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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以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
《老子》一书，当分两部分看，他说致虚守静，归根复命一类话，是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是世间法。孔子以仁治国，墨子以爱治国，申韩以法治国等等，皆是以正治国。在吴司马稷苴，是以奇用兵，这都是走的世间法这条路。《老子》一书，是把世间法和出世法，一以贯之，两无偏重。所以提出老子，可以总括周秦学术的全体。
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愈传愈盛，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成为两大派，相推相荡，到了程明道出来，把二者融合为一，是为宋明之理学，名为儒家，实是中国和印度两方学术融合而成的新学说。程明道的学说出来后，跟着就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程伊川和朱子，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所以宋学，要以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
从周秦至今，可分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这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学术之进化，其轨道历历可循，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个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大家都去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是所得不同，总足各有所得。周秦诸子，都是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是以老子为最多。
老子是道家，道家出于史官，我国有史以来，零零碎碎的，留下许多学说，直到老子出来，才把它整理成一个系统。他生于春秋时代，事变纷繁，他年纪又高，眼见的事又多，身为周之柱下史，是国立图书馆馆长，读的书又多。他自隐无名，不问外事，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所以能把宇宙真理发现出来。
老子把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了它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曰：《道德经》。德者有得于心也，根据以往的事变，就可以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他见到了真理的全体，讲出来的道理，颠扑不破，后人要研究，只好本着他的道理，分头去研究。他在周秦诸子中，真是开山之祖。诸子取他学说中一部分，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就独成一派。
前乎老子者，如黄帝，如太公，如鬻子管子等，《汉书·艺文志》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之前驱，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的解释，呼老子为圣人，可见非之学也出于老子。至吕不韦门客，所辑的《吕氏春秋》，也是推尊黄老。所以周秦时代的学说，彻始彻终，可用老子贯通之。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详详细细的研究，只能说研究得精细，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
至于老子年代问题，有人说：孔子问礼于老子，为春秋时人，著道德经之老子，为战国时人，是两人，不是一人。这层不必深问，我们只说：《道德经》一书，可以总括周秦学术之全体。其书出现于周秦诸子之前，是诸子渊源于老子；出现于周秦诸子中间，或在其后，我们可说：《道德经》可以贯通诸子，而集周秦学术之大成。无论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甚或生在嬴秦时，其为周秦学术之总代表则一也。
关于老子姓名问题，有种种说法，甚有谓老子姓老者。我想不必这样讲，古人的名字，有点像字学中之反切法，用两个字，切出一个字，举出其人之两个特点，即知其为某人，名字之上，不必一定冠以姓，如祝鮀是名之上冠以官。行人子羽，是字之上冠以官。东里子产，是字之上冠以地，叔梁纥，是名之上冠以字。司马迁是史官，故称史迁，曾受腐刑，又称腐迁。他如髯参军，短主簿，是官职之上，冠以形貌，只要举出两个特点，即可确定其为某人，大约老子耳有异状，故姓李名耳，他是自隐无名的人，埋头研究学问，世人得见他时，年已老矣，人人惊其学问之高深，因其须发皓然，又是一个大耳朵，因呼之为老聃，聃是生前的绰号，不是死后之谥，他不是生而皓首，乃是世人得见他时，业已皓首了。一般学者，闻老子之名，都来请教。孔子也去问礼。各人取其学说之一部分，发辉光大之，就成为一家之言，发表出来，尽是新奇之说，人人都去研究。老子自隐无名，其出处存亡，世人也就不甚注意了。犹之四川廖平与康有为说一席话，康本其说，跟即著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震惊一世，而廖之书尚未出也，其人亦不甚为世注意。老子年龄，大约比孔子大二三十岁，孔子是七十几岁死的，老子修神养身，享年最高，或许活到二百多岁，著道德经时，已入了战国时代，这也是可能的事。
老子的“无为”，许多人都误解了。《老子》一书，是有为，不是无为。他以为：要想有为，当从无为下手，所以说“无为则无不为”。他的书，大概每句中，上半句是无为，下半句是有为。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要想勇当从慈做起走。要想广，当从俭做起走。要想成器长，当从不敢为天下先做起走。慈与俭，不敢为天下先，是无为；能勇，能广，能成器长，即是有为。老子洞明盈虚消长之理，阴阳动静，互相为根，凡事当从相反方面下手，如作文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写字欲左先右，欲右先左一般。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我无为；能使民化民正，能使民富民朴，是有为。“弱胜强，柔胜刚”。弱柔是无为，胜强胜刚，是有为。老子书中，这类话很多，都是“无为则无不为”的实证。
老子所说的无为，是顺其自然，我无容心的意思。当为的就为，当不为的就不为，如果当为的不为，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这叫做有为，算不得无为。王弼注老子，就是这种见解。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说道：“须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注二十九章说道：“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谛。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韩非本作恃，按作辅义较长）。即是《阴符经》所说：“圣人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制之”。（现在的《阴符经》，虽是伪书，但说的道理不错。）也即是《易经》所说：“裁成天地之体，辅相天地之宜”。曹参为相，日饮醇酒，诸事不为，只可谓之“不辅万物之自然”，“不裁成天地之道，不辅相天地之宜”，“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不制之”。黄老之道，岂是这样吗？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未发动，或才发动，就把他弄好了。犹如船上掌舵的人，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只须轻轻地把舵一搬，那船就平平稳稳的下去了，这叫做无为。即是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何尝是曹参那种办法呢？文景行黄老，只是得点皮毛，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工作，未免缺乏，所以不无流弊，但政治之修明，已成为三代下第一。黄老之道之大，也可想见了。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连贯而下的。天地化生万物，有一定规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谓道，吾人懂得这个规律，而有得于心，即为德，本着天地生物之道，施之于人即为仁。仁是浑然的，必须制裁之，使之合宜，归为义。但所谓合宜，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把合宜之事，制为法式，是为饰文，即为礼。万一遇着不守礼之徒，为之奈何？于是威之以刑。万一有悖礼之人，刑罚不能加，又将奈何？于是临之以兵。我们可续两句曰：“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由道德以至于兵，原是一贯而已。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见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学。韩非学于荀卿，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专讲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申韩之刻薄寡恩，来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我真要为老子叫屈。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是顺着次序说的，韩昌黎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存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把道德放在仁义之下，就算弄颠倒了。
老子说：“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句话很受世人的痛骂，这也是误解老子。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这是天然的趋势，等于人之由小孩而少年，而壮，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于说：“失孩而后少，失少而后壮，失壮而后老”。他看见由道德流而为礼，知道继续下去，就是为刑为兵，故警告人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等于说：“夫老者少壮之终而死之始也”。这本是自然的现象，说此等话的人，有何罪过。
要救死只有“复归于婴儿”，要救乱只有“复归于无为”。吾人身体发育最快，要算婴儿时代，婴儿无知无欲，随时都是半睡眠状态，修养家叫人静坐，用种种方法，无非叫人达到无知无欲，成一种半睡眠状态罢了。婴儿的半睡眠状态，是天然的，修养家的半睡眠状态，是人工做成的，只要此心常如婴儿之未孩，也就可以长生久存了。我们知：复归于婴儿，可以救死；即知：复归于无为，可以救乱。
国家到了非用礼不可的时候，跟着就有不礼之人，非用刑不可，跟着就有刑罚不能加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礼之时，乱兆已萌，故曰：“乱之首”。然则为之奈何？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乱机虽动，用无为二字，即可把他镇压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这个话不是空谈，是有实事可以证明。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延至嬴秦，人心险诈，盗贼纵横，与现在的时局是一样的。始皇二世，用严刑峻罚，其乱愈甚，到了汉初，刘邦的谋臣张良陈平，是讲黄老的人，曹参相惠帝用黄老，文景也用黄老，而民风忽然浑朴，俨然三代遗风，这就是实行“镇之以无名之朴”，人民就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足知老子所说：“复归于无为”，是治乱的妙法。“复归于婴儿”，可以常壮不老；“复归于无为”，可以常治不乱。
由道流而为德，为仁，为义，为礼，为刑，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屡言兵，他连兵都不废，何至会废礼？他说：“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强天下。”又说：“夫慈以战则胜。”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际，顾及道字仁字，即是顾及本源之意。用兵顾及仁字，才不至穷兵黩武，用刑顾及仁字，才能衰矜勿喜，行礼顾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间，不至徒事虚文，行仁义顾及道德，才能到熙熙皞浩的盛世，不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我们读老子一书，当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际，都顾及本源，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为主。”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是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为主。”老子明知“兵之后必有凶年。”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礼之后，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礼。吾故曰，老子不废礼。唯其不废礼，以知礼守礼名于世，所以孔子才去问礼。老子知兵之弊，故善言兵，知礼之弊，故善言礼。
用刑用兵，只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风也可复归于朴。庄子曰：“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于逍遥之虚，……逍遥无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于刑，托宿于兵，以达无为之域。我们识得此意，即知老子说“失义而后礼”，说“礼仁忠信之薄”，与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同是一意。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些话很受世人的訾议，也未免误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绝圣弃智，本着个人的意见做去，得出来的结果，往往违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并且害得很深。例如：“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话，就是害的这个病，洛蜀分党，也是害的这个病。他们所谓理，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戴东原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作为圣贤立言之意，……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又曰：“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东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绝圣弃智，必不会有这种弊病。
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顺天而动，如四时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庄子》一书，全是发挥此理，苏子由解老子说道：“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赡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六亲方和，孰非孝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尧非不孝而独称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濡以沫，相濡以湿，不知相忘于江湖”。子由这种解释，深得老子本旨。昌黎说老子小仁义，读了子由这段文字，仁义得不小。嬴秦时代，李斯赵高，挟智术以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伪”的实证。汉初行黄老之术，民风浑朴，几于三代，即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实证。
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喻之于口，只可行之于己，而不能责之于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非不欲言也，实不能言也，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重言“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所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言绝肖。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子由识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称之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
要窥见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正常人自然做不到，我们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这拿来怎样办呢？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最适用的法子，这个法子，即是孔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孔门教人，每发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以为对的即是善，认为不对的即是恶。恶的念头，立即除去，善的念头，就把它存留下，这即是大学上的诚意工夫。这种念头，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们最初发出之念，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可说是径从字宙本体发出来的，我把这个念头，加以考察，即与亲见宇宙本体无异，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法子，岂不简单极了呢？有了这个法子，我们所做的事，求与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难了。所难者，何者为善念，何者为恶念，不容易分别，于是孔门又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把眼前所见的事，仔细研究一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把他分别清楚，随着我心每动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这就是格物致知了。孔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简单，愚夫愚妇，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诸儒，他把解得玄之又玄。朱子无端补入格致一章，并且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直是禅门的顿悟，岂不与中庸所说“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相悖吗？我们把正心诚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问心无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老子盈虚循环图
老子的学说，是本着盈虚消长立论的，什么是盈虚消长呢？试作图说明之：如图由虚而长，而盈，而消，循环不已，宇宙万事万物，都不出道德轨道。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以人事言之：国家之兴衰成败，和通常所谓“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贫贱”，都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老子之学，纯是自处于虚，以盈为大戒，虚是收缩到了极点，盈是发展到了极点。人能以虚字为立足点，不动则已，一动则只有发展的，这即是长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则消字即随之而来，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书中所谓：“弱胜强，柔胜刚”，“高以下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强梁者不得其死”，“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跛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藏必厚亡”，“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种种说法，都是本着这个原则立论。这个原则，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等于瓦特发明蒸汽，各种工业都适用。
老子把盈虚消长之理，应用到军事上，就成了绝妙兵法。试把他言兵的话，汇齐来研究，即知他的妙用了，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善者果而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与之，以慈卫之。”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又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可知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以慈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恐敌人的人民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我才起而战之，即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虽是起而应之，却不敢轻于开战，“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我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宝了。我既不开战，而敌人必来攻，我将奈何？老子的法子就是守，故曰：“以守则固”。万一敌人猛攻，实在守不住了，又将奈何？老子就向后退，宁可退一尺，不可进一寸，万一退到无可退的地方，敌人还要进攻，如再不开战，坐视我的军士，束手待毙，这可谓不慈之极了。到了此刻，是不得已了，也就不得不战了，从前步步退让，极力收敛，收敛到了极点，爆发出来，等于炸弹爆裂。这个时候，我的军士，处处是死路，唯有向敌人冲杀，才是生路，人人悲愤，其锋不可当，故曰“哀者胜矣”。敌人的军士，遇着这种拼命死战的人，向前冲是必死的路，向后转是生路，有了这种情形，我军当然胜，故曰“以战则胜”。敌人的兵，恃强已极，“坚强者死之徒”，他当然败。这真是极妙兵法，故曰：“以奇用兵”。韩信背水阵，即是应用这个原理。
孙子把老子所说的原理，推演出来，成书十三篇，就成为千古言兵之祖。孙子曰：“卑而骄之”。又曰：“少则逃之，不若则避之。”又曰：“不可胜者守也”。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又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又曰：“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又曰：“投之无所往，请剧之勇也。”又曰：“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又曰：“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又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凡此种种，我们拿来与老子所说的对照参观，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都是初时收敛，后来爆发，孙子曰：“将军之事静以幽”。静字是老子书上所常用，幽字是老子书上玄字杳字冥字，合并而成的，足知孙子之学，渊源于老子。所异者：老子用兵，以慈为主，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被敌人逼迫，不得不战，战则必胜；孙子则出于权谋，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以激战胜之功，把老子“以奇用兵”的奇字，发挥尽致。开始凡是一种学说，发生出来的支派，都有这种现象，即是把最初之说，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唯其如此，所以独成一派。老子的清静无为，连兵事上都用得着，世间何事用不着。因为老子窥见了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的学说，无施不可。
韩非主道篇曰：“虚静以待令”。又曰：“明君无为于上”。这虚静无为四字，是老子根本学说，韩非明明白白提出，足见他渊源所自。其书曰：“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无穷之令。”又曰：“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于道德，而不出于爱恶”。可见他制定的法律，总是本于自然之理，从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并不强人以所难。他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斗，故贤者劝赏，而不肖者少罪。”可见他所悬的赏，只要能够努力，人人都可获得，所定的罚，只要能够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曰：“明君之行赏也，暧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若雷霆，神圣不能解也，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嬖而必诛。”事事顺法律而行，无一毫私见。他用法的结果是：“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淡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上下交顺，以道为舍。”这是归于无为而止。
老子讲虚静，讲无为；韩非也是讲虚静，讲无为。黄老之术，发展出来，即为申韩，申韩之术，收敛起来，即为黄老，二者原是一贯。史迁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即是这个道理。后人不知此理，反痛诋史迁，以为韩非与李耳同传，不伦不类。试思史迁父子，都是深通黄老的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难道对于老氏学派，还会谈外行话吗？不过韩非之学，虽是渊源于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扩而大之，独成一派。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韩非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同是无为二字，在老子口中，何等恬适，一出韩非之口，而凛然可畏，唯其如此，所以才独立成派。
庄子与韩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径绝端相反，而皆本之于无为。庄子事事放任，犹可谓之无为，韩非事事干涉，怎么可谓之无为呢？庄子是顺应自然做去，毫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所以谓之无为。韩非是顺应自然，制出一个法律，我即依着法律实行，丝毫不出入，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故韩非之学说归于无为，因为他执行法律时，莫得丝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议亲议贵这类办法，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
韩非说：“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见他立法是持大体，并不苟细。汉高祖用讲黄老的张良为谋臣，入关之初，“除秦苛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苛法”是捕鼠之物，把他除去，自是黄老举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设柙股虎，用的是申韩手段。我们从此等地方考察，黄老与申韩，有何冲突？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者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孔子尝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之兼爱，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节用，即是老子之俭。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揣摩期年，然后才出而游说，古阴符不传，他是道家之书，大约是与老子相类。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话，激动人不平之气，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予”等语，为后世阴谋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列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之学，即使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神仙，讲符箓等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
汉朝汲黯，性情刚直，其治民宜乎严刑峻法了，乃用黄老之术，专尚清静。诸葛武侯，淡泊宁静，极类道家，而治蜀则用申韩。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根本上是共通的缘故。孔孟主张仁义治国，申韩主张法律治国，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其实是一贯的。诸葛武侯说：“法行则知恩”，这句话真是好极了，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义。子产治郑用猛，国人要想杀他：说道：“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来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说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他临死前还说为政要用猛，可见猛的宗旨，至死不变，而所收的效果，却是惠字，《论衡》载：“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又讲：“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关键，只有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严，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其实最慈惠者，莫如申韩。申子之书不传，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对照读之，当知鄙言之不谬。
韩非之学，出于荀子，是主张性恶的。荀子以为人性恶，当用礼去裁制他。韩非以为礼的裁制力弱，法律的裁制力强，故变而论刑名，由此可知：黄老申韩孟荀，原是一贯。害何种病，服何种药。害了嬴秦那种病，故汉初药之以黄老，害了刘璋那种病，故孔明药之以申韩。儒者见秦尚刑名，至于亡国，以为申韩之学，万不可行，此乃不知通变之论。商鞅变法，秦遂盛强，逮至始皇，统一中国，见刑名之学，生了大效，继续用下去，犹之病到垂危，有良医开一剂芒硝大黄，服之立愈，病已好了，医生去了，把芒硝大黄作为常服之药，焉得不病？焉得不死？于芒硝大黄何尤？于医生何尤？
《礼记》上，孔子屡言：“吾闻诸老聃曰”，可见他的学问，渊源于老子。至大限度，只能与老子对抗，断不能驾老子而上之。《史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这种惊讶佩服的情形，俨如虬髯客见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样。《虬髯客传》载：道士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虬髯也就离开中国，到海外扶馀，另觅生活。孔子一见老子，恰是这种情形。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莫得孔子说的，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走了。老子学说，虽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详，他专言道德，于仁义礼三者，不加深论。孔子窥破此旨，乃终身致力于仁义礼，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条分缕析的列出来。于是老子谈道德，孔子谈仁义礼，结果孔子与老子，成了对等地位。孔子是北方人，带得有点强哉矫的性质，虽是佩服老子，却不愿居他篱下。这就像清朝恽寿平，善画山水，见了王岩谷的山水，自量不能超出其上，再画得好，也是第二手，乃改习花卉，后来二人竟得齐名。孔子对于老子，也是这样。他二人一谈道德，一谈仁义礼，可说是分工的工作。
《论语》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何以不言性与天道呢？因为性与天道，老子已经说尽，莫得孔子说的了。何以故呢？言性言天道，离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业已探骊得珠，孔子再说，也不能别有新理，所以就不说了。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请问致的是什么？守的是什么？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学案，虚字静字，满纸都是，说来说去，终不出“致虚守静”的范围，不过比较说得详细罢了。老子书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如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长久，而况于人乎”，“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这一类话，即把天地化生万物，天人感应，天道福善祸淫，种种道理，都包括在内，从天长地久，说至天地不能长久，就叫孔子再谈天道，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只好不说了。老子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见到了的，他赞周易，名此物曰太极，曾极力发挥，唯理涉玄虚，对门人则浑而不言，故大学教人，从诚意做起走。
性与天道，离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讲的。何以见得呢？一般人说宋儒是得了孔子真传的，朱子是集宋学大成的，朱子毕生精力，用在《四书集注》上，试拿《集注》来研究：“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章，朱子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提出自然二字吗？《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岂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吗？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则导之，……程子曰，此章专为智而发。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归为大智。”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足见性与天道，离却自然二字，是讲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说尽，宜乎孔子不再说了。
凡人的思想，除受时代影响之外，还要受地域的影响，孔子是鲁国人，故师法周公，管仲是齐国人，故师法太公，孟子是北方人，故推尊孔子，庄子是南方人，故推尊老子，其原因：（1）凡人生在一个地方，对于本地之事，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成了拘墟之见。（2）因为生在此地，对于此地之名人，有精密的观察，能见到他的好处，故特别推称他。此二者可说是一般人的通性，我写这篇文字，也莫有脱此种意味。
程明道的学说，融合儒释道三家而成，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已如前篇所说。至于地域关系，他生长河南，地居天下之中，为宋朝建都之地，人文荟萃，是学术总汇的地方，故他的学说，能够融合各家之说。这层很像老子，老子为周之柱下史，地点也在河南，周天子定都于此，诸侯朝聘往来，是传播学说集中之点，故老子的学说，能够贯通众说。
独是程明道的学说，很受四川的影响。这一层少人注意，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明道的父亲，在四川汉州做官，明道同其弟伊川，曾随侍来川，伊川文集中，有《为太中（程子父）作试汉州学生策问》三首，《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再书》及《蜀守记》等篇，都是在四川作的文字，其时四川儒释道三教很盛，二程在川濡染甚深，事实俱在，很可供我们的研究。
《宋史·谯定传》载：“程颐之父珦，尝守广汉，颐与其兄颢皆随侍，游成都，见治蔑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蔑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也’，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伊川晚年注易，于未济卦，后载“三阳失位”之说，并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足观宋史所载不虚。据《成都县志》所载：“二程过箍桶翁时地方，即是省城内之大慈寺。”
谯定传又载：“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之，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我们细玩“易学在蜀”四字，大约二程在四川，遇着长于易的人很多，不止箍桶翁一人，所以才这样说。
段玉裁做富顺县知县，修薛翁祠，作碑记云：“……继读东莱吕氏撰常州志，有云。袁道洁闻蜀有隐君子名，物色之。莫能得，末至一郡，有卖香薛翁，旦荷芨之市，午辄扃门默坐，意象静深，道洁以弟子礼见，且陈所学，叟漠然久之，乃曰：‘经以载道，子何博而寡要也？’与语，未见复去。”宋史云“眉邛间”，吕氏云“至一郡”，皆不定为蜀之何郡县，最后读浚仪王氏《困学纪闻》云：“谯天授之易，得于蜀夷族曩氏，袁道洁之易，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宋之富顺监，即今富顺县也，是其为富顺人无疑。”（见段玉裁《富顺县志》）究竟薛翁是四川何处人，我们无须深考，总之有这一回事，其人是一个平民罢了。（按宋史作卖酱，吕王作卖香，似应从吕王氏，因东莱距道洁不久，宋史则元人所修也。）
袁滋问易于伊川，无所得，与卖酱翁语，大有所得，这卖酱翁的学问，当然不小，《论语》上的隐者，如晨门，荷蒉，沮溺，丈人等，不过说了几句讽世话，真实学问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卖酱翁，确有真实学问表现，他二人易学的程度，至少也足与程氏弟兄相埒，卖酱翁仅知其姓薛，箍桶翁连姓亦不传，真是鸿飞冥冥的高人。
易学是二程的专长，二人语录中，谈及易的地方，不胜枚举。《宋史·张载传》称：“载尝坐虎皮，讲易水师，听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可师之。’撤坐辍讲。”据此可见二程易学之深，然遇箍桶翁则敬谨领教，深为佩服，此翁之学问，可以想见。袁滋易学，伊川不与之讲授，命他入蜀访求，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谦不如蜀人，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
据《困学纪闻》所说，四川的夷族，也能传授高深的易学，可见那个时候，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易经》是儒门最重要之书，易学是二程根本之学，与四川发生这样的关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薛翁说袁道洁博而寡要，俨然道家口吻，他扃门默坐，意象静深，俨然道家举止，可见其时道家一派，蜀中也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宋儒之学，据学者研究，是杂有方士派，而方士派，蜀中最盛，现在讲静功的人，奉《参同契》和《悟真篇》二书，为金科玉律，此二书均与四川有甚深之关系。
《悟真篇》是宋朝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所著。据他自序是熙宁巳酉年，随龙国陵公到成都，遇异人传授。考熙宁巳酉，即宋神宗二年，据伊川新作《先公太中传》称：“神宗即位年代，知汉州，熙宁中议行新法，州县嚣然，皆以为不可。公未尝深论也，及法出，为守令者奉行唯恐后，成都一道，抗议指其未便者，独公一人。”神宗颁行新法，在熙宁二年，即是张平叔遇异人传授之年，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时候。平叔自序，有“既遇真筌，安敢隐默”等语。别人作的序有云：“平叔遇青城丈人于成都。”又云：“平叔传非其人，三受祸患。”汉州距成都只九十里，青城距成都，距汉州，俱只百余里，二程或者会与青城丈人或张平叔相遇，否则平叔既不甚秘惜其术，二程间接得闻也未可知。
现在流行的《参同契集注》，我们翻开一看，注者第一个是彭晓，第二个是朱子，彭晓字秀川，号真一子，仕孟昶为祠部员外郎，是蜀永康人。永康故治，在今崇庆县西北六十里。南宋以前，注《参同契》者十九家，而以彭晓为最先，通行者皆彭本，分九十一章，朱子乃就彭本，分上中下三卷，宁宗元年，蔡季通编置道州，在“寒泉精舍”与朱子相别，相与订正“《参同契》”，竟夕不寐，明年季通卒，越二年朱子亦卒，足见朱子晚年都还在研究《参同契》这种学说。
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证明：宋儒所讲，无极太极，河洛书是从华山道士陈抟传来。朱子解易，曾言“邵子得于希夷（即陈抟），希夷源流，出自《参同契》。”宋学既与《参同契》，发生这种关系，而注《参同契》之第一个人是彭晓，出在四川，他是孟昶之臣，孟昶降宋，距二程到川，不及百年，此种学说，流传民间，二程或许也研究过。
义和团乱后，某学者著一书，说：“道教中各派，俱发源于四川，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其学流传民间，分为各派，历代相传不绝。”他这话不错，以著者所知，现在四川的学派很多，还有几种传出外省，许多名人，俯首称弟子，这是历历可数的。逆推上去，北宋时候，这类教派当然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佛教派别很多，宋儒所谓佛学者，大概指禅宗而言，禅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六祖言：“不恩善，不思恶，正凭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宋儒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宛然是六祖话语。
四川佛教，历来很盛，华严宗所称为五祖的宗密，号圭峰，即是唐时四川西充人。唐三藏法师玄奘，出家在成都大慈寺。以禅宗而论，六祖再传弟子“马道一”，即是张文定所说马大师，是四川什邡人，他在禅宗中的位置，与宋学中的朱子相等，有“五灯会元”可考。他的法嗣，布于天下，时号马祖，他出家在什邡罗汉寺，得道在衡岳，传道在江西，曾回什邡，筑台说法，邑人称为活佛（什邡县志）。二程到四川的时候，当然他的流风余韵，犹有存者。什邡与汉州毗连，现在什邡高景关内，有雪门寺，相传二程曾在寺中读书，后人于佛殿前，建堂祀二程，把寺名改为雪门，取“立雪程门”之义（什邡县志）。二程为甚不在父亲署内读书，要跑到什邡去读？一定那个庙宇内有个高僧，是马祖法嗣，二程曾去参访，住了许久，一般人就说他去行医读书了。
马祖教人，专提“心即是佛”四字，伊川曰：“性即理也”，宛然马祖声口，这种学理，或许从雪门寺高僧得来。
宋朝禅宗大师宗杲，名震一时，著有《大慧语录》。朱子也曾看他的书，并引用他的话，如“寸铁伤人”之语。魏公道是四川广汉人，他的母亲秦国夫人，曾在大慧门下，参禅有得，事载《五灯会元》。大慧之师圆悟，是成都昭觉寺和尚，著有《圆悟语录》。成都昭觉寺，现有刻板，书首载有张魏公序文，备极推崇。圆悟与二程，约略同时，二程在川之时，四川禅风当然很盛，二程当然有所濡染。
二程的父亲，卒于元祐五年庚午，年八十五岁，逆推至熙宁元年戊申，年六十三岁，其时王安石力行新法，明道曾力争不听，他们弟兄，不愿与安石共事，因为父亲年已高，所以侍父来蜀。明道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二年癸酉，二人入蜀时，年三十六七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抛弃了政治的生活，当然专心研究学问。王阳明三十七岁，谪居贵州龙场驿，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与二程在汉州时，年龄相同，不得志于政治界，专心研究学问，忽然发明新理，也是相同。
现在汉州城内，开元寺前，有“二程讲道台”（汉州志），可见二程在汉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讨论，把三教的道理，融会贯通，恍然有得，才发明所谓宋学，伊川所说的：“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汉州开元寺，可等于王阳明的龙场驿。
宋明诸儒，其初大都出入佛老，其所谓佛者，是指禅宗而言，其所谓老者，不纯粹是老子，兼指方士而言。阳明早年，曾从事神仙之学，并且修习有得，几于能够前知，有阳明年谱可证。不过阳明不自讳，宋儒就更多方掩饰，朱子著《参同契考异》托名“华山道士邹诉”，不直署己名，掩饰情形，显然可见。
二程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人，遇着箍桶匠，都向他请教，当然道家的紫阳派，真一派，佛家的圆悟派，也都请教过的。我们看程子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形式上都带有佛道两家的样子，一定与这两家有关系。伊川少时，体极弱，愈老愈健，或许得力于方士派的静坐，不过从来排斥佛老，与这两家发生关系的实情，不肯一一详说，统以“出入佛老”一语了之，箍桶翁是他自己说出，并笔之于书，后人方才知道。
我们从旁的书考证，宋朝的高僧甚多，乃《宋史》仅有《方技传》，而高僧则绝不一载。此由宋儒门户之见最深，元朝修《宋史》的人，亦染有门户习气，一意推崇道学，特创道学传，以位置程朱诸人，高僧足与程朱争名，故削而不书，方技中人，不能夺程朱之席，故而书之。以我揣度，即使二程曾对人言：在蜀时，与佛老中人，如何往还，《宋史》亦必削而不书，箍桶翁和卖酱翁，不能与二程争名，才把他写上。其余的既削而不书，我们也就无从详考。
箍桶翁卖酱翁传易，张平叔彭晓传道，圆悟传禅，可见其时四川的学者很多，请问为什么那个时候四川有许多学者呢？因为汉朝文翁化蜀后，四川学风就很盛，唐时天下繁盛的地方，扬州第一，四川第二，有“扬一益二”之称。唐都陕西，地方与蜀接近，那个时候的名人，莫到过四川的很少，所以中原学术，就传到四川来。加以五代时，中原大乱，许多名流，都到四川来避难，四川这个地方，最适宜于避难，前乎此者，汉末大乱，中原的刘巴许靖都入蜀避难，后乎此者，邵雍临死，说“天下将乱，唯蜀可免。”他的儿子邵伯温携家入蜀，卒免金人之祸。昔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是对乎中原而言，因为地势上的关系，天下将乱，朝廷失了统御力，四川就首先与之脱离，故谓之先乱，等到中原平定了，才来征服，故谓之后治，其实四川关起门是统一的，内部是很安定的。
五代时，中原战争五十多年，四川内政报修明，王孟二氏，俱重文学，《十国春秋》说王建“雅好儒臣，礼遇有加。”又说王衍“童年即能文，甚有才思。”孟蜀的政治，比王蜀更好，孟氏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孟昶在位三十二年，《十国春秋》说孟昶“劝善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又曰：“后主（指昶）朝宋时，自二江至眉州，万民拥道痛哭，恸绝者凡数百人，后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这是孟昶亡国之后，敌国史臣的议论，当然是很可信的。清朝知县大堂面前牌坊，大书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字，是宋太宗从孟昶训饬州县文中选出来，颁行天下的（见《容斋续笔·戒石铭条》），昶之盛饬吏治，已可概见。
后世盛称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计不过三十九年。孟氏父子，孜孜求治，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真可谓太平盛世。国内既承平，所以大家都研究学问，加以孟昶君臣，都提倡文学。《十国春秋》曰：“帝（指昶）所学，为文皆本于理。居恒谓李吴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为轻艳之文，朕不为也。’”他的宰相，母昭裔，贫贱时，向人借《文选》，其人有难色，他发愤说道：“我将来若贵，当镂板行之。”后来他在蜀做了宰相，请后主镂板印九经，又把九经刻石于成都学官，自己出私财营学宫，立教舍，又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国亡后，其子守素赍至中朝，诸书大章于世，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叙此事，并且说：“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他们君臣，在文学上的功绩，可算不小。
孟昶君臣，既这样的提倡文学，内政又修明，当然中原学者，要向四川来，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学问，普及到了民间，二程和袁滋，不过偶尔遇着两个，其余未遇着的，不知还有若干。因为有了这样的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时，四川才能产出三苏和范镇诸人，苏子由说：“辙生十九年，书无不读。”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他在何处寻书来读？若无名人指示门径，怎么会造成大学问？东坡幼年曾见出入孟昶宫中的老尼，二程二苏，与孟蜀相距不远，他们的学问，都与孟昶有关，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受经于子夏。初置博士官，推行孔学。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皆故秦博士。梁任公说：“儒教功臣，第一是魏文侯。”我们可以说：“宋学功臣，第一是孟昶。”
隋朝智者大师，居天台山，开天台宗，著有《大小止观》。唐朝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也居天台山，著有《天隐子》，又著《坐忘论》七篇。《玉涧杂书》云：“道释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此论与智者所论止观，实相表里，子微中年隐天台玉霄峰，盖智者所居，知其渊源有自也”（见《图书集成道教部杂录》）。由此知：凡是互相矛盾的学问，只要同在一个地方，就有融合之可能。五代中原大乱，三教中的名人，齐集成都，仿佛三大河流，同趋于最隘的一个峡口，天然该融合为一，大约这些名流，麇集成都，互相讨论，留下不少的学说。明道弟兄来川，召集遗老，筑台讲道，把他集合来，融会贯通，而断以己意，成为一个系统，就成为所谓宋学。
大家只知程氏弟兄是宋学中的泰斗，不知宋朝还有一个大哲学家，其成就较之程氏弟兄，有过之无不及，一般人都把他忽略了，此人为谁？即是我们知道的苏子由。程氏弟兄做了融合三教的工作，还要蒙头盖面，自称是孔孟的真传；子由著有《老子解》，自序著此书时，会同僧道商酌，他又把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和六祖“不思善不思恶”等语，合并研究，自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较诸其他宋儒光明得多。子由之孙苏籀，记其遗言曰：“公为籀讲老子数篇曰：‘高出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无如五千文。’”苏籀又说：“公老年做诗云：近存八十一章注，从道老聃门下人。盖老而所造益妙，碌碌者莫测矣。”子由敢于说老子高出孟子二三等，自认从道老聃门下，这种识力，确在程氏弟兄之上。苏东坡之子苏迈等，著有《先公手泽》，载东坡之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晚年见此奇特。”我破读东坡此段文字，心想子由此书，有甚好处，值得如此称叹，后来始知纯是赞叹他融合三教的工作。
明朝有个李卓吾，同时的人，几乎把他当作圣人，他对于孔子，显然攻击，著《藏书》六十八卷，自序有曰：“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数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未尝有是非耳。”又曰：“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观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他生在明朝，思想有这样的自由，真令人惊诧，他因为创出这样的议论，闹得书被焚毁，身被逮捕，下场至自刎而死，始终持其说不变。其自信力有这样的坚强，独对苏子由非常佩服，万历二年，他在金陵刻子由《老子解》，题其后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乃独得微言于残篇断简之中，宜其善发老子之蕴，使五千余言，烂然如皎日，学者断断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或示道全，当道全意，寄子瞻，又当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余年，不意复见此奇特。”卓吾这样的推崇子由，子由的学问也就可知了。
苏子由在学术上，有了这样的成就，何以谈及宋学，一般人只知道有程朱，不知道苏子由呢？其原因：（一）子由书成年已老，子由死于政和二年壬辰，年七十四岁，此书是几经改删，至大观二年戊子十二月方才告成，程明道死于元丰八年乙丑，年五十四岁，伊川死于大观元年丁亥，年七十五岁，子由成书时，在明道死后二十三年，伊川死后一年，那个时候，程氏门徒遍天下，子由的学说，出来得迟，自不能与他争胜，子由书成后四年即死，也就无人宣传他的学说了。（二）那时党禁方严，禁人学习元祐学术，伊川谢绝门徒道：“尊所闻，行所知可也，不必及吾门也。”连伊川都不敢宣传他的学问，子由何能宣传？伊川死时，门人不敢送丧，党禁之严可想。史称子由“筑室颖滨，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据此，则子由此书，能传于世，已算侥幸，何敢望其能行？（三）后来朱子承继伊川之学，专修洛蜀之怨，二苏与伊川不合，朱子对于东坡所著《易传》，子由所著《老子解》，均痛加诋毁，其诋子由曰：“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然其自许甚高，至谓当世无一人可以语此者，而其兄东坡公，亦以为‘不意晚年见此奇特’。以予观之，其可谓无忌惮者欤！因为之辩。”（见《宋元学案》）中庸有“大人而无忌惮”之语，朱子说他无忌惮，即是说他是小人。此段文字，几于破口大骂。朱子又把子由之说，逐一批驳，大都故意挑剔，其书俱在，可以复按。朱子是历代帝王尊崇的人，他既这样攻击子由，所以子由的学说，也就若存若亡，无人知道了。（四）最大原因，则孔子自汉武帝而后，取得学术界正统的地盘，程子做融合三教的工作，表面上仍推尊孔子，故其说受人欢迎，子由则赤裸裸的说出来，欠了程明道的技术，所以大受朱子的攻击，而成为异端邪说，朱子痛诋子由，痛诋佛老，是出于门户之见，我们不必管，只看学术演进的情形就是了。
我们从进化趋势上看去，觉得到了北宋的时候，三教应该融合为一，程明道和苏子由，都是受了天然趋势的驱迫，程子读了许多书，来在四川，加以研究，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苏子由在四川读了许多书，去在颖滨，闭门研究也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二者都与四川有关。这都是由于五代时，中原大乱，三教名流，齐集成都，三大河流，同时流入最隘一个峡口的缘故。子由少时在蜀，习闻诸名流绪论，研究多年，得出的结果，也是融合三教，也是出于释氏而偏迩于老聃，与大程子如出一辙。可见宇宙真理，实是如此。从前佛教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生冲突，历南北隋唐以至五代，朝廷明令天下毁佛寺，焚佛经，诛僧尼之事凡数见，自宋儒之学说出，而此等冲突之事遂无，不过讲学家文字上小有攻讦而已，何也？根本上已融合故也。
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纷争不已者，学说分歧使之然也。现在国府迁移重庆，各种学派之第一流人物，与夫留学欧美之各种专门家，大都齐集重庆，俨如孟蜀时，三教九流，齐集成都一样，也都是无数河流，趋入一个最隘之峡口。我希望产生一种新学说，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而一之，而世界纷争之祸，于焉可免。（著者按：初版时，国府尚未迁移重庆，则只言。现在交通便利，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大文化接触，相推相荡，也是三大河流，趋入最隘的峡口，中西印三大文化，也该融合为一。）
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释道三教，从学理上融合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在门户之见太深，以致发生许多纠葛。其门户之见，共有二点：（1）孔子说的就对，佛老和周秦诸子说的就不对。（2）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别人说的就不对。合此两点，就生道统之说。
宋儒所说的道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唐朝的韩愈。韩愈为人很倔强，富于反抗现实的性质。唐初文体，沿袭陈隋余习，他就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唐时佛老之道盛行，他就提倡孔孟之学。他取的方式，与欧洲文艺复兴所取的方式是相同的。二者俱是反对现代学术，恢复古代学术，是一种革新运动，所以欧洲文艺复兴，是一种惊人事业。韩愈在唐时，负泰山北斗之地位，也是一种惊人事业。
韩愈的学问，传至宋朝，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欧苏曾王的文学，一派是程朱的道学。宋儒所谓道统的道字，就是从昌黎《原道篇》“斯道也，何道也”那个道字生出来的。孟子在从前，只算儒学中之一种，其书价格，与荀墨相等，昌黎才把他表章出来，他读《荀子》说：“始吾得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以为圣人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信孟氏，因雄书而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经昌黎这样的推称，孟氏才崭然露头角。
宋儒承继昌黎之说，把孟子益加推崇，而以自己直发其传，伊川作明道行状，说道：“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史迁以孟子荀卿合传，寥寥数十字，于所历邹膝任薛鲁宋之事，不一书，朱子纲目，始于适魏之齐，大书特书。宋淳熙时，朱子才将《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子书，至元延祐时，始悬为令甲。我们自幼读四子书，把孟子看作孔子化身，及细加考察，才知是程朱诸人，有了道统之见，才把他特别尊崇的。
昌黎是文学中人，立意改革文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他读孔子孟荀的书，初意本是研究文学，因而也略窥见大道，无奈所得不深，他为文主张辞必己出，字法句法，喜欢戛戛独造，因而论理论事，也要独造。他说：“斯道也，何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死，不得其传。”这个说法，不知他何所见而云然。程伊川曰：“轲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蹈袭前人，非凿空撰出，必有所见。”这几句话的来历，连程伊川都寻不出，非杜撰而何？
宋儒读了昌黎这段文字，见历代传授，犹如传国玺一般，尧舜禹直接传授，文、武、周公、孔子、孟轲、则隔数百年，都可传授，心想我们生在一千几百年之后，难道不能得着这个东西吗？于是立志要把这传国玺寻出，经过许久，果然被他寻出来了，在《论语》上寻出“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恰好伪古文《尚书》，有“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尧传舜，舜传禹，有了实据，他们就认定这就是历代相传的东西，究禹汤文武周公，所谓授文者安在？又中间相隔数百年，何以能够传授？又孔子以前，何以独传开国之君，平民中并无一人，能得其传？这些问题，他们都不加研究。
宋儒因为昌黎说孟子是得了孔子真传的，就把孟子一书，从诸子中提出来，上配《论语》。又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二篇，硬说《大学》是曾子著的。又说《中庸》是子思亲笔写出，交与孟子，于是就成了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一代传一代，与传国玺一般无二，孟子以后，忽然断绝，隔了千几百年，到宋朝，这传国玺又出现，被濂洛关闽诸儒得着，又递相传授，这就是所谓道统了。
道统的统字，就是从“帝王创业垂统”那个统字窃取来，即含有传国玺的意思，那时禅宗风行天下，禅宗本是衣钵相传，一代传一代，由释迦传至达摩，达摩传入中国，达摩传六祖，六祖以后，虽是不传衣钵，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干代名称，某为嫡派，某为旁支。宋儒生当其间，染有此等习气，特创出道统之名，与之对抗。道统二字，可说是衣钵二字的代名词。
请问：濂洛关闽诸儒距孔孟一千多年，怎么能够传授呢？于是创出“心传”之说。说我与孔孟，心必相传，禅宗有“以心传心”的说法，所以宋人就有“虞廷十六字心传”的说法，这心传二字，也是模仿禅宗来的。
本来禅宗传授，也就可疑，所谓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俱是他们自相推定的。其学简易，最合中国人习好，故禅宗风行天下。其徒自称“教外别传”，谓不必研究经典，可以直契佛祖之心，见人每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其意味也相同。
周子为程子受业之人，横渠是程子戚属，朱子绍述程氏，所谓濂洛关闽，本是几个私人讲学的团体，后来愈传愈盛，因创出道统之名。私相推走，自夸孔孟真传，其方式与禅宗完全相同。
朱子争这个道统，尤为出力，他注《孟子》，于末后一章，结句说道：“……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中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所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旨深哉。”提出“统”字“传”字，又说“神会心得”，即为宋学中所谓“心传”和“道统”伏根，最奇的，于“其旨深哉”四字之后，突然写出一段文字，说道：“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醇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此段文字写毕，即截然而止，不再著一语，真是没头没尾的。见得程子即是“后圣”。朱子于大学章句序，又说道：“河南两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关焉。”“著”“闻”字，俨然自附于“闻而知之”之列，于是就把道统一肩担上。
宋儒苦心孤诣，创出一个道统，生怕被人分去，朱子力排象山，就是怕他分去道统，象山死，朱子率门人，往寺中哭之，既罢，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硬派象山作告子，自己就变成宋学中的孟子了。
程朱未出以前，扬雄声名很大，他自比孟子，北宋的孙复，号称名儒，他尊扬雄为范模。司马光注《太玄经》说道：“余少之时，闻玄之名，而不获见……于是求之积年。乃得观之，初则溟涬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虑，屏人事而读之，数十遍，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概。然后喟然置书叹曰：呜呼，扬子真大儒耶，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扬子而谁，荀与孟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人之道以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虽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司马光这样说法，简直把大玄推尊得如周易一般，俨然直接孔子之传，道统岂不被扬雄争去吗？孟子且够不上，何况宋儒？宋儒正图谋上接孟子之传，怎能容扬雄得过？适因班固《汉书》，说扬雄曾仕新莽，朱子修纲目轻轻与他写一笔：“莽大夫扬雄死”。从此扬雄成了名教罪人，永不翻身。孟子肩上的道统，无人敢争，濂洛关闽，就直接孟氏之传了。这就像争选举的时候，自料比某人不过，就清查某人的档案，说他亏吞公款，身犯刑事，褫夺他被选权一般。假使莫得司马光这一类称赞扬雄的文字，纲目上何至有莽大夫这种特笔呢？扬雄仕新莽，作《剧秦美新论》。有人说其事不确，我们也不深辩，即使其事果确，一部紫阳纲目中，类于扬雄，甚于扬雄的人很多，何以未尽用此种书法呢？这都是司马光诸人把扬雄害了的。
从前扬雄曾入孔庙，后来因他曾仕王莽，就把他请出来，荀子曾入孔庙，因为言性恶，把他请出来，公伯宁曾入孔庙，因为他毁谤子路，也把他请出来。我所不解者，司马光何以该入孔庙？扬雄是逆臣，司马光推尊扬雄，即是逆党。公伯宁不过口头毁谤子路罢了，司马光著《疑孟》一书，反孟子说的话，层层攻讦，对于性善说，公然愤疑，其书流传到今，司马光一身，备具了公伯宁，荀卿，扬雄三人之罪，公然得入孔庙，岂非怪事？推原其故，司马光是二程的好友，哲宗即位之初，司马光曾荐明道为宗正寺丞，荐伊川为崇政殿说书，司马光为宰相连及二程也做官，所以二程入孔庙，连及司马光也配享。司马光之人品，本是很好，但律公伯五寮荀卿扬雄三人之例，他就莫得入孔庙的资格，而今公然入了孔庙，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徇私”。
宋儒口口声声，尊崇孔子，排斥异端，请问诸葛亮这个人为什么该入孔庙？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乐为曾西所不屑为，孔门羞称五霸，孟子把管仲说得一钱不值，管仲的私淑弟子，怎么该入孔庙？又诸葛亮手写申韩，以教后主，可见他又是申韩的私淑弟子，太史公作《史记》，把申韩与老子同传，还有人说申韩够不上与老子并列，老子是宋儒痛诋之人，诸葛亮是申韩私淑弟子，乃竟入孔庙，大书特书曰：“先儒诸葛亮之位”，这个儒字，我不知从何说起？
刘先主临终，命后主读商君书，又不主张行赦，他们君臣要研究的，都是法家的学说，我们遍读诸葛亮本传及他的遗集，寻不出孔子二字，寻不出四书上一句话，独与管仲商鞅申韩，发生不少的关系，本传上说他治蜀严，又说他“恶无识而不贬”，与孔子所说“赦小过”，孟子所说“省刑罚”显然违反，假如修个“申韩合庙”请诸葛亮去配享，写一个“先法家诸葛亮之位”倒还名实相符。
宋尽排斥异端，申韩管商之学，岂非异端吗？异端的嫡派弟子，高坐孔庙中，岂非怪事吗？最好是把诸葛亮请出来，遗缺以《史记》上的陈余补授。《史记》称：“成安君儒者也，自称义兵，不用诈谋。”此真算是儒者，假使遇着庸懦之敌将，陈余一战而胜，岂不是“仁者无敌”，深合孟子的学说吗？恐怕孔庙中早已供了“先儒陈余之位”，无奈陈余运气不好，遇着韩信是千古名将，兵败身死，儒者也就置之不理了。
诸葛亮明明是霸佐之才，偏称之曰王佐之才，明明是法家，却尊之曰先儒，岂非滑稽之至吗？在儒家谓诸葛亮托孤寄命，鞠躬尽瘁，深合儒家之道，所以该入孔庙，须知托孤寄命，鞠躬尽瘁，并不是儒家的专有品。难道只有儒家才出这类人才，法家就不出这类人才吗？这道理怎么说得通？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慕势”。只因汉以后，儒家寻不出杰出人才，诸葛亮功盖三分，是三代下第一人，就把他欢迎入孔庙，借以光辉门面，其实何苦乃尔？
林放问“礼之本”，只说得三个字，也入了孔庙，老子是孔子曾经问礼之人，《礼记》上屡引老子的话，孔子称他为“犹龙”，崇拜到了极点。宋儒乃替孔子打抱不平，把老子痛加诋毁。这个道理，又讲得通吗？
两庑豚肩，连朱竹坨都不想吃，本来是不值得争夺的，不过我们须知：一部廿四史，实在有许多糊涂账，地方之高尚者，莫如圣庙，人品之高尚者，莫如程朱，乃细加考察，就有种种黑幕，其他尚复何说？
宋儒有了道统二字，横塞胸中，处处皆是荆棘，我不知道道统二字，有何贵重，值得如许争执。幸而他们生在庄子之后，假使被庄子看见，恐怕又要发出些鹓
腐鼠的妙论。我们读书论古，当自出见解，切不可为古人所愚。
《四库全书提要》载：“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卷，宋刘敞撰，敞发明正学，在朱程前，所见皆正，徒以独抱道经，澹于声誉，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抑之不称耳，实则元丰熙宁之间，卓然醇儒也。”刘敞发明正学，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周旋，就视为异党。此中黑幕，纪晓岚早已揭穿。司马光赞扬雄，诋孟子，因与伊洛诸人周旋，死后得入孔庙，此种黑幕，还没有人揭穿。
著者平日有种见解，凡人要想成功，第一要量大，才与德尚居其次，以楚汉而论，刘邦项羽二人，德字俱说不上，项羽之才，胜过刘邦，刘邦之量，大于项羽，韩信陈平黥布等，都是项羽方面的人，只因项羽量小，把这些人容纳不住，才一齐走到刘邦方面来。刘邦豁达大度，把这些人一齐容纳，汉兴楚败，势所必至。秦誓所说“一个臣”，反复赞叹，无非形容一个量字罢了。于此可见量字的重要。宋儒才德二者俱好，最缺乏的是量字，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邵康节临死，伊川往访之，康节举两手示之曰：“眼前路径令放宽，窄则自无着身处，如何使人行？”这一窄字，深中伊川的病。宋元学案载：“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先生（指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先生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直，人不敢近也。”又称：“明道犹有谑语……伊川直是谨严，坐间不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卑幼不说了，尊长见他，都莫不肃然。连走路都莫得一人敢与他同行，这类人在社会上如何走得通？无怪洛蜀分党，东坡戏问他：“何时打破诚敬？”此语固不免轻薄，但中伊川之病。
宋元学案又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广阔，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道虽同而造德固自各有殊。”于此可见明道量大，伊川量小，可惜神宗死，哲宗方立，明道就死了，他死之后，伊川与东坡，因语言缘故，越闹越大，直闹得洛蜀分党，冤冤不解。假使明道不死，这种党争，必不会起。
伊川凡事都自以为是，连邵康节之学，他也不以为然，康节语其子曰：“张巡许远，同为忠义，两家子弟，互相攻并，为退之所贬，凡托伊川之说，议吾为数学者，子孙勿辩。”康节能这样的预诫后人，故程邵两家，未起争端。
朱子的量，也是非常狭隘，他是伊川的嫡系，以道统自居，凡是信从伊川和他的学说的人，就说他是好人，不信从的，就是坏人。苏黄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诋毁二苏，独不诋毁山谷，因为二苏是伊川的敌党，所以要骂他，山谷之孙，黄昀，字子耕，是朱子的学生，所以就不骂了。
林栗，唐仲友，立身行己，不愧君子，朱子与栗论一不合，就成仇畔。朱子的门人，至欲烧栗的书。朱子的朋友陈亮，狎台州官妓，嘱唐仲友为脱籍，仲友沮之，亮搆谗于朱子，朱子为所卖，误兴大狱，此事本是朱子不合，朱派中人就视仲友如仇雠。张浚一败于富平，丧师三十万，再败于淮西，丧师七万，三败于符离，丧师十七万。又尝逐李纲，引秦桧，杀曲端，斥岳飞，误国之罪，昭然共见，他的儿子张南轩，是朱子讲学的好友，朱子替张浚作传，就备极推崇。
最可怪者，朱子与吕东莱，本是最相好的朋友，《近思录》十四卷，就是他同朱子撰的。后来因为争论《毛诗》不合，朱子对于他的著作，就字字讥弹，如云：“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尽在于巧。”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伯恭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又云：“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云“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对于东莱，抵隙蹈瑕，不遗余力，朱派的人，随声附和，所以元人修史，把东莱列入儒林传，不入道学传，一般人都称“朱子近思录”，几于无人知是吕东莱同撰的。
朱子与陆象山，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为争辩无极太极，几至肆口谩骂，朱子的胸怀，狭隘到这步田地，所以他对于政治界、学术界，俱酿许多纠纷。门人承袭其说，朱陆之争，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不能解决。
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将上述黄昀、林栗、唐仲友、张浚诸事，一一指出。其评朱吕之争，说道：“当其投契之时，则引之于《近思录》，使预闻道统之传，及其抵悟以后，则字字讥弹，身无完肤，毋亦负气相攻，有激而然欤。”别人訾议朱子不算事，《四库提要》是清朝乾隆钦定的书，清朝功令，四书文非遵朱注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庙中把朱子从庑中升上去，与十哲并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极点。乾隆是康熙之孙，纪著《四库提要》，敢于说这类话，可见是非公道，是不能磨灭的。纪文说：“刘敞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这些说法，直是揭穿黑幕，进呈乾隆御览后，颁行天下，可算是清朝钦定的程朱罪案。
宋俞文豹《吹剑外集》（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四卷）说：“韩范欧马张吕诸公，无道学之名，有道学之实，而人无闲言，今伊川晦庵二先生，言为世法，行为世师，道非不弘，学非不粹，而动辄得咎何也，盖人心不同，所见各异，虽圣人不能律天下之人，尽弃其学而学焉。……今二先生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白是非，分毫不贷，与安定角，与东坡争，与龙川象山辩，必胜而后已。浙学固非矣，贻书潘吕等，既深斥之，又语人曰：‘天下学术之弊，不过两端，永嘉事功，江西颖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而得明’。盖指龙川象山也。”程端蒙谓：“如市人争，小不胜辄至喧竞……。”俞氏这段议论，公平极了。程朱的学问，本是不错，其所以处处受人攻击者，就在他以严师自居，强众人以从己。他说：“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得明。”不知越争辩，越生反响，此道越是不明，大凡倡一种学说的人，只应将我所见的道理，诚诚恳恳的，公布出来，别人信不信由他，只要我说得有理，别人自然肯信，无须我去争辩，若是所说得不确，任是如何争辩，也是无益的，惜乎程朱当日，未取此种方式。
伊川晦庵，本是大贤，何至会闹到这样呢？要说明这个道理，就不得不采用戴东原的说法了。东原以为：“宋儒所谓理，完全是他们的意见。”因为吾人之心，至虚至灵，着不得些子物事，有了意见，就不虚不灵，恶念固坏事，善念也会坏事，犹之眼目中，不但尘沙容不得，就是金屑也容不得。伊川胸中，有了一个诚敬，诚敬就变成意见，于是放眼一看，就觉得苏东坡种种不合。晦庵胸中，有了一个程伊川，放眼一看，就觉得象山、龙川、吕东莱诸人，均种种不合。是就像目中着了金屑，天地易色一般。佛氏主张破我执法执，不但讲出世法当如是，就是讲世间法，也当如是。然后知老子所说“绝圣弃智”，真是名言。东坡问伊川，“何时打破诚敬”?虽属恶谑，却亦至理。东坡精研佛老之学，故笔谈中，俱含妙谛。程明道是打破了诚敬的，观于“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这场公案，即可知道。
伊川抱着一个诚敬，去绳苏东坡，闹得洛蜀分党。朱子以道统自命，党同伐异，激成庆元党案，都是为着太执著的流弊。庄子讥孔子昭昭揭日月而行，就是这个道理。庄子并不是叫人不为善，他只是叫人按着自然之道做去，不言善而善自在其中，例如劝人修桥补路，周济贫穷，固然是善，但是按着自然之道做去，物物各得其所，自然无坏桥可修，无滥路可补，无贫穷来周济，回想那些想当善人的，抱着金钱，朝朝出门，寻桥来修，寻路来补，寻贫穷来周济，真是未免多事。庄子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就是这个道理。程伊川、苏东坡，争着修桥补路，彼此争得打架。朱子想独博善人之名，把修桥补路的事，一手揽尽，不许他人染指，后来激成党案，严禁伪学，即是明令驱逐，不许他修桥，不许他补路。如果他们有庄子这种见解，何至会闹到这样呢？
宋朝南渡，与洛蜀分党有关，宋朝亡国，与庆元党案有关，小人不足责，程朱大贤，不能不负点咎。我看现在的爱国志士，互相攻击，很像洛蜀诸贤，君子攻击君子。各种学说，互相诋斥，很像朱子与陆子互相诋斥。当今政学界诸贤，一齐走入程朱途径去了，奈何！奈何！问程朱诸贤，缺点安在？曰：“少一个量字。”
我们评论宋儒，可分两部分：他们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成为理学，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这部分是成功了的。洛蜀分党，酿成政治上之纷争，朱陆分派，酿成学术上之纷争，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这部分是失败了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与宋儒所处时代相同，无论政治上、学术上，如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决定成功，如做由合而分的工作，一定徒滋纠纷。问做由分而合的工作，从何下手。曰：从量字下手。
西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点，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人培养身，中国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这就是根本上差异的地方。
斯密士倡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的，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遍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寻不出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学说，只有庄子上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神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孟子曰：“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自由竞争，强权竞争，正所谓孜孜为利，这就是中西文化有差异的地方。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犹之修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
西人自由竞争等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面建筑起走，基础未稳固，所以国际上，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
孔门的正心诚意，我们不必把它太看高深了，把它改为“良心裁判”四字就是了。每做一事，于动念之初，即加以省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门的精义，不过如是而已。然而照这样做去，就可达到“以天下为一家”的社会。如果讲“自由竞争”等说法，势必至“己所不欲，也可施之于人。”中国人把盗跖骂得一文不值，西洋人把类似盗跖的学说，奉为天经地义。中西文化，焉得不冲突。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是西洋人把路走错了，中国人的路，并没有走错，我们讲“三教异同”，曾绘有一根“返本线”，我们再把此线一看，就可把中西文化冲突之点看出来。凡人都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善心长则恶心消，恶心长则善心消，因此儒家主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这份良知良能，搜寻出来，在家庭中培养好，小孩朝夕相处的，是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就叫他爱亲敬兄，把此种心理培养好了，扩充出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了。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径到国字，中间缺少了个家字，即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诚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故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世界，所以说：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
所谓中西文化冲突者，乃是西洋文化自相冲突，并非中国文化与之冲突。何以故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九死一生，是自由竞争一类学说酿成的，非中国学说酿成的。这就是西洋文化，自相冲突的明证。西人一面提倡自由竞争等学说，一面又痛恨战祸，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把中国学说，发扬光大之不可。
西洋人，看见世界上满地是金银，总是千方百计，想把它拿在手中，造成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印度人认为这个世界，是污浊到极点，自己的身子，也是污浊到极点，总是千方百计，想把这个世界舍去，把这个身子舍去。唯老子则有一个见解，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又说“多藏必厚亡。”世界上的金银，他是看不起的，当然不做抢夺的事，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也是像印度人，想把身子舍去，但是他舍去身子，并不是脱离世界，乃是把我的身子，与众人融合为一。故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因此也就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了。所以他说“陆行不避兕虎，入军不避甲兵。”老子造成的世界，不是残酷无情的世界，也不是污浊可厌的世界，乃是“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众人熙熙”的世界。
以返本线言之：西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巳点或庚点止，绝不回头。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绝不回头。老子从丁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所说“归根复命”一类话，与印度学说相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莫得印度那样精，讲治世法，莫得西人那样详，但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我所谓“印度人直走到甲点止，绝不回头”，是指小乘而言，指末流而言，若释迦立教之初，固云“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原未尝舍去世界也。释迦本是教人到了甲点，再回头转来在人世上工作。无如甲点太高远了，许多人终身走不到。于是终身无回头之日，其弊就流于舍去世界了。老子守着乙点立论，要想出世的，向甲点走，要想入世的，就回头转来，循序渐进，以至庚点为止。孔子意在救世，叫人寻着丙点，即回头转来，做由丁到庚的工作，不必再寻甲乙两点，以免耽误救世工作，此三圣人立教之根本大旨也。
孔子的态度，与老子相同。印度厌弃这个世界，要想离去他。孔子则“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这个世界并不觉得可厌。老子把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孔子也把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宇宙是怎么一回事，还他怎么一回事。所谓“老者安少，少者怀之”，“天地位焉，万物宁焉”，就是这个道理。
曾子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几句话，与治国渺不相关，而独深得孔子的嘉许，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几句话，是描写我与宇宙融合的状态，有了这种襟怀，措施出来，当然人与我融合为一。子路可使有勇，冉有可使足民，公西华愿为小相，只做到人与我相安，未做到人与我想融，所以孔子不甚许可。
宋儒于孔门这种旨趣，都是识得的，他们的作品，如“绿满窗前草不除”之类，处处可以见得，王阳明“致良知”，即是此心与宇宙融合，心中之理，即是事物上之理，遇有事来，只消返问吾心，推行出来，自无不合，所以我们读孔孟老庄及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读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之书，满腔是杀机。
印度人向后走，在精神上求安慰，西洋人向前走，在物质上求安慰。印度人向后走，而越来越远，与人世脱离关系，他的国家就被人夺去了。西洋人向前走，路上遇有障碍物，即直冲过去，闹得非大战不可，印度和西洋，两种途径，流弊俱大，唯中国则不然。孟子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又曰：“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对于物质，只求是以维持生活而止，并不在物质上求安慰，因为世界上物质有限，要求过度，人与人就生冲突，故转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精神在吾身中，人与人是不相冲突的，但是印度人求精神之安慰，要到彼岸，脱离这个世界，中国人求精神上之安慰，不脱离这个世界。我国学说，折中于印度西洋之间，将来印度和西洋，非一齐走入我国这条路，世界不得太平。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中国人寻乐，在精神上，父兄师友间，西洋人寻乐，大概是在物质上，如游公园进戏场之类。中西文化，本是各走一条路，然而两者可以调和，精神与物质，是不生冲突的，何以言之呢？我们把父兄师友，约去游公园，进戏场，精神上的娱乐和物质上的娱乐就融合为一了。中西文化可以调和，等于约父兄师友游公园、进戏场一般。但是不进公园戏场，父兄师友之乐仍在，即是物质不足供我们要求，而精神上之安慰仍在。我们这样设想，足见中西文化，可以调和。其调和之方式，可括为二语：“精神为主，物质为辅。”今之采用西洋文化者，偏重物质，即是专讲游公园，进戏场，置父兄师友于不顾，所以中西文化就冲突了。
中西文化，许多地方，极端相反，然而可以调和，兹举一例为证：中国的养生家，主张静坐，静坐时，丝毫不许动，西洋的养生家，主张运动，越运动越好，二者极端相反，此可谓中西学说冲突，我们静坐一会，又起来运动，中西两说就融合了。我认为中西文化，可以融合为一，其方式就是这样。
有人说：“孔门讲仁爱，西人讲强权，我们行孔子之道，他横不依理，以兵临我，我将奈何？”我说：这是无足虑的，孔子讲仁，并不废兵，他主张“足食足兵”。又说：“我战则克”。又说“仁者必有勇”。何尝是有了仁就废兵？孔子之仁，即是老子之慈，老子三宝，慈居第一，他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假使有了仁慈，即把兵废了，西人来，把我的人民杀死，这岂不是不仁不慈之极吗？西洋人之兵，是拿来攻击人，专作掠夺他人的工具，孔老之兵，是拿来防御自己，是维持仁慈的工具，以达到你不伤害我，我不伤害你而止，这也是中西差异的地方。
孔老讲仁慈，与佛氏相类，而又不废兵，足以抵御强暴。战争本是残忍的事，孔老能把战争与仁慈融合为一，这种学说，真是精粹极了。所以中国学说，具备有融合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的能力。
西洋的学问，重在分析，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人无论何事，都是分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就返本线来看，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上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巳点（国），其余各点，也未看见。他们既未把这根线看通，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倡出“以天下为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以天下为一家，二语，出《礼运》，本是儒家之书，或以为是道家的说法，故浑言孔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但嫌其浑囵疏阔，西人研究得很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人所研究者，以中国之方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印度讲出世法，西洋讲世间法，老子学说，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两三千年，开辟了康庄大道，我们把这种学说，发挥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为一。
世界种种冲突，是由思想冲突来的，而思想之冲突，又源于学说之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言之，则释迦孔老和希腊三哲，固无所谓冲突。我想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宋明诸儒学说，西方近代学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之思想一致，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就返本线来看，孔子向后走，已经走到丙点，老子向后走，已经走到乙点，佛学传入中国，不过由乙点再加长一截，走到甲点罢了，所以佛学传入中国，经程明道一番工作，就可使之与孔老二教融合。
孔老二氏，折身向前走，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与西人之由个人而国家，而社会，也是同在一根线上，同一方向而走，所以中国学说，与西洋学说，有融合之可能。
西洋、印度、中国，是世界三大文化区域，印度文化，首先与中国接触，经宋儒的工作，已经融合了，现在与西洋文化接触，我们应该把宋儒的理学，加以整理，去其拘迂者，取其圆通者，拿来与西洋学说融会贯通，世界文化就融合为一了。
有人问道：“西洋自由竞争诸说，虽有流弊，但施行起来，也有相当效果，难道我们一概不采用吗？”我说：“我国学术界，有一种很好的精神，只要能够应用此种精神，西洋的学说，就可采用了。”兹说明如下：
鲁有男子独处，邻有嫠妇亦独处，夜雨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不纳，妇人曰：“子何不学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闻之曰：“善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这种精神，要算我国学术界特色。孔子学于老子，老子尚阴柔，有合乎“坤”。孔子赞周易，以阳刚为贵，深取乎“乾”，我们可说：“善学老子者，莫如孔子。”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孔子说：“我战则克。”孟子则说：“善战者服上刑。”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谲”，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袵矣。”孟子则大反其说，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诸如此类，与孔子之言，显相抵触，然不害为孔门嫡系。我们可说：“善学孔子者，莫如孟子。”韩非学于荀子，荀子言礼，韩非变而为刑名，我们可说：“善学荀子者，莫如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书中言虚静，言“无为”，而无一切措施，与老子全然不类，我们可说：“善学老子者，莫如韩非。”其他类此者，不胜枚举。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我国古哲，师法古人，全在牝牡骊黄之外。遗貌取神，为我国学术界最大特色。书家画家，无不如此。我们本此精神，去采用西欧文化，就有利无害了。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规矩是匠师造房屋的器具，人伦是匠师造出的房屋，古人当日相度地势，计算人口，造出一座房屋，原是适合当时需要的。他并未说：“传之千秋万世，子子孙孙，都要住在这个屋子内。”又未说：“这个房子，永远不许改造修补。”匠师临去之时，把造屋的器具，交给我们，将造屋的方法，传给我们。后来人口多了，房屋不够住，日晒雨淋，房子朽坏，既不改造，又不修补，徒是朝朝日日，把数千年以前造屋的匠师痛骂，这个道理，讲得通吗？
中国一切制度，大概是依着孔子的主义制定的，此种制度，原未尝禁人修改。孔子主张尊君，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孔子说：“入公门，鞠躬如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孔子尊君的主张，到了孟子，几乎莫得了。孔子作春秋，尊崇周天子，称之曰天王，孟子以王道说各国之君，其言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那个时候，周天子尚在，孟子视同无物，岂不显悖孔子的主张吗？他是终身愿学孔子的人，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圣于孔子。”算是崇拜到了极点的。他去孔子，未及百年，就把孔子的主张，修改得这样厉害，孔子至今两三千年，如果后人也像孟子的办法，继续修改，恐怕欧人的德谟克拉西，早已见诸中国了。孟子懂得修屋的法子，手执规矩，把孔子所建的房屋，大加修改，还要自称是孔子的信徒，今人现放着规矩，不知使用，只把孔子痛骂，未免不情。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改之，发挥之，所有“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欢迎，就中最盛者，厥唯“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唯有“唯识”一宗，带印度彩色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至失传，近始有人出而提倡之。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印度学说，传至中国，越中国化者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者，越不行，或至绝迹。”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用采用印度文化方法，使斯密士、达尔文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错在因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是先经过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的采用，中西文化，自然融合。今之采用两法者，有许多事项，律以老子之道，则为违反自然之趋势，律以孔子之道，则为返诸吾心而不安，及至行之不通，处处荆棘，乃哓哓然号于人曰：“中西文化冲突，此老子之过也，此孔子之过也。”天乎冤哉！
我国周秦之间，学说纷繁，佛学虽是印度学说，但传入中国已久，业已中国化，就我个人的意见，与他定一个等级，名曰：“圣哲等级表”，一佛氏，二庄子，三老子，四孔子，五告子，六孟子，七荀子，八韩非，九杨朱，十墨翟。
此表以老子为中心，庄子向后走，去佛氏为近，是为出世法，孔子以下，向前走，俱是世间法，告子谓性无善无不善，其湍水之喻，实较孟荀之说为优，古来言“性”之人虽多，唯有告子之说，任从何方面说，俱是对的，故列孟荀之上。凡事当以人己两利为原则，退一步言之，亦当利己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于己，杨朱利己而损于人，故列第九。墨翟利人而有损于己，故列第十。此表以十级为止。近来的人，喜欢讲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的学说，如把这三人列入，则斯达二氏的学说，其弊流于损人，斯氏当列第十一，达氏当列第十二。尼采倡超人主义，说：“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说：“爱他主义，为奴隶道德。”专作损人利己的工作，其学说为最下，当列第十三。共成十三级。尼采之下，不能再有了。中国之盗跖，和西洋之希特勒、墨索里尼，就其学说言之，应与尼采同列一栏。
我们从第十三级起，向上看，越上越精深，研究起来，越有趣味。从第一级起，向下看，越下越粗浅，实行起来越适用。王弼把老孔融合为一，晋人清谈，则趋入老庄，尤偏重庄子，这是由于老子的谈理，比孔子更精深，庄子谈理，比老子更精深的缘故。程明道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开出“理学”一派，而宋明诸儒，多流入佛氏。这是由佛氏谈理，比孔老更精深的缘故。从实施方面言之，印度行佛教而亡国，中国行孔老之教而衰弱，西人行斯密士达尔文诸人之说而盛强，这即是越粗浅越适用的明证，我们研究学理，当力求其深，深则洞见本源，任他事变纷乘，我都可以对付，不致错误。至于实践方面，当力求其浅，浅则愚夫愚妇能知能行，才行得起来。
西人崇奉斯密士之说而国富，崇奉达尔文之说而国强，而世界大战之机，即伏于其中。德皇威廉第二，崇奉尼采之说，故大战之前德国最为昌盛，然败不旋踵。现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正循威廉覆辙走去，终必收同一之结果，故知斯密士等三人之学说，收效极大，其弊害亦极大。
墨子学说，虽不完备，但确是救时良药，其学说可以责己，而不可以责人，只有少数圣贤才做得到，当今之世，滔滔者皆是损人利己之流，果有少数圣贤，反其道而行之，抱定损己利人之决心，立可出斯民于水火。墨子之说偏激，唯其偏才能医好大病，现在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之言盈天下，墨子之学说，恰是对症良药。
墨子之损己，是出乎自愿，若要强迫他受损，这是不行的，墨子善守，虽以公输之善攻，且无如之何！如果实行墨子之道，决不会蹈印度亡国覆辙，我国学说理论之不完备，莫如墨子，然而施行起来，也可救印度学说和西洋学说两方之偏。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西洋和印度人，一齐走入中国这条路不可。
杨朱的学说，也是对症之药，现在的弊病，是少数人争权夺利，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权利，听凭别人夺去，以致天下大乱。杨朱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守着自己的权利，一丝一毫，不许人侵犯，我也不侵犯人一丝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然太平。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君主是从每人身上，掠取些许权利，积而成为最大的权利，才有所谓君王，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即无所谓君王。犹之人人守着包裹东西，自然就莫得强盗。实行杨朱学说，则那些假借爱国名义，结党营私的人，当然无从立起。各人立在地上，如生铁铸成的一般，无侵夺者，亦无被侵夺者，天下焉得不太平？不过由杨朱之说，失去人我之关联，律以天然之理，尚有未合。
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个话很值得研究。因为孟子那个时代，人民所受痛苦，与现在一样，所以杨墨的学说，才应运而生。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杨墨的学说，自学理上言之，本是一偏，无如害了那重病，这类办法，确是良药，所以一般学者，都起来研究，而杨墨之言就盈天下了。
孔子的学说，最为圆满，但对于当时，不甚切要。所以身死数十年后，他在学术上的地盘，会被杨墨夺去，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子三千弟子的门徒，全行变为杨墨之徒，大约孟子的师伯师叔，和一切长辈，都是杨墨之徒了，因此孟子才出来，高呼：“打倒杨墨，恢复孔教。”
孟子的学说，本来较杨墨更为圆满，但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免稍微的带了唱高调的性质，应该先服点杨墨之药，才是对症。现在须有人抱定墨子牺牲自己的精神，出来提倡杨墨的学说，叫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天下才得太平，并且还要先吃点韩非之药，才能吃孔孟之药，何以故呢？诸葛武侯曰：“法行则知恩。”现在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奸商贵族，非痛痛的用韩非的法子，惩治一下，难免不养痈遗患，故我们应当从第十级逆行上去，第十一级以下，暂不必说。
我国学说，当以老子为总代表，他的学说，与佛氏相通，这是无待说的，而其学说，又与西洋学说相通，兹举严批老子为证：严又陵于老子第三章说道：“试读布鲁达奇英雄传中，来刻谷土一首，考其所以治斯巴达者，则知其作用，与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以云：黄老为民主治道也。”于第十章批曰：“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于三十七章批曰：“文明之进，民物熙熙，而文物声名皆大盛，此欲作之且宜防也，老子之意，以为亦镇之以朴而已”。此旨与卢梭正同。又曰：“老子言作用，则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然孟德斯鸠《法意》篇中言：“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用礼，至于专制乃用刑。”中国未尝有民主之制也，虽老子不能为未见其物之思想。于是道德之治，于君主中求之不得，乃游心于黄老以上，意以为太古有之，盖太古君不甚尊，民不甚贱，事本与民主为近也，此所以下篇有小国寡民之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中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矣，呜呼，老子者，民生之治之所用也。于第四十六章批曰：“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证吾言之不妄也。”据严氏这种批评，可见老子学说，又可贯通西洋最优秀的民主思想。
现在西洋经济上所实行的，以斯密士学说为原则，政治上所采用的，以卢梭学说为原则。斯密士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卢梭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我国的老子，正是主张自由的人，我们提出老子来，就可贯通斯卢二氏之学说，斯密士的自由竞争，一变而为达尔文的强权竞争，再变而为尼采的超人主义，与中国所谓“道德流为刑名”是一样的。西洋有了自由主义，跟着就有法西斯主义，与中国有了黄老之放任，跟着就有申韩之专制，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黄老之道德，与申韩之刑名，原是一贯，即可把各种学说之贯通性和蜕变之痕迹看出来。
我不是说中国有了老子，就可不去研究西洋的学问，我只是提出老子，见得各种学说，可以互相贯通，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可把西洋的学问，尽量的研究。
西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各科。中国古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则定各种制度。同是窥见自然之理，一则用之物理上，一则用之人事上，双方文化，实有沟通之必要。
中国古人，定的制度，许多地方，极无条理，却极有道理，如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爱物，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隐然磁电感应之理，不言权利义务，而权利义务，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生趣盎然。西人则与人之间，划出许多界线，所以西洋的伦理，应当灌注以磁电，才可把冷酷的态度改变。中国则未免太浑囵了，应当参酌西洋组织，果能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学问，犹如开矿一般，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各开一个洞子，向前开采。印度人的洞子和中国人洞子，首先打通。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分途研究，或从人事上研究，或从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干派，各派都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西印三方学说，应该融会贯通，人事上的学说，与物理上的学说，也应该融会贯通，我辈生当此时，即当顺应潮流，做这种融合工作，融合过后，再分头研究。像这样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了若干次，才能把那个浑然的东西，研究得毫发无遗憾，依旧还他一个浑然的。
宇宙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是不会冲突的，如有互相冲突之说，必有一说不彻底，或二说俱不彻底。冲突愈甚，研究愈深，自然就把本源寻出，而二者就融合为一。故冲突者，融合之预兆也。譬如数个泥丸放至盘中，不相接触，则永久不生冲突，永久是个个独立，取之挤之捏之，即可合为一个大泥丸。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术，从前是个个独立，不相接触。自佛法西来，与中国固有学术，发生冲突，此所谓挤之捏之也，而程明道之学说，遂应运而生。欧化东渐，与中国固有学术，又发生冲突，此亦所谓挤之捏之也。就天然趋势观之，又必有一种新学说，应运而生，将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为一。
然则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当出以何种方式呢？我们看从前融合印度学术的方式，就可决定应走的途径了。佛教是出世法，儒教是入世法，二者是相反的。程明道出来，以释氏之法治心，孔氏之法治世，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是走的老子途径。苏子由著一部《老子解》，融合儒释道三教，也是走的老子途径，王阳明在龙场驿，大彻大悟，独推象山，象山推崇明道，也是走入老子途径。思想自由如李卓吾，独有契于苏子由，仍是走入老子途径。又明朝陈白沙，学于吴康齐，未知入处，乃揖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而白沙之学，论者谓其近于老庄，可见凡是扫除陈言，冥心探索的人，得出的结果，无不走入老子途径。因老子之学，深得宇宙真理故也。据严批老子所说，老子之学，又可贯通西洋学说，我们循着老子途径做去，必可将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为一。
老子之学，内圣外王，其修之于内也，则曰：“致虚静，万物并用，吾以观其复。”其推之于外也，则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与老子之旨正同，此中国学说之特色也。佛学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术，发生冲突，程明道就用孔门的正心诚意，与佛学的明心见性，打通为一。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又生冲突，我们当用孔门的修齐治平，打通为一。西人把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看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而三种主义，遂互相冲突。孔门则身也，家也，国也，天下也，一以贯之，于三者之中，添一个家字，老子更添一乡字，毫不冲突，此中国主义之所以为大同主义也。中印学术，早已融合，现在只做融合中西学术之工作就是了。此种工作，一经完成，则世界学说，汇归于一，学术一致，行为即一致，人世之纷争可免，大同之政治可期。这种责任，应由中国人出来担任，西洋人和印度人，是不能担负的，何也？西印两方人士，对于中国学术，素乏深切之研究，而中国人对于本国学术研究了数千年，对于印度学术，研究了两千年，甲午庚子之役后，中国人尽量的研究西洋学术，已四十五年，所以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的工作，应该中国人出来担负，是在我国学者，顺应此种之趋势，努力为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