相通——“这种东西是能印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然而，这属于那种根本就写不出来的玩意。”

他把自己埋在这样的问题里，抱怨自己拿不出什么大作品，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为人骄傲，也没有理由把自己的能力说得一钱不值。他不愿意“告诉所有人”，因为在他人生中一段至关重要的时期里，他养成了不这样做的习惯——而且他把这一点渐渐提升成一种彰显品位的标准。拥有一点见鬼的洞察力，从来不能让他满足。

所以，他的去世非但会让人觉得是一种个人损失，而且人们相信，林留在纸上的东西要比其他任何一位美国第一流的作家都少。有一部《你知道我的，艾尔》，有十多本精彩的短篇小说（我的上帝，他甚至没收集过——《该怎么写短篇小说》中的材料，都是通过在公共图书馆翻拍旧杂志才得来的！），还有一些继刘易斯·卡罗尔之后最躁动最有灵气的打油诗。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偶见亮点的泛泛之作，我想给林帮个不讨好的忙，提议应该把这些作品放到祭坛上供人膜拜，它们是对马克·吐温的衣钵最为轻松随意的继承。那区区三卷本看起来是足够了——对每个不认识林的人而言。但是我斗胆说一句，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他的人格只有一部分反映在其中。骄傲，羞怯，庄重，狡黠，礼貌，勇敢，善良，慈悲，正直——怀着由上述品质激发的爱心，他在人们心中唤起了额外的敬意。他的目标，他的意愿，一旦付诸行动，都会成为与他相处时教人心生敬畏的因素——每一件事他都能说到做到。他常常都是忧郁的贾克斯，确实可以算是个伤心的伙伴，然而，无论面对何种境遇，他身上都会散发着一种高尚的尊严，因此，花时间与他在一起，似乎总是很值得。

在我书桌上，此刻，搁着林写给我们的信；其中一封有一千个词，另一封有两千个词——戏剧界的闲聊，文学圈里的谈话，闪现着智慧的火花，但不算很多，因为他深感力怯，想把精华存起来放到作品里，他还用寥寥数笔勾勒了他参加过的活动。我找了一段最为典型的，抄录如下：

“上周五晚上大家各自付账看演出。我和格兰特·莱斯预定了一张桌子，供十人就座，不能再加位子的。喔，我先是邀请了杰罩·肯，可他在最后一刻打电话给我，说他来不了。于是我又去问格兰特·莱斯，他说他想不出有谁可以替补，可是既然票子很贵，那么若是浪费掉我们那张多余的，可真是说不过去呢。所以我致电琼斯，琼斯说好吧，还问他可不可以把他的好伙计，一位前参议员一起带来，那人在华盛顿时待他很不错。我说我很抱歉，我们那桌已经满啦，何况，我们再也没有多余的票子了。‘没准儿我能从什么地方挖出一张票的，’琼斯说。‘我可不信。’我说，‘不过，无论如何，关键是我们那张桌十没位子啦。’‘好吧，’琼斯说，‘我可以让参议员在别处先吃好饭，然后跟我们一起看演出。’‘好啊，’我说，‘可是我们没有票子给他啊。’‘好吧，我使劲想个办法，’他说。唉，他使劲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把他自己和参议员都带来，害得我花了大把的时间又去搞来一张票子，再把参议员塞到另一张根本就不欢迎他的桌上，后来，到了晚上，参议员对琼斯千恩万谢，说他是世上最好的伙计，而我只得道一句晚安。

“行啦，我得搁笔了，去啃一条胡萝卜。R. W. L.”

即便在一封电报里，林也能将自我浓缩表达。下面有一份：你何时回来为何回来请回答林·拉德纳。

此刻不宜怀念林性情中喜好交际的成分，尤其是因为早在他去世前很久，他就已经不再从放浪形骸——事实上，这包括所有被称之为娱乐的活动，唯一例外的是他对音乐的终生眷恋——中寻找乐趣了。承蒙电台和许多被他的巨大魅力吸引到病榻前拜望的音乐家们，他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得到了一丝慰藉，他将这股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欢天喜地将科尔·波特的歌词改写后发表在《纽约客》上。不过，笔者不说十年前住在林的隔壁时两人曾在种种境遇里有过种种共同经历，曾在许多人许多事上浪掷多少言辞，乃是出于对往事的逃避。我从来不觉得我对他的了解已经足够透彻，也不觉得别人了解他——那种感觉并不是说，他身上还藏着别的东西，应该让它冒出来，毋宁说那是一种本性上的差异，它更像是这样一种情形：因为存在于自我中的某种缺陷，某人没能深入到某个悬而未决的、崭新的、无从言说的层面。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会觉得，如果林能将他脑海中、心眼早的想法多写一点出来，该有多好。那样的话，在我们心中，林能活得更久，作品本身也会很有意义。可我真想知道那是什么，而且我将会一直都很想知道——林想要什么，他希望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他又是怎么看待各种事物的？

一个伟大的美国好人死了。我们不要用鲜花抹杀他的个性，让我们往前走，看看那枚精致的纪念章，磨蚀着它的那些悲伤，也许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林没有敌人，因为他善良，他将轻松与快乐，带给了成千上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