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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钱币是一种外圆内方的形状，常有人用此来比喻做人的道理，即把圆和方的智慧结合起来，该方的时候要方，该圆的时候要圆。所谓方圆，方是教人做事要坚守自己的正确原则，而圆则是教人在处事方式上要灵活变通，不拘于死礼。方与圆，其实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
方，方方正正，不为他人所左右；圆，圆融大度，灵活变通，不轻易得罪人。在生活博弈之中，要做到外圆内方、方圆相济才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如果做人只圆不方，那就失去了根本和自我价值，成为八面玲珑的圆滑小人；如果只方不圆，那就会有太多棱角，不但容易扎伤别人，也会扎伤自己，生活遇到太多的阻力，不易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古人常说，君子可欺之以方。君子被欺，就是因为太过方正，不会耍阴谋诡计。而耍阴谋、斗诡计则都是小人的伎俩。战国时期的能人吴起，就曾遭到小人的算计。
周安王十五年（前387）记载：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久之，魏相公叔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起为人刚劲自喜，子先言于君曰：‘吴 起，贤人也，而君之国小，臣恐起之无留心也，君盍试延以女？起无留心，则必辞矣。’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辱子，起见公主之贱子也，必辞，则子之计中矣。”公叔从之，吴起果辞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惧诛，遂奔楚。楚悼王素闻其贤，至则任之为相。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游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
吴起，有经天纬地之才，起初在鲁国为将，率鲁兵大破齐军，取得大功。但因小人向鲁君进谗言，吴起只好奔走魏国。在魏国，吴起得到魏文侯重用。他率军抵抗秦兵，曾攻取秦国五座城池，使秦兵不敢东下犯魏。吴起在魏国施展才华，创造了无数辉煌。当魏国启用田文为相，而没有用吴起时，吴起十分不高兴，于是有了与田文论功的一幕。吴起问田文：“统率三军，让士兵们乐于牺牲，让敌国不敢算计我们，你能比得过我吗？”田文摇头。吴起又问：“管理百官，亲和百姓，让国库充实，你能比得过我吗？”田文又摇头。吴起再问：“守住西河之地，让秦兵不敢向东进犯，让韩国和赵国宾服，你能比得过我吗？”田文还是说不如。吴起继续发问：“既然这三者你都不如我，为什么你的权位要在我之上呢？”这时，田文慢悠悠地说：“如今新君刚刚即位，主少国疑，大臣们没有亲附，百姓还不信任国家。这个时候，你认为谁更适合为相呢？”吴起蓦然良久，承认田文比自己更适合。
虽然田文治军、治民的才干都不及吴起，但他的名望却高过吴起。吴起属于走到哪里都能发光的人才，但因为才华横溢、咄咄逼人，也必得罪一大批人，包括小人。所以，在主少国疑的阶段，魏国当然更需要田文这样有名望、有人脉的人为相。吴起明白了这一点后，光明磊落地退出了竞争。虽然吴起未必事事都如君子，但此竞争相位一事，足称得上君子之争，这也说明吴起是个方人、直人，而不是圆滑的小人。
所以，当吴起碰上公叔这样的小人后，就只能甘拜下风，落荒而逃了。公叔想害吴起，却没有自信与吴起正面交锋，于是就玩起了阴谋。公叔的夫人是魏国公主之一，他的仆人给公叔出主意说：“吴起为人刚劲高傲，自命不凡。您只需到国君面前说：‘吴起有大才，但我们国小，恐怕他没有留下为魏国效力的忠心。主上不如用嫁公主给他的办法试探一下，假如吴起不安心留在魏国，必定会推辞这门婚事。’然后您再把吴起请到家里来，让夫人也就是公主虐待您、侮辱您，吴起看到公主如此骄横，会想到所有公主都可能是这样的，必定不愿纳公主为妻。如此，您的计策就成功了。”公叔采纳此计，吴起不知是圈套，果然坚决推辞娶公主一事。于是吴起遭到魏武侯猜忌，又 不得不奔走楚国。
吴起辞公主，反馈给魏侯的信息：一是吴起不愿安心留在魏国，二是吴起看不起魏国的公主，如此，怎能不遭到魏侯的怀疑和猜忌？小人善于抓住对手的薄弱环节，欺之以方。而吴起落入对手彀中还浑然不知，他不善于耍诡计，根本没有回击公叔的机会和对策，只有出逃而已。
与吴起有相同命运的还有商鞅。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却得罪了秦国许多贵族，包括太子在内。
周显王十年（前359）记载：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记载：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烧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 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
商鞅为秦国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遭到后来君主的反攻倒算，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和下一代领导人搞好关系。在变法过程中，太子犯法，商鞅不依不饶，虽然没直接加刑罚于太子之身，但却将太子的师父割了鼻、刺了字，从此结怨于太子。商鞅此举，也许为了树立威信，以强调变法的严肃性，但却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在商鞅为秦相的十年中，太子太傅公子虔有七八年没有出门，怎能不积怨于内心？而太子一旦登位，即使承认商鞅变法的进步性，继续推行改革路线，也不会重用商鞅，而是痛痛快快地将其杀掉。所以，商鞅最终遭车裂之刑，他的悲剧归根结底还是源于他张扬的个性，只能方不能圆，结果堵死了自己的后路。
商鞅曾十分自得地问朋友赵良自己为相治秦，与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谁更贤良。赵良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百里奚属于恃德者，商鞅属于恃力者，他劝商鞅学会夹紧尾巴做好人，处理好与未来君主和其他臣子的关系，但商鞅没有听进朋友的劝告。
他为相十年，完全有时间去修复与太子及其门客的关系，为自己继续从政铺平道路。但他心高气傲，没有去做，也不愿去做，所以最终只能被政敌清算。
做人内里方正，而外表圆通，才能获得长久发展。在君主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专权社会，更需小心谨慎，先保住性命，才能图谋政治报复。否则过早地遭遇屠刀，做了政治牺牲品，再有才华，也是空腹才华。了解方圆之道，我们还可以从汉武帝时期的两位大臣——汲黯和公孙弘身上得到启示。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六年（前135）记载：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世宗孝武皇帝元光五年（前129）记载：齐人辕固，年九十余，亦以贤良征。公孙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儒多疾毁固者，固遂以老罢归。是时，巴、蜀四郡凿山通西南夷道，千余里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费以巨万计而无功。上患之，诏使公孙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大说之，一岁中迁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与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弘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廷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上面这两段文字，第一段讲述的是汲黯，第二段讲述的是公孙弘。汲黯是一位非常有才干的大臣，做事能抓大放小，做到有效管理。东越百姓发生武斗，武帝派汲黯去处理，结果汲黯没到就回来了，说：“东越之民打架是他们的风俗，打完就不打了，我作为钦差前去，太高抬他们了。”
及至河内民宅失火，武帝又派汲黯察看，汲黯还是老作风，说几家人失火不足为忧。如果仅至于此，汲黯有些玩忽职守，但后面汲黯接着报告说：“我在返回河南途中，看到万余家百姓遭遇水旱之灾，竟父子相食。为了便宜行事，我就假传圣令，让河南官府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了。”汲黯这种抓大放小的行事作风，更能提高政务效率，所以受到了武帝的嘉奖。
但汲黯为人倨傲少礼，不能容忍别人之过，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失。即使见了汉武帝，他也毫不留情面。一次，汉武帝召集群臣、儒者聚会，大发政治宏愿。汲黯却冷不丁来了句：“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意思是说皇帝内心有许多欲望，而外表施仁义之政，根本无法与唐尧、虞舜相提并论。一句话直指武帝内心，武帝悚然一惊，然后恼羞成怒，离席而去。汉武帝本想拉拢群臣，标榜一下自己的清明政治，结果被汲黯给搅了。虽然汲黯说的是实话，但没有哪个皇帝喜欢这样被当面揭老底。于是众臣都指责汲黯，汲黯凛然有词曰：“天子设公卿为辅弼之臣，难道只是阿谀奉承、陷主于不义吗？在其位要谋其政，怎能因爱惜自身就不敢直言进谏呢？”
由此可见，汲黯是一位直臣，一位方方正正的直臣。汲黯都不给皇帝面子，其他权臣，就更不放在眼里了。田蚡是汉武帝的舅舅，后来出任丞相，官员们见了他都要拜谒，但汲黯却不买账，见 了田蚡不过是作个揖而已。卫青大将军位高权重，汲黯也不理他，反而是卫青常向汲黯请教国事疑难，非常尊重他。
汲黯如此有棱有角，自然免不了被其他政敌穿小鞋。虽然汉武帝也承认他有才干堪称社稷之臣，但他的官位最高仅至九卿而已，并没有升到更高的位置。
相比汲黯，公孙弘就圆通得多了。公孙弘70岁时才得到武帝重用，属大器晚成者之最。与汲黯不同的是，公孙弘每次朝会，不是直接告诉武帝该怎么做，而是给出一、二、三几个选项，说明其中利弊，让皇帝自己选择最优策略，这充分给了皇帝展现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空间，自然会更得圣心。而每次朝会讨论问题，公孙弘都是让其他朝臣先说，比如汲黯总会及时发表意见。这个时候，公孙弘便察言观色，注意皇帝的表情，揣度皇帝的意向再发表看法，常能一言即中。
汲黯发现公孙弘在下面和大臣们讨论时是一套说法，而向皇帝报告时又是一套说法，于是非常气愤地当面指责他两面三刀。面对批评和攻击，公孙弘也是全部笑纳，绝对不恼不怒，也不反击政敌，而是说：“知我者谓我忠，不知我者谓我不忠。”完全交给皇帝裁夺。在皇帝面前，他表现出超强的大度与大气，不搞党争，自然得到皇帝的赞许。
公孙弘为官，先求己之不败，再求施展才能，终在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汉武帝一朝的诸多宰相不是被贬就是被杀，而公孙弘为相后，却能老死于任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
汲黯的正直固然值得钦佩，但不懂得变通，灵活处世，终是在官场博弈中败了不止一筹。身居高位才能更尽其才，假如他为官为人能圆通一些，搞好与武帝和其他臣僚的关系，也许就不至于最终落个客死京外的结局。
在现今这个社会，不管是身处官场还是职场，人都免不了和领导、同事打交道，也免不了利益冲突，也可能会遭遇他人攻击或攻击他人，必须掌握好处世之道，炼就金刚之身，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方圆处世，并不是要你放弃原则，圆滑世故，做个无所作为的老好先生，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变通处事方式，让他人更能接受你的建议和你的行为。不得罪人或少得罪人，前进的道路才能更加畅通。方圆之道，是博弈的最高境界，也是必学的人生智慧。